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到底是怎麼想的？_風聞

作者：温伯陵

1

清朝寫了三篇，再接着寫一篇袁世凱稱帝吧，這件事可以説是辛亥革命的延續，甚至是清末新政的延續。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大清失去半壁江山。在失去東北退路以後，面對洶湧澎湃的反清浪潮，大清走到了一個進退維谷的十字路口。

宣統皇帝退位交出江山，還是和革命黨殊死一搏？

毫無疑問，對於一個統治中國276年的政權來説，輕易放棄江山是不可能的，而大清麾下最強的武裝力量，便是北洋六鎮。於是在排擠袁世凱收回軍權、重用滿人成立皇族內閣的基礎上，攝政王載灃派鑲黃旗人、陸軍大臣蔭昌督師南下，準備一舉撲滅革命黨，再造大清江山。

結果蔭昌對軍事一竅不通，也毫無統兵實戰的能力，徹底辜負了攝政王載灃的期望。

皇族內閣的總理是慶親王奕劻，副總理是那桐和徐世昌，這三個人都是袁世凱的政治盟友，而袁世凱繼承了李鴻章的衣缽，統領北洋十餘年，是北洋六鎮官兵都服氣的老領導。

他們便勸攝政王載灃：“非袁世凱不能收拾局面。”

載灃遭遇巨大的軍事政治失敗，又見羣臣的意見一致，便在10月14日起用袁世凱為湖廣總督，到湖北後又任命為內閣總理大臣，命他全權鎮壓起義。

隨後袁世凱任命馮國璋為第一軍總統，11月底便焚燒漢口、攻克漢陽，將革命軍逼到武昌城裏。同月袁世凱任命張廣建為山東布政使，讓他奔赴濟南收取山東。

12月，袁世凱派北洋軍第三鎮兵臨娘子關，挫敗閻錫山和吳祿貞的晉燕聯軍。命河南布政使倪嗣沖統兵進入安徽，北洋軍第二鎮統制王佔元統兵逼近潼關。

這一系列戰事，意味着袁世凱鞏固了大清北方局勢，隨時可以提兵南下，和革命黨會獵於江南。

所以在1911年底，袁世凱是大清唯一能用的人，袁世凱的一舉一動，決定了大清的命運，乃至中國的走向。

此時的袁世凱是金戈鐵馬，隻手弄乾坤。

南方的起義軍雖然人多勢眾，擁有的兵力總數也佔絕對優勢，但問題是，起義隊伍裏的實力派如新軍統領、諮議局成員、豪商士紳等等，只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擴大地方權力，對戰爭並沒有太大的熱情。

只要大清皇帝退位，中國改朝換代，他們就滿足了。

而革命黨紮根於城市，論戰於報紙，根本沒有左右局勢的實力，能掀起這麼大的革命運動，無非是在漢人對大清不滿的歷史進程中，革命黨“排滿反清”的口號，成為最大公約數，團結了大多數地方實力派而已。

革命黨想打仗，但沒有實力發起戰爭。

這就導致了一個結果，起義陣營的目的不同，並沒有統一的領導，不能有效調動人力物力。

一盤散沙的陣營，只能被袁世凱壓着打。

所以在北洋軍的幾次打擊後，起義軍便提出議和的要求，説只要袁世凱能調轉槍口，逼大清皇帝退位，就擁戴袁世凱做大總統。

而經過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華，英法德日美俄等國，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利益，已經有相當大的規模，他們特別害怕南方的反清革命燃起熊熊烈火，掃蕩了他們在中國的既得利益。

這些國家也在積極調停南北戰爭，希望中國保持和平狀態，保證他們的利益不受損害。

如果南北戰爭實在停不下來，這些國家就準備出兵，直接干涉中國內政了。

外國對南北戰爭的立場，導致辛亥革命後獨立的省份，特別擔心外國出兵干涉，重演一次八國聯軍侵華。真到了那個時候，國家的主權和利益必然受到損害，自己的利益也不一定能保得住。

於是外國的立場，更堅定了南方起義陣營的議和立場。

既然外國希望和平，起義陣營希望和平，大清唯一能用的人是袁世凱，那麼議和這件事，便是南方、外國和袁世凱的三方談判。

這個時候，袁世凱該如何選擇？

繼續在滿人帳下做奴才，隨時被王公們替換掉，還是順勢而起，做開朝立國的大總統，這個選擇其實並不難做。

1912年1月1日，南方各省推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致電袁世凱，説就任總統是因為南方各省缺乏統一機關，不利於和大清朝廷對等談判，暫時就任而已。

1月12日，慶親王奕劻在朝堂提出，民國政府有待清室的條件。

1月16日，袁世凱親自逼宮，説大清皇帝退位後仍保持尊號，享受歲費。

1月26日，袁世凱授意段祺瑞等北洋將領發出通電，請求大清皇帝退位。

2月12日，隆裕太后接受《優待清室條件》，帶着溥儀退位。

2月13日，袁世凱通電贊成共和，孫中山提交辭呈。

2月15日，南京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中國歷史上流血最少的一次改朝換代，就這樣輕鬆完成了。

原本辛亥革命的口號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但是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孫中山等人發現，如果和大清一刀兩斷，就失去了滿蒙疆藏等地的法理依據，中華民國的合法領土，就只有漢地十八省。

為了繼承大清的政治遺產，他們便出台了《優待清室條件》，允許大清皇帝繼續使用尊號，中華民國以外國君主之禮對待，每年撥給費用四百萬兩，大清王公的世襲爵位稱號不變，滿蒙回藏的王公世襲爵位不變。

通過這些條款，中華民國保證了滿蒙疆藏王公的既得利益，換取他們對中華民國的支持，以及大清和中華民國的合法過渡。

總的來説，中華民國就是沒有愛新覺羅家的大清，但因為政體改變，中華民國沒有自古以來的神聖皇權加持，權威遠遠不如大清。

袁世凱則風雲際會，憑藉北洋將領的支持，外國、革命黨、大清的互相妥協，搖身一變成為這個新政權的大總統。

2

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共同把袁世凱推到大總統的寶座上，看起來袁世凱得到天大的便宜，實際上中華民國的大總統是個燙手山芋。

在政治方面，孫中山做臨時大總統的時候，依據《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實行的是總統制，大總統不僅是國家元首，還是政府首腦、海陸軍最高統帥。

這個大總統是實權職位。

但孫中山辭任臨時大總統以後、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前，南京的臨時參議院制定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把總統制改為責任內閣制。

這樣一來，袁世凱的中華民國大總統便成為虛職，實權屬於可以競選的責任內閣。

孫中山等人之所以這麼做，目的就是希望讓出大總統寶座以後，還能通過選舉組閣，重掌中華民國的軍政大權。

事實上，袁世凱出任臨時大總統以後，同盟會也改組為國民黨，雙方始終在扯皮鬥爭，導致一年的時間，內閣總理就換了三個。

這樣的混亂政局，非常不利於民國的中央政府統一意志，推行建設國家的政策。

在經濟方面，新成立的中華民國更虛弱。

大清的最後幾年，不論是皇族內閣、鐵路國有，還是貶黜袁世凱、設立陸軍部和海軍部，從某種程度上説，都是大清在向地方實力派收權，重建中央集權制度。

辛亥革命，本質上是地方實力派對中央集權的反撲。

所以在辛亥革命以後，各省的督軍、市長、議長等實力派，很快就利用改朝換代的機會，得到職權範圍內的財政權和人事權。

這意味着晚清的中央集權功虧一簣，原本屬於中央的權力下移到地方。

既然地方得到財政權和人事權，便會提出地方自治的政治綱領，並截留税收留在地方使用。這樣一來，袁世凱的中華民國，能從地方提取到的財政收入就非常有限。

據留下來的歷史檔案顯示，民國初年各省的農業税，大部分被地方截留，中央政府真正的財政收入只有海關關税和鹽税。

大清時2.9億兩的年度財政收入，民國初年連一半都得不到。

但袁世凱要花錢的地方卻很多。

民國繼承了大清的政治遺產，做為代價，必然要繼承大清的債務，所以袁世凱剛做大總統，就接手了大清留下的5.26億美元的債務，此外還有全部公職人員的工資、全國50萬軍隊的軍費、政府和軍隊的日常開銷。

以虛弱的財政應付如此龐大的開銷，民國政府顯然力不從心。

所以説，做了民國大總統的袁世凱，其實是接了一個燙手山芋。

3

袁世凱是在大清朝堂搏殺數十年的政治強人，麾下有全國最精鋭的八萬北洋軍，面對紛繁複雜的民國政局，政令不行的弱勢政權，他會怎麼做呢？

當然是肅清政敵，整頓吏治，重建強悍的中央集權制度。

他在大清時期就是知名的改革派人物，不論是編練新軍、創建警察制度，還是設立新式學堂、開辦礦務總局、協助預備立憲，袁世凱都是主導這些改革事務的人物之一。

這樣的人，絕對不是滿腦肥腸的昏庸官僚。

而且慈禧太后死後，袁世凱被攝政王載灃貶黜回家，正是因為大清皇族要搞中央集權，這件事的前因後果，很難説袁世凱沒有深度思考過。那麼民國的亂象從何而來，因何而起，袁世凱也不可能不清楚。

所以袁世凱要重建中央集權制度，本質上是和革命黨合流推翻大清之後，以漢人的身份接續大清中央集權的路，反過來對付奪權的革命黨。

在這樣的背景下，國民黨理事長宋教仁就必須死。

因為1913年2月，民國首次國會選舉中，國民黨獲得多數席位，按照《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規定，理事長宋教仁即將出任內閣總理，組建國民黨的責任內閣，並繼續在法律層面削弱大總統的權限。

一旦宋教仁組閣成功，便意味着國民黨重新取得民國的政權，那袁世凱準備重建中央集權的野望就要破滅，宣統年間出兵打仗、和革命黨談判、回京逼宮也都成了給國民黨做嫁衣裳。

這不是被人耍了嗎，對於袁世凱這種政治強人來説，這能忍？

所以宋教仁剛贏得選舉，就在上海被人刺殺。

歸根到底的説，宋教仁不是死於袁世凱的野心，而是死於國民黨和北洋的權力鬥爭，中央集權和地方分權的鬥爭，政治強人袁世凱和革命領袖孫中山的鬥爭。

他只是夾在其中的犧牲品。

宋教仁死後不久，孫中山就到上海和黃興見面，提出要武力討袁，同時報紙上發表《大總統之叛逆》之類的文章，在輿論上批判袁世凱。

民國政局走到這一步，袁世凱也知道，政治分歧最終要用軍事來解決，南北戰爭一觸即發，於是在4月份以鹽税為抵押，簽訂了“善後大借款”的協議，向英法德日俄借款2500萬英鎊。

有了錢，北洋政府就有了底氣，北洋軍就有了士氣。

緊接着在5月份，袁世凱命段祺瑞為代理國務總理，並和黎元洪結盟，派一萬精鋭軍隊開進湖北，佔據了長江上游的有利位置，從而在北、西兩面戰略包圍東南地區。

這樣一來，袁世凱在財政和地緣方面，就佔了先機。

1913年7月“二次革命”正式爆發，安徽、廣東、福建、上海等地紛紛宣佈獨立，但短短三個月後，馮國璋便攻佔南京，國民黨的“二次革命”失敗。

國民黨失敗的這麼迅速，除了沒有直屬軍隊、實力不強以外，根本原因在於，袁世凱能用鹽税抵押借到2500萬英鎊，孫中山卻沒有抵押物，向外國借不到錢。

孫中山曾希望得到日本的支持，但日本給袁世凱借了錢，當然希望袁世凱打贏戰爭，然後獲取豐厚的回報，對孫中山的革命理想並不熱心。

而這次戰爭的勝利，最大戰果是袁世凱的北洋軍佔領了雲南、貴州、廣西、浙江、福建、四川、疆藏之外的大部分省份，在全國各派勢力中，擁有絕對壓倒性力量。

至此，袁世凱的地位徹底夯實，他終於可以推行中央集權了。

於是在1913年底，袁世凱宣佈國民黨為非法組織，取消國民黨籍議員的資格，並下令解散各級議會，這樣就沒人能對袁世凱指手畫腳了。隨後袁世凱發佈政令，廢除各省的自治權，並任命了省巡按使到縣知事的各級行政官員，初步建立起中央集權的軍政體系。

但在袁世凱的計劃裏，這遠遠不是終點。

袁世凱是1859年生人，在出任民國大總統之前，始終在大清朝堂做官，不是追隨李鴻章和榮祿做事，就是和慶親王等滿洲王公結盟，要麼就是給慈禧太后、光緒皇帝、攝政王載灃跪下磕頭。

在新生的民國政權，袁世凱這代人是老派人物，身上有濃厚的舊時代習氣，在他們的認知裏，君臣綱常是深深刻在骨子裏的東西。

那麼要重建中央集權，身處民國的袁世凱，就沒有任何現代經驗可以借鑑，他唯一可以借鑑的經驗是被時代拋棄的大清。

所以在初步建立起中央集權以後，袁世凱認為還缺一個東西——皇帝。

民國大總統雖然也是國家元首和軍隊統帥，但和自古相傳的皇帝相比，皇帝有“君權天授”的神性，以及兩千年曆史的強大慣性，在世人的心目中，皇帝的權威遠遠超過大總統。

如果能重立皇帝，用皇帝的權威重建中央集權，是不是比大總統更好一些？

或許，袁世凱是這麼想的。

當然這個想法的背後，肯定有袁世凱的個人私慾。

就這樣，在公私兩方面因素的驅使下，1915年12月，袁世凱改次年為洪憲元年，準備登基稱帝，成立中華帝國。

洪是洪武的洪，憲是憲法的憲。

但是袁世凱沒有想到，他走到這一步，反噬也就開始了。

4

袁世凱稱帝這件事，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看。

對於四萬萬老百姓來説，其實是無所謂的態度，只要能驅除外侮守護太平，讓老百姓能平平安安的活下去，不論民國大總統還是洪憲皇帝，其實都一樣。

他們是沉默的大多數。

對於袁世凱來説，稱帝是重建中央集權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因為稱帝意味着重建中央政府的權威和法統，追隨袁世凱的，主要是楊度等君憲理論的擁護者。

那為什麼和袁世凱共事的大清遺老們，不積極擁護袁世凱呢？

他們當然擁護君憲制，但宣統皇帝還在紫禁城呢，人家愛新覺羅家276年的江山，論法統論權威，都比袁世凱強太多，如果是擁護君憲，他們寧願擁護宣統皇帝，也不擁護袁世凱。

所以袁世凱稱帝，君憲制的大多數擁護者成了看戲的一羣人。

真正對袁世凱稱帝不滿的，還是地方實力派。

那些督軍、議員、官員、地主豪商們，已經在辛亥革命後襬脱大清的束縛，在民國初年的紛亂政局中嚐到甜頭，不僅保住了經濟利益，還擴大了政治權利。

“二次革命”後袁世凱重建中央集權，讓他們非常不滿意。

而且袁世凱派到各地任職的北洋軍政官員，在擁有地方權力之後，也和當地的士紳名流、地主豪商合流，成為地方實力派的代表人物。

例如在南京任職的馮國璋，保護東南地方的利益，其實就是保護自己的利益。

在這樣的背景下，袁世凱以民國大總統的身份稱洪憲皇帝，就完全破壞了自己施政的合法性，地方新舊實力派們便有了充分的條件，向民國初年的中央集權傾向反撲。

具體的做法很簡單，他們假意贊成袁世凱稱帝，等改元詔書發佈以後，更改國體便成為事實，地方實力派們迅速起兵，以討袁的名義重建地方權力體系。

雖然沒有全國性的串聯，但很巧合，這是全國地方實力派的共識。

1915年12月“改元詔書”發佈，同月，梁啓超和蔡鍔就組織起“護國討袁”運動，武力捍衞共和國體，袁世凱命四川巡按使、成武將軍陳宦征討護國軍，結果陳宦和護國軍達成和解。

而坐鎮南京的馮國璋，既不支持袁世凱稱帝，也不支持護國軍，領導東南地區和雲南、北京鼎足而立。

眾叛親離之下，袁世凱深感政治生命已經終結，謀劃數年的中央集權也走不通了，1916年6月因尿毒症去世。

5

袁世凱稱帝當然是歷史的倒退，這篇文章絕不是給袁世凱洗白，我想説的是——

袁世凱稱帝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清末新政的延續，是袁世凱這個老派人物唯一能想到的重建中央集權的手段。

袁世凱稱帝失敗，也和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一脈相承，都是政治、經濟、軍事權力下移到地方以後，對中央集權的抵制。

民國初年的幾件大事，總結起來，其實就這麼兩句話。

袁世凱失敗之後，各省的實力派再無約束，聯省自治一度成為主流政治理念。

打着聯省自治旗號的北洋軍閥們，動不動就脱離中央政府的管理，主張聯省自治的廣東軍閥陳炯明，最終也坑了孫中山。

眾人寄予厚望的中華民國，正式進入羣雄紛爭的亂世。

既然亂世是地方實力派爭權奪利開啓的，那麼終結亂世的，便只能是自下而上鬧革命，從基層農村開始重建地方權力結構，剷除地方實力派存在的土壤，進而重建中央集權的農民革命運動。

從這個角度來看，重建中央集權是發軔於晚清，收功於新中國。

袁世凱稱帝，不過是這個歷史進程中的試錯階段。點擊「温伯陵的煙火人間」閲讀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