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篇(二八) 天下觀_風聞
付延明-04-02 0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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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基本原則是統觀,統觀要建立在瞭解人類全部已有知識的基礎之上。但個人掌握人類全部知識是不可能的,物理和時間的雙重不可能!正因如此,讓知識各歸其位是必要的:個人可以不通透某一門類知識,但應當知道它在哪裏。
統觀,意味着視野不受限制,也意味着遺漏即是錯誤。
知識的“各歸其位”與“格物”是等效的:萬物命名的規則背後就是人類的知識體系,知識也呈現為物的命名和描述。人類歷史就是認識和改造自然的歷史,也是命名和取用於自然的歷史,對自然的取用是人類的實踐。實踐是個人的,更是社會的,組織才是實踐偉力的源泉。為了實現組織這一實踐主體,人們學會了相處,相處的智慧也是知識,也呈現為物的命名和描述,只是不再囿於“實物”。
讓知識各歸其位,隱含了一個前提**:**知識是有“本位”的!人們相信“世界”是一個合乎邏輯的整體,“物”是有其本位的,這很自然地意味着,知識整體也應當是一棵樹(或任何便於理解的有序,比如大象,比如天書)。有序,是一種選擇,或者説一種願望,未曾獲得形而上的指認。人類由少年成長為青年,發現除了自己別無可倚靠時,終將脱離“神”的抱養,開始自作主張!認定世界是一個整體,是人類一直以來的選擇,只不過自“青年時代”起已是自作主張。而敢於自作主張的理由,則已是科學的自立,以及人類從未記錄到確切的神蹟(科學使得自然之威不再神秘)。
從任何角度觀察知識之樹,都是合法的,就像日心説與地心説,二者都是對太陽系運行的數學描述。哲學思想的差異也主要地在於角度、站位以及視野。如果視野受限(孤立的族羣內,肯定看不到地球村的運轉;科學時代以前,人們肯定看不到原子或微生物),那麼“思考”必然不同。從這一點上講,哲學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結果,而不是根據(人類的發展是攀登,哲學是山坡上的駐足,時代不同,所見不同),最典型的是近代哲學的認識論轉向:視野放大,目力成為制約。所以,哲學史必須在人類的發展史中,脱離背景的比較並無意義:歷代先哲都絕無可能是掩耳盜鈴或自欺欺人之輩。
先哲與“辯士/智者”的區別在其“誠意”:他是否有意遮蔽!哲學的思考,有人從形而上開始,有人從“視力”開始,有人從宗教傳説開始,有人從説文解字開始…。所有的路徑都是合法的,只要他不是以遮蔽為目的的削足適履!
但統觀知識,確有必要尋找合適的角度,人的能力有限:簡潔、直觀總是有利於觀察的。當代哲學應當走向天下關懷,打開自然和社會的全面視野:站在科學大陸上,展開關於命運的思考。否則極大可能是畸形的視野與偏執的思想。
黑格爾説:現實是本質與實存的統一。當觀察的視角合於事物的現實(本來面目)時,規律性呈現,事物由雜亂無章變得可理解:有序,進而呈現為簡潔、直觀。或者説,所謂事物的本質,就是它呈現有序的那一面。格物,也就是打開視野,並在視野中尋找有序,以求簡潔、直觀。格物之論既不代表正確,也不否定其他視角的觀察,它只是一種便於理解的有序**:怎樣的知識之樹(怎樣的世界)**。
描繪知識之樹,可以借用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説”。
知識之樹的質料是“物”。三生萬物:自然之物、物用、意志(人的能動性本身,是本名而非命名)。物,關聯着生而為人規定的立場和視野。俯視視野中,科學是對自然之物的識別和取用,科學拓展了物用。平視視野中,是平等的人格(自由意志)與相處,人們爭奪、分配着自然和人造的物用,並創造了分配的規則:私有、公有以及共有(生而有之無需分配,比如陽光、空氣、星空,比如仰望、思考…)。仰視視野,是人類聚居到一定規模,開始關於命運的思考之後,才開啓的。人們總要追問人生的意義或目的,總有或樂觀或悲觀、或直觀或客觀的不同審視與猜想。每個人都可以審視命運,或抗爭或順從,似乎可以規劃或逃避命運,又似乎只是徒勞:彷彿抗爭與順從、規劃和逃避,都是命運的安排…。歷史被關注。
人聚居成為社會,自由意志已在!自由意志是物用的根據,是利害和善惡的尺度;它不需要根據,本身也不以物用論。想象屏幕上的三原色點陣,每個人都是一個自發光的點(綠:生命值,藍:法力值,紅:怒氣值)。當點陣雜亂無章地變換顏色時,屏幕呈現為無信號的雪花屏;當點陣着色並持續時,屏幕湧現出有意義的文字或圖案。意志是主體,向上湧現:內部的矛盾,外部的組織意志。意志是主體即能動性,不同於自然和人造之物,它是社會的本體(不可再分)。社會矛盾,在微觀上表現為每個人的傾向,即每個點的“着色”。(讓社會整體呈現無信號狀態,是‘解決’矛盾的方法之一)。
意志的湧現,服從測不準原理:測量意味着干擾。不受干擾的湧現才是真實的,那麼,怎樣才能獲知民心民意?
知識的形式是物的描述:何為物,物將如何。科學是階梯,攀登的過程就是視野拓展的過程,人彷彿在不斷長大(科學使得氣力增大、目力增強)。科學在它的視野(自然)中創建了格物表,命名自然萬物;同時基於物性造物,造物的方法也是科學,所造之物則因用而名。在科學尚未涉足或不能伸展的領域,人們依據經驗識別物性並造物,造物的方法也是知識,所造之物也因用而名。
人類聚居成為社會,社會性定義了善惡。人們創建了合作的規則:制度、習俗、道德、法律…;人們記錄歷史、編寫故事,(説服、論證、恐嚇、誘惑…教化)以使合作可能並穩固。合作的結果是物用的豐富以及私有產權,社會性的人格顯現:產權ID。歷史以及故事,都是因用而在的,“(言與行的)自相關性”使得它們不只是知識,它們都包含了意志,並作用於意志。
個人意志因認同而匯聚,成為組織及其意志(在國家層面上,是對外的主權,以及對內的治權),呈現為更為宏大的歷史與敍事。宏大敍事也是因用而存的,不只是知識,它們都包含了利維坦的意志,因而都是政治的。政治的真理只有一個:以人為本,而人是有立場的,且因時因勢而變。宏大敍事的造假方法,主要地是對立場的遮蔽或模糊。凡刻舟求劍者,皆已遠離學術。
知識的動力是數學。物的描述,本質上是視野中的數學:數學是無限寬廣的草坪,認識世界是草坪上的賽事。數學建造了全部的知識:自然(包含人)在使用“神的數學”自行演化,所以伽利略稱之為“無字天書”;人類在實踐中發現規律性,就是解讀“天書”,並表達為“人的數學”。知識的完整線索(含假定)是:“神”創建了數學,並律令基本粒子(或其他的,人類尚未理解的‘基本’)服從數學律->自然按神之意願啓動並演化->人類出現->人類生存求知的實踐發現規律性(解讀天書)<->知識及其積累<->數學知識。
借用古印度人的想象“世界在大象背上,大象在海龜背上”。其中“海龜”是數學世界本身或者説“神的數學”;“大象”是自然(不是自然界,而是一個可能‘大於宇宙’的概念);“世界”則是人類視野中的宇宙。相對於人的視野,宇宙已是一種無限!那麼“大象”、“海龜”就只是想象,不是知識,它們已在世外。“世外”只能放入副本,可供想象,不作為知識。合法的知識建立在兩個不能再分的同質性的界面上:科學視野中的基本粒子,以及人自身。二者的共同點是:都不再需要原因!只不過前者是相對的,是人類當前目力的邊界,後者是絕對的,是“人不能否定作為人”的哲學直觀。(直觀:可知其然,不可或無需知其所以然)。
知識的目的是人的生存以及更好的生存,知識是為人服務的:人是知識的尺度,也是知識的目的。人被拋入這個世界(人成為人:打通數學世界+自知有限),是知識的原點。想象帝國時代遊戲開始的畫面:拓荒者孤單地站立在全黑的地圖中,視野只是他的立足…。他要打開那被遮蔽的地圖,獲得資源,以便打開更大的地圖,獲得更多的資源…。直到有一天,他確認地圖已被點亮,科學時代到來。但他卻更加迷惘了:地圖太大,超出了他的目力!
拓荒者也曾懷疑當下的地圖只是某種“一隅”或“一頁”!但生而為人,已確立了他的不可移動的營地!營地的中心點是數學,是人的理性本身。如果世上只有一個人,那麼這是一個懸空而孤立的點光源:理性無內,它沒有方向定義,只有“向外”。**“**人不能否定自己作為人,即我思故我在”的哲學直觀令理性合法:“點”被點亮。“人不能否定他人作為人,即人格平等”的哲學直觀,使得孤立的亮點聯結成為平面,彷彿大地!營地於是得以在大地上展開。
平等人格聯成的平面無厚,但定義了空間的上與下。拓荒者應當向下探索,以擴展資源;也應當向上探索,合作成為社會。探索就是人類的實踐:向下的,是取用於自然;向上的,是人類的文明;二者共同標定人類的生存。
站在營地中央,可以看見全部的知識。知識可能有“遠近上下”之別,但都“朝向”營地。科學(以及全部關於自然的知識)的目的是物用,而物用是指向人的,人為萬物賦予意義!社會學(以及全部關於人文、歷史、美與善的知識),目的是人的相處與合作,人性就是社會性。知識屬於人類,必定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的全部的知識,因“作為人”的平面而分開上下。下方,是以現代科學為中心的關於自然(包含作為生物的人)的知識,劃歸科學;上方,是在“以人為本”和“推己及人”的基本規則上,演化出來的關於社會的知識,統稱智慧。科學,按照複雜程度和湧現關係,可以細分為四層;智慧,根據“主體”層級,可以劃分為兩層。(參見‘知識的層級’章節。)
人類基於智能的“進化”之路也分開了上下:工具使人獲得了超出基因限制的能力;進化了的人們創造了更強大的組織形式和規模。科學拓展了物用,人類變得富足;富足的人類得以可能建設更高層級的文明。兩路的合成才是人類作為整體的“進化”。人類若有天命,應是求證利維坦的終極:輝煌和不朽。
知識本身呈現為階梯,知識傳承的形式有明顯的足跡。文字本身、文字載體、記錄方式、容量以及檢索,進步的階梯有跡可尋。數學作為符號體系的出現,是一個重大的里程碑,科學成為可能(參見‘歷史視角’章節)。語言本身有明顯的擴充趨勢:現代語種都在跟隨視野而擴容(漢弗萊先生那誇張的語言藝術,標誌着英語的政治詞彙容量)。隨着視野擴張,知識呈現分科(大量的英文縮略詞)…。哲學是在知識積累和生產力進步,統觀得以可能時才起步的。
當知識的階梯呈現在統觀的視野中時,思想就有了錨。
與知識相伴的,工具也呈現為階梯。材質方面:石器、青銅器、鐵器;製備方面:打製、磨製、冶煉、製造工具的工具、設計工具的工具;能源方面:人力、蓄力、水利、用火、化石、電能、核能。數學逐漸純粹:算符、公式、方程。人類的目力提升:顯微鏡、望遠鏡、天平、實驗室…,科學的帷幕拉開。
當攀登的足跡呈現時,“人”應當不再卑微。
科學的視野中,可見兩條清晰的脈絡:物質路徑和能量路徑。由基本粒子(有限本體)向上逐層湧現,直至作為生物的人;能量在自然和生物界傳遞,形成清晰的階梯和鏈條(參見‘科學視野’相關章節)。可以在科學的視野中宣稱人的本質是格物表中的靈長類動物,或食物鏈頂端的一個環節,但不能在“作為人”的平面之上如此宣稱,理由很簡單:人不同意!人是知識的尺度,而科學也是知識!
當人在科學的視野中看到自身時,“人”不再遊離。
科學之外,還有更大的視野。科學家,是使用工具尋找“自然有限本體”的人;工程師,是製造更精密的材質和工具的人;科學與技術不可分。政治家是為工程師建造工廠和為科學家建造實驗室的人;思想家是使合作(建造和運轉工廠、實驗室)可能的人;政治和思想不可分。社會學和自然科學只分領域,不分輕重!
當科學作為人的實踐呈現時,“人”感受到了命運。
知識之外,人們可以展開想象,遨遊在精神的世界中!但形而上的思考不在實踐中。也許基本粒子並不基本,它們可能衰變;也許宇宙在數學上並不永恆,它可能歸於熱寂;也許地球只是某個外星勢力的養殖基地,人類可能難逃火雞的命運…。但人類文明不因視野之外的悲觀而停滯,理由同樣是:人不同意!
當思想自身的“邊界”呈現時,“神”迴歸人心。
社會學的合法性來自“以人為本”。人們的目光可能長遠或短淺,可能專一或大略,但出發點是人類的生存。“以人為本”為社會學設置了邊界。起點處,是“人不能否定作為人”的哲學直觀,人(自由意志)是自在自發的,無需理由、不被解析,且不以物用論。最高處,是國家的正義性,“天意自我民意,天心自我民心”是政治的常識,不可曲解、不受質疑**。**或許有超越國界甚至視界的“正義”,但那不是否定國家正義的根據,同樣因為:人不同意!
社會學通常作為文科,它確實不能像自然科學那樣取材驗證,但這不是否定它的理由:文科與理科同樣重要,它們是人類在兩條路線上的探索。“文科無用論”當然是不正確的!重視科學和創新,不能走向科學主義甚至科學教。但應當檢討:哪些學科以及為什麼被指責!學術本身是否有值得檢討之處?檢討的方向有二。
其一,外部反思。它在用詞上仍然表現為以人為本(或許更懇切),但它的結論總是遠離現實的:只有將全部的實存統統銷燬,切換成全新的人和世界,正義才可能到來(不談醫術,要求病人‘回爐重造’的醫生首先是殺人犯)!此類“學術”仍在西方社會學形而上的窠臼中,無論怎樣的中國化,都只是“香蕉化”,不配稱為學術!
其二,自身朽壞。當學術呈現為“回字的四種寫法”或“to be的四種用法”或“競爭的四種曲線”時,它已經走向了自身的衰朽。或因新裝效應,或因被擇而用(應聽眾要求,關公可以戰秦瓊),學術漸漸演化成了“概念”積木上的舞蹈,孤芳自賞成為它的主要價值。此類學術與乾嘉之學有相似的境況,它們都走在末路上。
積木遊戲的結果只有一個:倒塌。“概念”本身是知識,成為“典故”!當“典故”的門檻逐漸堆高,拒人於門外的時候,學術已遠離它的初心。社會領域中“概念”的堆疊是自帶風險的:它們是歷史的,也是政治的,都在被塑造,在成為自己的過程中!(佛説某物,即非某物,是名某物。佛陀是洞明世事的智者!)
“學者”拍下了積木的各種造型,權力者從中選取並引導流行(某些造型甚至使用了膠水)。這樣的學術是有害的,“害”才是其用!但這真的是“智慧”嗎?當擺拍的造型佔據船艙時,水面的風浪並未停息,船仍在水上!造型倒塌,將助力船的傾覆!翻船之下或有幸存,權力者早已備好救生艇。(一戰、二戰,都是舊船的傾覆,也是新船的啓航!問題在於,下一艘新船在哪裏?)
不誠,是求知之障。當理性被奉上神壇的時候,它已是新的形而上!政治以及它的延續(戰爭)都在“人的理性”之上:人不能否定作為人,而政治是人的主體性的向上湧現!關於人的預言,以及關於人類的宏大敍事,都是“因”而不是“果”。(理想的高下,要看它發揮的作用,而不是它的精緻邏輯。)
知識之樹允許任何方位與視角的觀察,但**“大地平面、營地中央”是座標系和原點**,任何的觀點都要回到此處接受檢驗!地球村、信息爆炸、話語權柄,是當今的時代特徵。時代中的每一個人,尤其需要確立知識之錨:錨定營地的中央以“不移”。立住自己,堅守自洽相容原則,奉行拿來主義,思想/學術才可能!
所以,並不是文科無用,而是自説自話的外部反思,和人云亦云的殖民殘響,它們偽裝成的所謂“學科”無用:自高門檻令其難以使用;概念遊戲令其極具危險!現代科學帶來的最大問題,不是核武器,而是人心的自大:文科“科學化”,經常是理性的濫用!理性的濫用導致原本堅實的思想基礎變得泥濘(常識變得可疑,信念掛接虛無,良知無人守護…),越是所謂科學化,就越是危險。
科學的精神是懷疑,但目的是不疑!何況,人的主體性禁止科學穿透!
科學照亮了大地,現代人應當更加堅定、自信。不能因“神”的遠離而放棄“善”的教導。
現代人構建自己的思想體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假信息、偽知識比比皆是!識別真偽,需要三個條件:站穩腳跟、看清本質、校正標尺。
“人不能否定作為人”,是不移的立足處(腳下則是堅實的科學大陸)。這立足處排除了“神意”:天地相分,人神不擾;立足的平面定義了社會的棋盤:內外相分,“是”與“應當”不擾;平面之上的社會性就是人性:善惡相分,義利不擾。站穩腳跟,任何的“神聖”不能成為要挾我的理由;任何外來的“理性”不能命令我的價值判斷;任何的藉口或假定不能改變我的善惡判定。“義”是生而為人規定了的信仰,義不容辭!義利合一時,應為便是願為!
幾乎所有邪教都以末世説為根據,於是救世神聖,於是任何索求神聖;資產階級定義了神聖的自然法,於是私有產權神聖,於是剝削神聖。自由神聖,於是集體主義被判定為惡;“民主”神聖,於是公權力被遮蔽,民意被消解。契約神聖,於是可以無視法哲學第一原理,於是政治可以刻舟求劍;法律神聖,於是遮蔽公權力,於是金錢可以構築攻不破的城堡…。“啓蒙者”的理性,只是“神聖”的外衣!任何的神聖或理性,都不能突破“是與應當”的分界,突破就意味着人的主體性被侵蝕。而主體性消解的後果,是惡行的免責和奴役的合法化。西方社會學的背後是種族歧視,是骨子裏的高人一等!
中國哲學始終在求解“以人為本”!在知識大廈的五層上,是人的生存智慧:人是主體,“因果”是這一層上的客觀。**儒家仁者愛人:與人相處;道家道法自然:與外在相處;佛家緣起性空:與內心相處。歷史唯物主義示範了透過表象看到本質的路徑。**在知識大廈的六層上,有着可識別的律動:由人的主體性“向上湧現”的客觀。國家是地理和歷史的合謀,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
人類文明呈現為可觀察的有序。
文明的零點是人性的平面,方向是安寧富足,刻度是“禮”。文明就在人民最樸素的願望之中:過上好日子!好日子是富足:私有財產和公共品的充足便利,以及宜居的環境;好日子是安寧:人身安全,財產安全,公共品安全(不因‘特權’而縮減)。好日子可以具化為更具體的指標:較低的勞動強度,更多的休閒時間,更大的選擇空間,以及寬鬆的人際關係(內卷本身是負的財富)等等。
安寧與富足呈現為人際關係之“禮”。禮是承認與尊重,不侵犯他人安寧,不侵奪他人財產,尊重他人即是守護自己。公權力的基本職能是維護世間的因果:主持公道,讓守禮成為人之所願而非負擔。如果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那麼守禮即是痴愚,教人守禮就是陷害!只有無需倚仗個人武力時,私有產權才成為權利,安寧與富足才能並存。只有安寧與富足同在時,安寧與富足才是真實的!所以,公權力是善,她保護着權利,因而承載着文明。
“文明型國家”的內涵是:共尊公權力,“天下神器”成為實存**。**
人們讚揚貴族精神,因為“禮儀”刻畫着文明!文明,表現為貴族化,只不過不是少數人而是所有人的貴族化!階級壓迫絕不文明(上等人的每一份高貴,都建立在十倍的底層苦難之上)!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公權力是社會生活的“天之道”,它致力於公平。
公平,起點是無分貴賤的尊重生命!公權力必須堅持“生命至上”,否則就是人性平面的塌陷,失陷的平面上莫談文明!公平,是文明的底邊,公權力必須扶弱(不是劫富濟貧,而是禁止奴役,禁止私權超過它的邊界),否則就不是公權力!中國歷史上存在一條顯著的演進線索:貴族->世家豪門->士紳->人民,目標是公平,方法是等級的壓縮和流動性的增強。“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體制中的王權,不是公權力:無“公”,哪有公權力!
穩定社會必定貧富分化,過大的貧富差距確是社會動盪之源。但“平均”並不是文明的目標!文明不只有公平一面,展開的財富階梯是發展的動力之源,也是財富的容積!提高底邊和打開天花板,都是文明的建設。政治文明的目標是使“邦有道”,貧富分化但有度:止於作為生產和容納財富的動力和階梯。
文明,是一個“多面體”,只有當它的每一個面都平整時,文明才是光彩的!(種族滅絕,或許可以解決‘問題’,但無法構建文明:人性淪喪將導致底面的缺失,成為無法修復的黑洞)。只有上等人享有的“文明”不是文明,因為它藴含了社會整體的不安。
平均主義和邦無道是左右兩處深淵,公平,出於對深淵的恐懼。
國家組織的演化有跡可循:呈現出一虛一實。圖騰虛化,部族的印記逐漸由具體的實存轉化為某種虛化的精神。虛化背後是民族的融合,以及族羣的擴大。權責實化,伴隨着融合的,是公權力內涵的逐漸清晰,進而形成烙印,勾勒出“天下為公”。
當體量大到一定程度,當“和而不同”成為基本共識時,“天下神器”凝結,國家作為實體覺醒!她產生了意志。她意識到自己是一個整體(一艘船),是所有成員的母親!她愛每一個孩子,她在船長室刻下了守則:無我,以船為己身,以行穩致遠為己任。
歷史在求解“行穩致遠”,或主動或被動:大船或小船,漁船或戰船。當代中國人,生而已在大船上!歷史最終怎樣評説,不知不論,但中國只能是大船,分裂意味着文明葬送、神州陸沉!小説家可以設想假如沒有秦滅六國…,但歷史不容假設。
組織權力的演化呈現出階梯:權力載體從土地遷移到資本(資本權力向前兼容了土地權力)。當今世界,金融資本正在脱穎而出,漸漸延展出第三層階梯:金融可以統領資本。金融資本的權力與公權力是同階的,它應當併入公權力,或者成為公權力。遊離於公權力之外,意味着可能的買辦或寄生!
…
人類文明是可觀察的有序,有序呈現於適宜的刻度上。觀世界,需要量值統一且校準了零點的標尺,形而上的標尺只有負值讀數。文明,是世間事,要循世間尺度。
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人們期望公權力絕對公正,但任何時候,公權力都是人在執行,侵蝕總會發生。**公權力的“零點”應當標定為“不被俘獲”:**貪腐瀆職或許無法根除,但永遠不能合法!合成謬誤或許不能杜絕,但絕不可掩耳盜鈴!糾正錯誤、感知和解決社會矛盾,是正值;公權私用、“合法”侵奪,是負值。
內政的基本原則是“責權對等”。公權力至高無上,因為她負有無限責任。政治家和政客的區別在於責任:為人民還是為自己!政治家遵守船長守則:“無我,以船為己身,以行穩致遠為己任”;政客玩弄船長守則:“無畏,以己身為船,不管身後洪水滔天”。國家意志覺醒的內在標誌是:體制圍繞“船長守則”設計。
中央集權不等於獨裁:前者是船的操控性能,後者是操控指令的產生機制(如果中央集權等於獨裁,那麼健壯等於暴力)!意志覺醒的國家必定中央集權:操控性能是航船行穩致遠的保障,中央集權是政府履行責任的保障。“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國家意志是國之“不可勝”:組織能力是國家的核心競爭力(沒有之一)。
人類社會是註定了的不完滿:富足不是通吃,安寧不是躺平,自由不是任性,人權不是免責!公權力包含了國家的自律:對內,是民主集中制;對外,是國際道義。公權力必定包含強力。對外的一面,是國家財富和安全的守護,守護需要強力;守護是國家正義,它是“先為不可勝”基礎上的與人為善(國強不霸)。對內的一面,內政首先是取捨,而取捨的背後必定有強力:目的是社會正義,它同時標註為罪犯的恐懼和平民的無懼。
在討論法學的時候,講論跡不論心,講政治學的時候,卻令中央集權等於獨裁!而在他們的國際政治實踐中,宰割不成便是爾等原罪!為以上披上合法外衣的人,都是惡虎之倀!假如魯迅再世,那麼先生會從他們著作的字縫裏輕易讀出‘欺詐’二字!並不複雜,遮蔽而已:政治學切除戰爭/革命,經濟學剝離政治,倫理學避談經濟…。於是,滿口國際秩序,卻動輒掀桌子;宣揚市場經濟,卻時常干涉制裁;傳唱自由人權,卻慣於製造人道主義災難!
世間沒有紅名機制,“神”也不插手人間善惡。但善惡就是善惡,不因“神”的缺席而反轉或消弭。對外霸凌,對內欺騙,是政治文明的倒行逆施,不因兩黨或多黨的囚徒困境而免責。國際社會也在世間,也有因果,沒有所謂的偏愛或例外。
“國際政治”的內涵是演變的。對中國來説,十七世紀末(直至與沙俄在邊界相遇)以前,外事的主題是天朝上國和興亡繼絕。十八世紀以來的三百年,國際政治是西方先行工業國主導下的全球化(殖民)。在這一浪潮中,中國是弱小和邊緣化的,以至於人們以為國際政治的唯一形態是列強的盛筵,差別只在殖民者的暴虐或相對温和!工業化的基本完成,標誌着新中國逐漸回到國際政治舞台的中央。國際社會,因中國的復興而有了新的可能形態。
地球村、國家意志、霸權餘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未來已來!大變局的現實是國際秩序的迭代。怎樣的秩序以及如何更新,沒有人能給出答案,未來是共同創造的。大國的擔當將深刻影響時代與命運!所以,思想是這個時代的當務之急!中國應當完成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迴歸中華文化的學術正統,迴歸中央之國的天下觀。
中華文化是以人為本的:**對內,是使邦有道,是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是“先為不可勝”之上的文明示範;對外,是華夷之辨,是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國強不霸、海納百川的王者胸襟。**公佈中國的天下觀,是為變局增加確定性,是擔當,也是承諾。
…
知識,應當是兩張地圖:科學和智慧。
作者努力呈現它們的真實和有序,以為正在追尋着知識的“日心説”。
2023年3月
付延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