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晶：讓《不止不休》的討論不止不休_風聞

上映兩週之後，《不止不休》的票房停在5500萬左右，在大量新片的攻勢下，排片已經低於1%，就像導演王晶在回憶製作過程時説的一樣，“片名叫《不止不休》，但是做這個事情一定是有止有休的一天的。”

《不止不休》作為一部商業電影樣本，身上有太多特殊性，新電影公司+新導演+新題材的排列組合，再加上自威尼斯電影節首映後時隔三年才終於登陸院線，更加拔高了行業內外對它的期待。

有了期待，自然就會有滿足，也會有失望。王晶在電影上映之後會不自覺地去留意各種各樣的評價，他理解有觀眾認為“有點一拳打出去，沒有一個着落的地方的感覺”，但這恰恰是他認為“記者電影”應該有的特殊性。

當然，也有許多他坦承的遺憾，這些遺憾或許來自處女作的經驗不足，也來自於影片命途多舛的經歷。但不論如何，這部並不完美的作品在國產商業片序列中始終有着多於一部電影的意義。它關乎於青年導演的創作觀、關乎於“老帶新”的成長通路、關乎於國產電影的行業面向，更關乎於每一個人討論這部電影時的那些聲音。

沒有定論，但讓討論存在

“電影是一件很難做平衡的事情。”談及影片的製作過程，王晶表示，取捨是最困難的過程。

《不止不休》的劇本創作階段就不停地被否定。不像國產商業電影中的那些成熟類型，能有前人的作品以參考——描寫記者成長的電影，從立項時起就註定少有確定性，需要主創團隊先“自裁”。

王晶透露，儘管一開始確定了以描寫個人成長為主，但將核心外部事件確定為乙肝報道，經歷過一次徹底的推翻，“最開始那一版的劇情，有很多更drama的設置。比如肉眼可辨的反派和外部壓力、激烈的戲劇衝突，還寫了很多法庭戲。但是這些都成型了以後，突然我又開始反思，好像你去講一個非黑即白的故事，講調查記者深入虎穴捨身取義的故事，聽上去很順理成章，也可能會更好看，但那個事情是不是我們唯一能做的呢？”

尋找特殊性，貫穿着《不止不休》的創作始終。記者作為一個鮮少被搬上大銀幕成為主角的職業，如果它在電影中起到的功能和警察、偵探或者檢察官是差不多的，那麼，屬於記者的特殊性是什麼？這是王晶在創作之時不斷叩問自己的問題。

想了很久，王晶發現，“沒有定論”或許才是記者這個職業的真正內核，“比如説新聞倫理，大家都在討論，但誰能説清楚新聞倫理有什麼樣確定性的結論嗎？沒有的，它很多時候是無解的。”

王晶也坦承自己太貪心，想要的太多但最終無法都得以保留。比如關於礦難的報道，其實有更圓滿的結構；又比如苗苗飾演的小竹這一角色，在劇本中也絕不僅僅是韓東的“賢內助”，而是一個非常完整的人物：一個患有抑鬱症的女孩。原劇本中小竹大概有三四十場戲，有細緻的關於韓東和小竹在生活層面的塑造。

但這些內容最終都沒能得以與觀眾相見，而是在取捨的過程中成了那個“無奈被捨棄”的部分。談及第一次做導演的經歷，王晶給這個結果打61分，而給過程打99分。“它不是一個創作的過程，而是一個彌補遺憾的過程。可能在外人看來，這個片子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調整後在變得越來越好，但是我在做的時候，其實是在填一個又一個的坑。這個是我最切身的感受，如果我可以跟過去的自己提醒幾句的話，我會説，有幾場戲你一定不能太放過自己。”

王晶提到的這場難以釋懷的戲，是在水站門口韓東力勸幾位乙肝患者站出來講述自身困境。由於劇組第二天要轉場，那場戲是熬了六七個小時大夜拍完的，王晶永遠記得白客在拍倒數第二個鏡頭的時候，體力透支地躺在水桶上，已經不是他自己了，“如果讓我再來一次的話，我可能會哪怕放棄掉後面一些別的東西，也會把那場戲再多拍一兩天，讓它有它該有的容錯性或者準確性。”

有不少遺憾，但也有幸運的部分，王晶提到最喜歡的一場戲當屬編輯部開選題會。劇組邀請了12位真正的資深前媒體人，寓意“亞瑟王的十二騎士”。來到現場之後王晶完全交給他們自由發揮，一位前輩提議了一個老話題——受害者在兇案現場遇害的照片該不該被呈現在受眾面前。

“其實開機五六分鐘以後，我就已經拍到我所有想要的東西了，但我不忍心喊停，有點自我感動。因為突然發現，有一幫人他們在討論這樣的問題，他們為這樣的問題爭吵，未必有一個明確的答案，但討論本身就挺重要的。”

讓討論本身繼續存在，或許就是《不止不休》不止作為一部電影的意義。

找到王晶

很少有青年導演的處女作是關乎社會議題的，國產電影的兩種普遍面向大概是，作為大眾娛樂消費品或者作為自我經歷的影像投射——電影本應具備的社會性功能，常被弱化與遺忘。

這與王晶的理念並不相符，2003年入學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他，接受到的電影教育與社會性難以分割。他還記得在視聽語言課上第一個拉的片子是肯·洛奇的《麪包與玫瑰》，講是在美國打黑工的墨西哥女孩瑪雅為爭取自身的合法權益而進行鬥爭的故事。

當然，這一時期的電影教育與電影觀自有其時代上的特殊性，因正好碰上國內電影市場自2002年開始的市場化改革，彼時根本沒有人想到，它未來會成長為世界前二的票倉。電影學院的學生是相當迷茫的，在市場和藝術之間該拍什麼樣的電影，誰也沒有案例。

2006年《瘋狂的石頭》上映之後，才給了年輕人一個樣本，看到了一種在小成本與商業之間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指引了後來一批年輕創作者的處女作創作，王晶也一直在等待這樣的機會，直到他接到了陌陌影業打算做“一部記者題材電影”的提案，王晶感覺，好像一下子找到了社會性的可能，“我們那時還不知道要拍一個怎樣的故事，但它聽上去有一點點尖鋭，有一點點挑戰，正因如此這個東西才好玩，才有它的獨特性。”

找獨特性，某種程度上也是王晶找尋自我的過程。上大學之前，王晶在全省最好的高中讀書，用“不正常”來錨定自我的位置。聽搖滾樂、接觸先鋒戲劇、看電影……在周圍人都向高考這一共同目標狂奔時，他痴迷於各類青年亞文化。但從他走進電影學院的第一天開始，聽到同學們過往的經歷，他意識到他一點都不特殊，“原來我的獨特性可能是靠很多淺顯的外部符號可以界定的，但是當我進了電影學院以後，我發現這些東西已經沒法幫我找到自己的獨特性了，就只能開始找自己更內在的東西。”

從那時起，王晶陷入了漫長的自我懷疑當中，他提到，一開始在構建韓東這個角色的成長路徑時，最能跟他建立精神共鳴的，不在於那股執拗的理想主義，而在於他和自己有着一樣的自我懷疑。

而幫助王晶確定自己“內在的東西”的，是多年來與他亦師亦友的賈樟柯。

賈樟柯時常談起故鄉對他創作的影響。起初王晶不甚理解，他認為人跟故鄉的鏈接只是一些情感上的鏈接，“但有一次我回太原，去我小時候長大的街道上溜達，我一下子才後知後覺地明白了賈導説的人和故鄉的鏈接是什麼。”

“是你從哪來，那個才是你唯一獨特的東西。”

在王晶成長軌跡中，賈樟柯的身份不斷變換，一開始是偶像，後來是師長，再慢慢地變成朋友甚至家人。在學校上學期間，《小武》就讓王晶看到了未來作為一名導演的可能性，“很多人都説山西導演是一個幫派，但是我覺得，那個地方本來是不產這種人的，只是説因為有一個人在了，然後後輩們看到他跟我們説一樣的話，跟我們的成長空間是相似的，所以他拍了一部電影，那麼我是不是也可以拍。”

不單是這種可能性的鼓舞，多年跟隨賈樟柯在各部影片中工作，讓他從電影工業的語境裏重新學習了怎麼當一個導演。王紅衞曾半開玩笑地對他説，王晶上了兩個學校，一個是北京電影學院，一個是“賈樟柯電影學院”。王晶覺得這話很準確，“其實年輕的創作者確實需要多花一點時間瞭解電影工業本身是什麼，我花了有十多年的時間在學習這件事情。”

但回到這次處女作的創作過程，實際上賈樟柯對他的干預並不多，他們之間的合作更像是一種陪伴的關係。他曾屢次提到在現場的一個細節：賈樟柯經常一個人跑到現場，拿一張導演椅在200米遠的位置坐下，靜靜地看上幾十分鐘，然後向他確認現場沒有什麼問題之後，就獨自離開了。

某種程度上，既要“教”，也要保持一定的距離感，或許是電影行業“老帶新”的傳統中難能可貴的一部分。在電影上映當天，賈樟柯發了一條微博，“大部分觀眾分不清監製和導演的區別，遇到強勢的監製，經常忽略真正的導演。三年來我在旁邊看到了王晶導演的專注、付出，以及他的痛苦和不解，今天電影可以完整上映了，應該是他的節日，我願意遠遠地為他祝福。”

影片中的韓東與黃江，彷彿就是與這對師徒關係的一種互文，在《一億人的反歧視主張》登報之後，黃江的署名默默地跟在韓東之後，他時而是響亮的，時而也可以是沉默的。

評價本身就是意義

《不止不休》的上映，不僅是王晶等待了三年的“節日”，對一部分觀眾而言，也是觀影預期累積的三年。這三年中，世界的一切都在發生變化，也勢必給影片帶來了完全不同的命運。

王晶毫不掩飾自己是一個對外界評價十分在意的人，在他看來，只要不是情緒性的發言，不論是好的壞的意見他都十分歡迎，“因為那些好的或不好的聲音，大家爭論的那些東西，不就是我們為什麼要堅持做這件事的原因嗎？”

讓討論存在非常必要，王晶也能理解，作為一部社會題材的青年導演處女作，難免會被拿來與《我不是藥神》相比較。但比較的聲音越多，越是説明這樣的電影過於稀缺，“如果有兩部電影，只是因為講的都是‘有一羣需要被關注的人，他們遇到了一種生活困境’，就需要被拿來做比較的話，我會想説是不是這樣的電影也太少了。”

不單是少，而且伴隨着漫長的等待，觀眾還會在少數的樣本中注入更高的期待。王晶表示，“可能在三年的等待時間裏面，大家自己腦子裏已經想象出一部電影了，但這個東西可能跟我原本拍的電影就沒有關係，也不是我們宣發主觀上想告訴大家的樣子，但觀影預期就這樣潛移默化地形成了。”

如果有的選，王晶希望《不止不休》能再早一點點上映，因為現在，“好像我們在談論一個已經有點過時的問題”。

但停頓了一會，王晶似乎又覺得不是那樣的：“你説那些討論真的已經過時了嗎？好像也沒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