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經歷過多年前的罰款風波_風聞

【作者按】在寫關於金庸小説的評論後有網友問我在澳洲混得如何，是否關心華裔遭受歧視的問題。我回答説謝謝關心，我混得很好，比絕大多數本地白人都要好。如果要我現身説法談談澳洲華人遭受種族歧視的事，我也沒有經歷過太多。但盛情難卻，就提這麼一件吧。

事情過去很久了。那年我還三十不到，週末開車帶了母親去悉尼內西區的華人聚居區購物。大家知道全球華人聚居區大致都差不多，滿馬路華人開的雜物點，肉店，魚店，飯店，按摩的，剃頭的，亂七八糟，不一而足。比唐人街規模還大的華人集散地在悉尼全市星羅棋佈，至少有兩三個地區華人佔居民人口比例50%以上。這還只是“華人”，不算看上去貌似華人的別的亞洲人。二十年前悉尼華人還沒有現在那麼多，但也已經有相當規模。

我們去的那個地方最早是90年代來悉尼的中國學生定居之地，上海人很多。因為中國店鋪多，父母雖不住在那裏但也會常常去那裏買中國食品。（我們剛來的時候這裏曾經是意大利和希臘移民比較集中的地區，後來成了中國人的天下，這是題外話暫不表）

我把車停在繁忙的購物街道旁的一條小路上，買好東西和母親提着袋子一路走回車旁。我這人走路有事沒事喜歡東張西望觀察周圍情況。走兩步就看見大街旁的巴士車站上停着一輛小車，旁邊一男一女兩個警察在和司機談話。司機是個亞洲男人，顯然是把車停在公交站上等人，給警察逮住，正在開罰單。華人多的地方生意多，交通一定繁忙。許多華人開車不大注意，經常會犯點小規矩，常會碰上給罰款的事，倒也不特別稀奇。我沒在意，繼續往前走。左手拐進我停車的小馬路。一輛警車從旁慢慢開過，我一看裏面就剛才那兩個警察，顯然已經結束罰款工作，繼續巡邏。前面十多米又是一個公交車站，車站上又停了一輛私人汽車。走上兩步，只見車裏坐着一個白人司機。那警車就停在他旁邊，女警察隔着車窗朝司機做個手勢要他快快開走。那司機驚慌失措，連連揮手致歉，隨即開車迅速離開，一面無疑慶幸自己碰上警察心情好，沒被罰款。看到這個覺得有點不大對勁，同樣的事，黃人罰款，白人不用，嘿嘿。

再走兩步就到我自己車裏了。放好物品，拉上安全帶，帶了母親開車了。前行五十米就是交通燈，車還沒加速就停下等紅燈。正好又停在剛才見過的警車左側一旁（澳洲開車靠左行駛）。我停在警車旁往前直視，避免和身旁車裏的警察眼神接觸。一面快速檢查一遍周身情況：安全帶拉好，打了左轉向燈（反正他在我右邊也看不見），沒有壞的剎車燈，沒有非法改裝車子，登記保險都沒問題，沒有超速，沒有喝酒也沒有吸毒，即使旁邊這輛警車存心找碴子，多半也找不到什麼問題。就在這時眼角發現動靜，警車副駕駛坐上的女警察正在示意我打開車窗。

我放下車窗，只聽女警問我：“你左轉還是直行”？

“左轉。”

“好，你轉好以後靠邊停下，你將得到一張罰單。”

“為什麼？”

“因為你的乘客沒系安全帶。”

我朝我母親望去，她安全帶好好繫着。

“她不是繫着麼？”

“我看着她戴上去的。”

我忽然想起母親有時會在車開動以後過一會兒才系安全帶。我剛才發動開到交通燈前才幾十米的距離，而且因為是紅燈，低速慢慢蕩過來，都沒上過三檔，幾秒鐘的時間她慢慢拉上安全帶，所以當我車開到警車旁時，那個警察可能正巧看到她拉上安全帶。就這麼點雞毛蒜皮的事，就要罰款？

我轉彎過去把車停好，拿出執照，準備客客氣氣對女警察解釋經過。我考駕照是很多年前的事，那時法律是時速20公里以下不必戴安全帶。可是這個規矩很多年前就改了，現在是隻要車子在移動就得戴。但我哪知道這個，那時候互聯網尚未普及，誰會沒事自發更新道路法律？因此開始想用這個已經被改動過的法律做依據，但還沒開口轉念一想不對，我母親坐在我汽車的左面，跟警察之間還隔開了一個我和兩扇車窗，間隔相當距離，那個警察居然會留意她那麼微小的動作，顯然是在仔細觀察我的一切動靜。而且剛才這兩個警察罰了一個亞洲人，放走一個白人，顯然不懷好意，多半就是衝我是亞洲人來的。因此絕對抵賴一切，不能承認任何犯罪事實。

靈機一動：“我母親在車停下等待紅燈時，為了把在汽車後排的冰凍食物移到前座的空調風口下，放鬆安全帶以便轉身。”

我存心用 loosen 這個模糊詞，因為有 “鬆開”和“放開”雙重意思。

女警：“不是鬆開，因為我看到她把安全帶繫上。”

我：“正是‘鬆開’，所以你才會看到她在 tighten (繫上，拉緊這也是個雙關詞) 保險帶。”

女警：“你這是犯法的行為。”

我：“我不這麼認為。我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情。她鬆開安全帶當時車是停止的，在等紅燈。否則你也無法打開車窗跟我説話。”

隨後她轉身問我母親：“你叫什麼名字。”

老孃也不是省油的燈：“我沒有必要告訴你我叫什麼名字，你為什麼需要知道我的名字？”

女警：“如果你不回答，我也可以給你開罰款。”

這時身材高大的男警員加入。他一語不發，只伸出食指朝我彎了兩下。

我 (當然知道這是什麼意思，明知故有其問）：“這是什麼意思？”

男警：“就是要你過來。我有話跟你説。”

我：“我不想過來，你有話説就在這裏説，我聽得到。”

男警：“你不過來我可以以不服從警察指令為理由給你罰款。”

我：“那你就開，我們拿了這個罰單上法庭去問問法官我需要為你濫用職權的行為付多少錢。”

男警： “你最好冷靜一點。”

我：“我冷靜得很啊。你説我不冷靜是不是想用這個做理由，對我實施襲擊啊，長官？”

男警：“我不會攻擊你。”

我：“那就好，我知道你們兩位心情不好在沒事找事。剛看見你們罰了一個亞洲人，放了一個白人。是不是又看上我這個亞洲人了？”

這句話音剛落，兩個警察忽然轉身朝警車走了。

我：“請等一下，我還沒請教兩位的名字。女士警官，你叫什麼名字？”

女警：“懷特。”

我：“哪個懷特？‘白色’的懷特，‘幽靈’的懷特還是 ‘Wyatt’ 的懷特？”

女警和男警面面相覷：“‘白色’的懷特。”

我：“名字呢？”

男/女 警異口同聲：“法律上我們不需要告訴你這個。”

我：“好説好説，不用告訴我，到時候你們去告訴法庭就是。”

兩名警察一聲不吭，迅速開車走了，連罰款單也沒給我留下。但我知道這兩個不會善罷甘休，有我的汽車登記和細節，多半還會給我事後罰款，還得我先發制人。

回到家裏，當晚就開始信訪領導單位，把事情經過寫了一封信，扣上警察種族歧視和騷擾大帽子，直接寄給“澳洲聯邦人權委員會” 投訴女警察。

過了兩個星期，接到一封人權委員會的來信，官樣文章，説經過調查，只是交通罰款，不涉及警察種族歧視嫌疑雲雲，看落款接手處理這個事的政府官員是個越南移民，想不了了之。正好收到警察局寄來的罰款單，是乘客不戴安全帶一張。我再寫信一封，重申我的理由，再把罰款單拷貝附上。

過了幾天接到越南裔官員來電，再説一遍警察沒有種族歧視，問我是不是還有別的事，沒有的話就把投訴關了。

我：“你看了我的信嗎？”

人權官：“看了。”

我：“我在信裏提供了我懷疑她因為種族歧視而濫用職權騷擾良民的證據，你有什麼證據告訴我她沒有種族歧視麼？如果沒有，那麼就是你根本沒有做任何工作，就想草草結案。是不是？如果你這麼做，那麼我得把你一起投訴了。”

人權官：“好好好，咱們先不結案。”

又過兩天，忽然接到一個電話。

探長：“你好，我是XX區域探長（detective inspector）xxx，收到了你關於懷特警員的投訴。我能不能跟你見個面談一下這個事？”

我：“你好，行啊，什麼時候？”

探長：“隨你方便，你能來我們警局一次嗎？”

我：“警局我不想來。”

探長：“沒關係，你哪裏方便我可以過來跟你喝杯咖啡。”

我：“行啊，我上班就在市區xx 馬路的xx 大樓，樓下就是咖啡館，你什麼時候過來打我手機。”

兩天後下午我在樓下咖啡館裏和探長碰頭。

探長：“你投訴的情況性質非常嚴重，我們很重視。事情經過我們已經清楚，經過我們的反覆調查，發現懷特警官並非種故意族歧視，但她不夠專業，處理事情不當，引起公眾誤會和不滿。我們已經對她做出一些紀律處分，還安排她去參加情緒管理的學習班。同時我也代表警方對此向你道歉。她告訴我們她本身沒有種族歧視問題，她還有亞洲朋友。我們也撤銷了你的罰款，如果你願意，我們還可以安排讓她對你當面道歉。”

推脱得乾乾淨淨，滴水不漏，見好就收，我也不能跟警察太較勁了。

再者説到種族歧視，種族歧視是個人的問題，我無法控制別人的思想，我也不在乎別人是否種族歧視，我只是不想因為別人的種族歧視來造成我的經濟損失而已。

我打官腔裝蒜也很拿手：“哦，這個我也知道。做警察不容易，也有很多壓力。但還是時刻需要保持職業化，特別是少數民族聚集地區，警民相互信任，合作非常重要。有你這麼説，我對此事有了個滿意的答覆。我會考慮在人權委員會撤去投訴，也不想太為難了懷特警員，影響她事業發展。我也不需要她道歉，但希望她以此事為教訓，以後不要以貌取人。特別是她在訓練新手同事的時候（男警員是實習警員），更不能給新人留下不良示範。”

探長：“我們非常感謝你的理解，那麼就讓這個事過去吧。多謝你了。”

接着我就和這個探長一面和咖啡一面七搭八搭説些警察辦案的事，順便問他是否還在做偵探破案。他説他頭銜還在，但早就不幹偵探的事了，現在主要是在他管轄的區域做經理一類的管理層工作。我説你説話辦事四平八穩，是搞政治的一把好手啊，看來以後會官運亨通。他都不謙虛，只是笑笑説但願吧。

2015年悉尼馬丁廣場發生一個伊朗裔精神病患者借 IS名頭劫持咖啡館的事，一時間媒體炒得沸沸揚揚，電視上不停實況轉播。新州助理警務處長，就是州警察第二把手，在電視上接受記者訪問，我一看，嘿，這不就是十幾年前跟我一起咖啡的探長麼？這傢伙果然是個做頭的料，平步青雲。後來他還做到了新州警務處長，也就是警察第一把手。現在已經退休，還惹上了投資賭馬的緋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