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業機器到解釋機器——國外馬克思機器論研究的時代主題變換_風聞

原創 朱春豔 高琴 國外理論動態 2023-03-23 09:44 發表於北京全文載於《國外理論動態》2023年第1期

**提要：**馬克思的機器理論構成其資本主義批判的關鍵一環。蘇聯馬克思主義與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在機械化的性質問題上表現出對立的態度。1950年代後，隨着新一輪科學技術革命的興起，國外學界對馬克思機器論的研究呈現出多元化的立場，其中，勞動過程理論和自治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關於自動化機器應用的立場體現出“控制”和“解放”等不同傾向。進入21世紀以來，數字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機器的應用從工業生產領域延伸至日常生活領域。對此，西方的加速主義理論和解釋機器理論在從“工業機器”到“解釋機器”的主題轉換中，提出瞭解決數字化矛盾的不同路徑，體現出馬克思的機器理論在當代資本主義批判中的強大闡釋力。

**關鍵詞：**馬克思  機器論  數字資本主義  解釋機器

**作者：**朱春豔  高琴

機器理論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條件下機器應用的歷史、邏輯和運行機制的思辨分析。在這一理論中，馬克思既揭示了機器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應用對包括勞動者在內的全人類的異化作用，又闡明瞭機器應用的發展對變革資本主義社會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解放意義，從而構成了馬克思科學考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關鍵一環。馬克思在《資本論》及其系列手稿中關於機器應用問題的論述相對分散，在分析相關問題時也往往處於多重語境，表現出馬克思機器理論本身的內在張力，加之馬克思以後的各種馬克思主義理論學派的研究路徑不同，使得長期以來馬克思主義學界在理解這一理論的實質內容方面存在分歧，形成了對馬克思機器理論的多元解讀。以技術的現實發展為線索，梳理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國外主要馬克思主義學派對馬克思機器論的理解和發展，辨析其中的理論立場和實踐根源，對於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考察數字資本主義時代的現實世界具有重要意義。

  

一、肯定與否定：蘇聯馬克思主義

與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有關

“機械化”的對立態度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後，列寧較早地關注到了機器應用的問題，他以俄國資本主義的現實發展為依據，對大機器工業展開分析，指出“大機器工業是資本主義的最高峯，是它的消極因素和‘積極因素’的最高峯”。一方面，大機器工業集中了資本主義的一切黑暗面，社會的兩極對立達到頂點；另一方面，大機器工業引發了技術的徹底變革，在新的合理的基礎上改造生產，有計劃地調節生產並對生產進行社會監督。雖然列寧客觀地指出了機器大工業的積極因素和消極因素，但鑑於當時國內需要快速恢復和發展機械化大生產，他還是着重強調了機器大工業的歷史進步意義。

1930年代，蘇聯學者在闡釋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種“教科書”式的原理解讀。在機器論的研究方面，他們依據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的經典表述，即“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以及《資本論》中對“機器”與“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的區分（矛盾和對抗不是從機器本身產生的，而是從機器的資本主義應用產生的，就機器的本質和機器技術的歷史意義作出如下判斷。

第一，機器技術的發展標誌着一定的社會生產力水平，而一定歷史時期的生產力水平決定了這一時期社會的生產關係和勞動關係，以機器為表徵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必然引起特定社會關係的變革。例如，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布哈林就認為，技術裝備，即一定的社會勞動工具體系，是社會與自然界相互關係的精確的物質標誌，反映了社會的物質生產力和社會勞動生產率，特定社會的技術裝備決定了這個社會的勞動關係。這種理解是典型的蘇聯馬克思主義技術決定論的觀點。

第二，機器技術作為一種手段和工具，其本身是中立的，機器應用的負面後果實際上來自於資本主義這一特定的社會制度。機器技術是社會發展和解放的必要手段和物質基礎，社會主義的任務在於變革社會制度，保留和利用已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發展起來的物質技術基礎。蘇聯早期的工業化建設正是對這一原理的實踐，斯大林等人主張重點發展機器大工業。不僅如此，與機器大工業相適應的生產組織形式，如泰勒制等管理方式，也被引入社會主義工業實踐中。

與蘇聯馬克思主義對機器大工業總體上的肯定態度不同，1920年代早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針對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中技術給人類帶來的負面影響，發展出了對馬克思機器理論的另一種解讀。

格奧爾格·盧卡奇在《歷史與階級意識》一書中提出了物化理論，這一理論從馬克思的方法即辯證法出發，將機器視為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種“現象”，一個特定的社會事實。盧卡奇指出，對“機器”這一個別現象的認識要放在“總體”之中，從歷史現實的整體過程出發，否則，對機器的考察始終只是對個別現象的事實性本身的描述，前者是馬克思對機器的闡述，後者則是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做法。盧卡奇進一步闡述了以機械化為基礎的資本主義“合理化”進程，批判了資本主義的物化現象。他認為，勞動過程從手工業經過協作、手工工場到機器工業的發展，是“合理化不斷增加，工人的質的特性、即人的個體的特性越來越被消除”的過程。最終，人在生產和社會生活中都將被不斷物化。

在盧卡奇之後，法蘭克福學派沿着物化理論的思路對發達工業社會的技術統治展開了更為激烈的批判。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奧多·阿多諾指出，在發達的工業社會中，機器已經成為思想的物化形式，“在機器發展已經轉化為機器控制的地方，技術和社會的發展趨向總是相互交織在一起，最後導致的是對人的總體把握”。赫伯特·馬爾庫塞認同馬克思對自動化作為“爆炸性前景”的預測。他認為，基於馬克思的分析，自動化的不斷擴大不僅意味着生產力的量的增長，也代表着一種質變，“被推向極端的人的勞動力的物化，將通過割斷把個人與機器聯在一起的鏈環而砸碎這種物化形式”。但是，在發達工業社會，“機器在物質上的威力超過個人的以及任何特定羣體的體力這一無情的事實，使得機器成為任何以機器生產程序為基本結構的社會的最有效的政治工具”。這説明，馬克思當初的設想正轉變為發達工業社會新型統治和奴役的技術現實，機器仍是使人的勞動成為反過來奴役人自身的機械系統。

蘇聯馬克思主義對機器大工業的肯定態度與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對機器技術的“進步”內涵的反思形成鮮明對比，後者對馬克思機器理論的發展堅持以下基本判斷：機器本身並非是中立的，機器技術負載着特定的社會價值。進入發達工業社會之後，科學技術成為一種新型的統治，而機器也已演變成一種政治工具。實際上，早期馬克思主義研究之所以在機器問題上呈現出兩種看似對立的態度，在於其各自理論視角和方法的根本不同：蘇聯馬克思主義視“機器”為一種單純的技術手段，將“機器”概念限定在生產力範圍內加以討論，總體上肯定了機器的積極作用和進步意義；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則視“機器”為資本主義的一種特定歷史現象，在社會關係範圍內對“機器”概念加以把握，機器不再只是一種物質實體，而是具有了象徵性內涵。與蘇聯馬克思主義相比，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發展了馬克思機器論的否定方面。

  

二、控制與解放：勞動過程理論和

自治主義的馬克思主義關於

“自動化”的多元立場

1950年代以後，新科學技術革命迅速發展，信息、知識、管理等要素在物質生產實踐中愈發重要的作用使社會生產在新的科學技術條件下擁有了新的面貌。20世紀下半葉，美國的勞動過程理論以及意大利的自治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對壟斷“新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其所包含的資本主義機器應用的新問題進行了批判分析，前者力圖揭示自動化機器對勞動者的控制，後者力圖闡明自動化機器之於勞動主體的解放可能。

哈里·佈雷弗曼是西方勞動過程理論的代表人物，他的《勞動與壟斷資本》一書在20世紀下半葉的馬克思主義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如安德魯·芬伯格（Andrew Feenberg）所言，馬克思的方法通過“勞動過程理論獲得了新生”。佈雷弗曼考察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的現實生產過程並指出，在科學技術發展的新階段，資本條件下勞動過程的本質並未改變。在他看來，機器除了具有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技術職能之外，“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還具有使工人羣眾不能控制他們自己的勞動的職能”。隨着機器應用在辦公室等場所的普及，資本藉由機器完成的對生產和勞動的控制進一步深化，由工廠內部擴展至更廣闊的領域。但是，佈雷弗曼明確反對機械的技術決定論，他主張特定的技術與一定的社會關係是內在關聯的，認為“切不可簡單地接受機器的設計者、所有者和經紀人員告訴我們的關於機器的話，而必須在工廠裏和辦公室裏對機器和現代工業作出自己的獨立的評價”。佈雷弗曼也是最早一批考察數字控制的學者之一。1960年代，多數機器都採取了數字控制的形式，這意味着機器的工藝過程交由另一個部件控制，該部件接受外在的指令，將信息轉化為信號來開動動力裝置並控制整個機械過程。由此，對機器的控制被轉交給機器本身，生產過程的自動化程度進一步加深，而勞動者所需掌握的技能和知識則越來越少，勞動力普遍貶值。數控機器的應用使勞動過程比過去更加“複雜”，但工人的能力和知識並未隨之提高，而是不斷被簡化，馬克思揭示的“去技能化”過程仍在發生。佈雷弗曼與馬克思的結論是一致的，即認為作為人的智力產物的機器越是複雜，工人就越不能控制和理解這種機器，而科學越是被納入勞動過程之中，工人也就越不瞭解這種過程。

沿着佈雷弗曼的路徑，美國學者戴維·諾布爾在《生產力：工業自動化的社會史》一書中詳細考察了美國社會自動化技術的發展史，重申了《資本論》中的一個基本主張：“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藉以進行的社會關係的指示器。”通過追蹤自動化控制機牀的設計和用途的變遷過程，諾布爾發現，特定的社會權力影響並決定着發明者頭腦中的觀念，直至車間生產的全部過程，資本主義制度正以一種不明顯的方式干預科研人員的選擇。“這種準則深深地藴含在工程師的‘手藝’之中，並從一開始就決定了設計路線——工程師本人甚至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資本對數字控制技術的選擇印證了這一點。數控機器的應用減少了熟練技工對生產的影響，並有效降低了工人打斷生產過程的風險，資本價值增殖過程中的問題藉此得到解決，工人則被進一步剝奪了對生產過程的控制權。因此，數控技術實際上是作為資本的一種巨大優勢和技術方案而出現的。由此，勞動過程理論向一種流行的技術觀提出了質疑，即典型的資本主義“機器”意識形態認為機器的發展僅僅依據技術的內在邏輯，這種觀點割裂了特定的技術選擇與特定的社會關係之間的內在關聯。如諾布爾所言，遠離勞動與資本的鬥爭而抽象地談論人與機器的競爭，使得“技術進步”背後的資本邏輯被忽視，而“它恰恰混淆並掩蓋了更為嚴重的有關控制和權力的問題”。

不同於勞動過程理論對自動化機器強加於工人身上的控制的強調，意大利自治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着眼於新科學技術條件下“非物質勞動”和信息化生產的最新發展，強調自動化機器的應用為勞動主體的革命行動和解放創造了可能。其分析通過三個層面完成。

第一，確認了由馬克思提出的“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在當代的發展，認為這一發展為重新定義勞動的價值創造了條件。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指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一種發展趨勢，即隨着固定資本的發展，“一般社會知識”將變成“直接的生產力”，社會生活過程的條件本身“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並按照這種智力得到改造”。在馬克思看來，機器本質上是“對象化的知識力量”，這意味着，隨着自動化機器體系本身的發展，“一般智力”也將在信息社會和知識經濟發展中成為現實。對此，哈特和奈格里認為，儘管一般智力的出現並不直接導致人類勞動的徹底解放，當代的科技勞動和知識生產在一定程度上仍處於資本邏輯的支配之下，但是“一般智力”的發展為重新定義勞動的內涵、從而顛覆現有的勞動力價值規定提供了現實基礎。在他們看來，一般智力是由累積起來的知識、技能和技巧所創造出的一種集體的、社會的智力。“勞動的價值由此被一種新的普遍而具體的勞動力經過佔用及自由使用新型生產力加以實現。馬克思所視為未來的正是我們的時代。勞動力的這種激烈的轉換和將科學、交流與語言融入生產力的行為業已重新定義了整個勞動的現象學和全世界的生產景象。”

第二，提出“非物質勞動”已成為信息時代的新型勞動方式，對勞動主體的革命行動和解放具有重要意義。隨着計算機和信息革命的發展，生產的自動化和計算化程度不斷加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從泰勒制和福特製等大規模、標準化的生產逐漸轉向一種後福特製的生產方式。奈格里認為，在新的生產方式中，不再是同質的、標準化的、分解了的勞動占主導地位，而是情感、交流、合作等能力作為新的勞動生產方式的核心要素髮揮主要作用，這就是以信息和知識的持續交換為基礎的服務部門中的“非物質勞動”，它“生產一種非物質商品的勞動，如一種服務，一個文化產品、知識或交流”。以前的工人以工廠為中心像機器一樣活動，而如今的人們像計算機一樣思考，通訊技術及其互動模式日益成為活勞動的中心，持續的互動成為當代生產活動的一個普遍特點。這意味着，勞動實踐已經得到改造，資本越來越需要勞動力的更加高級的能力，並致力於將這些能力納入資本自身的價值增殖機制。與此同時，勞動主體也生髮出一種自主性、合作性、創造性的集體生產力。在這個意義上，儘管“一般智力”的發展並未直接帶來資本主義的崩潰，卻能夠使勞動主體在“重新佔有對象化勞動”的意義上施展自身的力量。

第三，主張信息時代的資本統治遵循“生命政治”的邏輯。這種新型的剝削形式既包含對主體的深度吸納，也包含着主體覺醒和顛覆的可能性。在哈特和奈格里看來，民眾的科學、情感和語言的力量正強烈地改變着社會生產的條件，“生態力量”成為一種生產的中介，當今資本主義生產的力量事實上全是“生態政治”的。剝削，或者説資本對勞動的吸納，不再僅僅表現為將工人的抽象的、片面的勞動納入自身價值增殖過程中，而是將工人的整個生命吸納到自身再生產的邏輯之中，由此，資本生產出來的不僅是商品，而且是主體性。但是，如果説資本的每一次主體性生產都意味着對勞動主體更深度的管控，那麼工人在遭受更大程度的剝削的同時也具有了顛覆資本主義生產的更多可能性。由於人與機器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勞動者可以實現與機器的一同“出逃”（逃離資本主義的控制），“民眾不僅使用機器來生產，而且自身變得愈加機械化，同時生產方式不斷地被融入民眾的大腦與身體之中。自治主義看到了資本藉由新的技術條件對工人實行全面的管控和真正吸納，但更加強調勞動對資本的反抗之於解放的意義，因為只有勞動主體意識到自身能力的發展，並利用這種集體性的生產力量與資本作鬥爭，才有可能真正實現對資本主義的顛覆。

三、改良與超越：加速主義理論和

解釋****機器理論針對“數字化”的

不同路徑

20世紀下半葉的機器理論因其時代性而把關注重點放到工業生產領域，對21世紀快速發展起來的數字技術及其帶來的人工智能神話缺乏充分的回應，而正是這一點使當代資本主義批判遇到了新的理論難題。對此，當代西方左翼加速主義理論和英國新左翼學者拉里·羅曼的“解釋機器”理論針對新自由主義背景下數字技術和智能機器的新發展，以及相應的資本主義數字化矛盾，分別從生產力加速和生產關係批判的角度把握了新時代技術變革與社會發展之間的內在關聯。

加速主義理論萌芽於1970年代吉爾·德勒茲等人的相關思想，建基於戰後繁榮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始於199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新自由主義浪潮，主張通過發展資本主義制度框架內的技術生產力來實現向後資本主義的過渡，其代表性文本見於2013年由阿列克斯·威廉姆斯和尼克·斯爾尼塞克合著的《加速主義政治宣言》一文。該文一經發表，便引發了馬克思主義學界的諸多討論。在加速主義學者看來，馬克思是一位“典型的加速主義思想家”，要實現向後資本主義社會的轉變，應當回到馬克思主義關於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生產力的發展終將突破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桎梏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立場，從批判技術轉向擁抱技術，在既有的資本主義制度下釋放現代科學技術的最大潛能，通過大力推動生產力發展實現超越資本主義的最終目標。作為一種理論支撐，他們還援引了列寧在《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一文中的論斷，即“沒有建築在現代科學最新成就基礎上的大資本主義技術……社會主義就無從設想”。

在加速主義看來，傳統的西方左翼通過抵制現代技術來反抗資本主義的傳統策略已經失效，超越資本主義的新策略不應該直接對抗已有的資本主義經濟結構，而應將在既定的資本主義框架下已經極大成長起來的數字技術及其生產力的解放潛能視為變革的基礎和希望。資本主義本身作為一種障礙限制了技術變革的發展，要突破這一障礙，只能全力推動在此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現代生產力。由此，加速主義主張區分技術本身與技術的特定應用，提出要實現對技術的重新民主化利用必須採取一種激進的政治立場，以轉變現有經濟基礎對數字技術的控制方式。加速主義設想的具體措施和途徑包括：奪取物質平台的技術領導權，依託政府建立公共數字平台，擴大技術研發的民主參與，集體控制數據資源分配，等等。

沿着這一思路，威廉姆斯和斯爾尼塞克在其後來的著作《發明未來》和《平台資本主義》中考察並分析了數字資本主義，延續了其加速主義的主張。當代左翼加速主義從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汲取了重要的理論資源。阿爾曼·阿瓦內森和羅賓·麥凱更是將《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中的“機器論片段”視為馬克思“最為公開的加速主義著作”。藉助馬克思在“機器論片段”中有關“一般智力”成為直接生產力從而導致資本主義價值體系崩潰的論點，加速主義為其數字化矛盾分析和平台資本主義批判找到了理論依據，認為數字資本主義及其最新形式平台資本主義推動了資本的新一輪積累並實現了對諸如“數字勞動”等新型勞動形式的剝削。他們敏鋭地發現了數字經濟領域內勞動對資本的實際從屬程度正日益加深，其中藴含了由數字技術應用帶來的新一輪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加速主義通過數字悖論確認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再生產的重要性，但其基本主張在於通過發展既定社會生產關係下的數字生產力來加速實現對資本主義的超越。

如果説加速主義主張通過加速生產力的發展來超越資本主義，以回應數字資本主義的人工智能神話，那麼羅曼的解釋機器理論則從生產關係批判的角度出發闡述了人工智能神話背後的資本邏輯及資本的內在矛盾在數字時代的新表現形式。

作為英國新左翼的新生代學者，羅曼思考人工智能的目的，不是為當代資本主義的合法性作證明，而是站在馬克思資本主義批判的立場上反思當今數字時代與馬克思所處工業時代的異同，以揭示當今數字時代的資本主義性質以及人工智能話語下掩蓋的資本對工人階級的剝削實質。工業革命以來，“智能”（intelligence）一直被視為脱離工人而僅僅體現在機器之中的屬性。這樣的偏見導致無產階級的智力要素被持續無視，社會監控被合理化。主流的政治經濟學意識形態更是將機器的智能（人工智能）與人類的智力（人類智能）對立起來，認為人工智能的發展將導致二者之間的差距不斷擴大。實際上，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機器根本上是人的對象化本質力量，是人腦和人手的外部延伸。作為一種技術性存在，人類始終要通過各種人造物來展現自身的認知和表達能力。在羅曼看來，21世紀的“人工智能”是對人的解釋能力的機械化，儘管它不再是對人手操作的機械化，卻依舊是對人類固有技能的分解與重組。因此，相比於工業時代的“工業機器”，羅曼創造性地使用“解釋機器”取代“人工智能”概念，揭示了工業時代和智能時代的連續性。

一方面，羅曼充分肯定了人工智能發展對於人類解釋世界能力的積極意義。人的解釋技巧分為多種類型，具有認知、象徵、情感的內涵，不僅在日常活動中發揮作用，也構成活勞動的核心要素。在過去10年裏，人類的解釋能力在不同程度上實現了自動化，如面部語音識別、谷歌翻譯程序、全球定位系統、機器學習程序等。隨着這些技術的廣泛應用，解釋機器被定義為一種新的“基礎設施”，成為增強全球資本主義活動的新機制。

另一方面，羅曼認識到數字時代的到來並沒有解決工業時代的任何矛盾，而是在資本邏輯的主導下把這些固有的矛盾帶到了當代。一直以來，“機械化”都是資本主義生產的重要手段。早期的工業機器推進了勞動分工，分解了工匠的整體技藝並將其轉變為更簡單可控的組件，由此資本家能夠大量購買低技能勞動力並減少費用支出，而勞動力的價格則相對更便宜、更容易被替換。21世紀的解釋機器以同樣的方式使“智力”及其所有權被集中到資本手中。工業機器與解釋機器之間的相似性在於，它們都不是模仿人類活動或複製人的技能，而是識別並分離出人類行為的特定片段，再利用熱力學組織的綜合“能量”高速、重複地放大和複製這些片段，以產生大量均勻的輸出，這是資本主義分裂人類活動並使碎片化的刻板重複活動重新充滿活力的過程。同時,比起傳統的工業機器，今天的解釋機器（人工智能）並沒有讓活勞動“過時”，谷歌翻譯同紡紗機一樣，也需要電力驅動併產生大量的廢棄物，而這都需要額外的人類工作來支撐。因此，把解釋機器與活勞動對立起來是完全錯誤的。

羅曼的解釋機器理論表明，在新一輪的解釋機械化浪潮下，資本的內在矛盾依舊不可避免。解釋機器通過人工神經網絡對大量數據進行無休止的能源密集型處理，但這些數據本身是由世界各地不斷進行的勞動密集型過程產生的。藉助“深度學習”算法、快速處理器和先進的監控技術，配之以廉價的熱力學能源，資本每時每刻都能直接收集全球人口更多的綜合解釋技能，並通過將其轉化為大數據，把它們加入到資本的“利潤元素”中。無論資本如何定義勞動者的技能和智力，隨着更多的機器應用和由此而來的利潤率下降趨勢，資本將在體系內的另一區域產生對更大量的活勞動的需求。從這個角度來看，解釋機器（人工智能）的進步並非朝向“完全自動化”的邁步，而是體現了資本的一種更加複雜的“異質化”策略，即在以計算機為媒介的網絡中從低成本或免費的勞動力中榨取經濟價值。臉書、優步、谷歌翻譯等解釋機器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的使命就在於，增加了使用機器的用户的免費活勞動並隱藏了這種無酬勞動，從而打造出對人工智能的拜物教和“完全自動化”的意識形態。

  

四、結論與啓示

百餘年來，馬克思主義學界對馬克思機器理論的研究經過了論域不斷擴大、主題不斷轉換的過程，表現出馬克思機器理論的強大闡釋力。在這一歷史變遷與理論發展的過程中，圍繞馬克思機器理論的基本觀點所展開的討論和由現實的技術變革所延伸出的批判充分體現出“變與不變”兩條線索。一方面，變化的是機器技術本身從“機械化”到“自動化”、再到“數字化”的時代發展，隨着機器技術形式的變化，原本主要應用於生產領域的機器逐漸蔓延到人類生活和交往的各個領域，人類正一步步進入技術時代，“技術的全面控制”成為當今時代的主題。另一方面，不變的是從傳統的工業機器時代到今天的解釋機器時代，資本在機器應用及其發展過程中始終佔據着引領和主導地位。無論經過新科學技術革命和數字技術崛起之洗禮的新型機器較之馬克思所處的時代有多大不同，其背後的根本邏輯仍是資本生產與再生產的規律，大行其道的依然是資本邏輯，變化的不過是資本統治範圍的擴大。

進入21世紀以來，面對數字技術、人工智能、非物質勞動等帶來的世界性難題，越來越多的學者選擇回到馬克思的文本和方法，“對資本主義結構性矛盾以及生產方式矛盾、階級矛盾、社會矛盾等進行了批判性揭示，對資本主義危機、資本主義演進過程、資本主義新形態及本質進行了深入分析”，為我們正確認識資本主義發展趨勢和命運，準確把握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新特徵，加深對當代資本主義變化趨勢的理解，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對百年來馬克思機器理論研究的整體把握表明，這一理論在今天依然具有真理價值。當今西方社會的技術現實沒有超越馬克思理論的論域，馬克思主義理論對於我們回應新自由主義和數字資本主義帶來的挑戰依然具有基礎性意義。

21世紀數字技術和解釋機器（人工智能）的發展給當代的資本主義批判帶來了新的難題。1856年，馬克思在《人民報》創刊紀念會上的演説中曾經指出：“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飢餓和過度的疲勞。……我們的一切發明和進步，似乎結果是使物質力量成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則化為愚鈍的物質力量。”從馬克思的觀點出發，問題的根本不在於機器的雙重效應並存，而在於使機器的雙重效應得以產生並持續下去的那種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構。正如馬克思在19世紀運用成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對工業機器及其資本主義應用作出了科學的研判，今天的馬克思主義機器理論研究也需要運用科學的方法對全新的技術現實進行更加深入的探索。

［作者：朱春豔、高琴，東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系遼寧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唯物史觀視域下數字勞動悖論的生成機理與消解路徑研究”、東北大學陳昌曙技術哲學發展基金“我國工匠精神的歷史演進與傳承發展研究”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