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84 | 為什麼是毛澤東？（深度）_風聞
西方朔-04-07 06:41
原創 帶刀客 躬行客 2022-08-09 20:30 發表于山東
王明是1937年11月底，帶着共產國際的指示和任務回國的。
這期間，因為王明的言論和觀點披着一張“斯大林指示”的皮，讓他得以在十二月會議、三月會議上呼風喚雨，無限擴張自己的影響力，就連教員都束手無策，被他壓制住了。
然而，不到一年的時間，王明在黨內就徹底倒台了。
1938年3月任弼時揹負重任前往莫斯科，1938年8月，舊傷未愈的王稼祥從莫斯科艱難返回延安，這一次他也從共產國際帶回了重要指示，這些指示也將成為9月在延安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基石。
同時，這些指示也成了壓死王明這根稻草的駱駝。
（全文11000字，閲讀需要30分鐘，值得一讀）
01
六屆六中全會對於我黨來説，究竟有多重要呢？
教員説六屆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全會，這個讚譽我認為一點都不誇張，甚至十分貼切。
如果説遵義會議是我黨歷史上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是長征路上的偉大轉折，那六屆六中全會就是最後的落錘，起到了最後決定之作用。
之所以會如此，都跟毛澤東有關。
遵義會議認可了毛澤東的軍事路線，恢復了毛澤東在黨內的部分軍事領導權，而六屆六中全會則是認可了毛澤東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隨後的延安整風又貫徹深入了毛澤東的思想路線。
簡而言之，這些會議都見證了毛澤東在黨內建立鞏固領導地位的歷程。
**不知大家有沒有想過這樣一個問題：**為何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變化對我黨，甚至對我們這個國家的命運來説，會如此重要呢？
我覺得如果能把這個問題搞明白，收穫一定不小。
這個問題看似很好回答，因為毛澤東帶領我們贏得了勝利，建立了新中國。
但細細一想，這個問題其實不太好回答，如果單説毛澤東的軍事能力強、政治能力強、戰略能力強，並不能完美解釋這個問題。
因為毛澤東再厲害，也不可能一個人單槍匹馬就建立了新中國，開國這些元勳們，各個都是狠人，更別説開國五大書記，哪個能力差？就沒有一個是簡單人物，能力都高的離譜。
但為何唯獨毛澤東如此出眾，如此特殊，特殊到就連個人的領導地位變化，都事關國家命運走向呢？
為什麼是毛澤東？
毛澤東一定有其他人沒有的“東西”，這個“東西”對於中國革命來説，一定是最關鍵的要素，要是沒有這個要素，就算組織裏有能力的人再多 ，也發揮不出作用，也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
就如同豆漿要是沒有滷水，就不能變成豆腐。
帶着這個問題，我們一起往下看。
02
王明是個教條主義者，這是歷史給他的定論。
承認王明是教條主義者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明確王明在馬列主義理論方面的造詣，是很高的。
起碼要比我們這些愛好者要高出好幾個檔次。
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為何歷史上這麼多熟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革命者卻最終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背道而馳，阻礙了革命，犯下了這麼多教條主義錯誤呢？
難道他們自己真的沒有察覺自己犯了錯嗎？
王明本人用實際行動回答了這個問題。
1938年3月，在延安召開的三月會議上，因為王明在長江局胡作分為，有明顯與延安對抗的傾向，對“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執行造成了嚴重阻礙。
教員就想在這次會議上，將王明留在延安，並明確提出：“王明應留在延安工作”，不讓他回到長江局，以此斷了王明攪動風雨的路徑，結果為這件事表決時，大多數人都支持王明回到長江局，教員的意見竟意外落空了。
三月會議後，王明變本加厲，開始拉攏在延安的常委，妄想通過常委人數壓過延安，將權力握在自己手中。但陳雲等人不為所動，還反過來勸王明要回到延安與毛主席一起工作。
此後，延安和武漢的矛盾就明確化了。
可以説，因為王明披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的皮，教員對他束手無策，只能暫時採取防守態勢。
這個時候，教員在三月會議上下的暗棋，讓任弼時去莫斯科替代王稼祥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高招，發揮了重要作用。
任弼時到了莫斯科之後，手寫了一萬五千字的報告，詳細將王明回國之後的種種言行做了彙報，以及中國抗日形勢和中共抗日政策和取得成果的彙報。
而此前，王稼祥也有一番彙報，更早之前，在遵義會議之後，陳雲也將紅軍長征的情況向共產國際做了彙報。（任、王、陳這三個人發揮了大作用）
因為這三個人都做了如實的彙報，故此 ，共產國際對教員的印象一直都挺不錯，比較看好教員當中共的領袖，也承認教員是在中國革命中崛起的領導人。
教員等人在三月會議安排任弼時去共產國際的目的，自然是為了揭破王明，期望能從莫斯科帶回尚方寶劍，將穿黃馬褂的王明，一劍砍掉。
任弼時是去請尚方寶劍的，而王稼祥則是那個將寶劍帶回的使者。
這把寶劍明面上是針對王明的，而實際上教員卻“意在沛公”。
要想搞明白，這個”沛公“究竟是誰，為什麼要斬掉這個“沛公”，就不得不先把六大以來我黨的歷史做一個簡要回顧。
這也導致本文很長，但值得一讀。
03
1938年8月，王稼祥回到了延安，他也帶回了教員最需要的東西。
王稼祥回來後，先是跟教員等人通了氣，明確了這次的成果，這樣教員等人就有底氣了。
教員等人開始籌備六屆六中全會，要搞一次大會戰。
六屆六中全會能召開可真是不容易，老一輩共產黨人回憶起六大和六屆的幾次全會，無不唏噓不已，都是血淚。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共六大都不是在中國召開的，而是在莫斯科召開的。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到處捕殺共產黨人，短短三天，即有300多人被殺，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蹤。
1927年5月，因為事態緊急，共產國際向中共發出“五月緊急指示”，其中有兩條是這樣説的“動員2萬共產黨員和兩湖5萬革命工農，組建幾個新軍，組建自己可靠的軍隊。要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那些迫害工農的軍官。”
結果這份指示也被汪精衞看到了，國民黨高層一致認為這是共產國際要武裝奪取政權，決心清黨。
原本老蔣在南京成立國民政府，跟在武漢的汪精衞政權打擂台，結果這兩幫人看了指示後，都決定先一致對外，先清黨。
5月21日，原本親共的汪精衞政權其下屬的反動軍隊發動“馬日事變”大肆捕殺長沙的革命羣眾和黨員。
被逼到牆角，退無可退的共產黨人於1927年8月1日，聯合國民黨左派，在南昌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對派的第一槍，正式攤牌。是為八一南昌起義。
到了1928年6月份，國內白色恐怖十分嚴重，根本找不到一個能夠保證安全的地方開會，而當時共產國際六大和赤色職工國際四大先後在莫斯科召開，少共國際也在莫斯科召開了五大。
當時，中共也將派代表團去莫斯科開會，考慮到，既然去莫斯科開會的人這麼多，而國內也沒有安全的地方開會，不如就將中共六大也放在莫斯科。
因而，1928年6月18日，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的五一村召開，向忠發當選常委會主席。
此後立三路線開始在黨內佔據主導，在全國各地猛烈發動暴動，因為沒能看清形勢，方法粗暴，形式單一，導致很多很多人都犧牲了。
1930年9月24日至28日，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舉行。
這次會議是在中心城市總同盟罷工和武裝暴動相繼失敗，“左”傾冒險錯誤受到共產國際批評和指責，瞿秋白、周恩來奉命回國糾正李立三等錯誤的情況下召開的。
這個時候教員和朱老總在井岡山會師後，已經打響了朱毛紅軍的名號，中央蘇區也搞得有聲有色。
但六屆三中全會並沒能完全對“左”傾冒險錯誤進行清算，後面又出現了一些錯誤，瞿秋白和周恩來也被扣上了“調和主義”錯誤的帽子。
而王明就是在這期間抓住了機會，通過背刺李立三，攻擊瞿秋白和周恩來，跟自己的老師米夫通信，不斷打小報告，成功撈取了一大波政治資本。
六屆三中全會過後，共產國際看中國這邊的情況不對頭。
1931年初，決定派米夫去上海組織召開六界四中全會，要將中共領導人都捋一遍，扶持聽從共產國際的人上台，此後大權落入留蘇派手中。
王明在這次大會上，可謂是風光無限，批評這個，懲辦那個，最後在米夫的扶持下，年紀輕輕的王明成功進入領導層。
隨後王明大搞派系鬥爭，往全國各個蘇區，都派了欽差大員，張國燾和陳昌浩去了鄂豫皖蘇區，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三人團”去了中央蘇區。
04
1931年春，項英到了中央蘇區後，任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代理書記兼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一來就把朱毛二人壓下去了，奪權的意味很明顯。
但項英是六屆三中全會後派往中央蘇區的，很快他就被靠着反六屆三中全會上台的王明新派到中央蘇區的“三人團”所排擠。
1931年4月，三人團到達中央蘇區，5月，項英就被撤銷了代理書記，書記的位置又還給了教員。
估計王明當初也有拉攏教員的想法，但教員和王明根本就不是一條道上的人。當王明發現這一點後，又開始接替項英，加大了打壓教員的力度。而項英也靠着擁護王明路線，重新得到了重用。
1931年9月1日，王明向中央發出了長達1.2萬字的《給蘇區中央局並紅軍總前委的指示信》，對教員為首的蘇區中央局進行批評。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三人團按照王明的指示，在江西瑞金縣葉坪村謝氏宗祠主持召開大會（即贛南會議），這次大會基本就是衝着教員去的，大會的主要內容就是批評教員的錯誤，最後總結為三大錯誤：
1、“狹隘的經驗論”、“黨內的事務主義非常濃厚”；
2、“富農路線”。王明當時認為對地主和富農要趕盡殺絕，而教員這認為不能從肉體上消滅，應給其出路；
3、“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將教員“誘敵深入，後發制人”的軍事戰略批評為“遊擊主義”、“保守主義”、“單純防禦路線”，忽視陣地戰。
按照王明的意思，教員在中央蘇區是從頭錯到尾，黨政軍三項主要工作都犯了嚴重錯誤。這樣的指責是很嚴重的。
贛南會議決定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並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名義，其實就是剝奪教員的軍事指揮權。
會後，又撤銷了教員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黨權也被剝奪了。只給教員留了個政府相關的工作。
此後，教員基本就開始遠離核心決策層了。
然而中央蘇區的形勢，遠沒有博古等人想得那麼簡單，中央蘇區的軍事壓力很大，而教員在中央蘇區也有很大的威信，在軍隊裏也有很多支持者，不得已這期間對教員的處理又有一些反覆。
在周恩來等人的堅持下，又決定讓教員領兵打仗，當紅軍總政委，可一直不願意走城市路線的教員始終處於被打壓被批鬥的狀態。
1932年是教員被批鬥最慘的一段時期。
當時博古、項英等一大批人是鐵了心要走城市路線，堅決要”佔取一二箇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
而清醒冷靜的教員，堅決不同意，在軍事指揮上也一直避免硬碰硬，就是不按照這羣人的心思去打攻堅戰。其中以打贛州最為典型，一羣人都嗷嗷叫要打下贛州，打下個城市。
當時，教員是舌戰羣儒，費盡口舌説明其中厲害，打不得，打不了，最後被逼的拍案而起：“不行，一打準輸！”堅決不同意打贛州。
但與會眾人已經衝昏了頭，最後多數同意打贛州，項英還惡狠狠地説：“待打下贛州再和老毛算賬。”
紅軍攻打贛州歷時33天，不但未攻取，反而自身傷亡3000餘人，最後不得不撤出攻打贛州的陣地。
結果這羣人不僅沒有認識到錯誤，反而嘴一歪，就將責任甩給教員了，説都是因為教員執行命令不堅決才會這樣。
這是很恐怖的，因為當一個人一旦認定了某個結論，就有了偏見，那解讀一件事時，就會看不清現實，會將所有的事情都往這個結論上靠。導致越錯越離譜，越離譜就越堅定偏見。
1932年5月，臨時中央從上海發來一封長信，信中對教員指名道姓地予以批評，説：“澤東及其他純粹防禦路線的擁護者們的消極態度，將削弱我們的防禦力量，不能擴大和鞏固蘇區”，“是當前極大的危險”、“主要的危險”。
可見，在臨時中央眼裏，教員的錯誤已經升級到“當前極大的危險”、“主要的危險”，臨時中央的意思很明白，如果教員依然不願意轉到王明路線上來，那就要將其作為“主要的危險”清除。
1932年夏，因為前三次圍剿都被教員有力化解了，老蔣決定採取新的策略，先調集大軍圍剿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然後再集中兵力圍剿中央蘇區。這個時候，教員認為應該抓住機會，努力擴紅，為第四次反圍剿做好準備。
結果中央蘇區的領導們，見蔣介石要重兵圍剿，他們也要“決一死戰”，以攻城略地為主目標。但這個時候教員在前面帶兵，根本不願意聽後方領導的話，雙方的鬥爭已經不可調和了。
這次後方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們，説什麼也要把教員的軍事權擼下來。
1932年10月3日至8日，中共蘇區中央局遵照臨時中央的指令，在寧都縣城以北的小源村召開特別會議，史稱“寧都會議”。因為矛盾太激烈，教員也知道自己無法在進行工作了，藉口身體不好去修養了。
10月26日，臨時中央正式批准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教員僅剩的一點兵權也被解除了。
隨後，教員去後方長汀福音醫院休養，軍權被徹底剝奪。
05
1933年1月，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在上海待不下去了，臨時中央決定搬到中央蘇區去，博古在去蘇區的路上，碰到了福建省委代書記羅明。
羅明此前在醫院修養的時候，遇到了被打壓的教員，二人有過長談，羅明挺支持教員的“游擊戰爭”理念。
羅明碰到博古這個臨時中央領導時，就想分享彙報了一下地方工作經驗，提提意見：“認為紅軍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地方發展，處在根據地邊緣地區的地方武裝應當先打當地地主武裝，對國民黨正規軍不要硬打，要採取游擊戰、運動戰，從小仗中鍛鍊和提高紅軍的戰鬥力，主張有計劃、有步驟地擴大紅軍，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裝去猛烈擴大紅軍。“
結果羅明這番意見正好撞到了槍口上，被博古扣上了一個羅明路線的大帽子，成了臨時中央孤立教員、搞臭教員的活靶子。
很多人都被牽扯進去，一時間風向徹底變了，教員自嘲那段時間，沒有人敢登自己的門，被徹底孤立了。
而這期間，中央蘇區湧現了“鄧、毛、謝、古”四個人，堅持原則旗幟鮮明的支持教員，這些人也被冠上了所謂毛派的帽子，後來教員回憶往事，打趣説鄧小平就是那個”所謂毛派的頭子“。
第四次反圍剿在周恩來和朱德的領導下，延續了教員的軍事策略，取得了成功，然而由於第四次反圍剿消耗太大，沒能為第五次反圍剿積攢下餘錢。
第五次反圍剿前夕，六屆五中全會於1934年1月15日至18日在江西瑞金沙洲壩鄉大埠村舉行。這次大會，再一次肯定了六屆四中全會的錯誤，進一步鞏固了錯誤的軍事路線，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徹底失敗了。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導致教員和朱老總苦心經營多年的中央蘇區也保不住了，只能實行戰略轉移，開啓長征。
長征初期，由於軍事方針依然是錯誤的，又造成了紅軍大量傷亡，僅湘江戰役就損失了一半多兵力，多少紅軍戰士飲恨湘江，”十年不飲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魚“就是戰事之慘烈的最真實寫照。
長征過後，一回顧就發現，此前的蘇區十不存一，就剩下陝北蘇區一小塊地方，紅軍的實力更是損失了十分之九，損失太大了，犧牲了太多太多人，革命前途一度陷入絕境。
從冰冷的湘江水，到海拔4000米的大雪山，再到荒無人煙的茫茫草地，最後終於到達貧苦的陝北，這一路，多少好同志永遠閉上了眼，倒在了路上，沒能親眼看到三面紅旗在天安門迎風飄揚，只有人民英雄紀念碑永垂不朽。
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
這些錯誤導致的巨大損失，是要算總賬的，也應該好好總結的。
自打紅軍從踏上長征開始，一路兢兢戰戰，如履薄冰，期間又發生了張國燾另立中央、西安事變、七七事變、王明回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導致一直沒有好的機會和充分的時間，來做一個總得回顧。
這一等，就等到了1938年9月在延安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
從1927年六大召開到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前後十多年的時間，承載瞭如此沉重的歷史，又寄託了黨和國家之命運的六屆六中全會，又怎麼會如此輕易揭過呢？
“成千成萬的先烈，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們的前頭英勇地犧牲了，讓我們高舉起他們的旗幟，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吧！”
06
王稼祥回國，王明顯然還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當王明得知王稼祥從莫斯科回國了，還帶回了共產國際的重要指示，對有關共產國際的消息，王明還是很重視的，但他重視的方式有點特別。
當時，王明在武漢長江局工作，他要求王稼祥來武漢向他當面彙報共產國際的請示。
王稼祥沒有理睬他。
延安給王明覆電：“王稼祥不能來漢。”
王明又加了一句，如果不能來，也請將共產國際指示以電報方式迅速電告。
延安沒有理睬王明，王稼祥也沒有理他。
之後延安那邊給王明發電報，説讓長江局的常委們都返回延安準備參加六屆六中全會：“請長江局負責人在政治局會議前早幾天回到延安。”
蕭勁光回憶説，當時還沒有摸清情況的王明，寫了一封電報，讓教員和延安那邊的常委到長江局開會，想將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地點放在武漢。
教員説：“我們共產黨的中央會議為什麼要到國民黨地區去召開？我就是不去！我住在清涼山，靠留守兵團吃飯，哪裏也不去！“
王明還是不死心，又單獨給王稼祥寫了一封信，想讓他單獨來漢，向他彙報。
王明又打錯了算盤，他以為自己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的身份誰都要讓着他，但王稼祥可不是什麼軟骨頭。
當年在中央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時，王稼祥因敵軍空襲被炸成重傷，腸子被炸壞了，在沒有麻藥的情況下，咬牙堅持做了八小時的手術。
長征路上，為了換藥，王稼祥的腸子一直沒有縫合插着一根管子，又因為王稼祥不願意讓小戰士抬着他，堅持自己走路，加上長征的環境太艱苦了，導致王稼祥的一截腸子反覆化膿發炎，最後都生了蟲子。
這樣的人，是不可能被任何人收買、利用的，但王稼祥卻對教員信服有加，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每次歷史重要關頭，都能見到王稼祥和毛澤東的名字緊密聯繫在一起。
王稼祥收到信後，立馬就跟教員等人説了，並且回了一封電報：“請按時來延安聽取我的重要傳達，你應該服從中央的意見，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負責。”
王明聽到這話，就慫了。
他敢與延安對抗，卻不敢與共產國際對抗，他害怕拒絕聽從共產國際傳達的消息傳到莫斯科。
就老老實實收拾行李，返回延安了。
07
儘管這個時候王稼祥已經帶回了對教員很有利的指示，但教員等人並沒有就因此就慢待王明，9月10日，王明和周恩來、博古等人從武漢到達延安。
教員和朱老總依舊安排了熱烈的歡迎儀式，親自迎接王明等人的歸來。這讓王明感到很開心。
但當大會開始後，王明的臉色一變再變。
1938年9月到11月，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橋兒溝順利召開。
大會第一項內容，就是聽取王稼祥作《國際指示報告》，這是重頭戲，整個全會的基石就是這個指示，要是沒了這個指示，還真不好辦事。
報告有很多內容，我挑幾條説：
1、“根據國際討論時季米特洛夫的發言，認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
2、“今天的環境中，中共主要負責人很難在一塊，因此更容易發生問題。在領導機關中要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
王稼祥的話音一落，都在鼓掌，只有王明的臉立即垮了，臉色很不自然。
正式發言結束後，王稼祥又補了一句，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同志還讓我口頭傳達一句話：
“應該告訴全黨， 應該支持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爭了。”
有了這句話，大勢已定！
話音一落，參會代表們都熱烈歡呼，只有王明像是被人敲了一棒子，當場愣住了。
大家都在有意無意的看王明，王明一言不發，眼神不知落在什麼地方上，失了神。
隨後，教員做了重要發言，正式對王明的錯誤發起進攻。
去年王明回國的時候，在延安的窯洞裏大肆抨擊教員的”獨立自身的山地游擊戰“，而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教員也針對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進行了精彩點評。
教員説：“中國的情形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力，企圖指揮各黨聽他一黨的命令。我們提這個口號（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如果是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掌聲）
**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的統一，那末，他不同意怎麼辦？**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
教員又説：“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裂統一戰線，但又絕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
劉少奇發言直接批評了王明的右傾主義，隨後教員跟上：“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王明有一個優點，那就是能屈能伸，共產國際的指示都這麼直白了，他沒有辯駁什麼，對大會通過的各種決議表示同意。
六屆六中全會的成果有很多，教員通過這次大會從組織路線、政治路線上基本確立了自己的領導地位，第一代領導集體也開始形成。這為後面的整風奠定了基礎。
最為關鍵的是，六屆六中全會是對教條主義的一次清算，毛澤東思想開始形成。
教員在大會上提出：“不是把他們的理論當教條看，而是當作行動的指南。不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字母，而是學習他們觀察問題與解決問題的立場與方法。”（後面這一句，我品讀了許久許久）
教員進一步指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有中國的特性，既是説，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亟待理解並亟需解決的問題。”
教員之所以如此偉大，之所以如此特殊，就是因為他是第一個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人，第一個將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實情相結合的人。
究竟是完全服從理論還是把理論當成一種工具、一種武器使用？究竟誰才是主人？誰才是工具？現在是誰在使用誰？
這是一個關鍵問題，也是抓住要點的鑰匙。
為何從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教員就展現了自己異於常人的對形勢發展的判斷，並在中央蘇區、長征路上不斷印證教員的正確性，我想這就是關鍵點。
08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這八個大字，反覆出現在我黨的各種宣傳讀物上，恐怕各位的耳朵都聽出繭子了，但有人細細考量過這背後的厚重含義嗎？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毛澤東思想究竟偉大在哪呢？
要想從理論角度解釋清楚，不要説我完全沒有這個能力，就是真寫出來了，恐怕也沒有多少人願意看。
故此，我想從我個人角度説一説這個問題。
**教員曾説過：“共產黨員是一種特別的人，他們完全不謀私利，而只為民族與人民求福利。”**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就是中共的初心使命。
中日甲午戰爭是我們這個國家這個民族最低谷的時期，此後，有良知的中華英雄兒女們紛紛覺醒，雖死無悔前仆後繼踏上救國的道路。
我們的先輩們，嘗試了各種辦法，採用了各種道路來嘗試救國，雖有成效，可大體的路子都是直接套用外國的制度和理念，比如孫中山先生就是採用西方的方法，而王明等人一開始也是採用蘇聯的方法，這些方法好是好，但沒有一個真正能讓中國站起來，擺脱束縛，獨立自主的站起來。
一直以來，沒有人深入中國國情總結中國革命經驗，開創一套符合中國革命的理念去實現中國的革命。
最後，這個歷史使命交給了毛澤東，是毛澤東完成了這一使命，是毛澤東帶領中國人民站起來了。
曾擔任毛澤東保健護士長的吳旭君回憶説：“我跟主席聊天，我稱讚主席説，你真偉大啊，主席聽了這句話，很慈祥地笑了，他用很平靜可又很認真的態度對我説。
有了功勞不要記在一個人的賬上。在整個歷史中，個人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你可以忘記我，但是不能忘記那些先烈們。“
是以，毛澤東給人民英雄紀念碑起草的碑文是：“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年以來”指的是解放戰爭時期，“三十年以來”指的是從1919年五四運動開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是指以鴉片戰爭為起點的整個中國民主主義革命奮鬥歷史。
三段時間，向人們描述了中華民族“站起來”的奮鬥歷史。
而中國這條道路，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開創出來的，是革命先烈們前仆後繼淌出來的，那這條道究竟好不好呢？
我想如果能摒棄偏見，老實評價今天中國取得的成就，所做的努力，所屹立的歷史位置，你自然能得出公正的結論。
**毋庸諱言，今天我們還有不少重大危機要處理，還有很多新問題出現了亟需解決，**比如中美競爭激烈化，貧富兩極分化問題，住房問題，貪腐問題，新生人口問題等，這些問題有些正在解決，有些正在出台政策措施，有些也已經取得了不錯的解決成效，還有些沒有解決眉目。
但我們確確實實經過這些年的努力和奮鬥已經闖入了第一梯隊，不論從經濟規模還是軍事實力以及政治影響力的角度來説，我們都處於第一梯隊，而且也是第一梯隊裏目前環境較好，未來前途也比較不錯的國家。
這一切的起始都跟六屆六中全會有關，都跟教員在這次大會上提出的思想路線有關。
所以説“六屆六中全會決定中國之命運”是一點都不誇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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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教員不僅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提出了“實事求是”這一思想路線的概念。
“實事求是”這四個樸實無華的大字，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就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國共產黨人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
馬克思和恩格斯沒有提過實事求是，因為這是個中國成語。
而實事求是，是教員用中國成語對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所作的高度概括。
【實事】指的是客觀世界存在的一切事務，【求】是指研究，【是】是指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既規律性。
簡而言之，就是從客觀實際出發，研究和探求事物的發展規律。
從狹義上來説，實事求是指出了一切成事的根本方法，是一種直指事物本質的思考路線，做事方法。
王明、博古這些能將馬列原著倒背如流的理論派，為何就是一直不能成事？中國革命由教條主義主導時為什麼會一直出現挫折？
就是因為，王明這些人把理論和中國實際分開了，蘇聯的革命理論來源於蘇聯的革命實踐，但這一套並不適用中國國情。
革命是幹實事，是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打天下的實踐，不是請客吃飯，閒人拉呱！説到底中國革命還是要靠中國人自己解決，中國的路還得中國人自己走。
如果理論脱離了實踐，理論不能服務革命實踐、指導實踐，反倒叫實踐去契合不符合當下革命實踐的理論、去削尖腦袋適應他人的經驗，這樣一個革命法，沒有不失敗的道理。而且這也不符合馬列主義基本觀點和原理，更不符合毛澤東思想。
誰要違背了這一基本原理，誰就會犯錯，沒有人可以例外。
只有當一套符合中國當下實際的基於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的革命理論出現後，中國革命才能走向勝利，不然就要一直碰壁。
為何一定是馬列主義為基礎呢？這是由馬列主義科學性、人民性、實踐性、發展開放性的本質特性決定的，本文就不展開説了。
而這需要中國革命經驗的積累，也需要關鍵人物的總結，發展革命理論。
毛澤東就是這個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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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屆六中全會，教員在黨內確立鞏固了領導地位，批判了教條主義，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提出了實事求是這一思想路線，正是有如此大的理論創新，才能説“六屆六中全會”決定了中國命運。
相比之下，教員都沒有閒工夫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收拾王明，而王明也靠識時務暫時躲過了一劫，並沒有被批鬥太狠。
然而事物都是發展的，教員雖然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了這些重要理論和觀點，但在當時並沒有引起爆炸性的效果。
因為教條主義並沒有一下就接受教員的思想路線，而那些對馬列基本原理掌握不深的代表，也很難抓住要點。
對於這一點，教員説不失落那是假的，但只要參會代表們知曉以後誰是老大，要聽誰的就行了，後面這些事都能一步一步解決。
六屆六中全會是一個起點，後面的工作還有很多。
而王明也註定不能就這麼輕鬆逃過，對他的批鬥也才剛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