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頭看她”爆火再引網暴事件反思，數字時代女性走出刻板形象何以可能？| 熱點_風聞

編者按

近日，博主“朵朵花林”拍攝的短視頻《從頭看她，1920到2020中國女性發型的百年變遷》爆火全網，該視頻開始只是一個簡簡單單的髮型變遷視頻，但最後提到了“粉發女碩士”因為髮型顏色遭遇網絡暴力抑鬱去世的事件，並指出這個視頻就是為她而拍攝。視頻發佈後，引發輿論廣泛共情，同時也再次引發公眾對網暴事件的反思。在前述網暴事件中，粉發女碩士因為打破了部分鍵盤俠心中的固有的賢良女性形象（如髮型黑長直），被打上“不良少女”“酒吧女”等刻板標籤。而正如《從頭看她》這一視頻中的呼籲：“沒有統一的審美標準，尊重他人的興趣方向，這個世界足夠大，可以容納不同的人羣。”

事實上，不僅網暴事件，在數字化時代，女性相關話題往往會成為輿論焦點以及各類影像中常見的素材。而在這些事例中，女性往往因為性別原因被符號化和標籤化，一旦有女性試圖突破被定義的標籤，就會引發部分輿論的反感。而數字化技術作為當下“連接世界、解釋世界”的唯一方式，可能以單一的敍事話語，通過各類媒介形式再次放大女性的刻板印象，造成部分公共事件中話語的對抗和輿論的撕裂。因此，在數字化時代，如何擺脱女性敍事話語的刻板印象，突破舊性別話語的侷限性，需要我們深入思考。本公眾號特推出本文，供讀者思考。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公眾號立場。

從影像到數字：社會性別建構的“擬像”之困

吳靜 | 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

本文刊於《探索與爭鳴》2021年第12期

非經註明，文中圖片均來自網絡

為方便閲讀，有刪減

對性別政治問題的思考正在不斷觸及社會的各個微觀方面，挑戰着習以為常的默認值；另一方面，現實與文化經驗中的傳統問題在以數字化為中介的技術重構中似乎又有了新的布展。當性別問題以景觀的方式被建構時，對問題的觀照也不自覺地成為景觀的一部分。同謀、反思還是解構？這是時代之問。在數字化標記着人類社會正在進入新紀元之時，數字技術之所以需要被審慎地反思，並非技術本身作惡，而在於當今天的一切都被技術這一單一敍事話語所統攝的時候，技術似乎就成為連接世界、解釋世界的唯一方式。當數據、算法等多個要素把人類社會不斷拉入技術加速主義的邏輯之中的時候，恰恰就需要人文研究來引導人們對當下的各種“理所應當”進行重新思考：我們正在去往何處？這是對性別問題的重新反思，更是對構建在人文和技術這兩座基石之上的人類社會整體發展方向的抉擇。

影像的超量溢出：被誤讀的焦慮

近幾年，女性題材屢屢成為銀屏爆點，從影視劇到綜藝節目，娛樂產業以女性為主要定位（角色、參與者和觀眾）的作品相比之前呈現出一定的異質性。如果説之前同質化程度極高的家庭倫理劇和強行人設的“塑料女性職場劇”是將女性形象刻板化、單一化為假想的元素，那麼，試圖挑戰這一點的製作者們則嘗試以年齡和多元為突破，賦予女性以更豐富、更立體的維度。一時間，女性影像佔據了銀屏（電影除外）。角色劇情、綜藝話題、脱口秀爆點，無不“得女性者得天下”。但在另外一方面，女性的“被看見性”卻依舊有無法突破的桎梏。在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時，大批醫護人員馳援武漢。據有效統計，不少於三分之二的女性醫護工作者奮戰在抗疫第一線。然而，在各類媒體的報道中，這些女性專業人士的形象卻以一種狹隘的性別化方式被展現出來：惜別—落淚、剪髮—落淚、重逢—落淚、思念—落淚……儘管這些刻意展現出來的視覺塑造中也不乏製作者想要表達的“人性光輝”，但是不可否認，在這一特殊的時刻，女性的社會性維度和責任擔當依舊被降維為附屬在性別角色特徵（甚至是刻板的和假想的）之下的次要存在。這樣一種影像輸出甚至可以符號化和普遍化為對所有女性從業者的形象塑造，無關專業內容，無關個體特性，它只是扁平的性別符號的溢出。如果説前面的新聞選擇性視覺呈現還屬於媒體囿於傳統而對女性進行的特殊解讀，那麼後者的枉顧事實和常識又是在何種邏輯的支撐下從劇本作者經電視製作人並經過層層審核直至展現在大眾面前呢？這幾類表面上極具異質性但內在又具有同謀關係的視覺建構向我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影像所訴説的可能是單義的現實（或真實）嗎？**不論答案是肯定還是否定，接下來必然要問的是：誰決定了影像的輸出呢？

事實上，影像從來就不是簡單的現實（或真實）。它利用不同圖像的功能和圖像之間的過渡與轉接創造性地建立了視覺可見與知覺理解之間的聯結，是敍事張力的一種構架，也是社會結構對可見物與可説物之間關係的一種情境性重構。這種重構並不必然地和真實之間產生因果聯繫，而是作為用可見形式書寫出來的新的意義敍事凌駕於現實之上，甚至取代現實。這也正是為什麼情境主義國際的代表人物居伊·德波在《景觀社會》一書中發出感慨，認為影像/景觀對現實的統治已經成為一切統治形式之最。這實際上是對關於影像的直觀經驗主義的判斷的一個有力反擊：影像未必言説現實，相反它在可見與可想之間建立的固定的關係秩序重構着人們對現實的理解。於是，影像的過度繁榮帶來了對影像本身的疑慮：**我們如何以及依據什麼來判斷影像的內在秩序與真實的距離呢？****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當影像成為我們與世界的中介/媒介的時候，也就徹底隔絕了人對於真實現實的達及？**正因為如此，自1960年代以來的大多數激進理論家都有着對影像統治的憂慮。

德里達在討論文學書寫的意謂問題時對言外之意所造成的空場的論斷，可以用來觀照影像在製造景觀時所使用的關鍵性謀略：“這個作為文學處境的空正是批評家應該認識到的其對象之特性，因為他總是繞着這個東西在説話。或者更確切地説，既然‘無’不能作為對象，那麼不如説批評家的恰當對象乃是‘無’本身隱身時所確定的方式。”毫無疑問，“無”隱身的方式正是景觀生成的形式和結構，是它的真正力量所在。它通過將隱藏邏輯以景觀的方式建構為常態化思考，從而將批判意識從觀眾那裏剝離。從本質上而言，景觀是由影像擔任了中介的社會聯繫，而決定這種社會聯繫的敍事結構的正是那個欲説還休的空場之無。

《乘風破浪的姐姐》和《三十而已》受到熱捧的原因之一，正在於它們在開始階段都努力要從刻板的性別印象套路中走出，以眾生相的方式去討論和麪對那些長久以來被加置在女性身上的禁錮。然而當打破年齡偏見的方式必須是超年齡感，當衡量女性的標準是風華絕代，當編劇為不同經歷、不同性格女性所設想的救贖無一例外是男性（不管是原來那一個還是換一個）的時候，故事又以一種極其尷尬的方式回到了老套上。從這個意義上講，它的深刻程度甚至不如亦舒的暢銷小説《喜寶》，至少在那裏，直接被言説的是慾望，而非似是而非的所謂理想。有評論説，成熟女性敍事的爛尾所反映的正是女性進退維谷的逼仄空間，即她們所面對的社會天花板。也有人説，這是當代社會的女性普遍面臨的焦慮感的影像化。於是，超量溢出的影像形成了關於女性的普遍性景觀：不分地域、不分年齡的女性共同經歷着同樣的焦慮：情感、家庭、年齡、容貌、職場危機……從大多數讀者和觀眾的經驗層面看，這些焦慮似乎真實可信。那麼，女性應該如何擺脱這些焦慮就順理成章成了接下來的問題。各種心理學的、社會學的、經濟學的探討紛至沓來，各種話語應運而生。然而，真正應該被質疑的問題恰恰在於：這真是女性的普遍焦慮嗎？解決這些問題是女性的責任嗎？

不可否認，性別政治在任何文化語境內都是一個歷史性的問題。在全球範圍內，女性經歷貧困、疾病、歧視的比例高於男性。但這絕不意味着女性的問題是單一而共同的。不同社會情境中的女性面對着不同的問題。越是貧困和不發達地區，女性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越嚴重。今天，影像所建構的景觀一方面在社會性反思層面稍有突破，另一方面藉助擬像造就的“超真實”視域，將女性形象、女性所面臨的問題扁平化、狹窄化成單一敍事，使更大範圍中女性的遭遇不被看見。同時，也成功地將社會的結構性問題詮釋為女性自身的焦慮，並將解決的責任加諸女性身上。

這種依據性別特性建構起來的焦慮也同樣指向男性。在影像所造就的“超真實”境遇中，男性也面臨着被影像邏輯重新拆分、組合和定義的可能性。例如，面對當今社會家庭教育問題時，對良性親子關係建立的解讀遮蔽了一切個體、環境、文化等複雜性因素的構成，其成功與否被簡單歸結於陪伴的重要性。陪伴焦慮由此而生，無論是女性還是男性，其家庭責任的履行與否最終被化約為是否完成了陪伴職責。陪伴的匱乏則相應地解讀為一切家庭問題的原罪。甚至，難以提供親子陪伴的男性也被冠以“雲配偶”的稱呼。誠然，良性親子關係的建立需要以時間的投入和情感的互動為重要支撐，家庭本身作為社會結構的細胞，並非脱胎於複雜社會條件的獨立單元。當親子教育本身作為一個代表性的社會現實問題而成為影視劇、社交媒體等影像手段的表現對象時，其問題的條件性、複雜性、情境性被單一化，彷彿所有的家庭問題都來自親子陪伴的缺失和父親形象的缺位（這些影視製作中父親形象的刻板化是該問題的另一種表現形式），從而使得性別成為看點、敍事本身成為非真實。

表面上看，性別的焦慮彷彿來自他們對於現實問題的困擾，事實上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於公共空間內身份認同的危機感。這種危機感正是身份作為一種社會性建構對性別的凝視。波伏娃所謂的“第二性”所言的正是社會對女性的話語建構之結果。這些焦慮本身不是某一性別所特有的，也不是所有性別羣體共有的，但卻被符號化為某種單一性別的表徵。“符號作用本然地是主體間的、社會的。正是這種公共性，不允許其成員中的任何一個成為他自己，對自己保持自己，或者在他自身的意象中創造那存在於超越他的東西。”從一方面而言，焦慮敍事反映了文化的鏡像和徵兆。它以極具現實感和代入感的影像編排將社會秩序的規範、主流意識形態的觀照和價值判斷進行編碼，使得個體在被編碼的他者凝視的鏡像中辨認和塑造自我，以期完成敍事的經驗性維度。“在這種經驗中，個體尋求的不是簡單地去撫慰大的他者，而是通過使自己成為心目中的他或她而消解自身中的他性。通過想象的途徑，那把自我帶入存在的源初認同過程被重複，並由個體在其與由眾人和事物構成的外部世界的關係中加以強化。想象作用是一種極端的幻想嘗試的景觀。”這種景觀維護了刻板印象的持續，同時又把社會問題置換為性別自身的問題。而在另外一方面，焦慮敍事的影像輸出所強調的“被看見性”也源於販賣焦慮所帶來的利潤的誘惑。例如，當商業口號將女性的主動性定義在持續購買和佔有上時，再沒有比販賣焦慮更能激起消費的動機。説到底，這不過是圍繞商品所建立起來的影像與文本的光暈，它穿透焦慮直抵慾望。“這也是馬克思教會我們在表面上沒有商品故事的物體上解讀象形文字和深入瞭解隱藏在經濟語句後面的生產地獄的時刻，就像巴爾扎克教會我們在一堵牆或一件服裝上解讀一則故事或進入掌握着社會表象秘密的地下圈子。”資本從未放棄任何陣地。它使得性別話語的任何形式成為其同謀。性別的壓制與反思、身體的禁錮與解放、焦慮的形成與釋然……資本所到之處，它們不過是視覺舞台上穿梭的面具與影像。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德波所領導的情境主義國際在1950年代以實驗電影的激進方式來反抗影像景觀的敍事性所負載的社會編碼功能。他們以畫面閃爍、聲像異軌、逆序、中斷和多聲道輸入等方式打斷單一的影像敍事，甚至通過對影像的故意毀損來拒絕景觀對世界的虛假還原。儘管這種消極的極端實踐形式並未能持續很久，但它和其所效仿的達達主義一起，共同成為20世紀的藝術反思事件。

數據化再現：被隱匿的權力

如果説影像的過度繁榮消除了事件的表面在場與其歷史情境之間的真實聯繫，那麼數字化帶來的就是一個完全的重構世界。因為與影像憑藉可見與可説之間的能指連接所構成的“物的秩序”的敍事不同，數字化本身所依賴的數據和算法基礎使得數字化建構本身的問題以一個符號學的獨立系統被提到台前。和所有的再現與表徵一樣，數據的再現也是必須經由中介完成的。這一中介以計算機和互聯網構成硬件基礎，卻以大數據和算法形成核心支撐。在傳統的直觀經驗主義的認識中，硬件和量化的數據成了客觀性的保證，它們的共同聯結形成了對客觀事實（fact）的精準再現。同時，大數據提供的無比強大的數據挖掘能力使得人們樂觀地相信，在現代技術的幫助之下，人類比任何時候都接近真相/真實（truth）本身。然而，真的是這樣嗎？

作為一種符號語言，數據和自然語言都依賴符碼能指和所指之間的關聯性。在自然語言中，對這種關聯性的追問不僅在語言學研究中存在，而且人類學和文化研究也以不同的方式對能指的霸權進行了質疑。不過，這樣一種反思性的態度尚未進入對數據語言的分析中。由於長期形成的技術等同於科學的話語統治，（可能的）技術崇拜主義的傾向在最初的一些時候容易使人文學者在新的技術面前忽視反思性，從而將技術本身自然化並權力化。這種理論態度既反映在今天對大數據和數字化技術的理解中，也反映在對由互聯網所表徵出來的各種社會事件的態度中。性別問題就是其中之一。於是，藉由特定數據庫和算法呈現出來的數據表象在很多時候變成了解讀性別問題的普遍化甚至標準化。這種權力的隱匿性使得問題的扁平化和單一化被忽略。

瓦爾特·本雅明在《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中談到了相機的發明使攝影技術以一種數量複製的工具理性摧毀了物品獨特性的“靈韻”，“物的普遍的平等感”在形式的復刻中得以實現，藝術作品與其真實情境的聯繫被破壞殆盡。這一批判性哀嘆中所藴含的古典英雄主義的失落自不待言，但它卻預言式地刻畫出所謂的遠程客觀性（在相機時代是被複刻的藝術品，在廣告時代是大量印刷的圖片海報，而在數字時代則是經由互聯網呈現的網絡—數據世界）和社會現實之間的距離。**被摹寫的世界和其原本之間的異同關係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這一距離本身。對距離的不察將日復一日驅散我們最後的批判精神。**因此，對距離的討論必須反過來首先回到問題及其中介所置身的歷史以及社會實踐當中，回到那些將其變成了話語甚至神話的社會裝置當中，從而反思社會裝置，與更深層的理論問題和思想史脈絡恢復聯繫。

當技術以“科技改善生活”作為口號和願景不斷進入我們的生活，以至於在某些時候從輔助的工具中介變成了生活選擇本身的時候，生活面臨着被數字化再現的現實。然而，**在對這種再現的理解中，存在兩種較為普遍的誤解。**第一，將“大數據”等同於“全數據”。毋庸置疑，建立在互聯網和移動通信技術基礎上的數據捕捉能力超出了人類之前的一切世代。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這個龐大的數據庫對真實世界本身具有無縫的覆蓋能力。一方面，數據的生成是不間斷的，新的數據不斷對舊有數據進行替代和補充。舊有的數據並不會消失，它們在各種層面上被徵引使用，引導着大眾對世界的理解。另一方面，數據的生成又具有不連續性。什麼樣的數據會被捕捉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基礎設施的普及和算法的設計。經濟和技術不發達地區的人們以及幼齡和老齡人羣“被看見”的概率要遠遠小於其他羣體。正如德勒茲語帶諷刺地批評西方理論界長期以來關於“人”的本質的理解實際上是意識形態化的“成年、白人、男性”一樣，今天形成數據的可見性的關鍵在於“有條件、有能力上網”。這同時也就意味着大量不被大數據覆蓋的羣體比過去任何時候更容易被忽視。第二，將“數據化”等同於“數字化”。如前所述，數據的生成是一個動態的過程，這就使得數據的再現和表徵必然有其時間性和邊界性的侷限。與之相對，數字化卻是一種和內容無關，而只和表現形式相關的等式換算，如同水的固、液、氣三態變換一般。然而，當“數字化”的範疇被用來指代數據表徵這一具有時空侷限性的事件時，有限的數據（data）被替換成了純形式化的數字（digit），局部性的再現變成了形式上的轉變。作為其結果，被調用的數據獲得了其存在的全部合法性而獲得了普遍的意義（想象一下“健康碼”照片被截圖使用的違規情形），甚至在很多時候取代真實存在。“數字化”這樣的表達和第一種誤解一起，共同開啓了一種數字時代的“天啓論”，愈發將特定時空中的事件定格和凝聚為普遍性本身，把視差理解為全域，條件和情境被抹除，數據賦予人類的是類神的全知能力。不但“數字”校準現實，甚而“數據”校準現實，這不能不説是另外一重意味深長的顛倒。一旦這種校準成為評判標準，則會喪失對真實社會關係的把握。這不啻創造了另一種凌駕於真實的人與社會之上的新架構：數據拜物教。其結果是經驗的現實在數據所構築的所謂“客觀真實”面前失語。

數據化所帶來的挑戰在性別問題上呈現出兩極化的趨勢。近年來關於女性議題的各種討論空前激烈。前面提到的女性形象的狹隘影像化再現只是其中極為有限的一部分，儘管它們某種程度上延續了對女性形象的刻板解讀，卻也不失為在抗爭和迎合中的一種艱難掙扎。更重要的是，隨着題材範圍的不斷拓展，很多原本在傳統文化語境中不同程度被避諱的話題進入公共領域。互聯網和自媒體平台幫助越來越多的女性將原本私人性的自我凝視連接成為具有公共性意味的事件，即女性身份塑造和認同問題。儘管問題本身並不新穎，但它的時代意義在於突破了舊的性別話語桎梏，使女性的困境被放置於社會公共空間的可視（“被看見”）範圍之內。但並不樂觀的另一方面在於，這樣的突破並沒有對女性整體的社會處境帶來革命性的變革。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佈的《2020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在被調研的153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的整體數據由2010年的第61位下降至第106位，就業率、職場晉升機會均有所下降。數據同時反映出，無論地區、種族、行業、階層，世界範圍內女性所獲得的平均薪酬仍低於男性，職場天花板嚴重，重要崗位和高層職位所佔比例遠低於男性。與此同時，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續使得更多女性陷入困境。

與女性的困境相同的是，數據的凝視也為男性的身份塑造構築了剛性邊界。在數字社交平台中，藉由標籤化的和對陽剛氣質的討論，男性性別特質的多樣性被不斷消解，男性也不可避免地開始面對公共空間內身份塑造和自我認同的議題。這種對男性性別特質的標籤化定義過程在現實世界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對程序員羣體的羣像描摹。“西二旗程序員的生活”這一話題曾在社交平台中引起熱議。大數據通過對這一羣體的通勤時間、消費習慣等內容的蒐集，勾勒出了一羣高薪卻生活簡單、疲憊卻充滿鬥志的勞動者形象。由此，程序員這一職業被賦予了典型的、固定的特質，如格紋襯衫和雙肩包成了程序員的形象特徵。因此可見，數據化的抽象邏輯之下，個人特質在數碼空間中的表現變得似乎不再重要。“理工男”“文科男”等越來越多的符號生產藉助數據的擬象代替了對現實個體的情境化考察。這不僅是由於數據與算法本身所具有的抽象邏輯，在反覆的編碼與解碼過程中，淘澄掉了對象本身的細節與特質，還由於當算法邏輯佔據主導地位時，現實問題的表現與表達就不得不以“同一性”而非“差異性”的形態進入討論域。這便是數據和算法對現實本身的反向校準。

數據化顯然並沒有將性別問題的解決帶入一個更令人樂觀的前景中。相反，它成了加在原有問題之上的另一重建構和凝視。數據再現不但並不必然和真實相關，也遠不是反思性的，它是權力形式對性別身份和性別問題的塑造，或者説重構。朱迪斯·巴特勒將性屬的社會性構建的基本運作確定為排他性，認為“這些被排除的場域給‘人’劃了界線，成為其構成性外在，且作為其消解與再表述的持續可能出沒於這些邊界”。外在確定了邊界，同時也確定了性別話語的活動地帶：邊界之內。驚人的巧合恰恰在於，數據化以同樣的方式製造了另一重邊界，這一邊界在將性別的社會規範性設置視為既定事實的同時又強化了性別之所以成為可能的社會前提。換言之，數據化在對性別進行建構的同時也確定了被數據化拒絕和排斥的領域，它無疑可以被視為福柯的權力聚斂關係的高光顯形。數據再現和重構的可能來源是算法，而算法的構想則不可能脱離對社會問題的理解——更準確地説，想象性的理解。這種想象形態決定了數據和算法的可能視域。這也就意味着，一些身體、一些問題被普遍化，而另外一些則被遮蔽。

數據的這種性別歧視在生活世界越來越智能化的情況下，使得性別問題本身自然化。一方面，習慣於網絡生存的人們傾向於將互聯網所展現的世界當作全部現實，忽略了邊緣羣體難以被數據和算法看見的情形，從而導致邊緣羣體愈加被邊緣化，不能獲得有效關注；另一方面，當涉及醫療醫藥、福利政策的設計取決於有缺陷的算法或數據庫時，所造成的影響就不僅僅是生活的不便，甚至可能是致命性的。例如，在心臟藥物研發過程中對合理藥劑量的確定大多來自男性數據，造成了女性藥物不良反應的發生率是男性的兩倍。音頻軟件的開發也面臨類似的情況。因為絕大多數女性和兒童聲音頻率的範圍天然地高於男性，要達到同樣的語音識別精度就必須使用更為龐大的源數據庫對識別軟件進行訓練。但現實往往恰恰相反。作為一種權力構架，數據和算法設計的性別主義決定了女性在數字世界中經歷着“缺席”的狀態，這一狀態固化並強化了她們在現實世界中的困境。客觀來説，許多女性所面對的具體的問題並不多發於男性性別視閾之內，但是，性別的窄化問題卻依然是男性本身在數字世界內無法迴避的困境。

凱瑟琳·蒂格娜齊奧和勞倫·克萊恩在她們的新書《數據女性主義》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事實上，摒除技術的外殼和支撐，形成數據世界的規範和現實世界並沒有什麼不同。圍繞大數據和數據科學的敍事結構從根本上而言依然是成年男性的。但性別問題並不等於只有女性問題存在，必須將兩種性別所面對的具體問題納入分析視閾。因此，在批判性面對數據科學時必須追問甚至挑戰三個問題：**誰來做？為了誰？體現誰的利益？**對這三個問題的批判性回答直指數據世界的性別建構。

算法之困：人類紀視域下的性別意識形態話語

貝爾納·斯蒂格勒在《技術與時間》的開篇從存在論哲學立場出發對技術化的理性邏輯進行了清算。他指出，把一切歸結為可計算性並將其數字（number，而非digit）化是世界全面技術性的根本。“世界的技術性是使它‘首先並最常見地’呈現於它的實際性中。實際性使確定非確定（逃避最終極的可能性）成為可能，它是一切計算的生存性根本。實際性為計算的生存性起源烙下了技術的本質印記，所以計算就是生存的沉落。”從本質而言，技術性實際上正是世界的確定性維度，作為現代性邏輯後果之一的技術話語的優越地位使得人本主義傳統中的非確定性維度被忽視或簡化為非理性。而這種簡單替換正是大數據時代的統治邏輯。可計算性不但是技術的基礎，同時也是算法實現的基礎。全面數字化的選擇使得現實本身以統計學的可計算方式被算法衡量和判斷，其結果則是技術性的進一步強化甚至固化。斯蒂格勒從這個角度對海德格爾關於技術的思想進行了批判性解讀。他認為現代技術最大的問題在於取消了時間的形而上學定義，使得存在和存在者（即此在）分離。正如鐘錶原本是用以衡量和標識自然時間的技術，但反過來卻居有和控制了對時間構成的話語權，它是計算理性對自然的支配和凌駕的表現。這一情形在今天愈發凸顯：互聯網的遠程效應和數字化所改變的是現實世界中的整個時空構架。“實時/即時”“同步”“現場”“回放”這樣由數字媒體所控制的效應使得持存和延異改變了存在的方式和歷史情境的構成，從而導致對整個事件的意義進行了重構。技術在這裏以其自治性的力量完成了對事件的話語霸權。這也就是為什麼斯蒂格勒認為技術在展示人類力量的同時，也妨礙了人的決策行為和個體化可能。究其根本原因，在於技術邏輯所依賴的計算理性和人本邏輯中不能被計算化的維度之間的差異，也是算法的剛性邊界和關於人的定義的彈性邊界之間的不兼容。性別話語並未逃脱這一矛盾。

坦率地説，技術威脅主義的話語不是什麼新鮮的論調。人類對技術力量的“恐惑”一直是人本主義傳統中人與技術二元對立的根源之一。但斯蒂格勒所提出的關於可計算性的問題卻為今天理解大數據基礎上的數字化和算法提供了一個入口。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在《啓蒙辯證法》中闡發了啓蒙理性自身在其發展過程中由祛魅的力量逐漸演變為神話的邏輯必然性。數字化在今天正經歷着同構的歷史。當經驗現象通過計算機變成可讀的數據時，現象和事件的隨機性被打破，它們被數據化地置於與其他事件的各種聯繫當中，以一種數據上的連續性代替了表面的不連續性。數據挖掘和分析呈現給讀者和客户一種解蔽式的世界景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景觀所展現的連續性未必具有自然性，它取決於算法設計的初衷。當人們滿足於通過這種“解蔽”方式去閲讀經驗世界所謂的“真相”或“意義”的時候，卻恰恰忘記了對“解蔽”過程的解蔽：即對算法的批判性反思。一個略具有反諷意味的事實恰恰在於：擔任了“解蔽”核心功能的算法一直處於閲讀的盲區，它的生成和控制由專業的技術人員操控，是名副其實的“黑匣子”。但算法並不是中性的工具，它是大數據的決策結構分析，是用表現為一系列可執行的清晰指令的系統方法來描述解決問題的策略機制。用哲學的語言來説，算法實際上是數據使用的問題式，它決定了數據在何種意義上可以成為信息。從這個意義上而言，《數據女性主義》一書所提出的問題就至關重要：如果構建整個數字化世界的意識形態從未改變，又如何能夠期待它從自身內部生髮出解放的力量呢？更為嚴重的是，硅谷頂級大型科技公司中女性僱員比例相比其他行業呈現出明顯劣勢。這使得從算法設計到數據收集的所有環節都可能在性別多樣性上呈現出明顯的不對稱。這種缺陷導致了數字化再現的世界和真實世界之間的巨大鴻溝。

這一困境實際上自阿蘭·圖靈在第一代計算機問世不久後發表的《計算機與智能》的著名論文開始就已有預示。當人們津津樂道於“圖靈測試”對人和計算機的區分時，往往忘記了這個實驗在最初的時候是用來區分處在另一個房間中的兩個人：男性和女性。這也就意味着，性屬區分問題從一開始就已經進入了計算機再現的視野，它甚至是關鍵性和普遍性的。當具體的性別身體（更準確地説是身份）通過電腦終端轉化為對提問者問題的反饋時，性屬是否能夠被成功地再現？對這一問題的思考顯然並沒有沿着同一路徑進行。圖靈的傳記作者安德魯·霍奇斯認為，這是一個失敗的實驗設計。因為性別從根本上取決於身體事實和能力，而後者不能被符號完全代替。相反，符號具有遮蔽性，它可以模糊主體界線。因此，在這個實驗中，性別被誤認並不能説明任何問題。但卡內基—梅隆大學移動機器人實驗室主任漢斯·莫拉維克卻持有不同的觀點。他相信身份認同本身並不必然需要真實的身體經驗（或規訓），它在本質上為信息形式所決定。眾多科幻作品中所出現的機器人（智能人）將自己誤認為人的橋段説明身體恰恰不是身份的關鍵。這也就意味着，如果被測試的人是在如實回答問題的前提下而被誤認的話，那麼，通過計算機語言被再現的身體就展現出了與自然身體不同的性屬。後人類學者凱瑟琳·海勒以一種超越性別主義的觀點關注了中介性在這一過程中的核心角色。考慮到在測試中可能出現的各種結果，對於被測試的性別供體而言，計算機（技術中介）的介入，使得自然身體和被技術再現的身體之間的同一不再是必然性的事件，而是一個情境性的生成，它不斷浸透和重寫着對自然主體身份的確定。更關鍵的問題在於作出判斷的被測試者，因為圖靈測試並沒有規定問題的範圍和提問的標準，這也就意味着測試者必須依據自己在經驗世界中所形成的關於不同性別的假設進行提問，這些假設決定了他對所看到的回答的解釋以及由此作出的判斷。“最重要的障礙並不會出現在你嘗試決定哪個是男人、哪個是女人，或者哪個是機器的時候。相反，這種困擾會來得更早，一旦進入測試所規定的控制論範圍，你就會面臨各種干擾。測試將你的意志、願望和知覺膠結成一個分佈式的認知系統。”這種認識論上的困惑構築着人類以觀察者的身份在數字/智能世界中的彷徨。海勒以著名的科幻小説作家菲利普·K.迪克的《機器人會夢見電子羊嗎？》為例，分析了“機器人”能指在性別話語上所可能引起的身份認同問題。當觀察者依據“人”或“女性”的所謂特徵對對象個體進行判斷的時候，其判斷往往和真實無關，而只和他據之作出判斷的預設有關。

身份認同一直是女性主義運動中的“擬像”之困。女性主義一直致力於尋找新的語言在公共生活領域內定義和表現女性身份和意義，同時試圖突破舊性別政治話語的侷限性。唐娜·哈拉維把它形容為“為爭奪公共知識所展開的競賽”。這種知識的建構無法訴諸個體自身的差異，而是經由多樣性和關聯性的經驗。在這個維度上，女性的問題必然是集體主義的，但女性的經歷必然是多樣性的，並非個體化和特殊化的。圍繞着女性身份問題出現的種種不同甚至對立的事件反映出辯證法的特徵：身份本就是在自我和他者的邊界處不斷逡巡參照的結果，具體的邊界依具體的歷史情境而有所不同。但對於女性而言，這種不同中的共同性依舊有跡可循。女性主義實踐的歷史不斷改寫着對“女性經歷”的認定。然而，這種多樣性是否能被算法確定為參照維度，才是數字化時代真正要追問的問題。

性別主義是人類社會正在面對着的諸多困境的一個縮影。數字化時代，當數據反身成為校準現實的標準，算法成為發問與思考的統一邏輯，平台成為實現一切現實連結的場域時，“可計算性”似乎正在完成使歷史去歷史化，用算法邏輯重構現實和歷史。在這樣的進程中，許多個體化的、經驗化的、柔性的原則被剛性的技術原則所取代，正如當性別主義問題被編碼為數據時，鮮活的、豐富的具體形象往往呈現為一幅“剪影”：只具有模糊、相似的輪廓，異質性的神態、表情等面部細節卻被一片統一的黑色所覆蓋，不具任何可辨性。與此同時，“性別”本身在流量邏輯、資本邏輯的加持下，已然成為一種被構建的景觀。傳統女性主義將父權制下的男性凝視作為反抗的對象，但在數字時代，男性與女性則共同面對着現實權力結構之上的另一重凝視——算法權力。無論是面對數字鴻溝問題，還是面對數據對現實的反向校準，性別的差異已經無法決定個體能否逃脱數字權力的吸納。

結論

擬像和身份認同之間始終是雙向影響的。它的社會歷史性差異決定了它必然呈現出複雜性和斷裂性。然而，數字時代的擬像再現方式以其客觀性的外表俘獲了對個體進行言説的話語權力，既影響個體的身份認同，也在更大範圍內將非數字化世界中的性別問題置於盲區。從某種意義上而言，自我認知的歷史既是一部擬像被以不同方式建構的歷史，也是一部不斷進入和突破擬像的邊界而重構身份認同的歷史。從女性主義所面對的困境進一步延伸就會發現，性別問題在數字時代正在演化成為一種反思社會現實結構的可能性視角。算法權力的不斷彌散事實上將男性與女性共同拉入了一個全新的數碼空間，傳統的性別問題也不再單純地表現為二元對立，而是一種在面對共同的權力結構時，以性別視角的不斷轉換與逡巡完成對真實生活的理解與反思。因此，一方面要客觀審慎地對待數據和算法中暗藏的性別意識形態；另一方面要重視未能進入數字化的性別問題，這不僅是大數據時代性別研究應當秉持的態度，同時也是批判性面對數字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