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是蘇州？謀事之地，成事之州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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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朔 | 文·

大概七八年前，我從上海到蘇州開會，目的地是工業園區的一處酒店。

車開到金雞湖一帶，突見碧波盪漾，綠意盎然，規劃井然有序，兩邊的建築星星點點，設計上頗多匠心，一瞬間視野像被淨化、美化了一般，不禁脱口而出：“這兒一點也不亞於張江啊，看着更舒服。”

人經常會“坐井觀天”。我的“井”，就是平時所在的浦東花木和張江。

同行的朋友不解：“你不會是第一次來蘇州吧？”

蘇州當然去過，比如水鄉同裏、周莊和市內的園林，但沒去過園區，而各個園區是蘇州經濟的精華。

我長期在上海，還當過媒體總編，但日常主要是開會、審稿、寫評論，外出採訪很少。蘇州外向型的代工企業比較多，如崑山的外資電子廠；做中間產品的比較多，直接面對C端的品牌不太多，互聯網大廠和網紅消費品牌幾乎沒有；而歐萊雅、博世、耐克這樣的跨國公司，在蘇州有生產、物流基地，總部則在上海，而對接媒體都是總部。

**因此，蘇州跟財經媒體的關係天然比較遠。**江蘇現有3家世界500強，都在蘇州，盛虹、恆力、沙鋼，都是做生產資料的，和媒體很少接觸。蘇州有哪些著名企業家？也很模糊，不像深圳一提就一串。

2020年，我第一次到蘇州工業園區調研，卻吃了一驚：在商務部舉行的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綜合評比中，截至2019年它已是“四連冠”（到2022年已是“七連冠”）；在科技部舉行的國家級高新區評選中，它排第5（2022年排第4）。

中國首批國家級經開區1984年設立，上世紀90年代形成的第一梯隊為“廣大上青天”，即廣州、大連、天津、上海、青島的經開區。蘇州工業園區1994年才啓動，且論城市規格，蘇州不是直轄市、省會市、副省級城市，只是一座地級市。但漸漸地，它跑到了最前面。

從高新區看，2022年排在蘇州工業園區之前的是北京中關村、上海張江和深圳高新區。京滬的科教基礎和國家賦予的地位蘇州沒得比，深圳作為特區的政策與體制機制優勢蘇州也拿不來，就是和廣州、武漢、合肥、南京、西安、成都、杭州這些地方的高校與科研院所比，蘇州歷史上也差了不少。但現在，在全國參評的169個高新區中，蘇州也衝到了很前面。

從2020年的調研起，我對蘇州的關注多了起來。

我熟悉的一家金融終端龍頭公司總部在上海，把一部分研發放到了蘇州，效果很好。有一次我想和張江一家做工業電氣數字化的軟件公司交流，一聯繫，發現已遷到蘇州，在張江浦東軟件園只保留了一間辦公室。

我還發現，儘管有精緻的園林，細膩的蘇繡，柔軟的崑曲，陽澄湖的大閘蟹，但論及城市生活的網紅度，蘇州趕不上成都、杭州、長沙。不過，凡是能體現硬梆梆經濟實力的榜單，蘇州的表現總是令人震撼。

目前的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有217個，2022年前30強，蘇州一口氣拿下4個：蘇州工業園區第1，崑山經開區第5，吳江經開區第24，吳中經開區第25。

賽迪顧問發佈的2022年百強縣榜單，前10強蘇州有4個：**崑山第1，張家港第3，常熟第4，太倉第7。**崑山2022年GDP突破5000億元，在52箇中國GDP千億縣中遙遙領先，甚至超過了8個省會城市。

｜崑山

賽迪顧問發佈的2022年投資競爭力百強區榜單，反映市轄區的競爭力，蘇州的吳江區、吳中區、姑蘇區、虎丘區，分列第8、第12、第59、第75位。

賽迪顧問發佈的《先進製造業百強市（2022）研究報告》，擁有16萬家工業企業的蘇州位居第二，僅次於深圳。

中國農科院發佈的《中國農村人居環境發展報告》，住建部公佈的全國老舊小區試點城市改造項目滿意度第三方調查，最近兩年蘇州綜合評分都是全國第一。

蘇州霸榜的榜單還有很多，一個特別震到我的是《2021年鄉鎮綜合競爭力報告》，全國百強鎮蘇州佔了24個，10強鎮有6個來自蘇州的崑山市、張家港市和吳江區。假如有人能寫一本《蘇州強鎮》，一定會充滿活力和啓發。

城市競爭是中國發展的重要動力。在千帆競發、百舸爭流中，我看到了這樣一種“蘇州現象”——只要有能夠量化、能分高下的目標，蘇州軍團總是拼力爭先，不領先不罷休，領先了也不罷休。

所謂“軍團”，是指蘇州下轄的姑蘇、虎丘、吳中、吳江、相城5個區和蘇州工業園區，以及代管的常熟、張家港、崑山、太倉4個縣級市。凡有可比性指標，他們之間也在激烈競爭，“卷”的也很厲害。不是那種口號式的“卷”，而是腳踏實地、韌性十足、精心部署、強力執行的“卷”。

前一段看到央視的一則報道，講蘇州打造光子產業鏈的故事，有兩個鏡頭給我留下很深印象。一個是蘇州工信局副局長拿的目標分解圖，到2025年光子產業規模要超5000億元，每一年的分解是多少；另一張圖是具體“作戰圖”，是“光子產業創新集羣重點工作推進情況一覽表”，比如今年4月是光子產業聯合會會員大會，5月是世界光子發展大會暨太湖光子博覽會，6月、7月是“向光同行”系列產業上下游對接活動，8月是長三角G60科創走廊激光產業聯盟年度論壇，等等。

一家光子企業的總經理一直在美國從事芯片研發，2021年到蘇州發展，他説：“整個光子產業在這邊非常聚集，有一整套的上下游配套，比如我們的芯片，在這裏做成測試版只要3天，而在國外往往要兩到三週時間。”

這是蘇州真正厲害的地方，不只謀事，畫路線圖，更要成事，向着目標一步步推進。不是把事“説成”，而是把事真正“做成”。

由“蘇州現象”，我想到了爭先性這個概念。我不敢斷言蘇州是中國最具爭先性的城市，但至少是少數幾個之一。

蘇州為什麼有如此強烈的爭先性？

我想到的關鍵詞，還是蘇州精神、蘇州目標、蘇州情懷這樣一些和人更為相關的因素。

戰略性新興產業現在是“國之大者”，追逐者眾。而蘇州是在17年前的2006年就開始推動，當時蘇州在生物醫藥產業上並無什麼歷史積澱，第一批入駐的海歸創業者有很多人原來的第一選擇也不是蘇州，但只有蘇州的自主創新、招商引才計劃接納了他們，給這些並不顯眼的中小型科技企業以啓動資金、租金補貼、購房補貼、貸款貼息、天使投資等各種支持，幫助他們邁出了第一步。此後17年，蘇州用情懷和堅持一張藍圖繪到底，才成就了今天在業界“無人不知BioBAY” （蘇州生物納米產業園）的地位。

｜中科院蘇州納米所納米真空互聯實驗站

蘇州能做成事，在蘇州人看來因為有“三大法寶”，即崑山之路、張家港精神和園區經驗。

1991年秋，我和時任《南風窗》編輯部主任譚啓泰先生在一次出差上海時拐到崑山，和報告文學《崑山之路》作者楊守松先生交流。這篇作品1990年發表，據説不少大學生、企業家、科研人員都是看了之後選擇到崑山奮鬥的。

1984年夏，崑山城東一片農田裏，一個沒有任何名分的“自費開發”的工業小區起步了。這就是崑山經開區的前身。

據時任縣長的吳克銓回憶，當時崑山是蘇州地區倒數第一的縣，之前叫“小八子”，江陰、無錫從蘇州分離後，改叫“小六子”。

**崑山為什麼成了“小六子”？**縣裏研究的結論是，思想不解放，沒有像周邊的常熟等地一樣及時發展工業。之所以如此，又是因為揹着“田多勞少”的包袱，害怕發展了工業影響國家糧食任務。但實際情況已經有了很大變化。上世紀60年代崑山平均每個勞動力種4.88畝的土地，到1983年只種2.8畝，崑山原來有18萬勞動力，到80年代有30萬，不再是“田多勞少”，而是“勞多田少”。勞動力不發揮作用，農民收入也無法提高。所以縣委縣政府統一思想，一定要發展工業。

崑山是農業縣，搞工業缺資金、缺技術、缺設備、缺人才、缺管理經驗。但這“五缺”上海都有。所以他們千方百計借上海的東風，到上海找項目，到崑山辦聯營廠。在橫向聯合發展的過程中，老城區不夠用，很多項目沒地方放，於是就在老城東邊劃出3.75平方公里土地，十幾個人，50萬元啓動資金，開始搞“工業小區”。

因為沒錢，只能“富規劃，窮開發”。規劃要做好，所以請了上海規劃委員會的專家做好，而開發建設則分階段實施，精打細算，邊開發邊建設，且對工業設施搞企業化融資，政府不大包大攬，以此節省資金。別的開發區每平方公里的基礎設施要投1億元，這裏只要1000多萬就能實現“七通一平”。很快就引來了不少企業。其中為了引進江蘇第一家中外合資企業——中國蘇旺你有限公司，崑山人往南京、北京跑了123次，敲了732個公章，擬寫文件和材料用去了3000張16開紙……1985年2月，該公司正式開工投產。

1988年人民日報刊發了《自費開發——記崑山經濟技術開發區》之後，經申請，崑山經開區獲批為江蘇省經開區，到1992年終於被國務院批准列入國家級經開區。從“自費”到“國批”，歷時8年。

1997年，時任崑山經開區管委會主任的宣炳龍和一位台商聊天時，對方不經意地説了一句，“崑山什麼都好，就是報關速度慢，要是有一個像台灣新竹那樣的工業園就好了”。他立即查資料，實地考察，提出辦出口加工區的設想。到2000年4月，在總計84次上北京與8個相關部委反覆溝通後，崑山獲得國務院正式批文，成為首批15個出口加工區試點中唯一的縣級市。

上世紀90年代中期，全國掀起過一場學習“張家港精神”的運動，我至今記憶猶新。

1978年，一個叫秦振華的人被任命為沙洲縣（張家港的前身）楊舍鎮書記，楊舍鎮雖是沙洲縣（1986年改為張家港市）政府所在地，但環境髒亂，交通閉塞，經濟總量在蘇州下轄8個城關鎮中倒數第一，居民家庭的露天茅坑常年臭氣熏天。

秦振華上任後，每天騎着破單車到處檢查衞生，被稱為“掃帚書記”“拍蠅書記”，説他“就會掃地，沒出息”。但秦振華堅持帶領幹部羣眾掃大街、建公廁、填茅坑、滅蚊蠅、清理蚊蠅孳生地，僅用了一個月，在全鎮填埋了1000多座露天茅坑。他在楊舍鎮一搏14年，把一個落後鄉鎮變成了明星鄉鎮。

1992年，56歲的秦振華被破格任命為張家港市的書記，並在第一次市委常委會上就提出“三超一爭”，“工業經濟超常熟，外貿超吳江，城市建設超崑山，各項工作爭第一”，還把“楊舍精神”昇華為16字的“張家港精神”——團結拼搏、負重奮進、自加壓力、敢於爭先。當時有人勸他把“超”改為“學趕”，“不要將來被動，騎在馬上下不來”。他回答：“如果不爭第一，第二、第三都不可能得到。”

剛上任不久，秦振華就帶着鄉鎮黨委書記和企業負責人100多人，南下廣東“取經”，他痛感“我們張家港跟人家比，少説也有十年八年差距”，而廣東的一條重要經驗是“大路大發，小路小發，無路不發”，於是緊急召集常委會，決定上一條全長33公里雙向六車道的張楊公路，打通港城東西交通的大動脈。

秦振華在張家港幹了6年，創了很多第一，比如拼出了全國第一個長江內河港口開發權和第一家內河港型保税區。他有一句著名的口頭禪：“市場經濟不等人，不爭不搶是庸人，錯過時機是罪人；大發展小困難，小發展大困難，不發展最困難。”

｜滬通長江大橋張家港段

2020年我在蘇州工業園區調研，寫了《中國第一“園”是怎樣造就的？》，當時總結了三個因素：高起點的長期主義（特別體現為初始規劃），高能級的服務創新（特別體現為招商引資），高質量的綜合環境（特別體現為宜業宜居）。

以招商引資為例，蘇州不斷迭代進化，從1.0階段的“變管理為服務”，到2.0階段的“幫助企業全鏈條解決問題”，再到3.0階段的“構建特色產業創新生態”“戰略性孵化一個產業”，形成了非常專業的體系和工作方法。

**今年2月我在蘇州發現，蘇州的產業發展與招商引資、興商育商方式又“晉級”了。**現在他們在做的是構建高水平的創新集羣，以創新集羣引領產業轉型升級。四大產業創新集羣是電子信息、裝備製造、生物醫藥、先進材料，加上新興服務業，共五個方面，再分解為25個重點細分領域的3年行動計劃，以及各縣級市（區）的行動計劃。同時，在數字經濟、科技創新、金融與人才方面也提出了具體計劃，以支撐和賦能重點細分領域的發展。

蘇州市政府去年9月印發了《關於強化機制推進產業創新集羣和新興服務業細分領域發展的工作意見的通知》，提出以“八個一”工作機制推進各項工作落實。這“八個一”是：明確一位市政府牽頭領導；安排一個牽頭單位；制定一項行動計劃；形成一份重點企業（機構）名錄；落實一個重點項目清單；成立一個行業協會；每月開展一次專題調研；舉辦一次行業大會（活動）。

每一種機制都有具體內涵，比如“明確一位市政府牽頭領導”，指的是由市政府相關領導牽頭推進若干個產業創新集羣和新興服務業重點細分領域，原則上每兩月赴相關細分領域企業或科研機構實地走訪不少於1次，聽取行業發展情況，共同謀劃項目招引、建設推進等重大事項，從市級層面統籌推動解決行業生態發展中遇到的難點堵點等。

7位市長、副市長的牽頭推進表都公佈出來，如市長牽頭的細分領域是創新藥物、集成電路、納米新材料。

這是典型的蘇州工作法，定了目標就要做到，要捆先捆領導，要卷先卷領導。但除了這種“縱向一體化”的堅強執行外，要構建創新集羣，還要做大量橫向的工作，即聯合高等院校、科研機構、行業組織、中介機構、金融機構、公共服務機構等多元化組織，建立網絡化知識交流合作的鏈接關係，共同推動以知識和技術創新產生價值。

這就要優化空間佈局，深度對接上海科創中心建設，推動滬蘇各類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及載體合作共享，共同建設G60科創走廊，推動蘇錫同城化發展，等等；

就要加快校地合作，積極打造中科院體制機制創新的“蘇州特區”，支持南京大學蘇州校區等打造成為高水平人才集聚地、國際化辦學主陣地，深化與國際頂尖高校合作，等等。目前，中國首個頂尖高校聯盟（C9）的9個成員已全部在蘇州實現重要佈局。

就要強化創新策源，打造高能級創新載體，推進國家級的姑蘇實驗室全域化多點佈局建設，推動新型研發機構集羣，搭建產學研創新聯合體，等等。

｜姑蘇實驗室

就要打造國際開放創新平台，用好中新、中德、中日、自貿片區等重大開放創新平台優勢，瞄準全球產業創新資源集聚區，健全完善離岸創新孵化體系，加快佈局建設一批海外離岸創新中心，等等。

今天的蘇州正在譜寫的這一全域與跨域相結合，縱向與橫向相結合，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相結合，製造與服務相結合，產業與資本相結合，教育科技人才與創新探索實踐相結合，遞進生成與創造生成相結合的宏大詩篇，既是對數字經濟時代知識、技術與產業加速融合，各類生產要素廣泛鏈接的新格局的創造性響應，也是推動蘇州把製造業主賽道升級為高價值新賽道，贏得持續創新優勢的必由之路。蘇州視集羣為創新的最佳組織形態，以集羣的形態組織創新，以數字的手段賦能創新，這將賦予蘇州充滿想象力的新動能。

對那些粗放的傳統產業，蘇州也不是簡單淘汰，而是設法進行創新轉化。例如，過去吳江震澤鎮的彩鋼板很發達，但不少企業工藝落後，產出低效，被納入“治污、治違、治隱患”的範圍。在整治的同時，震澤鎮深入廣泛調研，多次圓桌問計，確立了“政府引導、抱團發展、控制污染、技術升級、做大做強”的彩鋼板產業轉型升級思路，全鎮100多家“小散亂”的彩鋼板企業先後抱團，重組為賽馬、平創、智尚和中晟盛4家企業。賽馬科技將48家彩鋼板中小企業組成“合夥人”，在共享廠區引進全自動噴塑流水線，“集中生產、分頭銷售”，原先48家企業佔地250多畝，抱團後僅佔地41畝，而且實現了環保升級、技術升級和產能升級。

這幾年，從火神山、雷神山到港珠澳大橋、鳥巢國家體育場和卡塔爾世界盃 “球迷村”，震澤彩鋼板都在大顯身手，其在全國市場的佔有率已超過50%。

｜東方之門 / 顧娟 攝

2020年我在調研蘇州工業園區的時候，就試圖回答，為什麼它從一開始就走上了高起點、高能級、高質量的發展道路，且從不懈怠？

當時我想到了三點，一是生而不凡的願景，二是源自歷史傳統的內生性的精益求精文化，三是開放的力量，工業園區的合作對象是新加坡，帶來了先進性。

最近看了一些文獻資料，對於“生而不凡”這一點有了更深入的認識。

蘇州歷史悠久，文明昌盛，在清代前期是江南乃至全國最發達的地方。康熙年間有人評論，“東南財賦，姑蘇最重；東南水利，姑蘇最要；東南人士，姑蘇最盛”。乾隆年間，本地人自豪地説，“四方萬里，海外異域珍奇怪偉、希世難得之寶，罔不畢集，誠宇宙間一大都會也”。

上海近代史研究專家熊月之先生説，以上海與蘇州而言，近代以前蘇州為江南中心城市，亦為引領社會風氣之中心。近代以前的上海縣，擴大而至松江府，文化方面一直籠罩在蘇州文化下面，仰視蘇州。“蘇州書畫出名，上海人便模仿蘇州書畫。蘇州戲劇出色，上海人便崇尚蘇州戲。蘇州細木傢俱好，上海人便競相從蘇州購置。蘇州服飾、飲食、各類行為方式，都是上海人欣羨的對象。明清人形容上海城市發展不錯，最好的表彰語便是‘小蘇州’。”民國時期學者研究上海話語素，發現蘇州語系佔了75%。

1843年上海開埠後，扼長江口入海要道，乘海運興起、大運河作用萎縮之勢，很快躍升為江南首位城市，到1860年代其經濟、文化地位就超過了蘇州、南京、杭州。由於彼時蘇州繁華的基礎依然是農業、手工業、初級金融業，難擋上海的西式工廠、銀行、商行的衝擊，精明的蘇州商人和錢莊老闆便紛紛趕往上海租界開辦生意，蘇州的雷允上中藥店也把分店開到了上海。

給了蘇州最重一擊的，是1860年李秀成率領的太平軍直逼蘇州城下，清軍放火毀城，將《紅樓夢》中稱譽的“最是紅塵中一二等富貴風流之地”變成了廢墟。戰亂的打擊是毀滅性的。1850年江蘇的人口約為4430萬，1874年已減至不足2000萬。

日本東洋史學者宮崎市定認為，“近現代上海的繁榮，無非是以太平天國為契機，蘇州的繁榮轉移過來的結果……上海並非突然出現的，其歷史背景即是蘇州的存在”。上海的崛起當然不是蘇州資本和人才簡單平移的結果，但蘇州為早期上海的發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也是顯見的事實。

這些年一直有學者在研究為什麼上海周圍“富鄰居”多，而有的大城市周圍“窮親戚”多。一種觀點是，上海對周圍有正向帶動作用，有的地方則對周圍有“虹吸效應”。

在我看來，上海周圍“富鄰居”多，固然有大上海的積極作用，但根本上還是因為這些地方自身的精神生命力非常強大，社會資本非常強大。事實上，當年上海的崛起，正是江南人整體的作為。據統計，1930年，江蘇、浙江兩省籍人占上海公共租界人口的88.4%，佔華界人口的85.5%。1950年1月，江蘇、浙江與上海本地籍人，占上海總人口的88.9%。近代上海人，江南人佔了八成以上。

回到蘇州的話題。改革開放幾十年，他們一直努力與上海接軌，但在內心裏，他們從未矮化過自己，覺得只能“匍匐”在巨人的腳下。他們斯斯文文言語温軟而充滿自信且超級強悍。是這一方水土和文化賦予了他們自信，那種非常深刻的自信。

正因為如此，即使只是一個地級市，一個縣市區，一個鎮，只要有可見的目標，有做事的機會，他就要“把不可能變成可能，把可能做到極致”，他就能“穿上雨衣就是晴天，打開電燈就是白天”，他就有“逆境時拼死幹，順境時拼命幹”的鬥志和“時時爭第一、處處創唯一”的進取心，他就敢説出“在蘇州，一年365天每天都是‘企業家日’”“你只需要一個揹包，其他‘包’在蘇州身上！”的壯語。

我在大地行走，以大地為師，每一次被感動，都是因為感受到那種精神上不可動搖的尊嚴與信心，在人心蓄積，在地表噴發，成就各種難以想象又不可阻擋的奇景。

只要下決心，沒有幹不成的事。

誰都喜歡小橋流水的平靜生活，但如果我們所處的時代和全球的格局，要求有一些城市擔起金戈鐵馬、“不破樓蘭終不還”的責任，不用説，蘇州會自覺舉手，站到前面。

蘇州，一座彷彿生來就是為了參加比賽並且一定要贏得勝利的城市。

蘇州，一座謀事之地，成事之州。

參考文獻：海派文化以江南文化為底藴孕育出新文明，熊月之，文匯讀書週報第1748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