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雪藏十年的温州商幫，又“殺”回來了！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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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九郎 | 文·

温州，最近多次上熱搜。

3月初，《財經》雜誌公佈了“中國‘民富’50城”，温州人均可支配收入高達73326元，力壓深圳、廈門等副省級城市，擠入全國前十。

10日，胡潤髮布了《中國財富家庭數量和地域分佈》，温州總財富超600萬元的“富裕家庭”達58100户，排名中國大陸第10位。

3月13日，新任總理回答記者提問時，表揚了温州企業家的**“四千精神”**（走遍千山萬水、説盡千言萬語、想盡千方百計、吃盡千辛萬苦）。

……

這説明，温州依然是人傑地靈、藏富於民的沃土。

從2008年開始，温州先後遭遇了外貿衰退、借貸危機、樓市崩盤、工廠倒閉、人才外流等災難，經濟狀況一度停滯不前，全國城市GDP排名從25名下跌到了37名。

牆倒眾人推，鼓破萬人捶。温州商人的形象和口碑一落千丈，從“東方猶太人”變成了“王八蛋老闆黃鶴”。

但是，大部分温州人勇敢地站了出來，用智慧和謀略化解了所有困難，讓温州營商環境躋身全國前十，也使温州GDP重回全國前30強。

｜數據來源於“全國工商聯”

而温州經歷的這些風風雨雨，就是中國四十年經濟發展的縮影。要讀懂中國改革開放史，就必須先了解温州人的創業故事。

如果把城市經濟競賽比作牌局的話，那麼有****四類牌（行政牌、碼頭牌、資源牌、地緣牌）是可以當炸彈出的。

行政牌是行政級別很高、可以享受各種特殊政策的城市，包括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

碼頭牌是綜合性交通樞紐，如火車拉來的鄭州和石家莊，再比如海港城市唐山和舟山。

資源牌是擁有經濟價值很高的自然資源，如“煤礦之都”鄂爾多斯和榆林、再比如“石油之都”東營和克拉瑪依。

地緣牌是鄰近經濟發達的核心市，如香港北邊的深圳，再比如夾在廣州和深圳之間的東莞。

而温州跟這四張牌都不沾邊，“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少得可憐，上不通滬杭，下不靠粵港，家裏沒礦，“朝中無人”，是典型的貧困山區。

｜圖片來自自媒體“地道風物”

可當改革春風吹來的時候，温州人憑藉非凡的膽識和“白天做老闆、晚上睡地板”的精神，殺出了一條血路。

在那個交通落後、信息閉塞的年代裏，温州人靠雙腿拓展出了銷售渠道。

從青藏高原到新疆阿爾泰，從東南亞熱帶雨林到寒冷的西伯利亞，從南太平洋島國到中亞阿拉伯半島……就這樣，來自温州的日用品、小家電被源源不斷地銷往全國乃至世界各地。

民營經濟，就在温州大地上牢牢地紮下了根。在中國第一批個體工商營業執照的領取人裏，光温州人就有1844人。

生意越做越大後，温州人就把小作坊升級成了現代工廠。甌越大地上，豎起了一排又一排的工業煙囱，也建起了一棟又一棟小別墅。窮了上千年的温州人，終於富起來了。

從1978到2007年，温州地區生產總值從13.2億元增加到2145億元，增長161倍，年均增長15.1%；農民人均純收入從113元提高到8591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477元提高到24002元。

1978～2004年，温州GDP平均年增速達到14.1%，位居浙江之首。

在發家致富的過程中，温州人發現了一個****“搞錢效率鏈”，搞農業的不如搞商業的，搞商業的不如搞金融的。

我們理解的金融是銀行、保險、證券、基金、信託等合規業務，而温州老闆眼裏的金融卻是“投機+炒作”。他們發揮温州商會的優勢，把所有人的錢都湊到一起，形成一個龐大的流動資金池，再利用信息差來謀求暴利。

還記得“温州炒房團”嗎？他們不但橫掃了北上廣深的熱門樓盤（上海陸家嘴102套豪宅3天之內被温州人一搶而空），還把温州推向了“房價第一城”。2011年，温州市區的房價飆到了34674元/平方米。

**與“温州炒房團”齊名的，還有“温州炒煤團”。**據傳，温州資本一度掌控了山西60%的小煤礦，年產煤炭8000萬噸，佔山西省煤炭總產量的1/5、全國的1/20。温州商人一聲吼，全國火電抖三抖。

炒房和炒煤大獲成功後，温州人又開始炒股、炒期貨、炒黃金、炒油田、炒棉花……滿世界撈錢、瘋狂加槓桿的他們，給自己貼上了“東方猶太人”的標籤。

狂歡盛宴之後，就是一地雞毛。

2008年下半年，全球金融危機蔓延到了温州，温州的出口貿易迅速萎縮，温州製造業全面萎靡，温州樓市也出現了回調跡象。

但很快，“四萬億”和“國十條”出台，樓市很快止跌回升。一大批靠實業起家的温州人，乾脆把苦心經營多年的工廠賣掉，換來的大筆資金全部投入樓市。

2010年前後，温州有89%的家庭或個人、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其市場規模達到****1100億元，相當於温州全市銀行貸款總額的1/5，其中只有35%進入實體，其餘基本用於資金拆借和炒房。

温州人的炒房套路引起了外地人的效仿，北到黑龍江、南到海南、東到山東、西到新疆，都出現了“脱實向虛”的跡象。

於是，國家陸續出台了以限購、限貸、限售、限價為特徵的調控政策，給樓市狠狠地潑了一盆冷水。

首當其衝的就是温州炒房團和温州樓市。以官方發佈的二手房數據來看，從2011年2月到2015年3月，温州房價最高下跌33%。“樓王”鹿城廣場的房價從10w+，跌到了4w。

斷裂的資金鍊，如同多米諾骨牌一般席捲了整個温州，拋房還貸，豪車甩賣，企業主跑路，炒房客跳樓，經銷商跳江，官員得抑鬱症……

2011年9月22日，僅在這一天，温州就有9個老闆跑路，網上還爆出了一份《温州老闆跑路清單》，涉及金額從幾千萬到十幾億不等。

《中國新聞週刊》記者得知，僅2011年11月8日至13日，温州就發生了1人跳樓、1人跳江、2人注射毒品自殺的事件。

據温州市中級人民法院爆料：2012年，民間借貸類收案數量19446起，比2011年同比上升61.46%；2013年1-8月，温州兩級法院已經受理各類破產案件86件，是2012年全年受理案件的3倍。

銀行的日子也不好過。根據温州市金融辦的數據顯示，2013年3月有些銀行不良貸款率更是攀升到4.01%（是全國平均水平的2倍多）。温州某商業銀行一口氣開除了一百多個員工。

這股寒潮還延伸到了實體產業。2010年温州市有2000多家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半數為製造業及關聯企業；温州製鞋企業從2003年的4000多家，下降到2011年的3000多家。

當房地產和製造業都陷入停滯後，温州人就不得不背井離鄉，去北上廣打拼。

2014年，温州總人口減少了近13萬人。要知道那一年，温州出生人口超過11萬人，減去死亡人口約4.5萬人，可見當年温州流出了近20萬人，相當於一個西部縣的總人口。

當温州經濟陷入停滯期時，合肥、福州等城市卻在快速發展，所以温州GDP在全國城市的排名逐漸下降。

與之相對應，温州人在社會上的風評完全轉向了。2010年前，温州商幫名滿天下，是各地政府的座上賓。借貸危機爆發後，有些網友調侃，温州人是人見人怕的“瘟州人”。

從哪裏跌倒，就從哪裏爬起。

温州人沒有氣餒，也沒有怨天尤人，而是深刻反思自己到底做錯了什麼，戒掉了炒房、炒股、炒期貨等壞毛病，懸崖勒馬，洗心革面，重新回到發展正軌。

2012年，温州召開世界温商大會，發佈“重振實體經濟、提振發展信心”的宣言。説到做到，經過十年的拼搏奮鬥，温州的經濟結構發生了鉅變。

從2012年到2022年，温州高新技術企業數增長約7倍，累計超過3700家。其中，2021年温州全市GDP達7585億元，GDP及研發投入強度較2012年均翻了一番。

從現有產業佈局來看，温州有五大傳統產業，分別是電氣、鞋業、服裝、汽車零部件和泵閥；五大戰略新興產業，分別是數字經濟、智能裝備、生命健康、新能源智能網聯汽車、新材料。

電氣產業是温州首個千億產業，也是温州製造業的王牌。2022年，樂清電氣產業集羣，被工信部列入國家先進製造業集羣名單。2020年，電氣雜誌社發佈“第20屆（2020）中國電氣工業100強”榜單，4家温州企業躋身前12強。

｜温州龍頭企業正泰電器官網截圖

温州是聞名全球的中國鞋都。截至2019年底，温州鞋產量佔到全國的1/10，温州生產的女鞋佔到全球的1/7。

在做大做強傳統產業的同時，温州還瞄準新能源賽道，聚力打造“全國新能源產能中心和應用示範城市”。

在温州市發改委辦公室的顯眼位置，掛着一副特殊的地圖，“温州市新能源產業空間佈局圖”。上山入海、從北至南，佈局圖上，標註的新能源項目覆蓋了“核風光水蓄氫儲”全鏈條。

其中，三澳核電項目建成後每年可為浙江乃至長三角提供清潔能源約525億千瓦時；“巨型充電寶”泰順抽水蓄能電站項目填補了浙南地區抽水蓄能電站規劃空白；瑞浦新能源產業基地項目將打造動力與儲能鋰離子電池系統製造的“牛鼻子”工程……

温州幹部徐金隆接受《中國新聞網》採訪時表示，發展新能源產業是温州實現新一輪趕超發展的戰略選擇，今後五年，温州市新能源領域重大項目投資將超3000億元，產業規模將突破5000億元。

作為城市產業研究員，我很認同温州大搞特搞新能源的思路。

温州南邊的鄰居寧德，原本是東南沿海的“黃金斷裂帶”，就是靠着寧德時代、上汽乘用車、青拓集團等新能源龍頭企業，才脱變為****“世界新能源之都”。2022年，寧德市GDP總量挺進全國前100強，GDP增速高達10.7%，位列全國第一。

距離温州500公里的常州，曾一度被人當作是傳統產業基地，如今也在理想汽車、比亞迪、寧德時代、中創新航、蜂巢能源等新能源超級項目的加持下，進入了“新能源之都”行列，還得到了浙江省委機關報《浙江日報》的誇讚。

距離温州1500公里的西安，曾被賈平凹吐槽為“廢都”，如今在比亞迪集團的全力支撐下，從上海手中搶走了**“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量第一城”** 的寶座，成了中國財經圈的一段佳話。

總之，“新能源”是改變城市命運的金字招牌。擁有堅實產業基礎、龐大人口基礎、豐富海風資源、雄厚產業資金的温州，可以借“新能源”東風，坐穩浙江經濟第三極。

一座城的命運，既要考慮市民的奮鬥，也要考慮歷史的進程。

2003年到2012年，是天津經濟史上的高光期。天津濱海新區的風頭一度蓋過了上海浦東新區，天津GDP與深圳的差距縮小到了只有65億元。

2013～2017年，是鄭州城建史上的黃金期。2013年3月，經國務院批准，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正式成立。2016年10月，國務院正式批覆，支持鄭州建設國家中心城市。

照這個邏輯，温州的“第二春”，估計馬上就要到了。

參考資料：

1、《温州炒房者棄房出逃 夫妻炒房客半夜跳樓自殺》，中國新聞週刊，龐清輝

2、《“產業空心化”成温州經濟發展之患》，浙江工人日報，馬克強

3、《中國“民富”50城，深圳排11，紹興第8》，財經十一人，陳汐

4、《温州何以續寫創新史？新能源賦能“浙江省第三極”》，中國新聞網，邵燕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