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亂世之際, 愛因斯坦一個忠告值得中國人重視”｜文化縱橫_風聞

 傅軍｜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

**【導讀】**世界動盪變局之際，現實變幻莫測，各種一度盛行的空論、賣弄之學、譁眾取寵之説不斷被證偽，以至於越來越多人開始抱怨“理論無用”。

但本文作者認為，世界看似越亂，越要關注理論，進而實現從理論、戰略到政策的全盤把握。愛因斯坦曾強調，是理論決定人們能觀察到什麼，政治是短暫的，一個公式才是永恆的——繽紛世界在他看來就是一個簡潔公式。作者認為，亂世之際，愛因斯坦的忠告尤其值得重視。

本文原發表於2019年春，當時國內普遍認為中美關係重點是“貿易摩擦”，但作者卻從美國國際關係理論從自由主義學派到“進攻性現實主義”的範式轉換，推演預測美國必將展開針對大國全面競爭的新戰略佈局，且最核心的進攻點是“科技”領域。

作者當時指出，有了深刻的理論認識，一旦戰略目標確定，政策組合的選擇就能夠非常靈活。對於美國而言，最核心政策變量是“科技”而不是貿易，因為科技最直接地支撐軍事優勢和國家安全，所謂“技術武器化”，也是新版霸主穩定理論的物質基礎。作者強調，看美國，不能只看其政治人物和具體表現，更要看那些肉眼看不見的、超越某些人物或事件的東西，方能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本文主文部分原載2019年《社會科學報》第1641期第3版，原題為《從理論、戰略到政策》。為便於讀者進一步瞭解美國“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及其實踐，本文延伸閲讀節選發表於“比較”2018年9月11日的文章《一場未加掩飾的遏制——美國對華戰略轉型與中國的應對》。**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供讀者參考。

從理論、戰略到政策

世界看似越亂，越要關注理論。對中國而言，如果只專注單一領域政策層面的議題如貿易摩擦或貿易戰，而不繫統地研判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範式轉移及其相關戰略的再定位再佈局，僅政策層面的考量和談判會顯得零散和被動。

無論承認與否，理論指導實踐。國際關係體系，包括中美關係，正處於十字路口。或許自由主義學派不願意看到，但是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眼下美國朝野兩黨學界正在經歷國際關係理論範式轉移或叫重新設置，即從自由主義學派轉向了現實主義學派，迴歸的方向是二戰以後霸主穩定理論的升級版，即進攻性現實主義，該理論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約翰·米爾海姆。

與政治學對比，美國經濟學沒有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之分，**經濟學人似乎皆信奉自由主義，都是所謂“雙贏”或“非零和”遊戲的吹鼓手；然而政治學（特別是國際關係）卻有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之分。**原因是，政治學在公設層面始終把安全困境作為理論建設的出發點，需要系統的解釋，這方面早期論述可追溯到修昔底德，系統的基於公設的理論論述可追溯到托馬斯·霍布斯。與之相對照，經濟學卻常常把安全看作是不必討論的給定。例如，與國際貿易相關的比較優勢理論即把安全看成是給定，不再深入討論。和平時期，經濟學這種理論公設層面深層之處的漏洞一般不被人察覺；換言之，這或許也是絕大多數人思維中的盲區。

一般人認為美國大眾偏愛實用。但是透過表象的迷霧，美國治國精英卻分外崇尚思想和理論體系,

這可以從美國一流大學的研究生教育（尤其是哲學博士項目）中窺見，他們很注重所謂“理論導向的實證研究”，即科學哲學家庫恩所説的科學範式。美國歷史學家白修德在其紀念美國建國210週年的文章中曾總結：“美國是一個由思想產生的國家；不是這個地方，而是思想，締造了美國。”

的確，即便不繫統地追溯更長的歷史，只看過去幾十年，其實在美國思想理論界，自由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辯駁和叫板一直沒有停止過，戲劇性的例子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和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這些在公眾媒體也有反響。但總體而言，在過去30多年間，自由主義學派，特別是新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明顯地佔據了上風，尤其是在蘇聯倒閉後的泛美太平時期。該學派大量地引入了經濟學的思維和方法論，特別是博弈論和經濟人理性這個微觀基礎。該理論學派的典型代表人物是羅伯特·基歐漢尼和約瑟夫·奈。順便一提，無論是政治學還是經濟學，強調理性微觀基礎的新自由主義，是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理論基礎。該理論學派的邏輯衍生是國際關係實踐者現在常説的“相互依存”或“複雜的相互依存”。

嚴格地説，純理論是邏輯嚴密的演繹而不是歸納系統，如歐幾里得幾何；但是就科學理論而言，其邏輯嚴密的從假設推出的假説，還需要有經驗證據的支撐。事到如今，世界格局變數劇增。隨着中國加入WTO後的迅速崛起，包括近來南海問題的凸顯，再加上“一帶一路”“中國模式”，美國政策部門越來越多的人認為，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無論是在邏輯嚴謹性還是證據充分性上，都超越了源於歐洲的防禦性現實主義的勢力平衡理論和舊版霸主穩定理論。2010年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相應地，美國先後提出了“重返亞太”“亞太再平衡”的戰略，並試圖通過建立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來應對中國。

近年來，進攻性現實主義這款新版霸主穩定理論的勃興，同時也反映了新自由主義，因為收斂證據不足或證據正好相反而被迅速邊緣化或拋棄。同樣的結果似乎也適用建構主義理論，因為思想趨同證據不足。**美國商界原本是美國對華接觸政策的辯護者，也開始沉默了。**根據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對手試圖“替代”二戰後美國主導的全球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體系，因此，美國的戰略方向必須“迴歸‘有原則的’現實主義”。這個表面上含糊不清的表述大致可解釋為：

（1）“有原則的”即是在經濟上捍衞經濟自由主義（市場+法治）；

（2） “現實主義”在政治或安全上即是地緣政治的現實主義。

可見，在美國思想界，這個理論範式的轉移，借用黑格爾的哲學語言表述，經歷了一個“論、反論、綜合、螺旋上升”的過程。

▍戰略再定位再佈局

如果上述關於理論範式轉移的判斷是正確的，那麼**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將超越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紛爭，指導美國戰略再定位和再佈局。**美國已明確指出“國與國間的戰略競爭，而不是反恐，將是現階段美國國家安全方面的首要關係”，並明確自己的戰略競爭對手。這個大戰略方向估計不是短期政策可以撼動的。對中國而言，為了避免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必須高度關注，同時做出思想和戰略高度的抉擇和長期準備。

在進攻性現實主義理論範式的信奉者看來，“雙贏”這個假説只是學界飯後茶餘的談資，但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經驗上，都是錯誤的，它並不是國際關係的常態，而常態是某種形式的零和博弈，一國的得，就是另一國的失，守成大國與新興大國之間存在修昔底德陷阱。在無政府狀態下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體系中，出於自保的大國皆有稱霸的傾向。但是主要是因為海洋等地理原因，真正的全球範圍霸主是不現實的，即便是二戰剛結束時的美國（當時美國財富是全球的45%，今天大約是24%）。由此，美國的戰略佈局是先確立其區域性霸主地位，如在西半球，並在此基礎上在其他地區與心心相印的國家結盟（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目的是遏制新霸主的出現和形成，這在學術上稱為“海外平衡”。有跡象表明，美國兩黨和學界已不再把中國看成是二戰後國際體系的融入者，而是挑戰者，需要高度警覺。

根據進攻性現實主義，預計美國的戰略調整將首先重新確立區域霸主地位（如重寫美-墨-加貿易協定），並在此基礎上重組海外平衡（如所謂“四邊安全對話”——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印度），以遏制他們所謂的“修正主義”新霸主的出現。這個新的全球政治經濟的戰略佈局過程，將從美國的戰略獨立和單邊主義出發來再確立公設層面的原則，如“對等”，涉及的對象不僅是中國還包括其盟友；再經過諸邊主義來夯實基礎（墨西哥、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英國、日本……）；如果前期工作成功，並達到臨界質量，然後再回到多邊主義；在戰略實施的過程中，屆時美國將會恩威並舉強迫騎牆國家選邊站隊。按此戰略路線順序，美國將實施退羣和再建羣，戰略重新佈局的目的是另起爐灶，最終排除“國家競爭對手”。

美國的治國精英相信，終極的競爭是思想競爭，再是現代性國家和市場的理論體系以及現代國際關係秩序的競爭。在美國這是超越兩黨的共識。

各種跡象似乎顯示，美國全球戰略的再定位已完成，戰略再佈局的大幕似乎已經拉開。

▍政策選項和組合最後是政策選項和組合。一旦美國確定了新的國際關係理論範式和基於該理論所制定的戰略大方向，下一步將是啓動所謂動態的貝葉斯博弈，並輔助以一系列政策選項和組合，包括政治、外交、軍事、科技、網絡、經濟、貿易、投資、生產、金融、貨幣、教育、移民、人文交流等。

如果硬要在這些政策選項中對其先後緩急排個序，估計最核心的變量是科技而不是貿易，因為科技最直接地支撐軍事優勢和國家安全，此種所謂技術武器化是新版霸主穩定理論的物質基礎。由此，如果説新冷戰或遏制，美國也會從科技領域首先開始，並聯合盟友國家先與對手脱鈎再進行遏制和封鎖，包括在可行的情況下跨國企業價值鏈的轉移和重組，雖然這需要時間。

對中國而言，如果只專注單一領域政策層面的議題如貿易摩擦或貿易戰，而不繫統地研判美國國際關係理論範式轉移及其相關戰略的再定位再佈局，僅政策層面的考量和談判會顯得零散和被動。只有統計沒有理論得不出因果關係；積累的經驗也會突然顯得蒼白無力。

世界看似越亂，越要關注理論。愛因斯坦曾説，是理論決定人們能觀察到什麼。繽紛的世界在他看來，就是一個簡潔的公式E=mc^2。他還説，政治是短暫的，一個公式才是永恆的。亂世之際，他的忠告尤其值得重視。看美國要看特朗普和他的團隊，沒錯，但顯得淺薄，更要看那些肉眼看不見的超越特朗普的東西。

知已知彼，百戰不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