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被拘捕後，美國會往哪走？_風聞

文 | acel rovsion

據國外媒體消息，美國時間4日下午，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正式被拘捕，抵達位於紐約曼哈頓下城區的曼哈頓刑事法院，出庭接受傳訊。特朗普在曼哈頓刑事法院法庭內對檢察官布拉格提出的指控作了“無罪辯護”。大約一個小時後，特朗普離開曼哈頓刑事法院法庭。

如果沒有干擾，特朗普幾可以肯定明年將再一次代表共和黨競選總統，而民主黨這邊可能勝出的候選人仍不明朗，且看起來都不是那麼靠譜。如果這次指控最終能將特朗普送入監獄，理論上“最高刑期可能達136年”。

特朗普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受到刑事罪名指控的前總統，顯然，無論給出什麼樣的指控罪名，這一事件仍然是政治性的。畢竟，以特朗普面臨的指控為標準，如果單純的法律有用，那麼如克氏夫婦這樣的早就該進去了。

如果特朗普被幹掉，如果民主黨繼續執政，美國的一切就會好起來，重回巔峯嗎？熟悉沉思錄的老讀者都知道，從16年沉思錄創號開始，就以系列文章對美國面臨的幾個根本性危機做出過分析。如今七年過去，國內網絡上無論在新冠前，還是新冠後，仍然都有一大堆不管美國發生了什麼，不管誰上台，都能閉眼高喊大美”苟日贏，日日贏，又日贏“的狂信徒。然而，在七年之後，美國在我們當初所論述的幾個根本性危機下顯然已經越走越遠，難以回頭。我們以特朗普被拘捕事件為契，做一個梳理。

建制的衰落

先説説這次事件的本質。殺死特朗普的核心問題，不僅是特朗普目前依然是24年大選共和黨對民主黨最具威脅的候選人，更重要的是特朗普的存在是對於美國建制派現有政黨體系和輪換政治規則的挑戰。

建制向左面臨着liberal青年派別的持續衝擊而轉變議題結構，向右向中則更直接面對着美國衰落背景下整體生活水平下降的現實。從通俄門，到鬧劇般的機密案，再到如今的商業刑事指控，與其説是真想清算特朗普，不如説民主黨牽頭，兩邊建制派默許下，對右翼民粹傾向的，在美國衰落背景下迅速聚集的非建制力量進行應激打擊。（事實上特朗普的受眾只會在他倒下後尋求一個新人，而目前的指控最終能給特朗普帶來多少刑期也是很難説的）

美國建制派的衰落顯然已非一朝一夕。政壇中建制派面臨愈發嚴重的政治梯隊斷層，兩黨內大佬多已是耄耋之齡，新興力量中風頭正盛的多非建制出身。這不止是兩黨政治結構和人才選拔問題。

比如，美國政府存在廣泛的企業化現象。旋轉門中，遊説公司，政府合同承包商，NGO和諮詢公司的人員互通以及互相補充。信息技術服務公司構建的行政服務和風險的技術平台。這使得美國政府治理變成了純粹的公共品提供方，複雜的公共治理細節又使得大量中間機構的產生，諮詢公司的專家和建制派政客成了政治決策的代行人。

比如，美國食品公共政策上著名的“食物荒漠”問題，大量中西部州由於市場結構由全國性零售商統合，農業依據零售業進行產業化規制，這使得農夫市場成了一種城市中產才能享有的東西，大量低階級聚集的社區周圍甚至買不到非食品工業的新鮮食物（即使沃爾瑪這種郊區選址的零售連鎖，也遠離這些社區），大量人的靠漢堡，高脂的熟食之類的東西度日，所謂“吃不到真正的食物”，導致肥胖率飆升。

於是，美國無論左右都廣泛產生了對於建制派的反抗。所以特朗普這種路易波拿巴式人物才會被莫名被鐵鏽帶視作救贖者。同樣的還有民主黨新一代風頭正盛的AOC，當年是通過Facebook籌款的政治素人，幹掉了民主黨建制派超級大佬，總統候選人儲備之一的克勞利也是一個例子。

**精英政治代行人這個階級已經開始被左中右逐漸拋棄。**民粹裹挾保守政治團體上位，導致歐美主要國家紛紛右轉現象已然是一個日益普遍的現實，這種現象對於由移民文化主導的，缺乏認同的當代美國來説，更為無解。

這些年間，反建制的公民行動主義對主流政治進行積極反制，甚至主流政治在主動和公共政治融合。共和黨面臨着取悦白右受眾而導致的越來越保守的立場，而在公共輿論上被打成道德反面教材的困境。

民主黨面臨着青年左派的激進化和行動主義政治使得青年反建制偶像脱穎而出，越來越激進化。在民主黨激進小將看來，建制派這夥人從來沒住過自己代表的選區，和保守陣營其實沒太多分別。

誰是美國人

在亨廷頓的《誰是美國人》中論述到，從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多樣性的文化思想和意識形態開始在美國精英人士羣體中大行其道，美國移民同化的進程開始衰退直至停止，不同族裔，國籍的移民不再只對美國保持忠誠，精英階層更重視自己的全球身份，那些曾經使美國人保持愛國和國族身份認同的價值觀，盎格魯——新教的文化和傳統被拋棄，美國認同由此被撕裂。

亨廷頓認為左翼的普世主義和右翼的帝國主義都並非美國未來的道路，以盎格魯——新教價值觀為核心重建美國人的民族和國家認同，並將其稱為美國作為世界上向善力量道義領導者的地位的源泉。

亨廷頓的擔憂毫無疑問變成了現實。在特朗普上台前夕，美國社會已經廣泛處於撕裂狀態，從美國興起進步主義和多元化開始，保守羣體的代表紅脖子們推崇的開疆拓土和政治現實主義等美國精神就已經被逐漸取代。然而，進步主義和多元化敍事構造的現代美國與美國建國史並沒有多強的關聯，更多的是在過長的和平時期及氾濫的消費主義文化背景下，由現代傳媒主導構成種種代表性輿論話題也幾乎都是價值觀之爭，比如平權問題，種族問題，政治正確等等，而這些議題只能爭論，沒有任何政治落地化的可能。

這使得美國公民對政治治理的參與變成了政治姿態表演，同時使得保守主義在意的傳統問題變得沒人關心。**傳統的美國被移民共同體所取代，**顯然新的移民來美國是為了尋求新的優質生活和可以融入的社會，而並不是要替紅脖子們傳承美國那套尚武拓殖的精神。移民共同體奉行的價值觀，就是標準的中產階級文化價值觀。

然而美國社會中全是中產嗎？顯然不是，比如美國種族問題的實質就是階級問題，黑人羣體因為各種原因在犯罪文化濃厚的社區浸染，家庭狀況很難保證，社區水平無法提供足夠良好的社區教育供他們選擇，以至於在本來階級流動性不高的美國，絕大部分人甚至連有一點改變自己命運希望的教育資源都拿不到，各種元素使得黑人羣體的階級提升緩慢，社區文化繼續惡性循環，社羣家庭出身水平無法再生產，繼續從事低收入工作無法得到教育投資。

然而美國左翼主導塑造的政治正確話語體系，只是在公共文化層面給少數羣體進行一系列話語找補，這實際不解決任何問題，所以我們看到在2020年，由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發的動亂，和以前發生的那些黑人動亂一樣，並且還將繼續下去。當然我們也知道，階級問題不止針對黑人羣體，那些傳統行業白人勞工，生存在南方州都市區外圍的紅脖子，鐵鏽帶工人們在特朗普上台以前甚至長期不被主流文化當條命，難以進入輿論視野。

**階級之外，美國傳統保守主義人羣也要在美國族裔構成發生徹底性改變前進行最後的反撲。**在16年選舉後的投票收入調查反映出，特朗普的支持者們從鐵鏽帶底層工人到中間一點的原保守主義精英都有，他們的共同期望是對於民主黨現秩序求變。在主流政治選項之外，他們也有自己的操作。這幾年白右（相對白左）越發保守化極端化也是一個大趨勢，17年圍繞南北戰爭時期李將軍像被毀而引發的一系列衝突就是一次爆發。

南北方的白人共同構建了通過昇華以李將軍為首的邦聯白人軍人形象的輿論導向。南方的所謂“失敗的偉業”（Lost Cause）敍事被造了出來，內戰記憶被抽象提取出來成了一系列符號，本身在歷史學界定位比較中立的羅伯特李被重塑。也成了這夥人建立鬆散共同體的符號。

**如今，作為移民社會轉型的美國，社會機器最大的問題是它不能回答——美國到底是什麼，**與其説美國社會在撕裂，極端勢力在滋生，還不如説，美國自己的社會邊界在徹底消融（從有公民民族主義國家變成多元且鬆散共同認同的政治組織），美國各個部分如同從漂移分離出去的各個大陸，似乎再也不會回頭，而象徵白右的那塊大陸愈發封閉且發生極端的地質運動。

美國例外論的終結

前幾天拜登發言稱，美國是一個建立在觀念上的國家，是唯一一個建立在例外主義理論上的國家。

很長時間以來，面對這個星球上最強大的美國，很多人都曾相信美國是最例外，最特殊的那一個，天命昭昭，對於美國人來説，這種例外認同可以等同於於一種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 in America）。從聯邦黨人文集開始，美國精英的自我神聖化就與美國這場建國實驗捆綁了起來。

“通過他們（聯邦黨人）的行動和示範決定了這樣一個重大問題，即人類社會是否真正能夠通過反思和抉擇建立良好的政府，抑或註定要在自己的政治體制方面聽任機遇和強大的力量？”顯然聯邦黨人的自我神聖化漂亮的回答了這一話題。這也是不管在美國還是中國，都有很多人將美國建國先賢不斷拔高吹捧的緣由之一。這種構建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之後達到了頂峯。

如果你和美國人交流過就知道，美國人無論什麼政治立場，都很喜歡強調用自己個體的常識來推廣應用到全世界上，自由派能用民主神話和政治正確價值來解釋全世界，保守派可能除了自己一畝三分地其他壓根不關心。

趙汀陽吐槽過這種“美式天下”（Pax Americanna）觀，把觀點總結一下：

1.極端相信一個無外的，無排他性的的世界，那麼治理這種世界需要建立一整套制度，而美國的這套認同及建立的這套制度，在美國人那裏被視作一種“世界憲法”。

2.但他又必須堅持美國的“個別性”（parochialism），即美國的特殊性，並且要求從美國治理的基礎上去建立所謂的“和平”。

3.這種例外論其實是一種個體主義（可以理解為價值觀缺位，於是想辦法給給自己缺位的自我價值觀做填充），本質上是一種自我利益的保存。

這種認知模式看起來互相矛盾，美國利益優先是美國一種奉行的原則，然而他又覺得自己是世界城邦的主體。這種看起來好笑的模式成了美國的“世界”想象。正如同羅斯福關於“新秩序”演講一樣，這種新秩序是把美國自己作為民主和世界治理的主體。

**然而，如我們上面分析的那樣，如今的美國，“美國”意義被重構了，“公民”的結構變遷了，“宗教”的承載階級被拋棄了。**於是，“我們是誰？”就是美國人必須重新回答的問題。這個問題答案對內要去適應不斷變遷的移民人口結構，而不是想去恢復美國信念；對外要適應無法支撐的民主共識（威爾遜主義+羅斯福主義+冷戰思維）體系，轉向尋求多方共治的局面。然而，從特朗普上台到如今拜登執政漸臨末期，美國並沒有在這個問題上走出有益的一步，反而越陷越深。

從特朗普到拜登，美國拐了一個圈

縱觀特朗普政府任期，確實在為美國的問題給出他所理解的藥方，就是以流氓帝國主義的方式，進行戰略收縮與”信譽出清“。羅伯特卡根曾經把特朗普上台之後的對外邏輯概括成Rogue Superpower，即流氓超級大國，出自《特朗普的美國不在乎》。

在他的分析模式中，從冷戰開始美國在整個西方關係中核心的美歐關係裏扮演着利維坦一樣的角色——它是一個西方世界的合理霸權。

在歐洲黃金三十年結束之前，北約的軍事聯動和美國核心的盟友體系是歐洲依賴的保護傘。而美國本身的採取的干涉主義措施，在這一個階段的歐洲是有合理性的，也是受歐洲人歡迎的。

經過80-90年代短暫的帝國輝煌以後，進入後冷戰時代，美國單邊主義架構的合法性開始崩解，美國作為主權機器的利益和全球治理主體的利益愈發不一致，而且使得作為主權機器的美國背上了龐大的成本。而從奧巴馬開始，實際上美國應對自己的衰退，從伊拉克脱身，或者是亞太再平衡從存在到介入的退縮，都預示着美國本身政策矛盾在衰退大背景下的戰略收縮。

普世主義作為一種觀念輸出和認同，在世界範圍內持續推廣是保障西方世界領先地位的基礎。但是到今天，美國作為維護者越來越無力去提供承諾和保障。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實質就是美國已經無力支持再平衡和介入形成全球治理網絡，並且默認了這套體系的利益主體和作為主權機器的美國完全不一致，即：其他盟友（尤其是歐洲人）在佔美國便宜，並且沒有付錢。

於是特朗普必然會選擇戰略收縮，無非是收縮的方式吃相太難看。流氓超級大國政策的本身是既不孤立主義，也不全球主義，對全球權力有限掌握，全球責任一概不接。

説白了，流氓帝國主義已經把中左和新制度主義者建立的美國全球治理體系和戰略空間，包括自由市場承諾，盟友間的國家信譽以及全球多邊議事體系這個在新制度主義者看來是美國影響力的核心，當做了完全沒有意義和價值的政治遺產。

那麼實際上特朗普任期內做的事情，從表面上是耍流氓找人要錢，實質上是類似於公司對於不良資產的“出清”，大約是美國治下的所謂“自由秩序”西方已經讓美國不堪重負，特朗普本質是把這個國家信譽出清。

然後出清並不是完全拋售，那就是靠着主權機器的美國作為締約主體來重新通過主權機器和主權機器之間的雙邊協定來替代多邊協調體系。特朗普是在用商人的邏輯處理美國國家信譽這個東西。**所以凡是新制度主義者認為能夠構建美國國際信譽和可信承諾的所有多邊框架，在特朗普看來幾乎都是可以被賤賣的。**而2020年新冠疫情的爆發，在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操作下，大大加速了國家信譽清出這個過程。

然而，在這個霸權信譽已經被極大清出的基礎上，拜登政府上台之後，以布林肯，沙利文為核心的決策層又試圖重新強化美國的全球領導者地位，不斷在各種場合反覆聲稱其他國家要服從美國這套“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

到最近拜登又聲稱美國是建立在觀念上的國家，是唯一建立在例外主義理論上的國家。基於誰的規則，誰的觀念？在國家信譽已經持續清楚的當下，不説美國的對手們，美國的盟友和小弟們相信這種規則和觀念嗎？恐怕只有殖人才會相信。

回首幾十年歷史，蘇聯的倒台讓冷戰中同樣處於危機的美國從危機中擺脱，並真正登上全球霸主的地位。08年的金融危機又靠着中國得以平穩度過。08年奧巴馬上台，雖然因其形象被受推崇，但實際上在兩任執政期間，並沒有推動化解美國面臨的根本性問題，其任期的重返亞太戰略和TPP構想還將中國徹底推到了對立面。

如今又過去七年，特朗普面臨着不登寶座，就進監牢的境地。如果明年特朗普上台，就意味着已經衰弱的建制派又一次的潰敗。美國能扔掉這個四年重新撿起來的“基於規則的全球秩序”，又開始流氓式戰略收縮嗎？或者民主黨繼續在維持這套秩序的道路上走到底？確實有一個機會，只要讓中國面臨蘇聯那樣的結局，再一次為美國提供龐大的紅利，就可以讓規則和秩序繼續續命。不過在此之前，美國的盟友們顯然要為這一目標的達成付出得更多。

美國在後冷戰的歷史進程中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角色到底應該是誰，同樣，對於“我們到底是誰”這個問題，美國社會中的個體可能也越來越難以回答。殷鑑不遠，對於我國來説，不必走也不能走美國的老路顯然是一個要一再強調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