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放花千樹：長征家族的光輝歷程_風聞

科工力量2023年04月10日 09:40:040人蔘與0評論// 作者 |青嵐

編者按：工業化，或許是文明史上最激動人心的奇蹟，工業化進程展開後的澎湃力量，足以在短時間裏改寫一個社會的經濟活動景觀，決定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軌跡。而中國，是人類工業化歷程的最新典範。本文為科工力量《中國工業化》專題系列第一部分《崢嶸歲月：從兩彈一星到星辰大海》的第三篇。

兩彈一星，是以掌握核武器、建立核威懾能力為目標的大科學工程，直接為新中國確保國家基本安全環境與獨立自主發展權的根本需求服務，這一工程的層級之高，佈局之廣，動員之深，使其深刻形塑了其後中國技術進步的戰略傳統。

兩彈一星，通常被理解為包括原子彈、氫彈和人造衞星，如第二代領導核心的總結：“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氫彈，沒有發射衞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正如上節所述，中國計算機產業，是在兩彈一星大工程牽引下起步成型，無獨有偶，中國船舶、冶金、電子等諸多重要產業的發展史，也與兩彈一星大工程有類似聯繫，在這些超級工程的配套產業中，為什麼人造衞星能夠脱穎而出，與氫彈原子彈並列，被歸納總結為“兩彈一星”這一概念？

人造衞星，實質上是中國航天產業的代表，而軍事航天，在兩彈一星大工程中，與掌握核技術的重要性不相上下，有效的核威懾能力，除了核彈以外，還離不開投送核彈的運載工具，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這種運載工具必須是火箭。

在核工業系統鋪開兩彈研製的同時，航天工業系統，也在錢學森先生的卓越技術領導下，展開了中遠程彈道導彈研製工作，從蘇聯援助的酒精燃料P-2開始起步，創造了“八年四彈”的型號工程管理奇蹟，使遠程導彈東風4號與洲際導彈東風5號基本趕上了第一代核武器研製進度，中國甚至完成了人類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兩彈（核彈頭、彈道導彈）結合實彈試射。

由於技術特徵相近，美蘇法等大國的民用航天載具，早期均與彈道導彈有直接承襲關係，中國也不例外。

以東風4號為基礎改裝的長征一號運載火箭，於1970年4月24日在酒泉衞星發射中心成功發射，將東方紅一號衞星送入軌道，使中國成為繼美蘇法日之後，世界上第五個獨立研製併發射人造地球衞星的國家。

其後三十多年間中國航天的主力運載火箭型譜，長征二號、三號、四號，也均脱胎於東風5號洲際導彈的技術基礎。

與核工業和其他諸多工業部門在打開國門後，經歷的蕭條、蓄勢、迎頭趕上三部曲相比，中國航天產業生態演變相對緩和，從需求端看，這一時期衞星應用平台的技術進步，還不足以對運載火箭發展形成牽引，更通俗地説，長二等第一代實用性運載火箭，性能依然“夠用”，從供給端來看，航天領域極低生產批量的特點，限制了技術進步的規模效應發揮，人力投入佔比更為密集，中國航天由於人力成本和設備工裝成本優勢，發射報價甚至遠優於歐美先進火箭，在國際商業發射市場競爭力毫不遜色，可以通俗總結為“好用”。

航天產業供給需求的特徵，是東風5號的衍生型運載火箭，能夠數十年擔綱主力的根本原因。

直到2006年，在新的《國家中長期科學與技術發展規劃綱要》中，赫然出現了新一代運載火箭的重大專項規劃，強調“要全面提高運載火箭的性能和可靠性，開發新一代無毒，無污染，高性能和低成本的運載火箭，增強參與國際商業服務的能力”。

運載工具的更新換代決策，同樣來自於航天產業供給需求兩端的變化。

在需求端，空間站、大型化衞星、深空探測等大重量載荷，對運載火箭運力提出了超出原有平台性能挖潛極限的要求，在供給端，美國歐洲等發達國家航天產業，出現了以SPACE X為代表的私營初創公司身影，以商業航天企業提供低成本運力服務，這一新的產業發展模式呼之欲出，中國航天，也必須搭上變革的浪潮。

顯而易見，新一代運載火箭，在高端要提高運力，在低端要降低成本。

被特殊的供需結構“庇護”了數十年的中國航天產業，需要一次大的升級，幸運的是，隨着新世紀以來中國工業化“第三波”發展戰略的打磨成熟，中國航天的轉型升級中，無需承擔為發展模式“試錯尋優”的額外成本，反而能得到學術與產業界高水平配套能力的“紅利”。

此外，正是由於產業演進過程的相對穩定，使得中國航天產業通過人才梯隊有序傳承，較多保存了組織基因中諸多寶貴傳統，對於新時期的產業趕超而言，這種無形財富價值重大。

基於上述原因，本節更多內容，將聚焦於航天產業轉型升級的細部信息。

01

新一代運載火箭全部亮相

近年相繼實現亮相首飛的新一代火箭型號中，長征五號、長征七號，顯然着眼於滿足大運力、高可靠的高端需求，長6，則填補了低軌道小型載荷的低成本發射需求，而中等運力、低成本這一商業航天最主流的需求分層，又將由哪款型號來滿足？

2020年12月22日，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的新成員—長征八號，在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順利起飛，將五顆衞星送入預定軌道，首次任務取得圓滿成功。

至此，第十三個五年計劃中航天領域規劃的新一代運載火箭已經全部亮相。

在新一代運載火箭系中，長征八號和此前亮相的長征七號同為中型運載火箭，箭體構型看上去也十分相近，事實上，長征八號本就脱胎於長征七號的發展型CZ-722S (HO)方案，可以通俗理解為長征七號的“簡配版”，去掉一半助推器，去掉新一代YF-115二級模塊，移植上一代長征三號火箭的YF-75氫氧子級。

既然如此，長征八號為什麼有資格“開門立户”，成為一個全新的長征系列型號？

好飯不怕晚，最後亮相，技術上似乎也最不起眼的長征八號，由於面向中等運力商業需求，卻可能是未來長征火箭家族中的絕對主力，在官方介紹中，也毫不掩飾這樣的定位，“中低軌主流衞星發射任務將主要採用新一代中型運載火箭CZ-8完成。”

之所以能獲得這樣的地位，就不能不談到長八的兩大特殊之處。

第一，填補能力斷檔。

“填補能力斷檔”是長征八號立項時就確定的目標，在當時，太陽同步軌道這類特殊軌道的發射需求，讓長征系列運載火箭應對起來頗為尷尬，中型火箭運力不足，大型火箭運力過剩，形成了性能覆蓋的“斷檔”，而太陽同步軌道的發射需求未來又非常巨大，根據立項時的估計，到2030年前後，國內還將會有200多次太陽同步軌道發射任務，佔到所有航天發射計劃的一半以上。

為什麼如此多衞星要扎堆在太陽同步軌道（SSO）？簡而言之，這類傾角大於90度，與地球赤道面近乎垂直的軌道，通過高度和傾角的參數精心搭配，能夠實現這樣一種軌道學效果，即衞星總在每天大體相同的時間掠過地面上的同一地點，這個特點意味着獲取的遙感數據有很好的可比性和規範性，對於對地觀測和氣象預報，有着巨大的實用價值。

在平時，太陽同步軌道衞星能夠以規律的間隔監測目標地區，離得近看得清，較低的軌道高度也使無論光學、紅外還是雷達等遙感手段，都能以更小的代價提供高分辨率數據。而在出現突發事件的時候，較低的軌道高度也使衞星入軌週期較短，能夠適應應急指揮或者臨時補網的需求，當天發射，當天就對目標地區實現觀測。

從以上描述不難看出，太陽同步軌道堪稱衞星對地遙感這一應用需求的“黃金軌道”。

如果把"精品"火箭長五、長七比作駿馬的話，那麼長八服役後，則將擔當起日常勞作的騾子角色，默默無聞服務好未來頻繁的太陽同步軌道中等運力發射需求，由於SSO軌道的特殊性，入軌必須克服地球自轉的影響，發射場緯度越高反而越有利，因此未來太原、酒泉等高緯度發射場也會承擔長征八號任務。

第二，牽引產業改造。

從長征八號的騾子定位，也就自然延申到了這一型號的另一特殊意義，那就是為低成本火箭技術“探路”。

説到低成本火箭，人們第一反應多半是當今正如日中天的SPACE X公司，堪稱視覺奇觀的獵鷹9火箭回收過程，使之佔據了公眾對商業航天的全部認知，在短短几年內已經以超高性價比，在國際商業發射市場確立了絕對優勢地位，儼然已經成為美國技術領導力的新代言。

長征八號，正是中國航天產業對於商業航天浪潮的回應，擔當着低成本火箭技術“探路者”的重任，SPACE X公司火箭上的一系列可回收關鍵技術，包括可大範圍調節推力的發動機、着陸緩衝裝置、回收制導控制系統，都已經列入長征八號回收型的研製規劃。

而在媒體喧囂之外，SPACE X公司的生產研發流程創新，同樣是低成本火箭技術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甚至意義較垂直回收路線的具體知識專利更為重大，就如同福特T型車之於現代汽車工業的意義，並不在於其性能本身，而在於其對生產組織管理過程的重大變革。

長期以來，無論國內還是國外，航天研製生產流程都是以“科研”為中心，可以通俗理解為類似定製改裝跑車，一個有經驗有技術的成熟改裝團隊，可以不惜代價精雕細刻，把改裝車打造為獨一無二的性能怪獸，但顯而易見，這樣的生產模式很難應對需求規模的增長。

2020年三四月份，包括“金牌”火箭長三乙在內，中國航天連續兩次發射失利，顯示出隨着發射任務的快速增長，這種傳統上“重設計，輕工藝，重科研，輕生產”的模式滿負荷乃至超負荷的運轉，已經隱隱觸及到了質量控制的效能極限。

長征八號項目未雨綢繆，正是意圖以新型號研製為牽引，摸索運載火箭生產流程、機制的重塑，實現從工匠作坊到現代化生產線的深刻轉型，按照規劃，上週首飛的長征八號基本構型又屬於“組合型”狀態，硬件上先沿用繼承成熟產品模塊，先行革新總體研製流程，引進數字化設計與分析技術，精簡非必要、高成本的試製環節，同時引入了競爭性招標、集中談判等現代管理機制，已經具備競標條件的箭上電氣系統和地面測發控系統，通過新機制採購成本各節約了50%、60%。

下一步，長八就將開展“融合型”狀態研製，保持基本構型不變，開始在生產製造環節的革新，重構成品模塊，打通工藝、工序、工裝的卡點，初步帶動形成中大型火箭的數字化敏捷生產，零部件通用化標準化。

就像炒大鍋菜和做小炒的差別，哪怕不做部件和工藝的優化調整，按照現有技術狀態，批量生產較零散的科研生產也有明顯經濟性，根據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所作的測算，一款火箭批量生產10發，通過熟悉工藝，節約工時，攤薄固定資產和研發費成本，就能夠比一次生產一枚的分散模式平均成本降低16%，如果生產批量達到50發，每發的成本會進一步降至初始水平的75%。

通過組合型、融合型、回收型的三步走，長征八號將小步快跑、從易到難、從量變到質變，牽引航天工業突破低成本火箭所必須的三大支撐要素：設計試驗方法、生產製造技術、回收複用技術。

02

SPACE X的成功

在長征八號向SPACE X虛心學習的時候，SPACE X的成功，卻也可能正是源於對中國式精益管理的借鑑。

埃隆·馬斯克，曾經談及為何SPACE X公司不申請火箭技術專利，直接與中國人扯上了關係，“我們不想給中國人知道關鍵，然後出現類似的產品競爭”（“we try not to provide a recipe by which China can copy us and we find our inventions coming right back at us.”）

不經意間，這位明星企業家對中國人在科技領域的趕超能力給予了變相的肯定。

其實在火箭垂直回收技術領域，SPACE X公司小步快跑、後發制人、聚焦集成創新的競爭風格，和中國航天人頗有異曲同工之妙，這或許也是馬斯克為何對中國同行如此戒備的原因。

80年代末期，美國戰略防禦計劃明確了建設低軌道反導攔截網的”智能卵石“方案，在太空中部署成千上萬顆殺手衞星待命，探測到蘇聯洲際導彈發射升空後，就在彈道中段變軌予以攔截，使美國本土”免疫“蘇聯核報復，獲得單方面的行動自由。

為了部署如此多衞星，美國人提出了配套的低成本運載火箭開發需求，麥道公司承接了研製任務，項目代號三角快帆，計劃以單級入軌垂直回收的技術路線，實現低成本航天發射。

該項目的成果DC-X驗證機，在90年代初期即成功演示了火箭垂直懸停着陸的可行性，儘管單級入軌因技術過於超前而無法實現，但DC-X作為90年代一系列所謂後航天飛機時代新技術探索中最成功的項目，對千禧年後的商業航天產生了深遠影響。

目前全球第一第二大富豪，傑夫·貝索斯和埃隆·馬斯克，在2000年美股互聯網泡沫後，不約而同開始投資商業航天，並且都試圖招攬DC-X研製團隊，掏錢更慷慨的貝索斯笑到了最後，依託這支現成團隊組建了藍色起源公司，自成立起，藍色起源就是一派武林名門的打法，慢條斯理端出一個個與傳統巨頭的合作方案，彰顯了商業航天龍頭老大的地位，彙集業內菁華的藍色起源公司，在2006年成功試飛戈達德號垂直起降驗證火箭後，2010年又再接再厲提交了兩級運載火箭垂直髮射，一子級海上平台垂直降落回收的重複使用方案，成為垂直起降可回收火箭（VTVL）演化史上的關鍵一步。

至於馬斯克，則劍走偏鋒，先是懷揣兩千萬美金，去俄羅斯求購三發退役洲際導彈，改裝後發射火星探測器，計劃失敗後，不得不在莫哈維沙漠的航天極客圈子裏東拼西湊，拉扯了一個好似墨西哥街邊樂隊（‘a mariachi band’）的草台班子自己搞火箭，好不容易做出來的獵鷹-1小火箭，前三次試射全部失敗，SPACE X的起步顯然遠不及藍色起源。

然而馬斯克“幹中學，學中幹”的競爭戰略，最終使SPACE X後來居上，先整合出小火箭，解決有無問題，通過起步項目磨合團隊，再向上跳躍，開發技術水平更高的平台，對於性能大幅飛躍的總體平台，在研製中拆解成一個個小模塊進行充分驗證，從縮比整體方案，到各個關鍵子系統，頗為符合錢學森提煉的中國式航天科研理念：“把故障消滅在地面上”…儘管技術基礎相差懸殊，但這套與美國傳統科研管理大異其趣的方法和風格，中國航天人聽起來可能會覺得尤為親切而有共鳴。

2015年，在與藍色起源的回收火箭專利糾紛獲勝後，SPACE X的獵鷹9可回收型正式開始了在商業發射市場的“大鬧天宮”，技術突破之後的快速迭代和媒體光環加持，使得在短短四五年之後，SPACE X就儼然從後發趕超的行業攪局者，變成了美國航天產業的霸主和科技能力代言。

對照SPACE X公司的發展歷程，儘管中國人在可重複使用火箭的研究上剛剛起步，但中國航天的傳統作風，仍然足以令人對其抱有樂觀預期。

更重要的，也常常被媒體所忽略的是，垂直起降（VTVL）只是可重複使用火箭這一領域眾多技術路線裏的一支，甚至遠遠不是低成本航天發射潛力最大的方向，在VTVL領域中國人虛心借鑑追趕的同時，在其他一些技術方向上中國人已經悄然走進了技術“無人區”。

反觀美國，可重用火箭中最“吃”老本，也就是傳統火箭姿控、動力、結構等技術積累的VTVL路線固然熱火朝天，但其他新技術方向則乏善可陳，與冷戰時期的研發規劃和勢頭比起來，甚至讓人有一蟹不如一蟹之感。

九十年代雄心勃勃的低成本單級入軌運載器X-33和三角快帆，都在NASA激烈的內部辦公室博弈中無疾而終，水平起降關鍵技術驗證平台X-34被扔進垃圾場任憑風吹雨打，千禧年後美國軍方與NASA眼花繚亂的高速平台及關鍵技術研究規劃，絕大部分規劃管理十分糟糕，往往在科研成果的0與1之間反覆循環，舊的項目多年延宕後悄然下馬，重新包裝再繼續從零開始。

相比之下，中國人在“其他”可回收火箭技術路線上則穩紮穩打，這些路線所涉及的許多共性基礎技術，如熱防護材料、大氣高速再入、小翼展高速滑翔控制、火箭基/渦輪機組合循環動力裝置，已經應用在如東風-17這樣的高超音速導彈上，在美國軍界政界已經引發了巨大的心理震撼。

按照目前在高超音速這一科技領域內中美俄三國的基礎和發展勢頭，儘管中國在部分可重用運載火箭這一領域需要埋頭追趕SPACE X，但在兩級可重用，組合動力重用這後續兩步上，完全有可能實現直道超車，領先於美國人實現發射成本的跨越式進步。

早在2017年，也就是長征八號火箭立項之初，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已經對外透露了我國商業航天發射的能力目標：每公斤有效載荷送入低地球軌道的價格約5000美元，發射準備週期一週；地球轉移軌道每公斤發射價格8000-10000美元；太陽同步軌道每千克發射價格5000-6000美元，發射準備週期10天，按照這個目標測算，主打太陽同步軌道任務的長征八號，單次發射報價大體會在2500-3000萬美元左右，這是一個非常有競爭力的價格，與以廉價著稱的印度極軌運載火箭PSLV相當，而運力則是PSLV的兩倍以上。

03

民營航天即將迎來第一個爆發期

在航天科技集團等國有巨頭向商業航天邁出實質性步伐的同時，近年來大量湧現的國內民營航天企業積累和蓄力也即將迎來第一個爆發期。

就在長征八號首飛的同時，位於浙江湖州的藍箭航天技術有限公司廠房內，中國民營航天的第一款大中型液體運載火箭——朱雀二號已經展開了一級動力系統集成試驗工作，作為民營航天的第一款液體動力火箭，朱雀二號箭體結構上借鑑了“國家隊”長征二號火箭的許多技術基礎，在繼承的基礎上更換全新研製的液氧甲烷動力。

儘管這個初啼的新生兒性能指標沒有什麼特別突出的地方，但正如SPACE X的第一款火箭獵鷹1一樣，只要火箭從PPT變成了真東西，真的飛上了宇宙，就標誌着民營航天真正磨礪出了一隻走過科研生產完整流程的工程隊伍，這款“其貌不揚”的朱雀二號，由於大部分部件屬於成熟產品，在實現批量生產後有望將發射入軌成本降低到每公斤5000美元以下，而在新型動力系統得到檢驗後，將繼續快速迭代，搭配出覆蓋各類運力需求的組合構型譜系，並且對箭體大幅動刀，沿着SPACE X業已探出的垂直回收重複使用技術路線發展，藍箭方面甚至表示，期望能將朱雀二號可回收版的發射成本，降到比獵鷹-9還低的水平。

從目前各主要航天國家發展勢頭看，美國在低成本商業航天領域無疑處於領跑地位，而中國在第二梯隊中則處於前列，隨着長八，朱雀等國家或民間渠道低成本火箭的出現和成熟，中國有望在這一賽道上甩開其他競爭者，至少確保第二的排位，甚至與美國在航天低成本運力上一較長短。

之所以有這樣的信心，乃是因為單項技術上，歐洲和日本等競爭者或許有獨到之處，但低成本運載火箭只是商業航天圖景的其中一塊拼板，空間科學和應用的規模是另一個決定性因素，火箭再好，沒有空間應用可供發射，在國際市場上你死我活爭奪SPACE X漏下的殘羹剩飯，這樣的航天產業當然是無法良性循環的。

空間應用方面，中國恰恰有着巨大優勢，如果説歐日俄印航天產業，需要擔心怎麼招攬生意，填滿每年幾發火箭的閒置運力，那麼中國人則在擔憂國內火箭產能不夠，無法消化未來十年巨大的航天發射需求。

正如上文所述，未來面向對地遙感需求的太陽同步軌道發射任務將佔據發射計劃的半壁江山，“高分”等對地遙感專項，只能説初步解決了對周邊地區偵察預警能力的有無問題，距離好用、耐用還有一定距離，重點地區的監測預警還有較大時間覆蓋漏洞，即便衞星觀察到的特定目標，完成整個星地通信，數據處理，跨部門交接，最後到達火箭軍等用户部門單位，整個作業流程效率還較為侷限。

未來面向國防等特殊需求的衞星，幾乎一定將出現成倍增長，在嚴酷的外部遏制壓力下，中國需要在太空偵察體系上儘快補課，補上乃至反超與美俄兩國在軌軍事資產存量的差距。

此外，在國民經濟中，對空間的需求也越來越大，馬斯克規模宏大的STARLINK互聯網星座已經開始大規模部署，而中國的類似巨型系統也已經醖釀多時，在我國《科技創新2030》規劃中安排的十五個重大專項中，就包括了天地一體化信息網絡專項，並專門組建了實施該工程的新央企平台—中國衞星網絡集團有限公司，不僅意圖實現與星鏈類似的網絡通信服務，還進一步規劃基於對地觀測和通聯網絡，實現城市管理的空前精細化和透明化。

至於美國人還沒有實質涉足的領域，中國人同樣在周密佈局，在重慶璧山，中國首個空間太陽能電站實驗基地建設項目已經啓動，未來成百上千噸的太空發電站，對於發射運力的需求更為驚人。

本節最後，值得對一個看似“務虛”的問題稍作探討，那就是，為何單位發射成本（美元/公斤）而非火箭的最大運力等指標，成為航天產業發展的競爭標杆？

物流成本，是理解人類文明史和政治史一個隱秘而重要的線索，中古時代的文明地理界限，往往取決於物質流與信息流能夠以什麼樣的成本傳送到什麼距離，從18世紀中後期英國對印度的征服，到19世紀中期對大清王朝的大規模遠征，大分化後的西方文明躍出其傳統地理邊界，向東投送力量，帶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過程，幾乎與同時期遠洋航海的物流成本下降同步。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的半個世紀裏，英國到東方的單位船運成本下降了幾乎三分之二，使英國棉布和鴉片能夠以決定性的規模湧入中國市場，改寫了貿易平衡，激起大清朝廷對通貨外流的巨大焦慮，而海運成本的下降，也同樣使英國的大規模武力投送越過了成本效益的臨界點（TIPPING POINT）。

在此之前，英國人對大清官民充滿通商做生意的“單純和善意”，希望一個個攜帶珍奇禮品的使團能夠感動韃靼人皇帝，賜予英國人更大的通商便利，而在武力投送具備現實可能後，英國人對大清的觀感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從1830年代英國僑民社區中風靡一時的威力展示論調（用三四艘風帆護衞艦截斷兩廣到長江口海運），到1840年規模龐大的“懲罰性遠征”，英國人的政策隱隱然也與物流輸送成本有着同步變化。

航天發射成本，也就是向太空的“物流”成本，同樣隱隱有着逼近臨界點的兆頭。在跨過臨界點後，許多之前無法設想的空間利用場景，以及這些新場景所帶來的國家間力量變化，會不會也有重新打亂百年來秩序邊界，影響整個世界地緣權力再分配的可能？

至少美國人，已經用行動做出了回答，2019年，特朗普在白宮親自授旗，成立了美國第五個軍種—太空軍，在太空軍的指導綱領中，赫然寫着要對地月行星間的所有空間實現監視乃至控制，並且排斥任何其他國家實現同樣的目標。

只要有一絲太空紀元“大分化”的現實可能性，中國就不可以在這場商業航天的大潮中掉隊，甚至必須分析向第一名的位置掙扎。

每每回顧SPACE X發展史，都不能不讓人對美國雄厚的科技基礎印象深刻，哪怕NASA這樣曾經引領時代的機構已經高度官僚化，以分肥預算為己任，哪怕波音這樣的航天業巨頭已經墮落到只要合同撥款不斷，哪管項目生死成敗，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埃隆·馬斯克在莫哈維沙漠的航天極客里拉扯出來的SPACE X團隊，只要領導有方組織得當，仍然能拿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績，大名鼎鼎的的默林發動機，甚至誕生於工程師湯姆·穆勒的自家車庫，純手工DIY作品。

即便是節奏“散漫”的藍色起源公司，其重型可回收運載火箭“新格倫”也已經整裝待發，連同ULA公司“火神”和媒體曝光度最高的SPACE X公司“星艦”，構成了新一代超重型火箭的美國“三劍客”，相比之下，中國的下一代超重型火箭長征9號，目前仍處於關鍵技術深化階段，進度與技術水平，與美國同行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散漫”與能力的反差背後，是美國航天產業技術乃至文化積累的厚度。

隨着能力沉澱與擴散，中國航天文化同樣已經萌發。

2020年8月，《北京青年報》報道了一位南京航空大學的00後大學生，在疫情期間自制火箭的新聞，全憑對航天的愛好，以及把這種愛好付諸實踐的行動力，這位叫劉上的年輕人靠自學點亮了機械設計、3D建模、固體燃料發動機、TVC矢量推力控制、飛控算法等技能，最終成功讓自己雙手創造的小火箭飛上天空並傘降回收，這不能不讓人想起經典電影《十月的天空》，想起片中描繪的五十年代美國小鎮少年，這些對太空對宇航懷着澎湃熱情的少年們，其後成為了美國航天黃金時代的脊樑。

讀者打開國內主流短視頻平台，搜索自制火箭，同樣可以看到不少類似的航天愛好者，甚至是初中生，在鍥而不捨自制火箭，有的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

如果説莫哈維沙漠裏的火箭老男孩們代表着美國冷戰年代硬核航天文化的落日餘暉，那麼這些00後乃至10後中國航天迷，則昭示着一箇中國人的太空紀元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