社會篇（二六） 政治視野（五）馬克思主義中國化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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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化，不只是翻譯、理解，還是在中國的思想體系中找到它的位置，使它成為中國的精神。佛教的中國化讓佛教“説了漢語”，與儒道並存，成為了中華文化（精神）的組成部分。如學者的總結：儒家讓我們拿得起，道家讓我們放得下，佛家讓我們看得開。佛家教人如何面對虛無，道家教人如何面對自然，儒家教人如何面對社會。科學為自然之地灑下了陽光，但人類社會所在的雲中之城仍有黑暗和迷霧，中國哲學的主體則始終是城中的燈火。

某種思想中國化的前提是，“視野”的擴充導致中華文化在內部出現了空位，而這種思想恰好可以填補（關於佛教中國化的意義，有諸多著作和説法，但‘互補’是確定的）。佛教文化融入中華用了一千多年時間，其間經歷了依附、滲透、變形、衝突、交流、辯論等由淺入深的各個階段，至唐宋終於完成融合，佛教文化不再是中華文化的一個“掛件”或“副本”。融合是變通和取捨的過程，可以聯想“拼圖”，但絕非只是切削以適應，其中的鬥爭與啓發是全方位的。

數百年西學東漸，隨着視野的展開，今天的中華文化又到了“進化”的時機：面對現代性。“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包含了當時天朝上國的可悲的尊嚴，但洋務運動的失敗，並不是這一原則的失敗，而是未能做到的失敗！中學為體，此體應當包含全面的科學精神；西學為用，其用應當是“拿來主義”的取捨。全面審視中華文化的主體和空位，找到所需的營養，拿來並吸收融合，才是“進化”的正路。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屬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民本之錨

佛教的中國化，體現着中華文化的包容心態。包容源於自信，時刻擔心人民覺醒的文化不可能是先進文化。包容還是胸懷，承認外來的文化也是文化，可以用來滋養和豐富自己。自信是“以我為主”，也就是魯迅先生所説的“拿來主義”。胸懷是海納百川，也就是對他者的尊重：不因差異而視為異端或野蠻。中華文化的這種包容心態，源於中國人歷來的天下觀：居天下之中方為中國！

佛教中國化的形式，體現着中華文化的牢固根基。民本思想一脈相承數千年，這是中華文化最可靠的錨地。無論外來文化如何博大精深，無論它怎樣自洽雄辯，在民本之錨面前必然相形見小、見虛！無論中華文化怎樣吸取和包容，都還是錨定民本主義的中華文化，外來文化只能是它的補充和滋養，不能替代或改變它的精神。

佛教中國化之後的發育，説明中國具有使佛教發展的政治和社會土壤。佛教起源於印度，卻由中國發揚光大，在印度本土反而式微。中國一直以來都是大一統的大國政治，需要面對國家內部巨大的差異性，民本主義、求同存異是當然之選。這與大乘佛教教義有高度的契合性。假如佛教未曾中國化，那麼大乘佛教並不能發揚。佛教因中國化而成為當今的佛教：本將湮滅的應然因中國化而實然。

關於民本與人本，哲學上可能有差異。很顯然，民本是統治者視角下的，思想者位於統治階層，其目的顯然包括了統治的穩固。愛民如子、牧、守等用詞都顯示了階層的劃分。如果談論“公平”，那麼民本思想是不公平的，因為思想者天然佔有階級及其統治；但如果談論“正義”，那麼民本思想是正義的，思想者所求是共存與改善。學術討論不能假設前提，在生產力不發達的農業社會，人類必須組織起來（抱團取暖），必然形成階層！其中必然有尊卑，有侵奪和各種勾心鬥角，但不能因此否定其中民本思想的正義性。

民本也是人本（只要它基於‘人是平等主體’），是社會形態制約下的人本。社會形態不是“思想”出來的（如果有一個現代人穿越回去，當了族羣領袖，那麼他關於‘公平’的改革，最大的可能是葬送本族羣：更深的深淵），而是生產力水平決定的。所以，除非是必須強調階級的場合，二者可視為同義。

為什麼是馬克思主義

現代科學打開了知識大廈五層之下的視野；地球村時代的全球化開拓了地理、歷史的視野；工業化深刻變革了社會組織，現代性造成了人居人文的變革…。視野的擴充，使得以儒家為核心的中華文化體系出現了空位。拓展了的世界，要求儒家內修的根基，即“格物”的眼界打開。首先是如何認知科學打開的世界，中華文化在近代以前不成體系。其次是天下觀的改變，要求中國在地理和歷史兩個維度上，重新定位自我和他者。其三是工業化的衝擊，要求人們重新審視歷史和文化，適應並走入現代性。

近代史上中西方科技水平的巨大差距，曾經一度讓國人以為非“全盤西化”不能救中國。但隨着工業化的基本完成，中國人開始重新審視。仰視和平視是不同的視角，中西方文化的互補性在“平視”的視角下得以顯現。中華文化中的民本主義、知行合一、心性論、義利觀等，遠較西學為厚；儒家外修（修齊治平）以及中庸之道所構建的價值體系（民本主義），遠較西學為正、為堅；諸子百家（法、兵、陰陽、縱橫等）展開的政治（經濟）學術，遠較西學為實。

​從社會階層變遷的維度看，歷史的進化路徑是貴族/領主->世家豪門->士紳->平等國民。中國的歷史已經邁過了上述台階，但西方社會並未完整經歷。西方社會仍有明顯的貴族、世家特徵遺留。無論他們如何宣稱平等，不能掩蓋實存的階級。

全盤西化既不可行，也非正道。既然相遇，那麼多樣的文化都是源流，尊重他者自是應當，但妄自菲薄也非相遇的態度。這不是“為不同而不同”的偏執，而是全面審視後的自信！社會學領域，中華自是正統！原因不在智力或關注，而在歷史和人文伸展開來的豐厚，厚重的歷史是社會學生長的土壤。宗教也是影響因素，教會的巨大政治能量，使得西方社會學始終受到外力的拉扯。

可以填補中華文化空位的，是馬克思（和黑格爾）的思想。其餘都是“外道”，已被老子、孔子等先哲們劃到了中華文化的界外。

西方哲學史，是一部以宗教為錨的思想史：經院哲學之前，是為宗教所做的準備；文藝復興之後，是反對宗教禁錮的鬥爭。笛卡爾確立主體性的意義在於反抗宗教，但主體性從來都是中國哲學的默認。康德哲學，**“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不語怪力亂神”**可以涵蓋。黑格爾之後的西方各學派，落子多在哲學之外。存在主義則是對“人本思想”的確認，而“人本”只是中國哲學的背景。黑格爾的可貴之處在於開展了社會（歷史）的探討，這正是中國哲學的主題。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完成了西方哲學的實踐論轉向。（這在整個西方哲學史上都是孤獨的。西方哲學轉向實踐之艱難，不在學術或能力，而在‘啓蒙’以來的自大：不願承認社會領域的現實高於任何理性，以為政治是可以演算的。這也是黑格爾‘人們從未在歷史中取得任何教訓’之所指）。

辯證唯物主義的真正內涵有二：其一，唯物的地基作為科學思想的承載，可以打開科學時代格物的視野，讓科學思想就位；其二，辯證法用於社會領域研究，引導視線關注其中的本質能動（此前，中國的政治哲學有封閉和靜態的痼疾，忽視能動的一面）。二者共同容納了現代性，而工業化正是中華在這一時代的首要任務。這種契合性，使得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化”的不二之選。

中國哲學從來不曾為科學思想設置障礙，相反，格物致知、理一分殊、知行合一等，所指恰是科學的實證主義！這一點，可以從科學思想在新中國的普及程度得出：如果中國文化是反科學的，如何可以造就一個科學思想的信仰之地！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為何不能把中國塑造成為任何宗教的信仰之地？為何西方發達國家的各種偽科學甚至邪教組織此起彼伏？而中國的神話故事傳揚的總是戰鬥的人而非擬人的天地之威！中國哲學的關注始終是社會，陰陽五行（相長相生相剋）也正是辯證法的實用。馬克思主義幾乎可以拿來無縫銜接（否則就不會有那種莫名的熟悉感）！

共產主義之所以成為理想，在於中華文化內置了它的合理性。未曾考證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否讀過《禮記》，共產主義與大同社會的近乎同質，或許是一種巧合。但社會主義思想在中華文化中早有源流，卻是不爭的事實！這就更加使得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成為必然。

如果有“天命”，那麼馬克思的天命就是為中華文明的復興做好理論的準備（否則無法解釋革命導師的‘孤獨’）。

怎樣的馬克思主義

中國共產黨建黨已超百年，在行動指南（每個時代的指導思想）這一維度上，黨史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正如黨的章程明確：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中國共產黨百年歷史上的三個歷史決議，都是我黨在重大歷史關頭作出的重大戰略選擇。決議意味着轉折、深化和開啓新時代，都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里程碑。

革命導師是人而不是神，馬克思主義誕生的時代，第二次工業革命尚未充分展開。馬克思、恩格斯當年並沒有遇到過大規模的資本問題，也不可能預見資本的聯合以及全球化實況，更不可能預見社會主義實踐會從資本主義最不發達的中國開啓…。中國共產黨的奮鬥史，在指導思想這一維度上，就是不斷擺脱教條束縛的歷史：每當外來的理論（經驗）與中國的現實發生衝突的時候，是“實事求是”讓我黨化解了危機並開闢了道路。因此，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就是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從來都不是馬克思主義駕臨中國。

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中國革命從她的起步階段就走在了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不同的道路上。形式（道路）的巨大差異，並不代表中國的革命理論偏離了馬克思主義，恰恰相反，是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沒有馬列主義的階級理論、矛盾理論、組織理論以及武裝鬥爭理論，就不可能有中國革命的道路；沒有實踐對理論教條的克服，同樣不可能有中國革命的勝利。這就是説，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從一開始，就是“六經注我”的：領悟精神，收發由心！先鋒隊，首先是中國的，然後才是信仰共產主義的。

如果用一個詞來統領馬克思主義的精神，那就是“解放”：解放生產力，從而實現人的解放（這當然也是六經注我）！共產黨宣言 “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可為註解。中華文化至宋明到達高點，程朱、陸王是它的頂峯，頂峯意味着完備、自足，也預示着封閉、僵化。近代以來，中國走向現代、走進地球村，時代和場景所賦予的任務就是解放：科學上的打開視野，政治上的改出僵化，文化上的走進現代。時代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馬克思主義。

一種追求“解放”的思想體系，自身不可以成為教條。成為教條，在邏輯上是自我的背反，在實踐上是事業的失敗。所以，中國的解放（革命和建設）事業中實踐着的馬克思主義才是真的馬克思主義！或者説，馬克思主義就是中國實踐着的革命和建設事業。

兩個元敍事

李世默先生用兩個“元敍事”構造了政治學理論的二律背反。其一：所有的人類社會都遵循一個線性的發展規律，即從原始社會開始，經由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終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我們必須投身於正義與邪惡的鬥爭，即正義的社會主義與邪惡的資本主義之間的鬥爭，正義終將勝利！

其二：所有的人類社會，不論其文化有何異同，…都將從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一旦有了選舉權，必然會選出好政府…。選舉民主制將成為所有國家和民族唯一的政治制度，再加上一個自由放任的市場讓他們發財。…我們必須投身於正義的民主與邪惡的不民主之間的鬥爭，正義終將勝利！

兩種元敍事的背反，並不是要求判定對錯，而是要求識別其中的非理性。非理性不在敍事本身，而在於人類的狂妄：以為可以擁有關於人類發展的全部真理，以為歷史可以終結！無論哪種敍事，都違背了最基本的哲學常識：未來不可知。二律背反，唯一的結論是：政治（元敍事）在人類的理性之外。不能證明或證偽任何一種元敍事，因而不能以之為形而上來定義世間的正義與邪惡。

任何國家（政府）都可以有自己的元敍事，思想者也可以論證自建元敍事的雄辯。但元敍事只能用作引領的旗幟，不能用作定義黑白善惡的天條！每一條道路都可能通向羅馬，人們儘可以按自己選擇的方向前行，但前行不包括阻斷他人的道路。當然可以鼓勵或指責他者的行程和方向，但那已是“交往”！阻斷道路，不是元敍事之惡，而是所行之惡。鬥爭已上升為政治，而政治不遵循任何敍事：人世間沒有形而上的政治天條。

元敍事只能作為旗幟，不能代替人在這面旗幟引領下的行動。任何拔高馬克思主義的想法和行動都是在推卸責任：政府的為人民服務的責任，個人的愛國敬業的責任。馬克思主義從來不是救世主！生產力的解放是全體人民腳踏實地幹出來的。

中國共產黨人信仰共產主義，堅信自己走在正確的道路上，堅信自己事業的正義性。但“正義的勝利”不是打倒資本主義者或任何其他道路上的前行者，而是走通自己的路，通達心中的彼岸。馬克思主義不是宗教，不設關於正義與邪惡的裁判所。

新中國的國家正義不來自意識形態，而來自為人民服務。帝國主義非正義的根據是其帝國主義行徑，而非其意識形態。剝削的非正義，來自階級固化已經成為社會公平和進步的阻礙，並非意識形態（舊中國的地租率60%上下，底層人民生存的大地已經板結龜裂）。中國人只是想通過努力過上好日子，阻斷道路者就是敵人，不因他們説什麼或打着什麼旗幟，而因他們的行為。

馬克思主義的立場

共產黨宣言“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如果要談馬克思主義的立場，那麼這個立場是“全人類”。這樣的立場就是無立場，或者説馬克思主義的立場是時代性（代表了先進生產力的階級）的，而不是民族（國家）性的。“不設錨地”使得它可以作為全人類的宏大敍事，也使得它不能成為完備的和現實的文化。

無產階級不設民族國家立場，不等於中國革命的實踐不設立場！如果有人非要以全人類作為立場，那麼迎接他的只有失敗。任何的學説、理論，都是人運用他的理性的結果，也是人在實踐！而政治（以及戰爭）在理性之外。政治是國家組織（利維坦）的相處以及內部治理，高於人的理性！在國家消亡或者外星人入侵之前，“全人類”不能作為政治的立場。中國人當然樂見全人類的和平、安寧、富足，但不能以犧牲國家利益為代價；努力讓本國人民過上好日子，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一體。

社會學領域的研究不能稱為“社會科學”，道理前已説明。但馬克思主義是個例外，革命導師的確是把歷史（政治經濟視角）當作了“科學”。若按知識大廈的佈局來劃分，馬克思的研究工作是在大廈的第六層展開的：當資本被論述為主體的那一刻，革命導師站在了六樓上！這個站位是從黑格爾那裏繼承的。歷史像一條河流滾滾向前，其平緩、激盪、旋渦、轉折…似有可以把握的規律性存在！所以他們二人都非常重視辯證法：透過現象看到本質。這個本質不是形而上的，而是經濟、政治、文化等現象的動力學。

與任何的政治學、經濟學不同，革命導師不為任何人代言，他只為生產力（這一社會的本質推動力）代言。馬克思不是政治家，但他是政治家之師（所以稱為導師），他的貢獻分為兩個部分：其一，對資本本質的認識；其二，方法論和路徑示範；後者重於前者。偉大的政治家都要實事求是，他們才是真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求索的是“經世濟民”的學問，而不是任何教條。

大廈六層的研究工作，需要近乎“神”的視野：歷史長河的全流域，以及作為河流外部性的全部天氣系統。這是做不到的：一方面，人不可能經歷所有國家的歷史，必定有目力不及處；另一方面，未來不可知，推演意味着預言，預言是可能的悖論。所以，真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不被教條束縛。

馬克思用他的著作為後人做了“社會科學”的示範，就像孔子用論語為後人做了“仁”的示範，蘇格拉底用一生做了“求知”的示範。他們都是這樣的哲人：他們的哲學簡直可以説是他們的傳記。

他們都在追尋真理，但這真理不是一個個孤立的命題或文章，而主要是他們“追尋”的軌跡，是其中藴含的精神。他們的成果，也要放到他們研究的路徑和場景中理解，而不是拿來套用。所以，單獨拿出論語中的一句話來求證，並無意義：只要有人想要，那麼論語可以用作詭辯。單獨拿出蘇格拉底的一句詰問，並無意義：只要有人想要，那麼蘇格拉底的言論可以抹殺世間任何的“美”與“善”！截取革命導師的一段話來膜拜，得到的只能是教條：只要有人想要，那麼他總能得到合用的判定或立場。而所有的膜拜或詭辯，目的都不是追尋真理，教條主義者已遠離真理。

馬克思主義與中華文化的關係

只要國家還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中華文化就是有立場的，這個立場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的立場。政治層面，中華文化是民本主義的，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道德層面，是人本主義的，成為自己，自律自由；法律層面，是以人為本的，人格平等，人是目的。由此生髮的人居人文、至善至美、明道明德，就是中華文化。

馬克思主義不能取代中華文化，它不設立場，不具有文化的完備性和現實性。也正因不設立場，它可以主要地作為世界觀和方法論融入中華文化。也因此，包容了馬克思主義的中華文化，仍是以人本思想為底色的中華文化，只會更加舒展。中華文化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過程中：失去的只是鎖鏈，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之所以急需馬克思主義，不是因為馬克思主義是救世主或靈丹妙藥，而是因為它打開了視野，革命者從此認清了局勢：誰是敵人，誰是同志！革命的主體仍是中華文化養育的中國人民，革命的目的是中國人的解放，革命的完成態，要回到中華文化精神的煥發。

如果中華文化是一棵樹，那麼人本思想是它的根。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不要求這棵樹的移植，只會幫扶着樹的生長，二者關於生長的定義一致（中國的民本思想藴含着社會主義的精神，只不過在科學時代之前，物質匱乏和外部威脅使得它伸展艱難）。馬克思主義為中國帶來的，是中國的文化之樹突破原有極限的可能性：現代科學可以在墒情、營養、陽光等方面支持樹的生長；拓展了視野的社會學可以在平衡、抗風、固本等方面增強樹的拙壯。

在馬克思研究工作展開的（知識大廈）六樓上，沒有善惡美醜，沒有特定的國家民族，有的只是歷史潮流的浩浩蕩蕩。馬克思所在的年代，科學已經可以自立，工業化已經奠基，歷史這條河流進入了新的航道：科學時代的水面驟然開闊。科學所創造的生產力的動能顯露：在可以忽略人的主體性的領域，社會運動的規律性呈現。馬克思關注的是屏蔽了人的主體性的領域，無關文化。或者説，實事求是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而這一點與中華政治文化一致。所以，需要完成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而不是用它取代中華文化。

當代中國需要做的，是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帶來的改變，用現代漢語表達出來。而在此之前，或許應當先把古文寫就的中華文化用現代漢語表達出來。解脱了僵化、束縛的文化之樹，表達在現代漢語中，應當背景更高遠、權葉更繁茂、着色更明亮，那應當是一棵健康和美麗的樹，可能是樹的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