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篇（二八） 天下觀_風聞

 -

哲學的基本原則是統觀，統觀要建立在瞭解人類全部已有知識的基礎之上。但個人掌握人類全部知識是不可能的，物理和時間的雙重不可能！正因如此，讓知識各歸其位是必要的：個人可以不通透某一門類知識，但應當知道它在哪裏。

統觀，意味着視野不受限制，也意味着遺漏即是錯誤。

知識的“各歸其位”與“格物”是等效的：萬物命名的規則背後就是人類的知識體系，知識也呈現為物的命名和描述。人類歷史就是認識和改造自然的歷史，也是命名和取用於自然的歷史，對自然的取用是人類的實踐。實踐是個人的，更是社會的，組織才是實踐偉力的源泉。為了實現組織這一實踐主體，人們學會了相處，相處的智慧也是知識，也呈現為物的命名和描述，只是不再囿於“實物”。

讓知識各歸其位，隱含了一個前提**：**知識是有“本位”的！人們相信“世界”是一個合乎邏輯的整體，“物”是有其本位的，這很自然地意味着，知識整體也應當是一棵樹（或任何便於理解的有序，比如大象，比如天書）。有序，是一種選擇，或者説一種願望，未曾獲得形而上的指認。人類由少年成長為青年，發現除了自己別無可倚靠時，終將脱離“神”的抱養，開始自作主張！認定世界是一個整體，是人類一直以來的選擇，只不過自“青年時代”起已是自作主張。而敢於自作主張的理由，則已是科學的自立，以及人類從未記錄到確切的神蹟（科學使得自然之威不再神秘）。

從任何角度觀察知識之樹，都是合法的，就像日心説與地心説，二者都是對太陽系運行的數學描述。哲學思想的差異也主要地在於角度、站位以及視野。如果視野受限（孤立的族羣內，肯定看不到地球村的運轉；科學時代以前，人們肯定看不到原子或微生物），那麼“思考”必然不同。從這一點上講，哲學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結果，而不是根據（人類的發展是攀登，哲學是山坡上的駐足，時代不同，所見不同），最典型的是近代哲學的認識論轉向：視野放大，目力成為制約。所以，哲學史必須在人類的發展史中，脱離背景的比較並無意義：歷代先哲都絕無可能是掩耳盜鈴或自欺欺人之輩。

先哲與“辯士/智者”的區別在其“誠意”：他是否有意遮蔽！哲學的思考，有人從形而上開始，有人從“視力”開始，有人從宗教傳説開始，有人從説文解字開始…。所有的路徑都是合法的，只要他不是以遮蔽為目的的削足適履！

但統觀知識，確有必要尋找合適的角度，人的能力有限：簡潔、直觀總是有利於觀察的。當代哲學應當走向天下關懷，打開自然和社會的全面視野：站在科學大陸上，展開關於命運的思考。否則極大可能是畸形的視野與偏執的思想。

黑格爾説：現實是本質與實存的統一。當觀察的視角合於事物的現實（本來面目）時，規律性呈現，事物由雜亂無章變得可理解：有序，進而呈現為簡潔、直觀。或者説，所謂事物的本質，就是它呈現有序的那一面。格物，也就是打開視野，並在視野中尋找有序，以求簡潔、直觀。格物之論既不代表正確，也不否定其他視角的觀察，它只是一種便於理解的有序**：怎樣的知識之樹（怎樣的世界）**。

描繪知識之樹，可以借用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説”。

知識之樹的質料是“物”。三生萬物：自然之物、物用、意志（人的能動性本身，是本名而非命名）。物，關聯着生而為人規定的立場和視野。俯視視野中，科學是對自然之物的識別和取用，科學拓展了物用。平視視野中，是平等的人格（自由意志）與相處，人們爭奪、分配着自然和人造的物用，並創造了分配的規則：私有、公有以及共有（生而有之無需分配，比如陽光、空氣、星空，比如仰望、思考…）。仰視視野，是人類聚居到一定規模，開始關於命運的思考之後，才開啓的。人們總要追問人生的意義或目的，總有或樂觀或悲觀、或直觀或客觀的不同審視與猜想。每個人都可以審視命運，或抗爭或順從，似乎可以規劃或逃避命運，又似乎只是徒勞：彷彿抗爭與順從、規劃和逃避，都是命運的安排…。歷史被關注。

人聚居成為社會，自由意志已在！自由意志是物用的根據，是利害和善惡的尺度；它不需要根據，本身也不以物用論。想象屏幕上的三原色點陣，每個人都是一個自發光的點（綠：生命值，藍：法力值，紅：怒氣值）。當點陣雜亂無章地變換顏色時，屏幕呈現為無信號的雪花屏；當點陣着色並持續時，屏幕湧現出有意義的文字或圖案。意志是主體，向上湧現：內部的矛盾，外部的組織意志。意志是主體即能動性，不同於自然和人造之物，它是社會的本體（不可再分）。社會矛盾，在微觀上表現為每個人的傾向，即每個點的“着色”。（讓社會整體呈現無信號狀態，是‘解決’矛盾的方法之一）。

意志的湧現，服從測不準原理：測量意味着干擾。不受干擾的湧現才是真實的，那麼，怎樣才能獲知民心民意？

知識的形式是物的描述：何為物，物將如何。科學是階梯，攀登的過程就是視野拓展的過程，人彷彿在不斷長大（科學使得氣力增大、目力增強）。科學在它的視野（自然）中創建了格物表，命名自然萬物；同時基於物性造物，造物的方法也是科學，所造之物則因用而名。在科學尚未涉足或不能伸展的領域，人們依據經驗識別物性並造物，造物的方法也是知識，所造之物也因用而名。

人類聚居成為社會，社會性定義了善惡。人們創建了合作的規則：制度、習俗、道德、法律…；人們記錄歷史、編寫故事，（説服、論證、恐嚇、誘惑…教化）以使合作可能並穩固。合作的結果是物用的豐富以及私有產權，社會性的人格顯現：產權ID。歷史以及故事，都是因用而在的，“（言與行的）自相關性”使得它們不只是知識，它們都包含了意志，並作用於意志。

個人意志因認同而匯聚，成為組織及其意志（在國家層面上，是對外的主權，以及對內的治權），呈現為更為宏大的歷史與敍事。宏大敍事也是因用而存的，不只是知識，它們都包含了利維坦的意志，因而都是政治的。政治的真理只有一個：以人為本，而人是有立場的，且因時因勢而變。宏大敍事的造假方法，主要地是對立場的遮蔽或模糊。凡刻舟求劍者，皆已遠離學術。

知識的動力是數學。物的描述，本質上是視野中的數學：數學是無限寬廣的草坪，認識世界是草坪上的賽事。數學建造了全部的知識：自然（包含人）在使用“神的數學”自行演化，所以伽利略稱之為“無字天書”；人類在實踐中發現規律性，就是解讀“天書”，並表達為“人的數學”。知識的完整線索（含假定）是：“神”創建了數學，並律令基本粒子（或其他的，人類尚未理解的‘基本’）服從數學律->自然按神之意願啓動並演化->人類出現->人類生存求知的實踐發現規律性（解讀天書）<->知識及其積累<->數學知識。

借用古印度人的想象“世界在大象背上，大象在海龜背上”。其中“海龜”是數學世界本身或者説“神的數學”；“大象”是自然（不是自然界，而是一個可能‘大於宇宙’的概念）；“世界”則是人類視野中的宇宙。相對於人的視野，宇宙已是一種無限！那麼“大象”、“海龜”就只是想象，不是知識，它們已在世外。“世外”只能放入副本，可供想象，不作為知識。合法的知識建立在兩個不能再分的同質性的界面上：科學視野中的基本粒子，以及人自身。二者的共同點是：都不再需要原因！只不過前者是相對的，是人類當前目力的邊界，後者是絕對的，是“人不能否定作為人”的哲學直觀。（直觀：可知其然，不可或無需知其所以然）。

知識的目的是人的生存以及更好的生存，知識是為人服務的：人是知識的尺度，也是知識的目的。人被拋入這個世界（人成為人：打通數學世界+自知有限），是知識的原點。想象帝國時代遊戲開始的畫面：拓荒者孤單地站立在全黑的地圖中，視野只是他的立足…。他要打開那被遮蔽的地圖，獲得資源，以便打開更大的地圖，獲得更多的資源…。直到有一天，他確認地圖已被點亮，科學時代到來。但他卻更加迷惘了：地圖太大，超出了他的目力！

拓荒者也曾懷疑當下的地圖只是某種“一隅”或“一頁”！但生而為人，已確立了他的不可移動的營地！營地的中心點是數學，是人的理性本身。如果世上只有一個人，那麼這是一個懸空而孤立的點光源：理性無內，它沒有方向定義，只有“向外”。**“**人不能否定自己作為人，即我思故我在”的哲學直觀令理性合法：“點”被點亮。“人不能否定他人作為人，即人格平等”的哲學直觀，使得孤立的亮點聯結成為平面，彷彿大地！營地於是得以在大地上展開。

平等人格聯成的平面無厚，但定義了空間的上與下。拓荒者應當向下探索，以擴展資源；也應當向上探索，合作成為社會。探索就是人類的實踐：向下的，是取用於自然；向上的，是人類的文明；二者共同標定人類的生存。

站在營地中央，可以看見全部的知識。知識可能有“遠近上下”之別，但都“朝向”營地。科學（以及全部關於自然的知識）的目的是物用，而物用是指向人的，人為萬物賦予意義！社會學（以及全部關於人文、歷史、美與善的知識），目的是人的相處與合作，人性就是社會性。知識屬於人類，必定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的全部的知識，因“作為人”的平面而分開上下。下方，是以現代科學為中心的關於自然（包含作為生物的人）的知識，劃歸科學；上方，是在“以人為本”和“推己及人”的基本規則上，演化出來的關於社會的知識，統稱智慧。科學，按照複雜程度和湧現關係，可以細分為四層；智慧，根據“主體”層級，可以劃分為兩層。（參見‘知識的層級’章節。）

人類基於智能的“進化”之路也分開了上下：工具使人獲得了超出基因限制的能力；進化了的人們創造了更強大的組織形式和規模。科學拓展了物用，人類變得富足；富足的人類得以可能建設更高層級的文明。兩路的合成才是人類作為整體的“進化”。人類若有天命，應是求證利維坦的終極：輝煌和不朽。

知識本身呈現為階梯，知識傳承的形式有明顯的足跡。文字本身、文字載體、記錄方式、容量以及檢索，進步的階梯有跡可尋。數學作為符號體系的出現，是一個重大的里程碑，科學成為可能（參見‘歷史視角’章節）。語言本身有明顯的擴充趨勢：現代語種都在跟隨視野而擴容（漢弗萊先生那誇張的語言藝術，標誌着英語的政治詞彙容量）。隨着視野擴張，知識呈現分科（大量的英文縮略詞）…。哲學是在知識積累和生產力進步，統觀得以可能時才起步的。

當知識的階梯呈現在統觀的視野中時，思想就有了錨。

與知識相伴的，工具也呈現為階梯。材質方面：石器、青銅器、鐵器；製備方面：打製、磨製、冶煉、製造工具的工具、設計工具的工具；能源方面：人力、蓄力、水利、用火、化石、電能、核能。數學逐漸純粹：算符、公式、方程。人類的目力提升：顯微鏡、望遠鏡、天平、實驗室…，科學的帷幕拉開。

當攀登的足跡呈現時，“人”應當不再卑微。

科學的視野中，可見兩條清晰的脈絡：物質路徑和能量路徑。由基本粒子（有限本體）向上逐層湧現，直至作為生物的人；能量在自然和生物界傳遞，形成清晰的階梯和鏈條（參見‘科學視野’相關章節）。可以在科學的視野中宣稱人的本質是格物表中的靈長類動物，或食物鏈頂端的一個環節，但不能在“作為人”的平面之上如此宣稱，理由很簡單：人不同意！人是知識的尺度，而科學也是知識！

當人在科學的視野中看到自身時，“人”不再遊離。

科學之外，還有更大的視野。科學家，是使用工具尋找“自然有限本體”的人；工程師，是製造更精密的材質和工具的人；科學與技術不可分。政治家是為工程師建造工廠和為科學家建造實驗室的人；思想家是使合作（建造和運轉工廠、實驗室）可能的人；政治和思想不可分。社會學和自然科學只分領域，不分輕重！

當科學作為人的實踐呈現時，“人”感受到了命運。

知識之外，人們可以展開想象，遨遊在精神的世界中！但形而上的思考不在實踐中。也許基本粒子並不基本，它們可能衰變；也許宇宙在數學上並不永恆，它可能歸於熱寂；也許地球只是某個外星勢力的養殖基地，人類可能難逃火雞的命運…。但人類文明不因視野之外的悲觀而停滯，理由同樣是：人不同意！

當思想自身的“邊界”呈現時，“神”迴歸人心。

社會學的合法性來自“以人為本”。人們的目光可能長遠或短淺，可能專一或大略，但出發點是人類的生存。“以人為本”為社會學設置了邊界。起點處，是“人不能否定作為人”的哲學直觀，人（自由意志）是自在自發的，無需理由、不被解析，且不以物用論。最高處，是國家的正義性，“天意自我民意，天心自我民心”是政治的常識，不可曲解、不受質疑**。**或許有超越國界甚至視界的“正義”，但那不是否定國家正義的根據，同樣因為：人不同意！

社會學通常作為文科，它確實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取材驗證，但這不是否定它的理由：文科與理科同樣重要，它們是人類在兩條路線上的探索。“文科無用論”當然是不正確的！重視科學和創新，不能走向科學主義甚至科學教。但應當檢討：哪些學科以及為什麼被指責！學術本身是否有值得檢討之處？檢討的方向有二。

其一，外部反思。它在用詞上仍然表現為以人為本（或許更懇切），但它的結論總是遠離現實的：只有將全部的實存統統銷燬，切換成全新的人和世界，正義才可能到來（不談醫術，要求病人‘回爐重造’的醫生首先是殺人犯）！此類“學術”仍在西方社會學形而上的窠臼中，無論怎樣的中國化，都只是“香蕉化”，不配稱為學術！

其二，自身朽壞。當學術呈現為“回字的四種寫法”或“to be的四種用法”或“競爭的四種曲線”時，它已經走向了自身的衰朽。或因新裝效應，或因被擇而用（應聽眾要求，關公可以戰秦瓊），學術漸漸演化成了“概念”積木上的舞蹈，孤芳自賞成為它的主要價值。此類學術與乾嘉之學有相似的境況，它們都走在末路上。

積木遊戲的結果只有一個：倒塌。“概念”本身是知識，成為“典故”！當“典故”的門檻逐漸堆高，拒人於門外的時候，學術已遠離它的初心。社會領域中“概念”的堆疊是自帶風險的：它們是歷史的，也是政治的，都在被塑造，在成為自己的過程中！（佛説某物，即非某物，是名某物。佛陀是洞明世事的智者！）

“學者”拍下了積木的各種造型，權力者從中選取並引導流行（某些造型甚至使用了膠水）。這樣的學術是有害的，“害”才是其用！但這真的是“智慧”嗎？當擺拍的造型佔據船艙時，水面的風浪並未停息，船仍在水上！造型倒塌，將助力船的傾覆！翻船之下或有幸存，權力者早已備好救生艇。（一戰、二戰，都是舊船的傾覆，也是新船的啓航！問題在於，下一艘新船在哪裏？）

不誠，是求知之障。當理性被奉上神壇的時候，它已是新的形而上！政治以及它的延續（戰爭）都在“人的理性”之上：人不能否定作為人，而政治是人的主體性的向上湧現！關於人的預言，以及關於人類的宏大敍事，都是“因”而不是“果”。（理想的高下，要看它發揮的作用，而不是它的精緻邏輯。）

知識之樹允許任何方位與視角的觀察，但**“大地平面、營地中央”是座標系和原點**，任何的觀點都要回到此處接受檢驗！地球村、信息爆炸、話語權柄，是當今的時代特徵。時代中的每一個人，尤其需要確立知識之錨：錨定營地的中央以“不移”。立住自己，堅守自洽相容原則，奉行拿來主義，思想/學術才可能！

所以，並不是文科無用，而是自説自話的外部反思，和人云亦云的殖民殘響，它們偽裝成的所謂“學科”無用：自高門檻令其難以使用；概念遊戲令其極具危險！現代科學帶來的最大問題，不是核武器，而是人心的自大：文科“科學化”，經常是理性的濫用！理性的濫用導致原本堅實的思想基礎變得泥濘（常識變得可疑，信念掛接虛無，良知無人守護…），越是所謂科學化，就越是危險。

科學的精神是懷疑，但目的是不疑！何況，人的主體性禁止科學穿透！

科學照亮了大地，現代人應當更加堅定、自信。不能因“神”的遠離而放棄“善”的教導。

現代人構建自己的思想體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假信息、偽知識比比皆是！識別真偽，需要三個條件：站穩腳跟、看清本質、校正標尺。

“人不能否定作為人”，是不移的立足處（腳下則是堅實的科學大陸）。這立足處排除了“神意”：天地相分，人神不擾；立足的平面定義了社會的棋盤：內外相分，“是”與“應當”不擾；平面之上的社會性就是人性：善惡相分，義利不擾。站穩腳跟，任何的“神聖”不能成為要挾我的理由；任何外來的“理性”不能命令我的價值判斷；任何的藉口或假定不能改變我的善惡判定。“義”是生而為人規定了的信仰，義不容辭！義利合一時，應為便是願為！

幾乎所有邪教都以末世説為根據，於是救世神聖，於是任何索求神聖；資產階級定義了神聖的自然法，於是私有產權神聖，於是剝削神聖。自由神聖，於是集體主義被判定為惡；“民主”神聖，於是公權力被遮蔽，民意被消解。契約神聖，於是可以無視法哲學第一原理，於是政治可以刻舟求劍；法律神聖，於是遮蔽公權力，於是金錢可以構築攻不破的城堡…。“啓蒙者”的理性，只是“神聖”的外衣！任何的神聖或理性，都不能突破“是與應當”的分界，突破就意味着人的主體性被侵蝕。而主體性消解的後果，是惡行的免責和奴役的合法化。西方社會學的背後是種族歧視，是骨子裏的高人一等！

中國哲學始終在求解“以人為本”！在知識大廈的五層上，是人的生存智慧：人是主體，“因果”是這一層上的客觀。**儒家仁者愛人：與人相處；道家道法自然：與外在相處；佛家緣起性空：與內心相處。歷史唯物主義示範了透過表象看到本質的路徑。**在知識大廈的六層上，有着可識別的律動：由人的主體性“向上湧現”的客觀。國家是地理和歷史的合謀，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人類文明呈現為可觀察的有序。

文明的零點是人性的平面，方向是安寧富足，刻度是“禮”。文明就在人民最樸素的願望之中：過上好日子！好日子是富足：私有財產和公共品的充足便利，以及宜居的環境；好日子是安寧：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公共品安全（不因‘特權’而縮減）。好日子可以具化為更具體的指標：較低的勞動強度，更多的休閒時間，更大的選擇空間，以及寬鬆的人際關係（內卷本身是負的財富）等等。

安寧與富足呈現為人際關係之“禮”。禮是承認與尊重，不侵犯他人安寧，不侵奪他人財產，尊重他人即是守護自己。公權力的基本職能是維護世間的因果：主持公道，讓守禮成為人之所願而非負擔。如果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那麼守禮即是痴愚，教人守禮就是陷害！只有無需倚仗個人武力時，私有產權才成為權利，安寧與富足才能並存。只有安寧與富足同在時，安寧與富足才是真實的！所以，公權力是善，她保護着權利，因而承載着文明。

“文明型國家”的內涵是：共尊公權力，“天下神器”成為實存**。**

人們讚揚貴族精神，因為“禮儀”刻畫着文明！文明，表現為貴族化，只不過不是少數人而是所有人的貴族化！階級壓迫絕不文明（上等人的每一份高貴，都建立在十倍的底層苦難之上）！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公權力是社會生活的“天之道”，它致力於公平。

公平，起點是無分貴賤的尊重生命！公權力必須堅持“生命至上”，否則就是人性平面的塌陷，失陷的平面上莫談文明！公平，是文明的底邊，公權力必須扶弱（不是劫富濟貧，而是禁止奴役，禁止私權超過它的邊界），否則就不是公權力！中國歷史上存在一條顯著的演進線索：貴族->世家豪門->士紳->人民，目標是公平，方法是等級的壓縮和流動性的增強。“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體制中的王權，不是公權力：無“公”，哪有公權力！

穩定社會必定貧富分化，過大的貧富差距確是社會動盪之源。但“平均”並不是文明的目標！文明不只有公平一面，展開的財富階梯是發展的動力之源，也是財富的容積！提高底邊和打開天花板，都是文明的建設。政治文明的目標是使“邦有道”，貧富分化但有度：止於作為生產和容納財富的動力和階梯。

文明，是一個“多面體”，只有當它的每一個面都平整時，文明才是光彩的！（種族滅絕，或許可以解決‘問題’，但無法構建文明：人性淪喪將導致底面的缺失，成為無法修復的黑洞）。只有上等人享有的“文明”不是文明，因為它藴含了社會整體的不安。

平均主義和邦無道是左右兩處深淵，公平，出於對深淵的恐懼。

國家組織的演化有跡可循：呈現出一虛一實。圖騰虛化，部族的印記逐漸由具體的實存轉化為某種虛化的精神。虛化背後是民族的融合，以及族羣的擴大。權責實化，伴隨着融合的，是公權力內涵的逐漸清晰，進而形成烙印，勾勒出“天下為公”。

當體量大到一定程度，當“和而不同”成為基本共識時，“天下神器”凝結，國家作為實體覺醒！她產生了意志。她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整體（一艘船），是所有成員的母親！她愛每一個孩子，她在船長室刻下了守則：無我，以船為己身，以行穩致遠為己任。

歷史在求解“行穩致遠”，或主動或被動：大船或小船，漁船或戰船。當代中國人，生而已在大船上！歷史最終怎樣評説，不知不論，但中國只能是大船，分裂意味着文明葬送、神州陸沉！小説家可以設想假如沒有秦滅六國…，但歷史不容假設。

組織權力的演化呈現出階梯：權力載體從土地遷移到資本（資本權力向前兼容了土地權力）。當今世界，金融資本正在脱穎而出，漸漸延展出第三層階梯：金融可以統領資本。金融資本的權力與公權力是同階的，它應當併入公權力，或者成為公權力。遊離於公權力之外，意味着可能的買辦或寄生！

…

人類文明是可觀察的有序，有序呈現於適宜的刻度上。觀世界，需要量值統一且校準了零點的標尺，形而上的標尺只有負值讀數。文明，是世間事，要循世間尺度。

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人們期望公權力絕對公正，但任何時候，公權力都是人在執行，侵蝕總會發生。**公權力的“零點”應當標定為“不被俘獲”：**貪腐瀆職或許無法根除，但永遠不能合法！合成謬誤或許不能杜絕，但絕不可掩耳盜鈴！糾正錯誤、感知和解決社會矛盾，是正值；公權私用、“合法”侵奪，是負值。

內政的基本原則是“責權對等”。公權力至高無上，因為她負有無限責任。政治家和政客的區別在於責任：為人民還是為自己！政治家遵守船長守則：“無我，以船為己身，以行穩致遠為己任”；政客玩弄船長守則：“無畏，以己身為船，不管身後洪水滔天”。國家意志覺醒的內在標誌是：體制圍繞“船長守則”設計。

中央集權不等於獨裁：前者是船的操控性能，後者是操控指令的產生機制（如果中央集權等於獨裁，那麼健壯等於暴力）！意志覺醒的國家必定中央集權：操控性能是航船行穩致遠的保障，中央集權是政府履行責任的保障。“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國家意志是國之“不可勝”：組織能力是國家的核心競爭力（沒有之一）。

人類社會是註定了的不完滿：富足不是通吃，安寧不是躺平，自由不是任性，人權不是免責！公權力包含了國家的自律：對內，是民主集中制；對外，是國際道義。公權力必定包含強力。對外的一面，是國家財富和安全的守護，守護需要強力；守護是國家正義，它是“先為不可勝”基礎上的與人為善（國強不霸）。對內的一面，內政首先是取捨，而取捨的背後必定有強力：目的是社會正義，它同時標註為罪犯的恐懼和平民的無懼。

在討論法學的時候，講論跡不論心，講政治學的時候，卻令中央集權等於獨裁！而在他們的國際政治實踐中，宰割不成便是爾等原罪！為以上披上合法外衣的人，都是惡虎之倀！假如魯迅再世，那麼先生會從他們著作的字縫裏輕易讀出‘欺詐’二字！並不複雜，遮蔽而已：政治學切除戰爭/革命，經濟學剝離政治，倫理學避談經濟…。於是，滿口國際秩序，卻動輒掀桌子；宣揚市場經濟，卻時常干涉制裁；傳唱自由人權，卻慣於製造人道主義災難！

世間沒有紅名機制，“神”也不插手人間善惡。但善惡就是善惡，不因“神”的缺席而反轉或消弭。對外霸凌，對內欺騙，是政治文明的倒行逆施，不因兩黨或多黨的囚徒困境而免責。國際社會也在世間，也有因果，沒有所謂的偏愛或例外。

“國際政治”的內涵是演變的。對中國來説，十七世紀末（直至與沙俄在邊界相遇）以前，外事的主題是天朝上國和興亡繼絕。十八世紀以來的三百年，國際政治是西方先行工業國主導下的全球化（殖民）。在這一浪潮中，中國是弱小和邊緣化的，以至於人們以為國際政治的唯一形態是列強的盛筵，差別只在殖民者的暴虐或相對温和！工業化的基本完成，標誌着新中國逐漸回到國際政治舞台的中央。國際社會，因中國的復興而有了新的可能形態。

地球村、國家意志、霸權餘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未來已來！大變局的現實是國際秩序的迭代。怎樣的秩序以及如何更新，沒有人能給出答案，未來是共同創造的。大國的擔當將深刻影響時代與命運！所以，思想是這個時代的當務之急！中國應當完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迴歸中華文化的學術正統，迴歸中央之國的天下觀。

中華文化是以人為本的：**對內，是使邦有道，是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是“先為不可勝”之上的文明示範；對外，是華夷之辨，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國強不霸、海納百川的王者胸襟。**公佈中國的天下觀，是為變局增加確定性，是擔當，也是承諾。

…

知識，應當是兩張地圖：科學和智慧。

作者努力呈現它們的真實和有序，以為正在追尋着知識的“日心説”。

 

 

 

 

2023年3月

付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