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朱雲漢: 中國不想爭霸, 就必須改變霸權爭奪的西方邏輯 | 文化縱橫_風聞

瞿宛文

中國台灣“中研院”

**【導讀】**2023年2月5日，著名學者、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朱雲漢離世，享年67歲。面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的鉅變，朱雲漢教授是極少數能夠及時提供犀利見解的學者，其理論創見，為我們理解世界之變提供了重要啓發。‍‍‍‍‍‍‍‍‍‍

本文是瞿宛文教授為紀念朱雲漢教授所作。朱雲漢曾指出，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日益式微，而世界各地的全球化動力卻依然充足，世界經濟的中心開始急速轉向亞洲。在肯定這一判斷的基礎上，瞿宛文在本文中指出，中國的復興是當今國際秩序改變的重要基礎，但源自美國霸權的既有“普世”話語和意識形態，卻預設中國必然要爭奪霸權。類似這種去歷史化的論述，長期主導着世界對國際秩序的理解，實則缺乏對全球秩序變動規律的有效把握。

瞿宛文認為，要接續朱雲漢未完成的工作，必須擺脱這種“歷史終結論”式的慣性思維，採取歷史化的視野，來反思國際秩序的既有意識形態與西方霸權之間的關係，認識到資本主義體系及其霸權並非自然秩序，而只是人類歷史中正在走向衰弱的一環。中國在這歷史轉變的時刻，也面臨艱鉅挑戰，需要探索如何改變霸權爭奪的邏輯，建立不同於以往西方霸權體系主導的國際新秩序。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3年第2期(4月刊)，原題為《全球變局召喚新理論——從朱雲漢的理論貢獻説起》。**朱雲漢先生曾為本刊作者，生前曾給予本刊重要學術支持。值此清明之際，特發此文，緬懷朱先生。

朱雲漢教授辭世，引發了廣泛的悼念與感懷，部分應是因為他是如今極少數能夠為我們在面對今日巨大變局時，及時提供犀利的分析及合理的見解的學者。而這稀少性或也呈現了我們面對變局的困難狀態。就是非西方地區，尤其包括先發展起來的中國與東亞地區的知識界，對於如何理解進而因應這全球變局，缺乏足夠的準備。畢竟，對後進者而言，意識形態領域的發展與積累，遠比經濟領域的追趕要困難緩慢得多。

簡言之，如今的變局，不單涉及短期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混亂，也涉及戰後持續數十多年美國霸權的衰落甚而變動，更涉及數百年來西方文明對世界主導權的逐步下降，變動幅度不可謂不大。但在意識形態領域，**美國戰後建立起來的主流意識形態，包括自由民主與自由經濟等，以及西方霸權體系慣性思維下認為新興的中國必然是要爭奪霸權的預設，可説仍然強力地引領着世界對變局的理解。**因此，我們要去認識變局並進而設法建立新局，所慣用的既定理解框架卻是難以因應的，所擁有的知識準備是遠遠不足夠的，挑戰是艱鉅的。

▍中國復興是國際秩序改變的基礎近年來，國際秩序大幅的動盪，一方面是源於西方本身的日漸衰弱，尤其是美國霸權的實力與領導力的下降，日益難以維持國際秩序。另一方面則是源於中國的復興，中國在實質的政治、經濟與軍事力量上有了十足的成長，並且是相對地獨立於美國霸權控制的。中國迅速興起後，雖一再宣示不尋求霸權，但仍引發了衰弱中的西方的危機感，而至今，霸主美國則日益顯現出壓制中國興起的企圖，而不是包容適應，這更加深了既有秩序的動盪與不確定性。

全球現實力量版圖的變動，也可預見地帶來了意識形態領域的混亂。“二戰”後，美國霸權提出了一套“普世性的”現代化論述，意味着第三世界國家只要依循這個理想模式，就能追隨西方進而成功發展。

然而至今，在政治現代化方面，**第三世界的第三波民主化已幾近全面失敗，而並不依循這一模式的中國則展現了強大的國家能力，成功地維持統治並推動發展。**在經濟發展方面，西方標榜的自由放任模式，並沒有促成後發地區發展經濟，反而是得以成功追趕的東亞，都採取了國家干預的政策模式。不過，中國的復興雖是最重要的變化，但是理論上的説法並不完備，而未來如何發展，國際秩序的願景為何，仍待進一步摸索。意識形態上的改變與創新是艱鉅的工作，本文僅在此先探討既定的認識框架，檢視其是如何繼續影響着我們。

▍缺乏分析秩序大變動的理論工具就理解近來國際秩序的變化而言，通常“趨勢論”甚為普遍，通用名詞如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區域化、脱鈎化、碎片化等。這些趨勢論背後主要假設是科學技術以及經濟因素是主要的決定因素。此外，在科技與經濟決定的趨勢之外，政治與戰爭導致的秩序變化，包括中美對峙等，雖會影響趨勢走向，但被視為必須接受的外在因素，即使要分析也是常被納入國際博弈的賽局討論框架，似乎隱含着對叢林法則的接納。在現今主流社會科學中，技術決定論據有主導性地位，高度影響着世界。例如，一般會認為西方率先發展了現代科技，進而推動了工業革命，因此得以主導全世界。趨勢論與技術決定論關注在既定秩序之下的變化，把技術變化當作外在變數。這背後隱含的世界觀其實與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相類似，也還是西方線性文明進步論，把“二戰”後的國際秩序當作是一種人類的正常，因此不需要探討既定秩序的歷史來源，不需要歷史化的視野。

然而，現在全球的秩序開始有了大變動，不可能再宣稱歷史已終結，而何謂國際文明秩序的“正常”再次成為加上問號的議題。但是，要如何去分析，卻缺乏合適的理論與工具，因為通行的理論多半假設了原先看似穩定的既有秩序為正常。因此，例如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出乎國際經濟學界意料的，近年來美國對中國掀起的貿易戰與技術戰，也是違背既有經濟學理論的，而政治學理論也拙於解釋。如前述，朱雲漢教授犀利分析時局的能力之所以稀有，也正顯示既有理論的不足。換言之，我們必須全面檢討通行的理論，理解它們的時代侷限性，才能開始理解現今的變局。

**我們必須採取歷史化的視野。“二戰”後的國際秩序並不是人類進步的必然或正常，而是由霸主美國運用其主導世界的霸權力量所主導制定的。**現今世界秩序的動盪，其中關鍵因素是霸主美國如何應對自身力量的衰弱，如何試圖挽回。美國設計國際秩序時運用到一套意識形態作為支持，也涉及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歷史性所累積的立國精神、制度與組織。我們需要一套霸權理論來理解這一切。

▍中國崛起挑戰既有霸權理論我們需要藉助霸權理論來理解現今這一歷史時刻，這個霸權的衰弱並更動國際秩序的時刻。而阿瑞基奠基於布羅代爾三卷本《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所推導出的霸權理論正適合我們的需要。

首先，此處的“霸權”不是一般性的霸權，而是有特定歷史屬性的，是指近數百年來西歐形成的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中，其秩序是由一個霸權國主導。簡言之，中世紀晚期以來，歐洲多國系統下國際競爭激烈，戰爭不斷，善於利用經濟與軍事資源者較能勝出，因此推動了國家與資本之間的結合，進而催生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這體系有其週期，每一個週期都有一個主導的霸權，霸權除了基於自身優勢的實力之外，也必須建立有效的國際新秩序。

體系與霸權的轉移互相聯繫，至今共曾有過北意大利、荷蘭、英國、美國四輪霸權週期。在每個週期的晚期階段，資本主義體系會進入資本從生產領域轉移到金融領域的“秋天”階段，貧富差距擴大，社會與政治秩序混亂加劇，國際秩序也開始動盪。這動盪會持續到新的霸權出現，其能領導世界建立新的體系秩序，新的組織。在這數百年來，這四個週期顯現出體系涵蓋範圍越趨擴大，權力越趨集中，組織越趨複雜的趨勢。然而資本與國家各有目的，這雖是一個有強勢推動力的制度，卻是一個充滿矛盾的結合，同時現今資本日益增強的流動性，對國家的控制力與國際秩序帶來日益嚴峻的挑戰。

美國在“二戰”後從英國接手霸權，建立起新的體系秩序。20世紀70年代起，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體系開始進入金融擴張和權力衰落的階段。與以往霸權轉移過程不同，此次新的經濟力量雖於東方興起，但舊霸權仍然握有軍事與金融力量。同時，挑戰者第一次來自非西方世界，增加了霸權轉型的不確定性。

**我們需要對霸權有更多的理解，探索其藍圖、動力與目標，而不是假設一切都是叢林法則。**每個霸權的設計藍圖並不完全相同，就霸權轉移而言，過去轉移的經驗並不代表是必然的結果。霸權轉移是否必然會發生戰爭？在過去，霸權轉移確實都涉及戰爭，但不一定是在新舊霸權之間。如英國在兩次大戰中對付的挑戰者是德國。但最終接手的是另一挑戰者——美國，英美之間沒有打仗，修昔底德陷阱並非必然。

更重要的是，阿瑞基指認的霸權，是西歐數百年發展出來的國際資本主義體系的霸權，每次霸權的轉移都源自資本循環的週期，以及資本主義先進國之間的激烈競爭。霸權的爭奪戰都是激烈而殘酷的，即如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所顯示。然而，參與競爭者都是西歐這個體系生成過程的共同參與者，它們是一起成長起來的，共享相同的文明、價值與遊戲規則，共享整個體系的不斷擴張的傾向，包括領土國家對領土以及資本對利潤的不斷擴張的傾向。同時，在慘烈的爭奪戰之後，它們接受新霸主，重啓體系。因此，它們自然地會預設中國興起就是為了要爭奪這個霸權。

中國是一個不同於西歐的文明，經由百多年的轉型，終於成功地加入了國際經濟體系，在各方面累積了力量，但是絕不意謂中國完全接受西歐的文明價值與取向。**中國的轉型主要是出於自衞，而非源於自身擴張的需求。**如阿瑞基所正確指出的，中國文明本身沒有向外擴張尋求稱霸的傳統。這正是此次霸權變動與之前的三次霸權轉移的基本不同之處。既然中國不尋求霸權，此次就不會是霸權“轉移”，而是西方霸權體系的變動。

阿瑞基認為未來有三種可能：一、舊霸主成功壓制新力量，重建秩序；二、舊霸主包容變化，新舊並存，建立非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三、舊霸主不接受變化但未能壓制新力量，世界陷入系統性混亂。他認為結果沒有必然性，他期待的是第二種結果，並且期許中國能建立一個不同於以往的國際秩序。在他逝世後這十多年來，霸權政治的發展讓人難以樂觀，美國自身的弱化卻加強了其以剩餘力量維護霸權的企圖。而中國要如何因應這場霸權變動的競爭，要如何建立對未來國際秩序的願景，並非自明，卻已經是迫在眉睫的挑戰。

▍文明興衰的視角數百年來西方文明主導世界，霸權一直在西方國家之間轉移，無論它們互相之間的爭奪如何激烈殘酷，但每一次新霸權仍得以建立新秩序，並被其他西方國家接受。此次挑戰來自東方，對於雙方都是挑戰。西方要從佔據了數百年的世界優勢主導者的位置上下來，在心理上無疑需要極大的調整。這變化對於中國也是極大的挑戰。除如上所述，至今大家仍把“二戰”後美國霸權秩序視為理所當然的正常，因而必須對此反思之外，還需要重新回到文明興衰的問題。重點是要將數百年來的西方文明放在人類歷史長流、文明興衰的角度來思考。

百多年前，在西方入侵中國之際，中國正衰弱中、力不如人、難以抵擋。為了自立自強，五四帶來全盤西化的方向。至今中國正在復興，而西方正在衰弱。重新肯定中國傳統文明，雖有助於恢復自信，然而卻遠不足夠。中國在學習西方後已有大幅度的改變，文明永遠在變動中，靜態比較並不足夠，還須將原先學習的西方模式相對化，認識到文明有興衰，包括西方與中國文明。比較不同的文明必然是一件複雜且不易做得好的工作，不過將文明當作一個整體來看的比較視野，應該是有意義的，尤其在當下。

邁克爾·曼曾比較過西歐與中國文明，他認為西歐是“多權力行動者的文明”，多國體制激烈競爭下，發展出諸多制衡機制與規範性團結以及資本主義體系，催生了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文明制度。但這也是一個造成無止境的戰爭、並持續擴張將戰爭轉嫁他人的文明。而中國“這個過於保守的國家對秩序的迷戀似乎為其帝國發展途徑強加了許多限制”，但相較於歐洲，確實“較少發動戰爭、較少屠戮土著居民，這也是先進文明的一種標誌”。他也表示對這兩種社會發展選項，他尚未做足夠的研究來做評判及選擇。他或因謹慎而未對兩種文明孰優孰劣做出評判。這評判雖甚為困難，卻已是中國現在面臨的挑戰。

如前述，西方資本與國家結合的資本主義體系，給予資本發展的空間，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工業文明。但發展至今，**這一模式的問題日漸凸顯，國家日益難以約束跨國資本，民怨多以右翼民粹形式出現，尚難預見西方內部能集結反制資本的力量來改良體制。**此外，資本利益驅動的生產力進步，雖帶來日新月異的創新，但也呈現出人類社會對科技越發難以駕馭的風險。

相對照的，如布羅代爾與阿瑞基等學者所言，以往千百年來，中國發展出大一統的強勢政治力量主導的統治模式，着重穩定不主動向外擴張，由官員管理資本，限制了商業的發展。**至今，中國高度利用了國家主導模式的優勢，同時也給予各種形式的資本發展空間，集中力量快速追趕，已成功發展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並高度嵌入了國際經濟體系。**然而，相較於西方早已發展出的國家與資本共享不斷擴張的傾向，中國如今要如何界定國家與資本的關係，以及中國對外的關係？如何在維繫市場機制運作的前提下，避免被資本不斷擴張的傾向所驅動？如何在自身不向外擴張的文明基因上，建立起有活力的全球市場經濟，內部外部共榮共存的世界體系？

換言之，數百年後，西方模式的優缺點已同時顯現。中國學習西方，調整了自身的模式，然而進一步的發展牽涉更艱難的選擇。

▍**結語****如朱雲漢教授曾清楚地指出，中國正開始復興，然則在話語權上，美國主導的相關説法卻仍甚為通行，亦即認為中國的所作所為，皆違反了美國所界定的普世標準，並且認定中國正企圖與美國爭奪全球霸權。**而我們要理解當今全球變局，正是要接續朱雲漢教授未完成的工作，全面檢討這些通行的説法，尋求一個不同的未來的可能性。

反思的重點是認識到既有意識形態是美國霸權的相伴產品，更需要理解其歷史階段的性質，並努力脱離其框架。通行論述是去歷史化的，仍是源自歷史終結論式的思維：一則是將西方文明與戰後國際秩序當作是自然秩序，再則也是將這數百年來西方資本主義體系的霸權邏輯，視為人類的正常。我們必須將其歷史化，認識到西歐資本主義體系及其霸權，只是人類歷史的一環，目前也正開始走向衰弱。如此才能脱離西方霸權思維的慣性，從而理解現今是一個歷史轉變時刻，涉及西方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轉型，也涉及中國這個不同於西方的文明如何在自身傳統中尋求資源，尋求一個不同於以往西方霸權體系主導的國際秩序，改變霸權爭奪的邏輯，探索中國在世界中的合宜的位置。這挑戰無疑是艱鉅的，但也無可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