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萬青年科研人員，困在時間裏_風聞

知識分子2023年04月03日 08:13:260人蔘與0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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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蘇惟楚

責編|徐卓君

35歲這一年，林暉一直在做噩夢，夢裏一家三口生計無着落。這是他最後申請青年基金的機會，在一些高校，這是競逐副教授的敲門磚，申請不上意味着評不上副教授，“非升即走”落敗也毫無疑問。他的妻子是全職媽媽，沒有收入。

留給李蒙的時間也不多了，離“35歲大限”也只剩一年多，他剛提交了青年基金申請，近兩個月每天平均只睡四個小時，本子打磨了四五遍，提交的那一刻，李蒙終於從水面露頭，喘了一口氣，很快，他又沉下去了。

他已經失敗了兩次。在“非升即走”體系下，他如果想在五年內實現晉升，手裏得有東西。

他在常去的論壇許願，“今年一定要中！” 那裏散落着大量青年科研人員的恐慌、擔憂、困惑和無望。

近20年來，中國科研人員的數量急遽增長，2009—2020年，R&D人員和R&D研究人員的全時當量分別從229.1萬人年和115.2萬人年增長至523.5萬人年和228.1萬人年。與此同時，科技人才的年輕化趨勢明顯，截至2019年底，科技人力資源中，39歲及以下的人佔總體的73.9%。

對於數以百萬計的年輕科研人員來説，他們的職業發展初期與生命重要階段重疊，脱離宏大敍事後，充滿不確定和風險的科學工作裏，內嵌着職場競爭、生存焦慮和年齡危機。

只有少數人能躋身金字塔頂部，掌握聲望與權力。貫穿職業生涯始終的，還有科研的風險和不確定性。資源有限，競逐門檻層層抬高，有人停滯、有人滑落，有人戲謔自己只是“分母”。

一位博士後講述自己此刻的壓抑，課題太新，合作導師把大量瑣碎工作交給他，課題和實驗都由對方安排，即使是週末和假期，他也被要求留在辦公室。成果一直出不來，他在退站和留下之間來回擺動，覺得自己失敗極了。

一位青年教師講自己為何離開“985”高校，沒拿到長聘之前，系主任、學科帶頭人、其他教授，誰都能吩咐自己做事，很難拒絕。因為之後的考評，這些人都可能是評委中的一員。他只能硬着頭皮做。至少一年多的時間裏，他都在幫領導寫申請書、衝論文，自己的成果是零。

一些惡性事件也在互聯網中被打撈起來。有人列舉了2015年以來，見於公開報道的十數起博士和博士後自殺案例。也有人檢索了2019年至2021年，12位科研人員的早逝，其中年齡最小僅為31歲，平均年齡45歲，正處科學研究活力最旺盛的區間，死因分別為因病去世、突發疾病、猝死。

調查數據也揭示了這一羣體的處境。

2021年，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發佈《2019年科技工作者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報告》，十年來，科技工作者抑鬱和焦慮的水平逐漸升高。存在抑鬱的比例從2009年的17.2%增到2019年的24%；焦慮問題比例從2017年的48.3%上升到56.5%。從年齡和職稱分佈看，30歲以下人羣的抑鬱高風險所佔比例最高，達到27.8%；焦慮水平最高的是中級職稱的科技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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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在時間表裏的人

從入門起，年輕的科研人員就把自己納入一張緊湊的時間表裏，經歷一輪一輪衝卡闖關。在有限的時間裏，申請基金、競逐更高職稱，這些都與科研經費、學術資源、聲望直接掛鈎。

一關失利，他們就會在後續的項目和計劃申請中陷入劣勢，一步慢步步慢，陷入“馬太效應”的怪圈，有人就此永遠滑落。

制度化壓力下，他們的時間表必須嚴絲合縫，無法鬆懈。

青年基金申請男35歲、女40歲截止；國家優秀青年基金申請男38歲、女40歲截止；青年人才計劃申請40歲截止；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自然科學、工程領域申請男35歲、女37歲截止；青年長江學者評選自然科學、工程領域申請38歲截止；國家傑出青年基金申請45歲截止。

一位34歲的教師今年再次提交了國自然青年基金。有人戲謔，“沒有國自然的‘青椒’好像後宮妃子沒有子嗣”。他和學校簽了合同，合同期滿，沒有青年基金不再續聘，明年就到期了。

“喘不上氣，坐不下，也睡不着，想發脾氣”，這種狀態持續很久了。回到家，看到妻子和孩子，他笑不出來，愧疚、憤怒、無望捆成團塞在心口。

突出重圍的難度逐年加大。統計數據顯示，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申請量在2009～2022年期間，已經從9.7萬項增長到29萬項，資助率從22.91%下降到16.3%。2022年，約23萬人在項目申請中鎩羽而歸。

章林在工作第7年拿到了副高職稱，此前，他已經失敗了3次，那幾年，他睡着覺總會突然驚醒。

他是土木工程專業，每一年，章林工作的研究所裏大約有七八個助理研究員申請副高，名額只有2個。

“大家都很優秀，每天加班加點幹活，積攢的業績都差不多”。

在章林評副高的第一年，“需要一個青年基金，兩篇SCI文章”，到後來，每個人帶來的論文篇數逐步加碼，“3篇、5篇、7篇”。他成功競聘的那一年，平均每人手裏有八九篇SCI，有的還帶着面上項目。

章林承認那幾年在“水論文”，但他沒辦法，評上副教授前，他沒法踏實做自己想做的東西，真正深入的、屬於科研探索的東西。身邊很多人都是這樣，一篇完整的有創新點的論文被拆成好幾篇，“為了更多的數量”。

幾乎每一位受訪者都同我講述，當“數量作為GDP”時，他們只能投入大量時間在不確定性低、容易產出結果的常規領域，甚至扎堆進行重複勞動，“水論文，湊基數，為發文章而發文章”。

打破量化評價機制之後，我們能找到合適的替代體系嗎？

在中國，同行評議面臨最大的問題是人情社會銷蝕評議客觀性。章林所在的研究所大力推進“破四唯”（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的人才分類評價機制改革。但實施過程中，“原創”“創新”的評價標準缺乏基本共識，個體志趣的背後，摻雜着關係和情面。

章林所在的研究所裏有一個項目，年齡限制在35歲以下，“算是個‘小帽子’”，成功入選的人可以拿到幾十萬項目經費，評副高也毫無意外，“類似保送”。項目評選的方式為評委投票，章林不止一次聽説，競選者的導師挨個給評委庫的專家打電話，“我的學生今年參評”。

科學研究本身已經充滿風險，周遭的環境不再穩定，前途充滿未知，年輕人能做的只有“跑得再快一些”。

一位高校教師告訴我，焦慮正從教師傳導給學生。他帶的碩士生已經“卷”了起來，兩年或三年的學制裏，這些工科背景的學生，有人甚至發了五六篇SCI。

終於拿到副高職稱的章林很快意識到，還有下一關，他還要在這套熟悉的評價體系拿到正高職稱。思考了近一年，他選擇從研究所辭職，去了一所“211”高校，入職時，學校解決了他正教授的職稱，他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

「非升即走」失敗後，還能去哪裏？

“內卷”的另一端是“躺平”。今天常被我們掛在嘴邊的兩個詞，一個指向“過度競爭”，一個代表“退出競爭”，截然相反的詞語折射出青年一代在中國社會競爭白熱化的處境。

章林意識到，作為科研從業者，“躺平”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他在研究所工作時，一些四五十歲的老師們，在舊有的薪酬體系下，幾乎沒太多學術熱情，“畢竟都這個年紀了，拿死工資也滿足，但同時意味着他們沒有好的資源支持，也不會得到什麼好的項目。”

志在金字塔更高一階的年輕人，無法停下自己的腳步，投身喪失競爭的環境中。

“我見過同一屆博士畢業去其他研究所上班的，混日子。一年20萬，早晨8:30上班，玩手機，混到下午4:30，領導一走，他也走了。但你就完了，這麼幾年下來，一點創造力都沒有了”，金文説，他目前在北京一所大學機械工程專業任教。

原本金文以為，經濟壓力是他無法躺平的理由。後來他意識到，是“慾望填不滿”。“每個階段的小目標完成之後，新目標新願望又來了。”

今年他拿到了一個人才“小帽子”，“原本想着，等評上副教授，我就躺平了，但可能到時候也不會，因為走到每一層，都覺得自己還可以再往上走。學校也會一直推着你，幫你爭取資源，團隊的領導會説，再衝衝，三年拿什麼目標，五年衝什麼項目，氣氛渲染到了，你自己都覺得，不往上走都對不起自己。”

2019年末，程旦入職華南一所“985”高校任助理教授，合同簽了五年，約定完成考核指標，“要求不高，一年平均一到兩篇論文，主持一項國家基金”，其中並沒有明確“非升即走”，但同時他也清楚，留任的名額有限，但同時，留任的條件和比例都是模糊的。

他和同一批入校的青年教師，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命攢籌碼。“僅僅完成合同裏的考核指標，是沒辦法晉升副教授的”。

程旦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在他入職前一年，另一所華中地區大學的人事部副部長接受媒體採訪透露，首批69位聘期制教師最終有6人通過考核，淘汰率91%。

在知乎上，有一個問題備受關注，“那些‘非升即走’失敗的老師去了哪裏？” 這是另一殘酷現實，預聘失利後，35歲左右的科研人員離開高校重回人才市場競爭，他們人生的很長一段時間都在半封閉的訓練系統中，很多人自覺在陌生的企業土壤裏並不具備紮根能力。

於是，“失業再就業”的過程中，一些人選擇更低水平的院校就業。

一位科研人員描述這種落差，“入職一年了，實驗沒有完全展開，平台和資源有限，想找個地方做實驗，空間也有限，甚至還需要自掏腰包買儀器做實驗。” 也有人提到生源的問題，“許多學生本科可能是學院出身，也不是專業方向，帶起來很吃力，幫他們改文章，頭髮掉一大把，不如自己寫。”

對於一些人來説，職業路徑的挫敗還意味着沉重的道德負擔。

一位在“211”高校沒有順利完成預聘制考核的老師，選擇老家一所學院的教職，同學問起他的近況，他打起馬虎眼。“以後開會遇見大家都不好意思打招呼，如果有鄙視鏈，我就在最底層。”

母親逗小孩説的話令他耿耿於懷，“讀那麼多書也沒什麼用是不是，也沒走出咱這個地方。”

不對等的職業

接受訪談的科研人員們報告了自己的焦慮來源，工作壓力大、收入低、無法平衡事業和家庭。

科學研究本身就是風險極高的，很多人可能只會“兩手空空”。

這是金文工作的第3年，除了教學任務，他所在的團隊承接的大都是技術攻堅項目。截止日期就在那裏，他和同事只能堆上所有時間。金文如今每天睡四五個小時，去年熬夜最狠，連續72個小時裏，只睡了4個小時。

“不用別人催你，你自己就着急，那72個小時，召集工廠工人三班倒生產，我們作為設計人員不睡覺，盯着看，生產東西下來，要看合不合格。”

就在我們談話的45分鐘裏，3個電話連續打來，催他圖紙。寒暑假、週末、假期，金文從沒擁有過，他唯一排解壓力的方式是，睡夠7小時。

事實上，相比其他接受訪談的青年科研人員，金文的工作環境已經堪稱理想。博士畢業後，他留在導師團隊中工作，學院和團隊給年輕老師們傾斜了大量資源、頭銜和榮譽，“只要肯做，項目是不停的，你最後只會太累做不動。”

他也見過那些糟糕處境中的同事，一個團隊裏的領導“小心眼”，“給年輕老師10萬元的項目都彷彿施捨一般，動不動數落人家。”那個團隊有兩個老師已經離職，還有一個老師，手裏什麼都沒有，趕上預聘制合同快到期，急得去找院長。

金文的師兄去了另一所高校，檔次比本校高一級，平台很好，但他“夠不到資源”。師兄給金文打電話，很痛苦，讓他幫忙介紹項目。“項目意味着什麼？沒有項目你可能就帶不了學生，帶不了學生，未來成果也不會特別多，甚至進一步縮小。”

由於生育黃金年齡和職業發展階段的重合，女性科研人員的困境更為凸顯。

上海交通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沈洋和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教授李秉勤針對高校女教師做了一項調查，簽訂“非升即走”合同的老師中，六成人表示壓力非常大。“生孩子還是發論文，”是她們面臨最直白的困境。

一位工作一年的科研人員跟我描述她對生育的顧慮，“我學的是土木工程，要出現場，如果懷孕生育，很長一段時間都去不了，事情就全耽誤了。休完產假再回來，很多課題也跟不上。”她需要壓縮自己的科研時間表，在生育之前完成一定科研積累，要麼推遲生育。

我們發現，出於某些“擔憂”，育齡女性科研人員在團隊中被邊緣化。一位科研人員同我描述團隊裏女性科研人員的處境，“考慮到生育或照顧家庭等等情況，領導不會安排給女老師特別緊急的攻關項目。”

根據2022年的一份報告，北京和上海的科研人數全球最多，分別為47.6萬和23.2萬，與之相對應的是超級城市生活的壓力。

金文最近的焦慮在於家離學校太遠，他和家人租住在距學校約30公里的公寓裏，房租是學校附近同等户型價格的三分之一，而學校周邊的購房價格均價已達14萬。遇上堵車，他單程花費一個半小時甚至兩個小時。這意味着，他需要早晨6點開車出門，晚上9點之後離開學校，以錯過早晚高峯。

當象牙塔變成殘酷職場

長久以來，諸多科學貢獻以公共產品的形式出現，大眾受益於此，科研工作者也因此享有較高的聲望和社會地位。

20世紀之後，科學不再是少數人的業餘愛好，而逐漸發展為一種職業。在今天，科研人員是經過系統長期訓練的專業人士，他們中的大多數可能都是普通人，只是“更聰明”。

年輕的科研人員們總會回憶自己的老師，那曾是他們最熟悉的成功職業路徑 —— 拿到一份教職，獲得編制“鐵飯碗” —— 這意味着體面又穩定。但今天，他們大多數人面臨的窘境是，越來越多的生力軍湧入隊伍，爭奪有限的資源和榮譽。

金文覺得自己還算幸運，2020年畢業那年，根據政策，“博士畢業，有海外經歷，再做‘師資博士後’留校工作”，他留下了。到下一屆時，學院一口氣進了10個人，這是他印象裏最後的好時光。

從2022年開始，學校改了政策，要想留校，除非拿到青年人才計劃的帽子。

他形容，像是蓄水池裏的水龍頭，之前開到最大，意識到水池容量有限，猛地擰緊。

但與之相對的，進入水管的水量越來越大。根據教育部數據，近20年來，我國博士畢業生不斷增長。1999年，我國博士畢業生數量首次突破1萬人，2008年，我國博士學位授予數4.4萬，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2022年，博士畢業6.6萬，在學博士生55.61萬。從1978年以來，中國博士生招生規模實現了巨大的歷史躍遷，博士在校規模甚至是十年前的兩倍。與此同時，近年來海外博士歸國潮也愈發澎湃。

隨着博士畢業生人數的增多，高校設置層層入職門檻，考核標準和晉升條件都水漲船高，高校教師需求和供給關係變成了“買方市場”。

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會議通過了《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簡稱“雙一流”）。當“211”“985”規模穩定後，評選“雙一流”意味着高校可以此進行資源的再分配。

各個高校一度陷入“搶人大戰”。但同時，因為事業單位改革，高校編制不斷壓縮，高校普遍傾向提供短期工作崗位，推行預聘制，包裝成“特聘研究員”“特聘副研究員”“青年英才”“青年拔尖”諸多頭銜，年薪看起來頗為優厚。其中大多要求被聘者在聘期內完成晉升（如從助理教授升為副教授），否則解除聘用關係。

過去幾年裏，青年科研人員們在互聯網頻繁吐槽，一些高校以“優厚”年薪將人招進來，卻以種種名目扣除待遇；快到考核期突然提高合同考核標準；設置不合理的考核標準，但又沒有提供充足的資源支持。

博士畢業後，葉小楠找工作，對比了企業和高校，他選擇了後者，也不是一帆風順，他同一所東部大學談條件時，院長突然更換了，之前談好的安家費大幅被減。他目前就職的學校，此前招來一批老師，大都從北大、清華、上交畢業，走的是省科研引進人才的渠道，合同里約定“年薪30萬”。但去年傳來消息，合同考核要求將被更換，其中涉及績效的10萬塊，“更換條件後，幾乎難以達成，沒人能拿到”。

受到影響的前輩跟葉小楠説，如果今年這份文件被執行，大家將選擇集體辭職。

對於中國數百萬科研人員來説，少數人才能享受盛筵，大多數人在攀升過程中，停滯不前或滑落，成為金字塔下一階的大多數，在時代的湍流中不斷被沖刷。

（文中受訪對象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