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總理的人性光芒與人格魅力_風聞

作者：李景賢 曾任中國駐格魯吉亞大使、中國駐烏茲別克斯坦大使，在蘇聯、俄羅斯聯邦工作長達36年。

周總理以其蓋世偉業和高風亮節，給世人留下了數不盡的感人故事。他那人性的光芒和人格的魅力，滲透到一個又一個細枝末節。1963年9月，我入外交部工作，聽老同志講過總理無數的“最”，其中“三最”在腦海裏的印痕最深：全中國睡眠最少的人；作風最切合其姓（周）的人（指待人最周到，想事最周全）；記憶力最強的人。

做蘇聯人民的工作

1964年9月底，蘇聯作曲家圖裏科夫來我國訪問，由當時的對外文委負責接待。那時，我在外交部翻譯處工作，被接待單位借去當陪團翻譯。該部門的領導打算請周總理見一下這位蘇聯客人，但感到沒有把握，於是，便先向總理辦公室作了試探。

“總理辦”很快就做出了答覆：總理説，這幾年，來我國的蘇聯人少多了，他要見一下這位作曲家，這是做蘇聯人民工作的好機會嘛！總理還特別交代，國慶節那天，要請這位蘇聯客人到天安門廣場上觀禮，還要上天安門城樓參加焰火晚會。這是我第一次陪外賓登上這座聞名於世的城樓——新中國的“名片”，感到十分興奮。

國慶節一過，周總理就在北京飯店會見了這位蘇聯作曲家。會見前，蘇聯客人感到有點緊張，對我説，他出訪過十幾個國家，從來沒有被外國領導人接見過，這樣的榮譽真讓他有點受寵若驚。他又説，不知道周總理會問他些什麼，他該怎麼回答。我告訴他，周總理十分平易近人，對蘇聯和蘇聯人民懷有深厚的感情。他聽我這麼一説，緊張的心情才得到了緩解。

• 周恩來總理在赴蘇聯的專列上

周總理會見這位蘇聯作曲家之前，先與中方陪見人員見了面。他老人家神采奕奕，與在場的每一個人都進行了交談。他問我在哪裏學的俄語、是否在對外文委工作。我告訴總理，是在北京外國語學院本科和翻譯班學的俄語，畢業後被分配到外交部工作。他問：“為何給對外文委當翻譯？”我説，“這一兩年來，中蘇間人員來往已經很少了，每年才幾起，各部門也就不再儲備俄語幹部了，一旦需要，就向我們外交部翻譯處借翻譯。”總理説，“這種辦法好。”

周總理會見蘇聯作曲家20年之後，有一次，我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樂廳聽完音樂會準備離場時，忽然聽見有人高聲喊我的名字：“李-景-賢。”我轉頭一看，原來是這位蘇聯朋友從老遠的地方認出了我，便順嘴叫了一聲：“謝爾蓋·謝拉西莫維奇（其名字和父名，尊稱）！”兩人見面時都很激動，感慨不已：20年過去了，他竟然還記得我那相當難唸的姓名；我也記得他那很不好記的名字與父名！在簡短的交談中，他深情地回憶起周總理的親切接見，説這是他一生“莫大的光榮”。

記憶力驚人的好

在20世紀60年代前半期，周總理經常參加外國駐華大使館舉行的招待會，與各國使節廣泛進行接觸。當他與使節們交談時，外交部翻譯處五大語種（英文、法文、俄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的譯員們都緊跟其後，當需要時（周總理懂英、法、俄語）就上前翻譯。我曾有幸多次參加了這項工作。

有一次，周總理見到蘇聯駐華大使館的一名臨時代辦，邊握手邊説：“拉茲杜霍夫同志，今天很高興又見到了你。”又説：“夫人好久沒有見了，她好像不太像俄羅斯人。”原來，這位代辦夫人那天把頭髮吹得很高、很鬆，像只大雞窩，即使按當時的國際標準看，也相當超前。蘇聯代辦用漢語夾帶着俄語進行解釋：“總理，她是俄羅斯人，是的。不過，她來自俄羅斯東部，是東方人，所以，總理才覺得，她有點不太像一個純俄羅斯人。”

還有一次，周總理與蘇聯使館另一名臨時代辦邊握手邊説：“莫初黎同志，拉賓同志（蘇駐華大使）回去有兩個星期了吧？他現在好嗎？準備什麼時候回來？”還問：“今天為什麼沒有見到你的夫人？”蘇聯使館的代辦算不上什麼人物，頂多是個公使銜參贊，司局級幹部，而且這個“代辦”還是“臨時”的，又經常換人，但周總理碰見時一眼就可認出，還能直呼其名。連人家大使因事暫離使館回國的時間，他都記得一清二楚。

**在我們外交部高翻們的心目中，周總理是位“超人”。**其“超能力”之一是記憶力特別神奇，借用季羨林先生贊一友人的話來説，周總理所見過的每一個人，宛如照片上掃描出來的每一個點，早已“照相製版”，“刻印”在老人家腦海裏。

• 1960年9月，周恩來總理接受英國作家、記者菲力克斯·格林電視採訪，這是他首次接受電視採訪。

另有兩個例子，給我留下的印象也特別深。

有一次，周總理會見一個日本考察團前與中方陪見人員交談時，發現有位新同志，便問他叫什麼名字、什麼地方人、在外交部哪個司工作。原來他是從事日本工作的，叫江培柱。過後不久，周總理會見了另一個日本考察團，江培柱也參加這次會見，坐在會見廳的後排，準備當總理問問題時，好立即做出回答。總理在與外賓交談時發現了他，便説：“江培柱同志，請坐到前面來，這樣，談情況就可以聽得更清楚。”

有一次，周總理給羅馬尼亞駐華大使敬酒時，指着身邊並不太知名的女譯員説：“這位女同志是外交部蘇歐司的，有一女一子。”然後小聲對她一個人説：“可不要再生啦！”原來，總理在另一次會見羅馬尼亞外賓之前，與在場的中方陪見人員逐一交談時，瞭解到這名譯員的家庭和工作情況。

我的女兒曉梅常給我講她所看到的有關周總理神奇記憶的故事，並與我一起探討這種“神奇”的原因。記得她曾説過這樣一句頗有深意的話：“歸根結底，這源於總理對人，對他所見過的每一個人的尊重。”

對譯員的關懷無微不至

周總理對譯員們關懷備至，開會研究重大的外事問題時，讓譯員也參加，以便了解情況，掌握政策。有好幾次，他發現譯員沒有在場，就不高興地説：“為什麼不讓翻譯同志來參加會？人家不瞭解情況，怎樣給你翻？！”

周總理對譯員體貼入微的例子不勝枚舉。有些外國領導人正式宴請外賓時，不讓譯員上正座，而是讓其坐在其至站在身後翻譯。總理早就説過，這個例我們新中國要破，宴請時，請譯員也上正座。

朝鮮語翻譯前輩張庭延談起給總理當翻譯的情景時，告訴我一個感人細節。周總理有一次在宴請朝鮮外賓過程中，幾次為他夾菜，親切地説：“你也吃嘛。”有時甚至還有意停頓一兩分鐘，好讓張庭延能吃上幾口。

• 1954年7月，周恩來總理兼外長在日內瓦會議期間會見法國總理兼外長孟戴斯-弗朗斯。董寧川（中）為翻譯。

法語翻譯前輩，百歲老人董寧川先生給我講的一個故事，令我終生難忘，後來，我又講給自己的親人們、朋友們聽，他們也特別受感動。

有一次，一位剛果特使來訪，周總理親自陪同他乘坐小轎車，從長沙去韶山參觀毛主席故居。賓主交談時，坐在車子前排的董寧川總是轉過頭來翻譯。過了大約十幾分鍾，總理覺得譯員這樣做太累，便提出他自己坐到車子的前排，請譯員與外賓坐在後排。

這位譯員感到，總理如果坐在前排與外賓交談時，他也得轉過頭來講，心裏就想，累我可別累總理，於是，怎麼也不肯改坐到車子的後排。但總理執意要換座，這位高翻只好服從。結果老人家真的不斷地轉過頭來與剛果特使交談，董寧川多次提出要坐回到車子前排，總理就是不答應。這一路走了整整一個半小時，這位高翻一路唸叨着：“可別把總理給累着啦！”董老先生每每向我憶及此事總是熱淚盈眶，無限感慨地説：“世上哪個國家的總理會這樣做啊！？”

有一段時間，在我國領導人會見外賓的消息稿中一一列出中方陪見人員的姓名，總理特別交代，譯員的名字可別漏掉！

周總理對譯員的關懷，還表現在對他們的嚴格要求上。他一再強調，翻譯必須準確。他説嚴復講的“信”“達”“雅”，頭一條就是“信”。他還説，翻譯外交文件，給領導同志當翻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不能加也不能減，不要隨意發揮，也不能妄加解釋。與此同時，周總理還要求譯員發揮主動性、創造性。他説，對領導同志所講的明顯不當之處，翻譯時要加以變通甚至糾正，“幫着把把關”。

• 1964年2月，周恩來總理訪問緬甸，與前往迎接的緬甸聯邦革命委員會主席吳奈温（右）在飛機舷梯前握手。

譯員在翻譯時，周總理總是認真地聽。在一個夏日的中午，來華訪問的緬甸首腦奈温將軍在緬駐華使館的草坪上舉行答謝招待會，劉少奇主席、周總理等多位領導人應邀出席，領導安排我給劉主席當翻譯。周總理致答辭時，翻譯處五大語種的譯員們輪流走到麥克風前翻譯。每位譯員在翻譯時，他總是掐着手指頭在數。一開始我還真有點納悶，總理為什麼要這樣做。後來，當俄語譯員劉莎譯完一段話之後，總理用右手食指點着左手還在掐着的幾個指頭，問道：“我剛才講的……那層意思你給翻過去了沒有？”劉莎“噢”了一聲，趕忙把總理所點出的那層意思給補譯上。

招待會進行的時候，空中烏雲密佈，時不時地飄着絲絲細雨，經過多個悶熱天之後，令人感覺特別之爽。周總理在講話之初就高興地説，今天天氣“蠻好的”。劉莎把“蠻好的”直譯了出來：“奧慶-霍羅沙亞。”（“很好的”。）周總理聽後略帶微笑，對着她搖了搖頭。劉莎立即改譯為今天的天氣“蠻舒服的”，周總理聽後高興地點了點頭。

• 1964年1月，周恩來總理、陳毅元帥訪問加納時拜會恩克魯瑪總統（左四）。左三為冀朝鑄。

我國翻譯界的頂級人物，毛主席和周總理的英文翻譯冀朝鑄當年給我們這些年輕譯員傳授翻譯經驗時，“開篇”總是講自己第一次給總理當翻譯出“洋相”的故事。

事情發生在1956年秋天，周總理設宴招待一位外國領導人，他在致辭過程中脱稿講了一段話，這位高翻當時思想卻開了小差，照念翻譯好的英文稿，周總理聽了幾句覺得不對，便小聲打斷：“小冀，不對，這是我臨時加的話，你怎麼還照念原來的英文稿！”還説：“小冀太緊張了，一個高級翻譯怎能這樣！請換一名譯員。”這位高翻當着我們這些年輕譯員的面，給自己揭“醜”時，臉上顯露出一片真誠和對總理的無限崇敬。他懇切希望我們從他所犯的錯誤中吸取教訓。他還告訴我們，總理對他這個疏漏並沒有怪罪，説知錯改了就好，第二天仍舊讓他當翻譯。

周總理與外賓談到日本問題時，常常提起日本的人名、地名，問題在於，其漢語發音與日語發音往往相差甚遠，對此，譯員們都甚感“頭疼”。有一次，周總理與朝鮮外賓交談時，用了“佐藤”“名古屋”等人名、地名。譯員一聽就懵了，翻不出來。周總理只好親自把這些日本名稱，用日語發音告訴了外賓。會見後，周總理批評了這名譯員，説日本的人名、地名，下次如果再翻譯不出來，那可不行！

他還對陪見的外交部負責人説，這種情況已發生過多次，指示外交部要儘快編出一本日本人名、地名中日文對照小冊子，並在日文之後再註上英文譯法，好讓各語種的譯員認真地背，牢牢記住其英語發音（各大語種的日本人名、地名發音與英語相同），這樣口譯起來才不至於出問題。

周總理要求譯員們不斷擴充知識面，多學點歷史，多讀點古文。他知道冀朝鑄是在美國長大的，對中國的歷史、文化了解得少一點，便一再建議他下功夫通讀《資治通鑑》，説“這本書主席都那麼熟了，天天還在翻閲”。這位翻譯前輩告訴我們，遵照總理的指示，《資治通鑑》他認真地讀過，增長了許多歷史、文化知識，這對日後給主席、總理當翻譯大有裨益。

風度、儀表、言談舉止

周總理風度翩翩，儀表堂堂，言談舉止超羣，這不僅在中國，而且在亞洲乃至全世界都傳為美談。

法語高翻楊桂榮有一次在外交部大使學習班上，回憶起第一次給周總理當翻譯的情景時，對這位偉人的風度做出如下精細的描述：“我頭一次見到總理時，一下子就產生出三點直觀印象：一是，他的目光深邃而明亮，充滿着智慧與信心；二是，他端坐在那裏，讓人產生一種威嚴而沉穩的感覺；三是，他行走時腳下生風，使人感到他的精明與活力。”我們這些當年跟隨總理當翻譯的人也深有同感。

• 1964年3月8日，周恩來出訪回國途中，在飛機上閲讀。

我們翻譯處的人都知道，周總理生活很節儉，節儉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一件襯衣，可以穿得補丁上打補丁。他身邊總共只有兩套中山服，一件灰色的，一件黑色的。在招待會上，當我與翻譯室另四大語種的譯員跟在總理後面做翻譯時，每次都發現，他所穿的中山裝總是洗得乾乾淨淨，熨得平平整整的。

周總理以濃眉著稱，他的鬍子也長得濃且快，一日得刮兩三遍。會見外賓之前，他往往先到衞生間，拿出刮鬍刀，把鬍子颳得乾乾淨淨。每當我有機會給他老人家當翻譯時，總能看到那剛刮完臉所留下的墨綠色痕道。

據我在多種場合觀察，周總理與外賓握手時，絕不像某些人那樣敷衍了事，甚至雙目走神，而是目光炯炯，直視着對方，手握得非常有力。我每每在想，單從總理一注目一握手中，就可以感悟到他的人格魅力。

周總理特別注重言談舉止，有幾個細節就很能説明問題。在會見外賓之前，他總是先聽中方陪同人員彙報。有一次，彙報完後，禮賓官向周總理請示：“總理，現在可以去叫外賓了嗎？”周總理一聽此話，就馬上把臉沉了下來，嚴肅地糾正説：“什麼‘叫’！？應該説‘請’！請你現在就去把外賓請進來！”周總理見到自己人時，總是以“同志”相稱；需要別人做什麼事時，總是先説一個“請”字。

周總理經常找外交部人員去研究重大的國際問題。在這些人員中，除了部、司、處三級領導外，根據總理指示，還必須有主管科員和高級翻譯。一見面，他就按照部裏提供的名單點名。被點名的人員一個個站起來應聲報“到”，周總理總是用慈祥的目光一一注視，隨即説一句“請坐下”。對於不認識人員，他往往還與之聊聊家常。

還有一次，周總理在外交部一份請示件中，看到“小國語言”這種説法，立即用筆把這四個字劃掉，改為“非通用語言”。他嚴肅地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説：“‘小國語言’這樣的説法，有一種大國沙文主義的味道，改用‘非通用語言’才好，請通知各有關部門：無論在書面上，還是在口語中，都一律不許用那些大國沙文主義的説法！”

替人代過

1954年7月21日晚上（日內瓦時間），關於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日內瓦會議閉幕前夕，周總理兼外長向一位負責新聞工作的官員交代：為了贏得時間，儘早把會議最後宣言登在《人民日報》上，會上每通過一段，就立即發回國內。於是，這位官員在下榻的旅館，把各方已初步商定的宣言稿攤在辦公桌上，一段段剪了下來，等候着發回國內。

在會上，每通過一段，身在會場內的中方人員就打電話告訴這名新聞官，他便把該段話發回北京。10點鐘左右，會議最後宣言的全文就發完了。但他萬萬沒有料到，子夜剛過，周總理的秘書陳浩打來電話説：“你快過來吧，國內來電話説你發回的宣言稿漏了幾段，總理正在發火呢！”

總理見到這名新聞官時，面部仍有怒色，但儘量心平氣和地説：“我氣生過了，火也發過了，現在不想説什麼了。你去看看我寫的電報。”他看了總理親筆寫的電報後，感到無地自容，亦被其高尚人格感動不已：總理這是替他代過啊！原來，總理在電報中説，對所發的宣言稿漏段一事，他自己應負失職之責，請求中央處分。

• 周恩來總理步出日內瓦會議會場

事情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第二天，即7月22日晨六七點鐘（北京時間），新華社總編室把上述新聞官一段段發回的宣言全文播發後，與西方几大通訊社所發的稿子進行核對，發現少了幾段，感到前方發回的稿子很可能有誤，便打電話請我代表團核實，同時請《人民日報》立即停印，而此時，該報已印出了20多萬份。

**從前方發回的稿子竟然會漏段，這似乎有點不可思議。**其實，箇中原因很簡單。我新聞官把宣言稿一段段剪下來攤在辦公桌後，因為桌子臨窗，當時又有點小風，有幾段就被風悄悄吹走了。結果，陰差陽錯漏發了幾段話，他竟然還稀裏糊塗被矇在鼓裏。7月22日的《人民日報》，因為前方新聞官的過失，只好部分地拆版重排，遲至中午才出版發行，真可謂欲快反而慢！

由於這個不可饒恕的大過失，上述那位新聞官心情極為沉重，怯生生地等着周總理處罰。沒曾想，總理反而安慰他説：“犯了錯誤吸取教訓就好，你不必背什麼思想包袱。”這位以大度著稱的中國總理，繼續讓他參加原定的各項工作。

• 1964年11月，周恩來總理到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47週年紀念活動。圖為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到機場迎接。

有個例子更是讓我感動與感慨。1964年11月，周恩來同志受毛澤東同志之命，率團去莫斯科參加十月革命節慶祝活動，以期在赫魯曉夫下台後做蘇共新領導的工作。

有一次，周恩來同志與蘇共中央新任第一書記勃列日涅夫會談時，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插話説，蘇共中央的對華政策與赫魯曉夫沒有“絲毫差別”。此話引起毛澤東同志極大不滿，他指示周恩來同志下次與勃列日涅夫會談時嚴正指出，蘇共新領導奉行的是“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

周恩來同志立即嚴格按照這一指示辦。**但我代表團工作人員在發往國內的會談簡報中，卻沒有寫上這句極為重要的話。**在這種情況下，領導一般會指出撰寫簡報人的不是，然後再補上漏寫的話。可是，周恩來同志並沒有這樣做，審改簡報時就想：這是主席指示要講的話，我怎麼會忘記對勃列日涅夫講呢？但又一轉念，既然記錄人員沒寫上，也許我當時真的沒有講，便沒有把這句話給補寫在簡報上。

事後，經查閲我方俄文速記稿，發現周恩來同志確實把這句要緊的話對勃列日涅夫説了。試想，在發往國內的簡報中，不寫上毛澤東同志特別指示他講的這句話，可能會引起多麼嚴重的後果，但周恩來同志當時並沒往下深想。他一生中，忍辱負重、令人潸然淚下的例子不勝枚舉。

“周恩來”這三個字，在眾多海內外同胞的心目中，是高尚人格和崇高境界的化身。追憶一段段已經漸漸遠去的歲月，重温一個個感人肺腑的故事，我們可以不斷感悟到，甚至觸摸到這位偉人那滲透到細微之處的人性光輝與超人魅力，體驗他那成為萬世師表的不朽一生。

-End-

文字 | 《回首前行路》 

作者 | 李景賢

圖片 | 源自網絡

編輯 | 外交官説事兒 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