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節追思父親：愛國愛家，無私奉獻_風聞

我一生交往世界級的學者以數十計，出生卑微而又天才好學的當數我的父親。父親平凡又傳奇的經歷，見證了中國實業開創的艱難歷史，以及抗戰和建設的曲折歷程。象牙塔的學者必須謙卑，理解什麼是“高手在民間”。

我父親陳秉陽，1916年生於浙江鄞縣柴橋鎮（如今是浙江寧波的北侖區）一個貧困文盲的鞋匠家庭。三歲喪母，寄養窮人家“在雞屎狗屎中爬滾長大”（父親回憶錄的原話）。他五歲開始放羊砍柴，十歲跟大哥去狀元企業家張騫辦的南通大生紗廠子弟小學讀了四年書，中間跳了一級，讀到五年級。父親是年齡最大，最窮，卻是成績最好的學生。不但學費全免，還靠給富學生做習題來換取午餐充飢。即便如此，也因家貧輟學。十四歲就去中藥鋪學徒，起早貪黑打雜。父親英俊好學，被一位中學女英語老師發現，推薦給剛從德國留學回國，任南通職工醫院院長兼南通醫學院教授的陳端白醫生做助理。1935年十九歲跟隨陳博士轉到漢陽兵工廠任醫院院長，當內科助理醫生。父親絡腮鬍子，身材魁梧，完全沒有我的瘦弱身材。父親在漢陽游泳數過長江，晚上去夜校補習英文，結識後來成為地下黨員的小學教師張一之，成為終身好友。後來多次讓張一之在學生運動中躲在我家，逃避特務追捕。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父親放棄優厚待遇報名從軍，二十一歲在衞立煌的部隊當軍醫，參加北平宛平戰役，山西忻口和太原戰役。部隊傷亡慘重，父親勇敢搶救傷員，以軍功從連級中尉軍醫升到團級少校衞生隊長。1940年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讓蔣介石震驚八路軍的發展，停發八路軍經費和彈藥，發動了皖南事變。抗戰中衞立煌和八路軍的朱德交好，也引起蔣介石警惕。1941年日本東條英機發動中條山戰役以確保華北日佔區，蔣介石臨陣換將，用何應欽取代衞立煌指揮山西國軍，結果國軍大敗。日軍10萬進攻國軍18萬，日軍以傷亡數千的代價，大敗國軍十幾萬。父親在敗軍打散後，遊過黃河，輾轉回到後方昆明，在紅十字會外科醫院當醫生，搶救緬甸戰爭的傷員。剛從新加坡逃離緬甸回國的外婆在昆明病倒，巧遇父親熱情相助。外婆和母親都被父親的赤忱感動，父母危難中的感情得到外婆外公的祝福。1942年父母在成都結婚時，父親又結識了廣大華行成都分行的經理，地下黨員張平。1944年母親在重慶生我時，父親在建築公司工作，非常辛苦。張平邀請父親加入廣大華行重慶分行，**兩年後即從營業部主任，升到重慶分行經理，**開創父親人生的一段最高境界。我問過抗戰中國軍和八路軍的比較。父親説他的驚訝是國軍節節敗退之時，八路軍節節深入敵後，兩軍相向而行。他最氣憤的是兵敗回大後方之後，發現“前方吃緊，後方緊吃”。所以，後來我父親對國共兩黨的認識，終身不改。這也影響我的歷史觀。

廣大華行原是上海幾個抗日青年集資辦的合夥企業，從經營藥品器材的採購開始。主要創始人盧緒章也是浙江鄞縣人，十四歲小學畢業到上海學徒，夜校補習英文，結識幾個抗日青年。1937年入黨，1940年在劉曉陪同下在重慶紅巖八路軍辦事處晉見周恩來，以後直接受周恩來領導，單線聯繫。1945年毛澤東來重慶談判時，周恩來把盧緒章引見給毛澤東，稱讚他做得好。盧緒章成為中共歷史上最成功的企業家，業績超過同鄉包玉剛。廣大華行也是中共歷史上最大的國際情報網，商業分支機構從國內主要城市擴展到香港，台灣，美國，日本。從企業盈利中秘密給中共提供的資金，成為周恩來的小金庫。數量超過國民黨抗戰初期給中共的軍費，以及歷史上蘇聯共產國際給中共的援助。廣大華行在1942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把總部從上海移到重慶。同時佈局成都，昆明，貴陽，蘭州，和美國，蘇聯，國民黨各派系都打交道，買通飛行員，投機黃金交易，把利潤購買藥品和器材送往解放區。地下黨員人數很少，多數運作依靠黨外人士操作。我父親後來陸續給我透露了當年的運作機制，所以，我從四歲起就目睹金融的投機交易，驚奇的是中共的金融投機家竟然是父親那樣的無私奉獻者。解放後地下黨員的股份全部交給組織。

我父親有驚人的自學能力。他寫的一手好字，算盤和英文打字都速度飛快。他又多才多藝，是極好的男中音，京劇演青衣，樂器精通笛子，二胡，口琴，以及吹口哨。體育除了游泳之外，還是踢毽子高手。所以父親交友極廣，只是答應母親，婚後不再跳舞。所以父親人緣極好。每次國民黨特務抓捕共產黨，地方保長都會給我父親通風報信，讓他躲避，或找人説情。1948年11月，解放軍三大戰役開始，全國解放在即。周恩來指示盧緒章將廣大華行的地下黨員全部撤離，結束廣大華行業務，併入香港華潤公司。重慶分行的清理業務交給我父親處理。我5歲前後最清楚的記憶之一，是重慶解放前後，盧緒章已經在上海露面，成為上海新中國的政府官員。重慶的國民黨特務和解放軍先後抓捕我父親。國民黨認定父親是共產黨，解放軍認為父親是國民黨。盧緒章從上海打電報到重慶軍管會，我父親才得以獲釋。解放後，父親的幾位地下黨員領導受歷次運動牽連，也使父親的歷史和成分都成為歷史問題，影響到我在科大和科學院的工作安排。1984年鄧小平請盧緒章出山任寧波的顧問。1994年外經貿部委託北大歷史系調研盧緒章和廣大華行的歷史，並於1999年出書。我父親的“歷史問題”和我的階級出身問題，總算告一歷史段落。我發現，廣大華行的公司治理，遠超目前國企改革模仿的新加坡的淡馬錫模式，以後再請國內管理學的朋友研究。

父親行俠仗義，臨危不懼。我七歲時，隨父母乘船去江蘇探親，在三峽中翻船。事發時我正在木船船頭看對面軍艦開過捲起的巨浪，突然被父親抓住拋入捆綁拖載木船的郵輪上。緊接着父親又去搶救一對母子，腳被撞傷。父親沒有時間搶救我家行李，任其掉入江中，失去母親的積蓄和父親的學歷證件。夜晚又遇狼羣包圍江邊待援的船民，父親指揮大家堆積雜物點火驅散野狼。後來我在文革中多次遇險，在黃山搭新兵的軍車翻車，在江蘇調停造反派的武鬥被兩派抓捕，在眉山當鐵路工人時遇兩派武鬥造成的動亂，學會鐵道游擊隊的趴火車跳火車。我多次在生死線上閃過之後大笑不止，知難而進，臨危見機，是父親給我的身教和家傳。歐美所見的社會動亂，和中國親歷的歷史變革，乃小浪見大風也。

重慶潮濕，我在重慶不斷生病，使全家決然拋棄重慶積累的全部財產，1953年我九歲時遷居上海。父親考入國營的上海醫藥公司當營業員。這才發現廣大藥房結束後，父親響應劉少奇的號召，繼續經營廣大華行留下的藥房和藥廠，竟然失去“工人階級”的成分。儘管父親無償轉讓地下黨發給的遣散費換來的股份，卻成為地下黨的“資方代理人”。無論父親如何成為勞模和先進工作者，也無法入黨提幹。為此影響我在中科大和科學院的專業選擇，不得從事保密研究。我家兩代六口人在上海住在12平米（其中3平米是過道）的老屋中近四十年。經濟困難。父親希望我去唸技校，減輕家庭負擔。母親卻堅持四個孩子都必須上大學。父親一生都聽母親在大事上的決斷。

為子女平等教育的目標，全家的辛勞都集中在父親身上。父親動作之快，從早上起來倒馬桶，買菜，做飯，到背妹妹上幼兒園，然後上班。下班回來做飯，給孩子們洗澡，洗衣，幾乎所有的家務，都讓父親包了。天天留給孩子們的要求只有一條，讀書，讀書，再讀書。大學裏，我被農村同學批判脱離實際，城市貧民和農村子弟的階層差異，居然是父母督促子女求學造成的。文革中，母親因外公的“海外關係”而牽連（其實1948年後就斷了音訊），父親則為抗戰經歷加入國軍而非八路軍而一再檢討。但父母都對新中國的曲折沒有動搖。因為他們都是孤兒出身。我們家不是富貴人家子弟，我讀北京中國科技大學的獎學金是每月14元。夠飯錢，沒有零用錢。所以，大學每週平均花七小時補衣服。留法的科學家嚴濟慈在家裏接見滿身補丁衣服的窮學生，成為忘年交。沒有新中國，我不可能讀大學，甚至出國留學。

我出國後，擔任留美經濟學會會長，好友楊小凱的家庭是知識分子幹部。他多次試圖説服我接受西方的民主憲政，我只是從理論上爭論，沒有告訴他我的家世。楊小凱和我是研究斯密定理的錚友和競爭者。他用科斯的交易成本和角點解來修正新古典，我用非線性動力學和演化經濟學來顛覆新古典經濟學，對資本主義的歷史有不同的解讀。不幸楊小凱後來患了癌症，病重時皈依了基督教。我未能幫助楊小凱理解斯密問題的實質，至今是個遺憾。社會科學的研究，不可能脱離個人的經歷。

父親為國為家無私奉獻，卻始終以為自己的過失耽誤了子女前途。我在大學裏多次寫家史的檢討，曾經羨慕過革命幹部和知識分子的家庭。但是四清和文革的社會大學，讓我理解了毛澤東的初衷，為什麼知識分子要和工人農民相結合。我在世界上講學和旅行，去過六大洲四十多個國家，最終認同馬克思和毛澤東消滅三大差別的理想。

父親晚年的遺囑説：“我一生幸勞，愧無成就”。我讀了非常心疼。我在父親晚年多次告慰父親，是父親成就了我的事業和母親對我的期望。因為我和母親一樣喜愛文學，也和父親一樣喜歡音樂。如果父親事業順利，生活無憂，我多半會成為類似賈寶玉那樣的公子，不可能發奮圖強。歷史上的文學家，科學家，改革家，許多人都是環境逼出來的。

今天是清明節的第二天，在我祭奠母親和外公之後，我回憶父親的一生，不禁潸然淚下。我要對父親在天之靈説一聲，世界上真的有天生的共產主義者，為國為家，無私奉獻。中華民族的復興，不能忘卻普通人的歷史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