輿論場應該少一些“注水宣傳”_風聞

最近發生在網上的兩件事情，一件是**“孫國友跪地求水事件”，一件是“陳志龍怒噴領導事件”，雖然是兩件事，但本質上都有着相似性，即在互聯網環境下對於輿論事件報道的“注水性質”**。

我之所以對這兩件事情遲遲不發聲，就是要讓子彈飛一會兒，要等事情能夠被更全面的觀測到，這樣才不會做出錯誤的判斷。

實際上，無論是跪地求水還是怒噴領導，最開始的時候也是有些觸動我的，但旋即又覺得怪怪的。這種怪怪的感覺倒不是抬槓心理所致，而是在對事情梗概進行簡要梳理之後，覺得其輿論場反應的奇怪。

比如孫這件事情，本質上來説就是一場商業糾紛，問題的關鍵在於雙方約定的送水事宜是否得到了履行。但輿論場上卻將孫包裝成“治沙英雄”，用一種近乎脱節的高帽子賦予其珠穆朗瑪峯的道德高度。這就讓我覺得十分錯愕，因為輿論的焦點偏離了事情的本質。

又比如陳志龍這件事情，兩個領導的愚蠢愚蠢到了一種近乎爽文的模板範式，而羣裏同事對於陳志龍的支持又體現出一種過於不真實的高度統一性。這都有違職場常識。

再加上沒有更為直接的證據鏈佐證兩者所企圖在輿論場上表達的情緒內涵，因此我很快就冷靜下來，對這兩件事情抱觀察態度。

實際上，評估一個互聯網輿論事件是否偏離真實性，首要的就是要看**“它所呈現出的事實本身”與“它所表達出的情緒”**之間是否存在極大的偏差。

這需要我們無論是對事還是對人，都要進行更深入的思考。

就比如孫國友，如果他真的是一個如網友所描述的，不追求資本回報，只追求環保的治沙英雄，那麼從底層邏輯出發，他不可能在這件事情上如此歇斯底里。他會很憤怒，但不應該如此抓狂。抓狂跟憤怒是不同的，抓狂代表着利益受損，憤怒也許只是精神上的某種潔癖被觸動。

非要把孫國友跟伊文斯類比，那並不科學，我相信孫國友在心智上一定比伊文斯這種腦癱白左要成熟不少。更多是從商人的投資+回報的邏輯出發，當這片林地因為缺水而樹木面臨死亡危機時，他變得抓狂了。

而從對事的角度去説，孫國友種樹的行為與真正的治沙還是想去甚遠。這與他種的樹到底具不具有很高的商業價值無關，關鍵在於他種的樹到底對於當地的治沙有多大作用，是不是其主要目的。

實際上，系統性治沙的成本絕對不是孫國友這種經濟個體可以承擔的。即便是鼓勵個體大規模地種樹，也是建立在國家給足了相應的補貼，降低了個體風險的前提下。

這就如同我們承認民營企業很難大範圍承擔基礎設施項目一樣。

越是貧瘠的地方，種樹治沙的沉沒成本就越高。孫國友如果真有這種大無畏的，賠光了底褲也要往裏面投沉沒成本的精神的話，我建議拿出能夠説服人的證據。

如果不能，在違背事實的前提下，利用“治沙英雄”的形象去包裝自己，去借助互聯網做“注水宣傳”，雖然短期內可以博得眼球，但從長期來看，一定是損傷孫國友自身形象和利益的。

同樣的道理也在陳志龍身上，雖然自導自演一齣戲，迎合了當下某些打工人苦逼的心態，但當人們清楚這是一個假新聞的時候，這種被欺騙的感覺也會發酵成情緒，使得大眾對於苦逼打工人的同情心被逐漸消磨殆盡。

狼來了的故事大家都清楚，拋開事實不談，草原上總是有“狼來了”的風險的，但為何最後人們還是不信那個小孩的話呢？那就是因為狼來了很煩，被人當猴耍了更煩。

在我看來，如果要通過媒體輿論解決社會問題，實事求是是一個需要被尊重的大前提。

我在這裏不否定一定程度的渲染，但否定那些脱離實際的表演。這些表演過度地消耗着人們的善良之心，最後會讓人覺得善意的表達是一種很容易被打臉的行為，最終使得人們在表達善意時變得謹慎而精明。

這種脱離實際的表演，調動的是人們片面的情緒，激發的是二極管的心理。而對於任何社會來説，越多的二極管，就意味着更多的不和諧因素。只有把二極管搞得少少，把辯證思維搞得多多，一個社會才能具有相對健康的輿論環境。

當然我也理解，做媒體的要流量，要熱點，如果實事求是，流量和熱點可能就沒了。從流量的邏輯上來説，脱離實際的表演是必要的。但對於這點，我還是那句話：

你們是要短期的獲利還是長期的生態？

這就如同，你們是要無節制的資本主義演化，還是生態文明對於“藴藏”與“消耗”的動態平衡？

中國經濟狂飆二十年，缺失的、丟掉的就是一個“維護良好生態”的思維。

各行各業，無利不起早，無利不饕餮，內捲到毫無效率，卻自欺欺人人地把這種過度內卷的現象理解為一個社會的蒸蒸日上。

這是愚蠢的，也是為何我們在創新能力上始終有些後勁不足的原因。

而搞懂生態文明的核心理念，在於理解“生態”對於任何行業的重要性。

就做遊戲的，就要維護“生產好內容”的業界生態，而不是如同史老闆所開發的那種，騙氪、誘氪，把錢割到手上就可以躺贏的短期暴發户心態。

順便提一句，除了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去理解其在某個特定歷史階段的存在意義外，對於史玉柱這類商人我並無好感。特別是在需要全面轉向生態文明的當下，這種暴發户式的、竭澤而漁式的、猶太式的掠奪發展觀一定得好好批判批判。

同樣，對於現今媒體行業的某種不好的風氣，那種為了流量可以違背事實，可以各自定義，各自制造對立的操作方式，也是一種典型的暴發户心理。

而更可悲的是，在這樣缺乏生態思維的風氣中，某些自詡為大V的媒體人甚至迷上了比爛，認為只要我比XXX客觀，我就是對的。就像某些人的結晶粉，總是拿司馬南跟自己媒體戰士對比。

對此我只想説一句：“做人麻煩有點追求”。

如果哪天米哈遊開始拿騰訊跟網易來給自己開脱時，我一樣會看不起他。對於力求做好的人來説，很多時候，要麼與更優秀的人對比，要麼跟昨天的自己對比，比爛是絕對不可取的。

其實當下這個社會有着非常奇怪的地方，一方面強調狼性精神，要敢拼，敢闖；一方面又在思想上擺爛，各種破壞行業生態，重複着含無意義的內卷。

這恰恰説明我們社會當下的某些內卷是缺乏戰略高度，缺乏思想高度，缺乏哲學高度的。是一羣放棄思考，只求短期謀利的莽子的自我滿足。

這種高度的缺失，恰恰是我們與西方博弈中最具風險的精神軟肋，他會影響我們文化復興的節奏，會影響我們科技創新的底藴，更會影響我們在輿論場上與對面博弈的定力。

而這種高度的缺失，如鄭強教授所説，是源於我們的教育，具體地説是**“缺乏思維訓練的”，片面追求“篩選”**結果的基礎教育。

當然，教育方式的形成也是受經濟狂飆大背景的影響，這是一個特定的時間階段的特殊產物。我們對此應該客觀辯證地看待“經濟高速發展的二十年”，在肯定其經濟上的成就的同時，也要正視其對於精神文明進一步建設的阻力。

扯遠了，但總體來説，類似孫國友以及陳志龍這類注水宣傳的輿論事件，本質上反應的是這個社會浮躁的心態，反應的是媒體環境的生態與風氣的不良，以致於形成了鬧得兇才能得到關注的，短期投機的行為模式。

這種通過博眼球換流量的行為固然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但對於有着悠久文明史的中華民族來説，是不是應該拿出底氣和自信，嘗試去解決他？

如果此刻還在以西方社會為我們的社會治理標杆，那就是真正的喪失了文化自信，是不清楚我們目前很多問題都不再有解決的模板，需要自己摸索的現實。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對“生態”二字有所認知，要意識到維護行業生態的重要性。當我們的認識達到此種高度時，反過來看孫國友跟陳志龍的事情，就會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淡定感。

最後，輿論場上應該少一些注水宣傳，人心不可欺，欺詐成性，終會被其反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