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克多·E.弗蘭克爾：如果生命向你發問，你的答案是什麼？_風聞

導言

維克多·弗蘭克爾，臨牀心理學家，出生於維也納猶太人家庭，二戰時期全家被關進了集中營，唯有妹妹和他倖存。本文摘自弗蘭克爾從集中營獲救11個月後發表的演講抄本，記錄了他在集中營中時刻瀕臨死亡的體驗以及觀察和反思。《紐約時報》評價他提供了一條尋找希望的路，哪怕是在那些黑暗的時刻。

如果生命在向你提問，你為什麼活着？你要如何回答？在這個慎終追遠的日子，不妨停下來做一些思考。

01

從心理學角度來説，沒有什麼能令我們害怕，我們沒有未來，因為現在就是一切，因為今日包含生命永恆的新的生活問題。現在的一切都取決於人們對我們的期望，至於未來會發生什麼，我們並不需要知道。

關於這一點，我經常講多年前刊載在報紙上的一則短篇故事。

一名被判無期徒刑的囚犯被驅逐到魔鬼島，而恰巧“利維坦”號船在公海上發生了火災。由於災情嚴重，囚犯們被組織參加營救工作，這名囚犯救了十個人並因此被赦免了。如果有人在這名囚犯上船之前，在馬賽的碼頭問他，繼續生活對他是否有任何意義，他一定會搖頭，那麼我問你，他可能在等待生活中的一些什麼呢？就像“利維坦”號上那個救了十個人的囚犯一樣，誰也不知道我們等待的是什麼，它會在哪個重要的時刻，在哪個獨特的機會中以哪種特殊的方式出現。

生活向我們提出問題，在回答這些問題的同時，我們也能夠認識到當下的意義。此外，生活提出的問題不僅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變化，也會因人而異：每個人在每一刻的問題都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生命意義的問題如果不具體到此時此地提出，就會顯得過於簡單。**在我們看來，如果不是聚焦於具體某時某刻的“生命的意義”，那就像記者在採訪一位國際象棋冠軍時問“現在請大師告訴我，有沒有哪一步是最好的”一樣幼稚。除了在一個非常具體的遊戲情境或一盤棋的格局之外，會有一種走法，一種特定的走法是好的，甚至是最好的嗎？

很多年前的一天，當我準備在某個地方舉辦一個關於生命意義的小型研討會時，一位天真的年輕人對我説：“嘿，弗蘭克爾，希望你別生我的氣，我今晚被邀請去見我未來的岳父岳母，因此不能留下來聽你的講座，請你快點兒告訴我，生命的意義是什麼？”

無論現在等待我們的是什麼，這個特定的“時刻挑戰”可能需要一個意義非同尋常的答案。

首先，我們的答案可以是積極的回答，我們通過行動給出答案，用已做出的行動或創造的作品回答具體的生活問題。但與此同時，一些事情也會留存在我們的記憶中。所以，現在我的意思是，也許我們最好用一個具體的經歷給出答案。

有一天，一位年輕人坐在我的面前，他剛剛質問我生命的意義是否存在。他的論點如下：“你説得很容易，你建立了諮詢中心，幫助人們，幫助他們理順生活；但我是誰，我只是一個裁縫助理。我能做什麼，我如何通過行動賦予我生命的意義？”他忘記了，**人在生活中的位置或從事的職業，從來都不是問題，一切的關鍵在於他如何在生活中佔據自己的圈子，填補自己的位置。**人生是否圓滿並不取決於一個人的行動半徑有多大，而取決於他的圈子是否被填滿。

在他獨特的人生境遇中，他所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是不可替代、不可模仿的，不僅僅對他而言是這樣，對每個人來説都是如此。生命賦予他的任務只屬於他，也只有他需要完成這些任務。一個沒有充分完成自己相對而言更大的生活圈的人的生活，不會比一個真正滿足於自己更緊密的圈子，並在圈子中找到任務的人更充實。

在特定的境遇中，即使身為裁縫助理，他也可以取得更多的成就。而且，那些他已經做的和沒有做的事情，可以讓他擁有比他羨慕的人更有意義的生活（如果他沒有意識到他在生活中有更大的責任和不公正）。

“那麼，失業者呢？”你現在可能會有這樣的反對意見，但你忽略了這樣的事實。

一方面，工作並不是我們能夠積極賦予生活意義的唯一領域。只有工作會讓生活有意義嗎？讓我們問問那些並不是無緣無故向我們抱怨的人，他們的工作（通常是機械類的工作）是多麼的沒有意義，他們的工作只有無休止地累加數列，或沒完沒了地在生產線上單調地推拉機械槓桿。這些人只能在他們有限的空閒時間裏讓他們的生活有意義。

另一方面，失業者擁有豐富的自由時間，也有機會賦予他們的生活以意義。但任何人都不應該認為我們如此天真，會低估經濟方面的困難與絕望，或者在這種情況下的社會因素與經濟因素。我們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先填飽肚子，再講道德”能帶我們走多遠。我們不再抱有幻想，但我們知道，沒有任何道德準則就狼吞虎嚥是多麼毫無意義，這會對只注重消費的人帶來多麼災難性的後果。

最後，我們知道“道德”有多麼重要：不管在何種情況下，堅定生命無條件存在意義的信念，都能讓生活變得可以忍受。因為已經有了這樣一個現實：如果飢餓有目的或意義，人類就真的做好捱餓的準備了。

然而，我們不僅目睹了讓沒有“道德”的人捱餓是多麼的困難，也發現了在讓這類人捱餓的同時，還要求他遵守道德，是一件多麼困難的事情。

有一次，我不得不向法庭提交一份一個十幾歲的男孩的精神病學報告，這個男孩在極度絕望的情況下偷了一個麪包，而法庭提出了一個確切的問題：這個男孩是否“低人一等”。從精神病學的角度來看，他無論如何都不能被視為低人一等。但我在寫這份報告時，並沒有同時解釋道，在他那時所處的特殊情景下，他必須是“高人一等”的，才能經受住誘惑！

**不是隻有行動才能賦予生命以意義，負責任地回答生活中的具體問題，同樣可以探索生命的意義。**我們不僅可以作為一個積極的行動者，還可以作為一個熱愛生命的人來滿足存在的必要性：在我們對美好、偉大的愛的奉獻中。我可能應該試着用一些眾所周知的話來解釋一下，如何、為什麼感受美能讓生活變得有意義。但我更希望你能沉浸在以下的思維實驗中。不論在心理上認為這有多麼不可能，都請你想象一下，你正坐在音樂廳裏，聆聽自己最喜歡的交響樂，它在你的耳邊迴響，你沉浸在音樂中深受感動。此時，有人問你，你的生命是否有意義。如果我説在這種情況下，你只能給出一個答案，我相信你會同意我的回答，答案是：“此刻是值得的！”

那些在體驗自然而非藝術方面經驗豐富的人，可能會有類似的反應，那些體驗過另一種人生的人也是如此。我們難道不知道，當我們面對一個特定的人時，那種壓倒我們的感覺嗎？這種感覺大致可以概括為：只是“這個人存在於這個世界”這件事，就使這個世界和其中的生命變得有意義。

02

**我們通過行動賦予生命意義，但也通過愛，最終通過苦難賦予生命意義。**因為人類處理痛苦的方式的限制，他們的行為和他們愛的能力可能會被影響。但他們面對的這些限制，就像他們所承受的痛苦一樣，讓他們仍舊活得有價值。

所以，如何應對困難才能真正體現我們是誰，也能讓我們活得有意義。我們不應該忘記體育精神，不應該忘記那種獨特的人類精神！運動員除了為自己製造困難，還能做些什麼，來讓自己通過克服困難而成長呢？

當然，總體而言，為自己製造困難是不可取的。只有當這種不幸通過命運而來，不可避免、不能忽視時，這種不幸造成的痛苦才是有意義的。

換句話説，如命運般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肯定會以某種方式塑造我們。歌德曾説：“任何困境都可以因成就或耐力變得高尚。”我們要麼改變命運（如果可能），要麼接受命運（如果是必須的）。在任何一種情況下，我們都只能通過這種不幸經歷內心的成長。現在我們也明白了霍爾德林（德國浪漫主義詩人和哲學家）的這句話：“如果我遭遇不幸，我將站得更高。”

人們只是抱怨他們的不幸或他們的命運是一件多麼誤入歧途的事啊。如果沒有命運，每個人會變成什麼樣子呢？如果不是在它的錘擊，甚至是在它的折磨下，我們的生存還能有什麼形式呢？那些反抗命運的人，那些在他們無法獲得幫助，也肯定無法改變的情況下依舊反抗命運的人，沒有領會命運的真正含義。

命運真的是我們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它是最微小的一部分，也不能在不破壞整體的情況下，從這個整體中，即從我們存在的結構中分離。

所以，**命運是生活的一部分，苦難也是。**如果生命有意義，那麼苦難也有意義。因此，必要、不可避免的痛苦也有可能有意義，並且，這種認知得到了普遍的認可和欣賞。

幾年前，我聽説英國童子軍組織為三名男孩頒發了最偉大的成就獎，他們因什麼而獲獎呢？三名男孩雖然病入膏肓躺在醫院，但仍然勇敢而有尊嚴地忍受着沉重的命運。這個獎項表明我們共同擁有一個明確的認識：**承受命運中的真正痛苦是一種成就。**實際上，這是最高的成就。因此，如果更仔細地研究，我們會發現上文引用的歌德句子所給出的另一種選擇不再是完全正確的，這不是成就或耐力的問題，在某些情況下，忍耐本身就是最大的成就。

在我看來，關於真正的苦難中的精髓，也許里爾克（奧地利詩人）的話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了，他曾經喊道：“我們必須經受多大的痛苦！”德語只有“工作到底”這個詞廣為人知。但里爾剋意識到，我們人生中有意義的成就也可以在苦難中實現（當然也可以在工作中實現）。

不管怎樣，一次只能用一個選擇賦予生命意義，賦予當下意義。因此，在任何時候，**我們只需要對生活每一次向我們提出的一個非常具體的問題進行回答，並做出決定就好。**由此可知，生命總是在為我們提供讓生活充滿意義的可能性，總有一種選擇是有意義的。

我們還可以説，人類的存在就是有意義的，只要我們還有一口氣，只要我們還在呼吸，只要我們還有意識，我們就有責任回答生活向我們提出的問題。一旦我們認同人類這一偉大的基本真理，上文所説的一點兒就不會讓我們感到驚訝——作為人，就是要有意識和有責任感！

但是，如果生命總是因可能性而有意義，如果它只取決於我們是否在每一個瞬間都充滿了各種可能性的、不斷變化的意義，如果實現生命意義這件事完全是我們的責任，也只需要我們的決定，那麼我們也肯定知道一件事，一件毫無意義的事——放棄生命。自殺絕不是任何問題的答案，自殺永遠不能解決問題。

早些時候，我們用象棋比喻人在人生中所處的不同位置，因為人總是面臨生活中的問題，就像走一步象棋一樣。我們想説明生活中的問題如何才能被視為一個具體、特定的問題，一個與另一個人、另一個情景、另一個特定的人和特定的時刻相關的問題，一個此時此刻存在於此的問題。因此，再説一次，我們必須把國際象棋當作一個比喻，必須明白，試圖通過自殺“解決”生活中的問題是多麼的荒謬。

讓我們想象一下：一位棋手遇到了一個關於象棋的難題，他找不到答案，這時他會怎麼做？把棋子從棋盤上摔下來？這能解決象棋的問題嗎？當然不能。

自殺行為也是如此：他拋棄了自己的生命，並認為自己由此找到了一個似乎無法解決的人生問題的解決方案，但他不知道這樣做是對生活規則的蔑視。就像上文中我們提到的棋手把棋子摔下棋盤，無視棋局規則一樣。這種規則是什麼呢？在這種規則下，一個棋局問題可以通過移動一個騎士、一個城堡或任何一個棋子解決，至少是通過一個簡單的下棋步驟，而不是通過落子之外的行為解決的。而現在，自殺無視了生命遊戲的規則。其實這些規則並不要求我們不惜一切代價贏得勝利，但確實要求我們永遠不要放棄戰鬥。

也許現在有人會反對這種觀點，這些人承認“自殺行為違背了所有的理由”，但他們認為“面對最終不可避免地會降臨到每個人身上的死亡，生命本身難道不是毫無意義的嗎？死亡難道不會讓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從一開始都顯得毫無意義嗎？

（因為沒有什麼能不朽）”我們可以試着從另一個角度回答這個問題。我們捫心自問：“如果我們是不朽的呢？”對此，我們可以給出答案：如果我們是不朽的，那麼我們可以推遲一切事情，真正地推遲一切事情。因為無論我們現在、明天、後天、一年、十年或任何時候做一件事，都沒有區別。沒有死亡，沒有盡頭將籠罩着我們，我們的可能性不再是有限的，現在我們可以毫無理由地做一件特定的事情，或者讓自己妥協於剛剛經歷的事，因為我們有時間，我們會有無限的時間。

但事實與此相反，事實也只有一個，即我們是凡人，我們的生命是有限的，我們的時間是有限的，**我們的可能性也是有限的。**這個事實使我們可以做一些事情，開發一種可能性，並且投入我們的時間實現它，讓它成為現實，這一切都是有意義的。死亡成為我們這樣做的動力，因此，死亡也構成了我們的存在行為應成為一種責任的前提。

如果我們以壽命的長短來看待事物，那麼，從本質上講，事物可能會被證明與人類生命的壽命長短無關。**生命的持續時間長，並不能自動使它有意義，生命的持續時間短也不會使它沒有意義。**如果把一個人的一生比作一本書，我們也不會以書的頁數來判斷書的深度，通常我們只會看這本書所包含內容的豐富程度，人的一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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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這時，我們也應該在這裏討論另外一個問題：一個沒有生育後代的人，他的生命是否僅僅因為這個事實而變得毫無意義。對此，我們可以回答：**一個生命，一個獨立的個體就是有意義的，而且我們必須保持它的意義。**如果不參與這種複製、繁衍，不參與我們稱之為高度虛幻的生物學的“永生化”，這個獨立的生命就沒有意義，那麼這個生命也永遠不可能僅僅通過繁衍尋求“永生”並獲得意義。因為使原本“無意義”的東西永生這件事本身就是毫無意義的。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就像人類的苦難一樣，死亡是生命中有意義的一部分。**苦難與死亡都沒有剝奪人類存在的意義，而是使其有意義。**而正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唯一性、生命的不可挽回性，以及我們在生命中所實現或未能實現的一切事物的不可挽回性，賦予我們存在的意義。但個體生命不僅僅因整體的獨特性而被賦予重要性，生命中的每一天、每一小時、每一個時刻的獨特性也是如此。個體生命代表着某種東西，使我們的存在承載着可怕而美麗的責任重擔！任何一個我們感到不滿足或不完全滿足的時刻，都被剝奪了，被“永遠”剝奪了。

相反，如果我們抓住這一時刻所取得的成就，並且將其放進現實，那麼它就只是通過成為過去而被“抵消”了。事實上，從某種意義上講，這個時刻確實被保存了下來。從這個意義上説，“曾經”也許是最安全的存在形式。因為以這種方式保存的現實，暫時不會再受到傷害。

從生物學和物理學的角度來説，我們的生命在本質上是短暫的，這一點沒有任何人能避免。當生命結束時，還有多少東西能被保存！生活還會留下的，我們還會留下的，能比我們的生命更長久的，是我們在世時所取得的成就。這些成就會繼續發揮作用，對我們產生影響並超越我們自身。生命的影響變得無形，變得像鐳一樣，在鐳的“壽命”（眾所周知，放射性物質的壽命是有限的）中，其物質形式不斷地轉化為輻射能，並且永遠不會回到最初的物質屬性。我們自身散發的“電波”向世界產生的“輻射”，是在我們身體逝去時，還會留下的東西。

有一種簡單的方法（幾乎可以説是一種詭計）可以展示我們的存在所承載的責任有多麼沉重。我們只能滿懷喜悦地面對這種責任，卻始終不知如何正確承擔它。這裏有一種假設，即名為“如果”的公式，它在形式上類似康德著名的格言：“像你是第二次活着那樣生活，像你第一次做錯了事情那樣生活，像你現在就要做的那樣生活！”

從本質上來説，我們的生命是有限的，在遙遠的未來可能也要面對死亡，但死亡不是唯一讓我們的存在變得有意義的事情。

本質上，“生命是有限的”使我們與他人的關係，以及我們的個人生活變得有意義。這意味着我們是不完美的，我們的內在存在侷限性，這些事實可以在人類的不同特徵中看到。但是，在我們考慮自己的不完美有何意義之前，我們必須先探索一個問題：人類對自己的不完美和不足之處感到絕望，這種絕望是否有存在的理由？因為我們必須問一問：那些用“應該怎樣”衡量自己“存在”的人，那些用理想衡量自己的人，是不是完全沒有價值。他可能對自己感到絕望，這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他的絕望，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剝奪了他們取得勝利的權利。如果這些人認為自己一文不值，也沒有理想，他們還能坐下來評判自己嗎？一旦他們察覺到理想的存在，他們與理想的距離不就證實了他們並沒有完全背離理想嗎？

現在，對不完美和特定失衡問題的回答是：我們不要忘記，雖然每個人都是不完美的，但是每個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不完美，每個人都在“以自己的方式”不完美。雖然每個人都不完美，但卻是獨一無二的。如果以積極的方式表達，每個人都可以變得不可替代，變得無法被其他人取代，無法改變。

為了證明這一點，我們引用一個生物學領域的模型。最初，在生物的進化過程中，細胞被認為具有任何能力，一個“原始”細胞可以做任何事情，它可以進食、移動、繁殖和以某種方式“感知”環境等，而單個細胞只有在細胞進化為更高形式的有機細胞羣的緩慢進化過程中，才會變得專門化，這個過程會使單個細胞最終只被用於實現某個單一功能。根據整個有機體逐步分工的原則，細胞以其能力上的普遍適用性為代價，獲得了相對功能上的不可替代性。

舉例來説，一個來自視網膜的細胞不再進食、不再移動，也不再繁殖，但它還能做一件事——看見事物（並且可以做得非常好）。因此，它在特定的功能中變得不可替代。它不會被皮膚細胞、肌肉細胞或其他細胞取代。

正如上文所討論的，**生命的嚴肅性證明了尋找意義的必要性，因為生命的嚴肅性證明了我們存在的唯一性和我們的責任。**我們現在可以看到，人類不完美的本性是有意義的，因為它代表了我們本質的、內在存在的個性正在被積極地看待。

然而，這種積極的價值觀不只基於不完美的個性本身產生，與單個細胞對整個有機體的功能價值類似，每個人的獨特個性都通過其與整體（即人類社會）的關係獲得價值。只有當個性不是為了自身而存在，而是為了人類社會而存在時，個性才是有價值的。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每個人的指尖上都有完全不同於他人的紋路，這種獨特的紋路只與犯罪學家進行犯罪研究或對特定罪犯的調查有關。但每個人的這種生物學上的“個性”並不能自動讓人變成一種擁有特有人格的人或一個更鮮活的人，它的獨特性必須對社會產生價值，因為只有這時，它的獨特性才能發揮價值。

如果我們試圖用一個公式總結存在的獨特性和每一個人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就是“為了誰”。換句話説，這種獨特性是專注於他人和社會的——這個公式可以提醒我們，人類對生命的嚴肅性負有可怕而光榮的責任。正如那句被希勒爾當作座右銘的名言：“如果我不做，還有誰會做？”但如果我只為我而做，那麼我又是什麼呢？如果我現在不做，那麼我什麼時候做？“如果我不做”，這就是每一個人的獨特性；“如果只為我而做”，這就是無價值和無意義的獨特性，除非它是一種“服務性”的、為他人而做的獨特性；“如果我現在不做”，這就是每個個體所面對的情況的獨特性！

現在總結一下關於“生命的意義”的話題，我們可以得出結論：生命本身意味着被質疑，意味着回答生活提出的問題，每個人都必須為自己的存在負責。對我們來説，生活不再是一種給予，因為生活會賦予我們任務，生活的每一刻都是一項任務。因此，這意味着生活越困難，就越有意義。

運動員和積極探險的攀巖者會向困難發起挑戰。當攀巖者在岩石中發現另一個困難、發現一個更困難的任務“變種”時，他會有多麼高興啊！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注意到這類人的生命意義。在他們對“存在的理解”中，他們比僅僅把自己的生命理解為一項任務的人走得更遠，因為他們體驗到了“賦予”他們任務的生命真諦以及生命的神聖之處！換言之，這類人將他們的生活視為神聖的使命。

總而言之，關於“生命的價值”這個問題，我們能説些什麼呢？赫貝爾（德國詩人和劇作家）的話也許最恰當地表達了這種觀點，他説：“生活不是某件事，而是能去做某件事的機會！”

**作者：**維克多·E.弗蘭克爾，醫學博士，維也納醫科大學神經與精神病學教授，臨牀心理學家，意義療法的開創者

來源：《生命的探問：弗蘭克爾談生命的意義與價值》， 人民郵電出版社，領教工坊摘編髮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