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一億總中流”的幻夢、現實與未來_風聞
心之龙城飞将-04-08 23:20
2023年04月08日 18:36 《財經》雜誌
20世紀80年代,日本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隨之出現了形容這種現象的流行語“格差社會”。其實,從“格差社會”一詞回首過往,儘管當時很多人沒有發現貧富差距的擴大,但實則存在已久
文 |橋本健二
當今日本,“一億總中流”(“中流”意為“中產”——編者)已成為一種令人懷念的説法了。“一億總中流”曾經有過,至少人們在心底裏相信其存在過,如今它已不復存在,也沒有人再相信。無論是從生活富足程度還是生活方式的角度來看,“一億總中流”都可以緊密地將各種各樣的日本人聯繫在一起。
在20世紀80年代之前,“一億總中流”已經變成了一種日本社會中的常識。社會科學研究者也同樣就這一點達成了共識。和美國一樣,學者們幾乎不再使用表示人們之間存在差距的“階級”一詞。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社會貧富差距不斷擴大,隨之出現了形容這種現象的流行語“格差社會”。其實,從“格差社會”一詞回首過往,儘管當時很多人沒有發現貧富差距的擴大,但實則存在已久。
最終將人們從“一億總中流”的幻想中拉回現實的,正是新冠肺炎疫情。新冠肺炎疫情在日本對不同人羣帶來的衝擊和影響並不是無差別的。
日本人為何認為自己屬於“中流”
日本人相信的確存在過“一億總中流”的時代。當然,這個時代也存在相當大的社會差距。但是大多數人如果被問到所屬社會階層,都會回答自己屬於“中層”。當時的民眾對於“日本人的九成是中流”這種説法深信不疑。
形成這樣的局面,主要有以下原因。首先,提問方式會誘導人們回答自己屬於“中層”。畢竟人們對自己在社會中究竟處於“上層”“中層”還是“下層”,沒有明確認識。如果被問到屬於哪一個階層,無法明確作答的人比較多。但是,如果一定要從中選擇一個,一般人會使用排除法,去掉“上層”和“下層”,選擇“中層”。
其次,在號稱存在“一億總中流”的20世紀70年代後期,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持續十幾年之後,實際社會差距變小了。大部分人的收入隨着經濟高速增長而增加,生活水平達到了過去的“中流”水平。因此,即使説日本社會有“一億總中流”,也毫無疑問。
再次,人們其實不知道自己的生活水平在整個社會中處於何種位置。因為生活變化很大,所以和平時不見面、學歷和職業都不同的人相比,無法判斷自己的生活水平是高還是低。富人不知道自己比別人富裕,窮人不知道自己比別人貧窮。因此,很多人即使被人説“你處於‘中層’”,也不會有任何疑問。
於是,人們大多把成為“中流”作為人生理想。與古希臘哲學家、魯濱遜·克魯索的父親以及日本近代的思想家一樣,人們認為“中”就是好的狀態,大部分人處於“中間”位置的社會就是好的社會。因此,“一億總中流”成為大多數人為之奮鬥的目標,也被大家欣然接受和認同。
但是在那之後,經濟差距持續擴大,進入21世紀後,貧富差距擴大、貧困階層人數增多這樣的事實已無法被繼續掩蓋。於是,人們開始正確認識自己究竟處於社會中的何種位置。富裕的人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富裕,而貧窮的人也知道自己處於貧困階層。在這樣的發展背景下,人們不再相信“總中流”論。既然人們對貧富差距的認識和意識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差距擴大的現實面前,再讓人們去相信“自己屬於中流”幾乎不可能。對於大多數人來説,“中流”是理想的狀況,能夠相信“自己屬於中流”的社會只能是理想的社會。但是,如果不改變貧富差距擴大的現狀,也就是説不縮小差距、消除貧困,就不可能實現這樣的理想社會。
“中流”再生與新“總中流”社會
大多數人能實際感受到自己屬於“中流”的社會被稱為新“總中流”社會。為了實現這個社會,究竟怎樣做才好?
擴大舊中產階級的規模以及新中產階級的範圍是可能的。另外,還可以縮小新舊中產階級和其他階級之間的差距。這樣的話,與今天相比會有更多的人成為“中流”,或者切實感受到自身屬於“中流”。
具體分兩個方面考慮。首先是擴大“中流”的範圍。在現代日本,舊中產階級的減少較為突出,其比例僅為11.8%,共約751萬人,而且包含了相當多的個體勞動者。內閣府2019年的調查顯示,雖然就業形態顯示的是個體經營者,但事實上既沒有實際店鋪,也沒有僱用員工的人,在建築業達到了40.4萬人,批發零售業有21萬人,共計達到了200.3萬人。這其中也包括學術研究、專業技術服務業、信息通信業等專業性較高的從業者。大部分從事銷售、服務業與體力勞動,非正式職工較多。從這點來看,實際上舊中產階級已經在大幅度減少,估計僅有10%,和1992年相比其實都不到一半。
由於個體經營者的減少,社會失去的東西也開始增多。地方商業街的店鋪相繼停業,購物開始變得不方便。便捷又價格便宜的小電器店、施工人員等也都逐漸消失了。還有實惠可口、具有季節特點的手工料理店也在消失。與此同時,農田被遺棄,自然景觀被破壞的現象可謂層出不窮。事實上,多樣化個體經營者的存在對於豐富我們的生活有着重要意義。個體經營部門,具有超越經濟效率以及緩和大資本帶來巨大壓力的社會意義。加大對個體營業者的援助,以及幫助工人階級自主地向舊中產階級流動,對整個社會的發展有着積極作用。因此,我們至少可以通過減緩舊中產階級減少的方式來擴大“中流”的範圍。
對於新中產階級,我們首先希望縮短其勞動時間。長久以來,日本人的拼命加班已成為常態,縮短勞動時間的進程非常緩慢。儘管從統計數據上看勞動時間是縮短了,但實際上其中很大一部分的勞動時間是由非正式職工的增加所填補的,真正勞動時間的多少很難正確把握。如果能真的縮短勞動時間,也會有更多的人加入新中產階級的隊伍工作。當然,這也是有限度的。
新中產階級即使在現在,也不是按照自己自由決定的工作方式去工作的,能力和經驗也沒有完全發揮。在這樣的情況下,很難説他們完全調動了工作熱情。另一方面,工人階級更為不自由,處於一種無法從“被邊緣的勞動”脱離出來的境況。也正因如此,工人階級才想升職為管理人員,同時希望子女通過上大學可以晉升為新中產階級。其實,還可以有別的改善途徑,如熊澤誠指出的那樣,嘗試“改善工人整體的工作條件”,同時加強對工人階級工作方式和勞動條件的改善,制止勞動簡單化,推進能力開發。
其次是儘可能保持“中流”的生活水平。我們不可能把所有人都變為中產階級。但是,可以儘可能讓所有人保持“中流”的生活水平。方法有很多,例如,消除正式職工和非正式職工的工資差距,實現平等待遇原則。同樣,男性和女性之間、大學畢業生和非大學畢業生之間也有必要實現平等待遇,還可以通過大幅提高最低工資來實現收入的增加。如果工資差距縮小,與現狀相比收入再分配的必要性就會變小。但是,考慮到股東和部分經營者獲得鉅額收入的現狀,還是有必要進行收入再分配。提高所得税的累進制,通過引入資產税和加大繼承税的税率來提高富裕階層的實際税率等都是有效的做法。
此外,社會保障的作用也很大。新中產階級的相當一部分隨着退休而從“中流”的生活水準中滑落下來。舊中產階級同樣在退休後,大半都無法維持“中流”生活水準。退休後工人階級的生活更是困難。生活困難的個人和家庭,可以申請最低生活保障補助,但是仍然有很多未被最低生活保障體系覆蓋的人羣。最低生活保障補助的使用率(處於貧困狀態的人中,可以享受最低生活保障補助的人的比例)僅有20%左右,處於較低水平。當然原因有很多,有行政效率的低下,也有來自周圍人對領取最低生活保障補助人的看法等。但最大的原因,還是領取該補助的條件過於苛刻,需要滿足不能有一個月以上存款的條件。
如今“中流”的使命
那麼,為了使“中流”能夠再生以及新“總中流”社會得以實現,現在身為“中流”的人們應該做些什麼呢?需要明確的是,“中流”的內部絕對不是鐵板一塊,如今“中流”的內部已明顯呈分裂狀態。例如,“中流右翼”“中流自由主義派”二者的想法也完全不同。
“中流右翼”並不承認差距擴大的事實,認為貧困是自己的錯,這種自我責任論的傾向很強,所以也不會贊同實現新“總中流”社會的目標。他們是階級社會中的居民,滿足於自己在階級社會中處於相對上層的地位。因此,如果只是呼籲,可以説是徒勞的。
而“中流自由主義派”明確認識到了差距擴大的事實,也認為差距擴大是問題,支持收入再分配政策。他們並不認同排外主義,對少數派表示理解;對於放寬經濟限制持批判態度,支持零核電的人也很多。他們是古德納所説的“批判言論文化”的旗手,是實現新“總中流”社會的中心力量。但是,雖説他們是“中流”中的最大勢力,也只不過勉強佔了“中流”整體將近一半,其實也很弱。如果不把位於中間位置的“中流保守派”吸納進來,就很難實現目標。
如果“中流保守派”與“中流自由主義派”聯合起來,會是怎樣的情況呢?“中流保守派”對自我責任論持否定態度,在不否定政府介入經濟這一點上,與“中流自由主義派”是共通的。但是,他們在對收入再分配政策持消極態度這一點上,與“中流自由主義派”的差異很大。他們認為雖然自己不支持自我責任論,但也沒有必要特意通過收入再分配來縮小差距,通過增加税金的方式可能並不受人歡迎。
如果想讓“中流自由主義派”和“中流保守派”為了實現新“總中流”社會達成共識,恐怕也需要“中流自由主義派”方面的讓步。關於收入再分配也可以在雙方達成協議的基礎上逐步推進。
“中流自由主義派”和“中流保守派”之間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區別,但並不是像“中流右翼”和“中流自由主義派”那樣,有着極端對立的關係。至少二者對於實現新“總中流”社會這一目標不存在分歧。另外,二者對於政黨的支持,也並不是完全對立。以“中流自由主義派”為中心,找到與“中流保守派”的共同點,在這裏組建由其他階級中持有“自由主義派”和“穩健保守派”觀點的人構成的政治勢力,也絕非無法實現。
《中流崩壞》,(日)橋本健二著,郭佩譯,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2022年6月
(本文摘編自該書“前言”與第六章,標題為編者所擬;編輯:臧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