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社會主義與工業主義問題_風聞

 馬修·休伯 國外理論動態 2023-03-30 10:17 發表於北京全文載於《國外理論動態》2023年第1期

**提要：**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和政治的核心是對“生產主義”的批判。這就將生態社會主義者的注意力從一些關鍵問題上轉移開來，不再關心如何在生態社會主義的社會關係之下規劃和發展工業生產。大多數生態社會主義著述僅僅強調修復生產的生態條件和推進可持續的生產方式。然而，任何社會主義方案的核心都應當是生產的徹底轉型和民主化，這就需要將生態問題置於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理論的核心位置。因此，在生產問題必須是首要問題——而不是為了生產而生產——的意義上，生態社會主義必定是“生產主義”的。此外，生態社會主義政治還需面對更棘手的問題，即如何在缺乏物質條件的情況下建設社會主義。

**關鍵詞：**生態社會主義  生產力  生產關係  工業生產  生產主義

**作者：**馬修·休伯

**譯者：**徐彩勤  李婕  張英魁

一、何為“工業主義”？

何為“工業主義”（industrialism）？工業主義是為了生產各種產品和服務而對自動化機器——類似於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第十三章中所討論的機器——的依賴。顯然，在馬克思和我們的時代，都要依賴化石燃料為工業機器提供動力，這就引發了全球氣候危機，而我們必須克服這種危機。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整個社會要不可避免地依賴工業供應鏈來維持人類的基本生存——食物、能源、住房以及所需要的一切。拒絕一個特定的工業過程——比如開採鋰礦或用水力壓裂法開採石油——並不難，但是我們還不清楚如何在一個沒有機器生產和運輸等工業形式的情況下構建生態社會主義社會。在生態危機如此嚴重並清晰可見之前，早期的社會主義者就已經將工業生產視為社會主義方案的物質條件，而這是我們有能力消除貧困、實現馬克思所説的“自由王國”的前提。恩格斯是這樣闡述的：

正是由於這種工業革命，人的勞動生產力才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以致在人類歷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創造了這樣的可能性：在所有的人實行明智分工的條件下，不僅生產的東西可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足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閒暇時間去獲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並且不僅是去獲得，而且還要把這一切從統治階級的獨佔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並加以進一步發展。

生態社會主義對工業生產持何種立場？目前尚不清楚。不過至少可以説，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家完全迴避了生產問題。我認為，生態社會主義通過一種語言技巧做到了這一點：在生態社會主義的論述中幾乎普遍存在着對所謂“生產主義”的批判。儘管現實中生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往往伴隨着真實的生態問題，但這種概念技巧卻使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家幾乎完全迴避了生產問題。然而，生產——無論是“方式”還是“手段”——才是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方案的核心。正如恩裏克·萊夫所指出的，生態馬克思主義者應當致力於打造一種“生態社會的生產理論”，同時開創“融合了文化、技術和生態過程的生產力發展新方向，並以此為基礎”。這與大多數生態批判形成了對比。同樣，喬爾·科威爾認為馬克思主義最核心的生產範疇具有“內在的生態意義”，並堅稱生態社會主義必須發展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將“生態系統的完整性”作為其首要原則。對於馬克思主義者來説，問題集中在誰控制生產以及為了什麼目的進行生產。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家——尤其是那些生活在去工業化的北方國家中的思想家——通過關注修復生產的生態條件和開創新的可持續生活方式等需求而逃避了生產議題，從而也就回避了至關重要的社會主義生產問題。

二、反對生產主義？

如果有一件事能夠將所有生態社會主義思想家團結在一起，那就是對“生態主義不是什麼”達成共識。它不是“生產主義”。很顯然，任何將社會主義與綠色政治結合在一起的方案都必然從根本上消極地看待生產本身。例如，安德烈·高茲斷言：“所有的生產也是破壞。”特德·本頓主張一種綠色馬克思主義方案，因為它從根本上包含着“生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根源”。在一篇闡釋生態社會主義的核心政治的最新文章中，邁克爾·洛威簡單明瞭地將其定義為：既是對“主流的‘市場生態學’”的批判，也是對“生產主義的社會主義”的批判；前者並未對資本主義制度構成挑戰，後者則忽視了自然的限度。洛威在他有關這一主題的著作中聲稱，我們可以挪用“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理論，同時擺脱其生產主義的糟粕”。當然，這些建議的核心通常是保羅·約瑟夫森等人所描述的蘇聯糟糕的生態記錄。然而，這一記錄必須置於其發展背景來考量：作為一個以小農生產為特徵的農業國家，蘇聯面臨着必須儘快發展的生存需求。蘇聯的經驗表明，形成一個既能滿足人類普遍需求又不破壞生態基礎的生產體系有多麼困難。

同樣清楚的是，生態學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更願意直接關注生產領域之外的社會再生產和自然條件。伊恩·安格斯正確地指出，生態社會主義必須擴大非物質需求，“家務、育兒和護理、兒童和成人教育以及藝術等具有基本創造性的、非生產性的和再生產的活動在生態社會主義經濟中將具有最重要的價值”。艾麗薩·巴蒂斯托尼也強烈呼籲將擴大低碳的社會再生產工作作為綠色轉型的核心。如其所述：“粉領勞動——護理、教學、服務工作……是綠色工作。”這些工作更符合女性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所謂的社會再生產，而不是工業生產的物質基礎。同樣，南希·弗雷澤堅持認為，生態學理論的拓展及其反資本主義的政治並非以生產為中心，而是以存在於“馬克思的秘密的背後”的生態條件為中心。

構建資本的生態學這一理論嘗試堅持面向不同於生產的諸種關係。與為生產而鬥爭的傳統社會主義不同，詹姆斯·奧康納的生態馬克思主義將環境政治的社會運動作為其出發點。因此，他的生態危機理論——或曰資本主義的“第二重矛盾”——指向了生產的“外部條件”。同樣，傑森·摩爾堅稱，資本的生態學植根於價值循環之外——當然也在生產/剝削領域之外——的自然的“無償工作/能量”。摩爾闡述道：“我將有償工作（資本化）視為資本勞動與價值共享相沖突的領域。這就是剝削問題。我將無償工作視為資本的形式及關係與未貨幣化的社會再生產（如‘家務勞動’）及‘自然勞動’之間的鬥爭。”生態社會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者似乎都想述及一切問題，只不過是在傳統馬克思主義所關注的生產關係和剝削範圍之外來討論這些問題。

因此，如果用埃倫·M.伍德的話來説，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將生產關係置於社會生活的核心位置”，那麼近幾十年來許多生態馬克思主義或生態社會主義的版本實際上在強化而非對抗她所説的“階級的退卻”（the retreat from class）。正如約翰·貝拉米·福斯特在提及太平洋西北部的森林工人與環保主義者之間的衝突時所指出的，實際上令人困惑的是：圍繞環境——或勞動的物質條件和我們社會的新陳代謝——的鬥爭是如何被眾多主流評論和學術研究理解為“非階級”和“新社會運動”的？生活本身的物質條件怎麼會與階級無關呢？甚至更令人擔憂的是，實際上反環保主義的右翼赤裸裸地利用了以階級為基礎的論證，來反對任何以及一切環境或氣候提案，認為這是對經濟競爭力和普通勞動人民生活水平的威脅。因此，右翼正在通過其特定階級、甚至工人階級的訴求贏得這場鬥爭，任何馬克思主義者都不應對此感到驚訝。

三、生產的退卻

“生產的政治退卻”（the political retreat from production）是去工業化的北方國家所特有的。如果退回到50年前，你可以提供一個相當令人信服的案例，即環境運動通過一項將工業生產視為污染源的總體戰略取得了最大的成功。事實上，1970年代的美國《清潔空氣法案》和《清潔水法案》總體上被認為是成功的，這些法案明確要求嚴格監管工業生產者的排放和污染。此外，環境活動家託尼·馬佐奇與“石油、化工和原子能工人聯盟”共同發起了工作場所安全運動，明確將工廠中傷害工人的有毒物質與工廠外的環境關切聯繫起來。根據他的傳記作者萊斯·利奧波德的説法，“馬佐奇的概念突破在於他指出了污染總是始於工作場所，隨後轉移到社區和自然環境中”。馬佐奇本人解釋了他在與污染行業的工人打交道的過程中學到的東西：“正是這些行業的工人教會了我，在利潤與健康之間存在着系統性衝突……他們説：‘你知道，是生產導致了所有這些問題。’當你……開始成為生產力時，你將會走入野獸的心臟，對吧？”馬佐奇的“工作場所安全環境政治教育運動”協助構建了一個政治聯盟，直接導致美國在1970年通過了《職業健康和安全法案》，該法案的核心是一項旨在保護工人免受有毒物質侵害的環境項目。

那麼，什麼能夠解釋這種以生產為導向的生態社會主義政治在北方國家的退卻呢？首先，過去幾十年是以工業生產從美國和歐洲等發達國家的工業環境中退卻為標誌的。這不僅意味着重工業在全球範圍內轉移至東南亞和東亞等地區的新興工業化國家，而且還展現出核心國家中工業領域的工作高度自動化以及全球工業生產的產能普遍過剩等特徵。即使工業生產仍然留在美國，它也不再是就業的核心領域，因此大多數工人和普通人一般都不會體驗到生產的“秘密”。這種脱離生產的理論轉向已經在主要的西方國家出現，我們不應該對此感到驚訝。

其次，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生態運動顯示出對於將消費作為生態危機的一種特定驅動力的過度關注。從某種意義上説，這是有意義的，因為戰後時代確實可以由一種面向大眾消費和“消費社會”的特殊資本主義形態的出現來界定。然而，更隱晦的是，一種特殊的生態思維和闡釋形式開始將消費者建構為導致生態問題的最終責任者。最流行的形式是生態或碳足跡分析，它假設能源、食品和其他商品的最終消費者要對生態“足跡”給生態系統和排放造成的影響負責。從生態學的觀點——物質消費驅動生態系統的變化——來看，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在食物網的營養級中，與作為生態消費者的所有其他物種不同的是，作為使用價值消費者的人類並非資本主義社會中自然—社會關係的真正驅動者。毋寧説，正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所有者將生產系統轉向無限價值的抽象積累（M—C—M′），他們擁有最大的經濟權力。即使這些以盈利為目的的生產者不消費他們最終會出售的商品，他們也仍然可以從消費者與生產者的交換中獲得最多的金錢利益。沒有任何其他物種或生物生態系統通過貨幣和交換的運作而脱離具體的生活條件（事實上，從歷史和人類學的角度來看，這是一種新的社會系統）。

最後，北方國家的左翼組織——即工人階級政黨和工會——的挫敗意味着，那些設置論辯術語和定義生態社會主義的人越來越多地來自學術或專業階層。換句話説，倡導“生態社會主義”的發聲者們來自遠離生產的階層。“生態社會主義”這一學術項目也被設想為一種“綠化”或創建一種新的生態學的馬克思主義——這意味改變了馬克思主義對圍繞“生產”問題所展開的階級鬥爭的核心關切。雖然眾多生態馬克思主義正確地指出了資本（和社會）對生產之外的生態過程的依賴，但這無法改變這樣一個事實，即生態危機大都可以追溯到擁有並控制生產的階級。生產是生態條件惡化的根源。在學術知識的生產中，從階級這一特殊的定位出發，我們很容易得出這樣的結論：蘇聯的生態破壞以及致力於發展生產力的信念是傳統社會主義和階級鬥爭取向的體現。然而，這使得生態社會主義理論更多地將其鬥爭建構為一個戰勝整個資本主義制度（通常被視為有“無限增長”的需求）的方案，而不是戰勝一個特定的階級（這個階級為了牟利而控制生產）的階級鬥爭。當今生態社會主義思想的特徵往往是一種“反體制”的激進主義，它可以濃縮為這樣一個口號：“體制變革，而不是氣候變化！”這種激進主義植根於對工業資本主義社會的全面拒絕。在它看來，馬克思主義——以及歷史唯物主義——對於新社會必須從它之前的社會的物質條件和階級對抗中產生的理解已經時過境遷。

這意味着人們幾乎不再關注社會主義方案中的核心問題，例如，工業資本主義的生產如何為生態社會主義創造物質條件？生態社會主義者如何修正其理念，使之趨向一種真正“生態社會的”工業生產形式，而不是全面拒絕發展生產力？

四、構建一種生態社會主義的

生產政治

一些生態馬克思主義者或生態社會主義者撰寫過關於生態社會主義生產體系樣態的文章。萊夫主張一種新的“生態理性”形式，將自然的價值融入到社會主義經濟核算論戰的討論中。在《創造一個生態社會》一書中，弗雷德·馬格多夫和克里斯·威廉姆斯用了整整一章來探討“滿足人類需求的生態路徑”。該章確實聚焦了生產的生態前提，重點關注了可再生能源、農業生態學、公共交通、緊湊型城市等常見問題以及生態政治的更多規範議題。倒數第二章也用了三頁篇幅專門討論了“生產目標”和“生產地點”，但這三頁篇幅不足以深入討論更多的細節，只是強調了一個基本原則，即生產將以使用價值、回收再利用和耐用性為導向。維克多·沃利斯則展開了詳盡的討論，對初級產品、工業/運輸/能源、信息/通信、公共衞生等部門逐一進行了細分。我們需要更多這樣的嘗試，來想象生態社會主義在各個部門會是什麼樣態。

我在這些生態社會主義著述中看到的主要問題是，它們更多地植根於生態學思想——並全面拒斥工業主義——而非社會主義思想。如上所述，馬克思主義始終將工業化大生產視為人類解放的物質基礎。生態社會主義者似乎專注於恢復和修補自然條件，但可能已經忘記了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是消滅階級和解放全人類。顯然，社會主義方案既需要生態修復，也需要人類解放，如果只過度關注一個方面，那就違背了生態方案與社會主義方案相結合的初衷。因此，我們確實必須首先回歸基本原則並追問：植根於人類解放的社會主義生產觀的核心是什麼？我認為，生態社會主義者——特別是在北方國家的生態社會主義者——已經歷史性地脱離了有關社會主義政治以及整個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經典假設。歷史唯物主義的整個計劃就是科學地理解特定的生產方式是如何從之前的生產方式的矛盾中產生的。相比之下，生態社會主義的立場似乎是，資本主義已經徹底破壞了生產的自然條件，因此必須重建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然而，正如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的：

我們這裏所説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着它脱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

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整個計劃都植根於一個“科學”事實，即社會主義只能從恩格斯所説的“社會化生產和資本主義佔有之間的矛盾”中產生。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生產的發展本身使社會主義成為可能。

什麼是馬克思主義術語中的“社會生產”呢？很明顯，這是馬克思理解資本主義的絕對核心，他認為資本本身使生產的社會化形式不斷發展，尤其是採取各種方式生產相對剩餘價值，包括利用協作、分工和機器來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及“縮短必要勞動時間”。馬克思將資本主義嶄新的社會化生產形式與以農民和手工業者為代表的私有制生產（先於原始積累的暴力過程）這種分散的地理分佈進行了對比。事實上，“烏托邦主義者”認為社會主義需要為小型所有制重新設想一種公社形式的地理分佈，而馬克思和恩格斯運用其獨一無二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對此進行了批判。在《共產黨宣言》中，他們批判了“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拉斯·利赫對此解釋道：“以農民和店主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的利益並沒有引導他們走向一個可行的社會主義社會，而是走向了一種‘反動的烏托邦’，在這個烏托邦中，經濟獨立建立在小型的個人所有制的基礎之上。”

到目前為止，許多環境思想仍然設想在地方化生產和社區管控的基礎上與大自然進行一種“小而美”的再結合，因此上述批判仍然是正確的。不過，馬克思對資本的社會化生產的批判針對的是私有制中的社會關係。馬克思展示了資本如何利用他所説的“勞動的社會生產力”來私下佔有剩餘價值。他認為這種生產力“必然是集體力”，甚至協作和社會勞動使人類“發揮出他的種屬能力”。他對機器和技術的討論表明了資本是如何基於知識和科學——他將其描述為“社會發展的一般產物”——來發展生產的。馬克思非常清楚地指出，資本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的發展與建立在財富私人佔有基礎上的生產關係是完全矛盾的。因為，正是資本發展了這種日益社會化的生產過程，它本身就是一種革命力量，為馬克思所説的“自由的人類社會”奠定了基礎。他這樣解釋這一歷史運動：

由此就會出現完全的經濟革命,這種革命一方面為資本對勞動的統治創造並完成其現實條件,為之提供相應的形式,另一方面,在這個由革命發展起來的與工人相對立的勞動生產力、生產條件與交往關係中,這個革命又為一個新生產方式,即揚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這個對立形式的新生產方式創造出現實條件,這樣,就為一種新形成的社會生活過程,從而為新的社會形態創造出物質基礎。

為什麼馬克思會這樣思考？因為，對於馬克思來説，人類解放的本質植根於他所説的“自由王國”，而這個“自由王國”又植根於那些同樣“社會化”的生產過程，這一過程產生了資本的相對剩餘價值：縮短的必要勞動時間。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即“必然王國”所需的勞動減少到最低限度，真正的人類解放才能開啓。正如馬克思所闡述的：

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於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一種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愧於和最適合於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來進行這種物質變換。但是，這個領域始終是一個必然王國。在這個必然王國的彼岸，作為目的本身的人類能力的發揮，真正的自由王國，就開始了。但是，這個自由王國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國的基礎上，才能繁榮起來。工作日的縮短是根本條件。

馬克思的社會化生產概念對於思考“生態社會主義究竟意味着什麼”可能會有所裨益。所有這些都意味着生態社會主義者需要了解如何重新確立工業生產的目標。

我們首先需要利用技術——尤其是自動化技術——來降低“必然王國”對勞動力的需求。這並不意味着需要消滅園藝或手工藝品的生產等勞動密集型活動。相反，這意味着確保社會再生產不依賴這種勞動。“自由王國”的全部意義就在於它將擁有一個人或許多人想要從事的任何讓人感覺有意義的活動。生態社會主義者幾乎從未提及對自動化的需求。馬格多夫和威廉姆斯提出了一個很好的折衷觀點：“新機器將被髮明出來，但它們的目的將是使工作更愉快，減少生產所需的時間和人力，並最大限度地減少生產對生態的影響。”

每個人都必須吃飯，所以對於大多數社會來説，“必然王國”的基礎仍然是農業。在這方面，許多生態社會主義者呼籲勞動密集型生產形式的迴歸。他們的建議各不相同，從賈斯珀·伯恩斯提出的極端情況，即“人人動手，豐衣足食”；到馬格多夫和威廉姆斯提出的温和建議，即生態社會主義農業“可能意味着有更多的人在更小的農場工作”。然而，很少有人切實地提出在農業生態生產中真正生態無害的勞動力節約型技術。同樣，沃利斯斷言：“農業將分佈在所有人口中。參與農業的人會越來越多，專門從事農業的人則越來越少。”人們似乎都同意，生態社會主義意味着為所有人提供更多的農業勞動，但這種勞動以及大規模招募此類勞動的機制將不再有更多的專業性。正如沃利斯所認為的那樣，肯定存在一些“更具創造性、更有尊嚴”的農業工作，但是也有許多農業工作是極其艱苦的體力勞動。生態社會主義者應該更有力地指出，生態社會主義的目標是消除大部分這種艱苦的體力勞動。當然，這在南方國家更有緊迫性，這些國家的人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從事農業勞動——世界銀行的數據顯示，低收入國家的這一比例高達60%，與高收入國家的3%形成對比。不同於為北方國家的化學資本尋求市場的綠色革命，工業化的農業可以有其他解放目標。

至少，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在社會主義農業中有效地利用機械和自動化。正如保羅·羅賓斯在談到乳製品生產時所説的：“我們需要討論機器人。”也正如馬克思所預測的那樣，資本目前正在利用科學的社會生產力來製造機器人，這些機器人可以從事很少有人願意從事的農業工作：除草。美國農業科創公司“FarmWise的‘農業機器人’泰坦（Titan）是一個巨型橙色機器人，配備了人工智能，能夠識別要清除的雜草，有助於種植者提高效率並提高土地的產量”。這種機械化的除草系統幾乎不必使用對環境有害的除草劑。如果我們尋求用更生態的種植方法取代節省勞動力的化學品，還應關注那些不會導致勞動更加密集的生產替代方案。

當然，一個真正的自由王國不會僅僅讓農業停留於“必然王國”之中。這就需要高效的、可持續的和社會公正的大規模生產，包括生產構建了當今現代世界的大部分商品：水泥、鋼鐵和電子產品。氣候變化需要一個生態社會主義的生產體系，以便擺脱以石油為基礎的化學品。但是，對於醫療和公共衞生過程必不可少的化學產品（從室內環境消毒到水和污水處理所需的化學品）又有哪些替代品呢？塑料顯然是許多關鍵的基礎設施的核心產品（比如醫療設備），不過我們必須找到生態可持續的替代品。一個重視規劃的生態社會主義者會以生態無害的方式尋求化學生產的轉型。我認為，在生態社會主義的對話中，對這些工業生產問題的討論幾乎為零。

幾乎所有氣候科學家都會告訴你，我們今天亟需轉型的關鍵生產部門是電力部門。由於氣候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燃燒化石燃料引起的，能源學者一致認為，任何脱碳戰略的“關鍵”都始於讓電力部門轉用100%的清潔能源，接着是實現交通、建築以及工業過程的電氣化。然而，包括無政府主義者在內的許多生態主義批評家對於如何做到這一點並沒有提供更多的策略，而是指出向清潔可再生資源過渡需要各種各樣的工業開採。確實如此，“一切電氣化”（electrify everything）的策略顯然需要大量的銅——這只是其中的一種關鍵礦產。但是，僅僅指向工業礦物開採，並非我們正確地拒絕所有工業開採的邏輯依據——即使你用最近的流行詞“榨取主義”（extractivism）來粉飾你的批評。我們需要開採礦產來為所有人再造任何一種宜居社會。資本主義顯然是為了私人利益，通過剝削工人並把生態災難留給土著居民和其他眾多農村社區而組織起這一切。在開採問題上，生態社會主義者首先面對的是如何有效實施工業規模的回收利用方案，儘可能地限制新的開採需求。其次，在必須開採時，我們應當追問：如何才能以民主參與的方式組織開採，以便受到影響的社區有權力拒絕開採或確立一種社會公正和生態公正的開採形式？西婭·里奧弗朗索斯揭示了拉丁美洲左翼政府在這樣做時所面臨的現實民主挑戰，強調了“規模”——尤其是當地的開採規模及其更廣泛的使用——在任何民主協商中的重要性。如果我們在任何地區提議開採，就需要有民主機構，賦予居住在該地區的居民以更多的決策權。此外，我們還要有制度安排，確保這些地區從開採中獲得更多的利益。需要再次強調的是，資本主義是以一種相反的方式運作的：地方社區對開採項目很少有或根本沒有決策權，而且大部分利潤都流向了該地區（並且常常是國家）之外。

然而，任何生態社會主義者都不應該因為電力需要工業開採而拒絕電力，而應該明白電力是為“必然王國”減少生產時間的核心。列寧經歷過電氣化帶來的令人難以置信的技術變革，因此他明白：“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或許只有大衞·施瓦茨曼提出了一個積極的生態社會主義計劃，即在世界面臨氣候災難時，將過渡到100%的太陽能生產作為實現電氣化社會主義的途徑。生態社會主義者需要進一步關注電力生產，將之置於生態轉型分析的核心。電動機不但驅動了超高效大規模生產，而且電力現在還是各種機器和信息處理系統的核心，這些機器和信息處理系統為社會再生產、乃至某些認知功能節省了勞動力。正如利·菲利普斯和邁克爾·羅茨沃斯基所指出的那樣，今天的“大數據”信息技術系統本身就是用於規劃生產的高效知識體系。當然，洛威斷言了規劃對於生態社會主義而言的核心地位：“生態社會主義的核心是民主的生態規劃理念，是人本身，而不是‘市場’或‘政治機構’，作出了有關經濟的主要決策。”然而，為了使生態社會主義體系避免以無休止的協商會議取代資本主義的運行機制，在可能的情況下，我們需要電子化的信息技術來制定更有效的、甚至自動化的規劃。

最後，電力生產需要始終平衡供求關係，因而也需要一種既定的社會化規劃。與大多數無政府的資本主義市場不同，電力系統確實必須根據一系列複雜的參與者——包括家庭——的需求（或要求）來規劃生產。儘管許多“可持續的”電力願景都聚焦於一種分散式電網，而這種分散式電網是以去中心化的小規模社區所有權為基礎的；但是社會主義者應當明白，當前的集中式電網恰恰是社會化的生產體系，馬克思認為這種生產體系可以被徵用並重新用於實現人類解放的目標。即使是可再生能源的倡導者也承認，任何能源轉型都需要調節覆蓋廣大區域的可再生能源生產，以便確保一些地區在發生間歇性的能源故障時仍然可以生產。這與當前的新自由主義理論家盧安武所倡導的去中心化的能源烏托邦的“軟能源路徑”相去甚遠。

總之，生態社會主義者甚至還沒有開始思考什麼才應該成為所有社會主義政治的核心：我們如何組織大規模的工業生產？如果生態社會主義政治僅僅是表明資本主義正在破壞自然，我們將無法構建一種具有清晰的、積極的未來願景的運動，進而獲得能夠阻止這種破壞的力量。

五、結語

人類需要生產和再生產他們的物質生活，這一基本原則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核心。歷史已經展現了多種“生產方式”，這些“生產方式”從根本上構建了與地產力——馬克思稱其為“一切財富的原始源泉”——的社會關係。社會主義的（“生態”或其他）方案必須從根本上重建我們與生產、土地和勞動力本身的關係——將生產導向社會需要的“使用價值”和生態健康。然而，氣候變化帶來了挑戰。雖然許多生態社會主義者將本地化生產視為生態修復的解決方案，但是氣候變化需要全球協作的生產革命。終極目標是人類這一物種本身——因為它利害攸關。這意味着生態社會主義者必須進行更廣泛的思考：我們如何重新調整利用社會化的工業生產系統，從而既能拯救地球生命又能解放人類？我們必須訴諸全人類的團結協作。

［作者：馬修·休伯（Matthew T.Huber），美國雪城大學地理與環境系；譯者：徐彩勤、李婕、張英魁，曲阜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原載《科學與社會》（Science & Society）2022年第86卷第4期，譯文有刪減。本譯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一般項目“實施鄉村建設行動中多元主體的行動邏輯及衝突治理研究”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