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門山“約死”背後：網絡催化的羣體自殺悲劇_風聞

　　我國不斷加強該領域的內容監管，進行主動防控，加強對不良羣聊的創建者和管理者的處罰力度，一旦發現永久停號。對於在羣內教唆他人進行自殺的行為，將向司法機關舉報。

　　**撰文 |**汪航、燕小六

　　清明節前一天，4名遊客在張家界天門山景區集體自殺了。4月7日凌晨，當地政府新聞辦公室發佈情況通報稱，3名男子已跳崖身亡，另有一名女子被及時制止，但因跳崖前服毒，經緊急送醫搶救無效後死亡。4人均系自殺，排除刑事案件及其他因素。

　　通報迅速引發社會譁然。據“大象新聞”消息，一份網上流傳的文件顯示，自殺的4名遊客分別來自福建、河北、河南、四川，年齡從22歲到33歲不等。後經公安部門偵查，跳崖前，四人留下了簡短的遺書，稱自殺是他們自己的想法，與他人無關。

　　據一名死者家屬向媒體透露，當地警方表示，這4名死者是通過羣聊的方式溝通策劃，其中一名死者為帶頭人。另有張家界文旅局工作人員稱，他們跳崖前都服了毒。目前，當地已成立工作專班，統籌協調救援和善後工作。

　　在詳細的調查結果公佈前，這一極端行為給其家人及社會留下諸多疑問——究竟是什麼原因，讓他們選擇以如此決絕的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青少年精神心理專家、晴日心理創始人何日輝告訴“醫學界”，4人極可能存在精神心理問題，“較大概率是‘微笑型抑鬱症’，或處於雙相情感障礙的抑鬱發作期。”

　　近年來，發生在全球範圍內的青少年通過網絡相識並相約自殺的案例層出不窮，多與心理健康等諸多因素有關。有專家呼籲，醫療的早期介入和社會預警、干預體系對降低自殺率至關重要。

　　專家：自殺事件或指向“微笑型抑鬱症”

　　“自殺”是一個距離我們並不遙遠的詞，世衞組織（WHO）發佈的《2018世界衞生統計報告》稱，中國的自殺率為9.7/10萬人。

　　多數自殺與抑鬱、焦慮情緒相關。《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數據顯示，18至34歲青年是各年齡段中最為焦慮的羣體。而張家界自殺事件中的四名當事人，均處於這一年齡範圍內。

　　報告還提示，在不同收入羣體之間，隨着月收入的增加，抑鬱風險檢出率呈現曲線變化，月收入2000元以下組的抑鬱風險檢出率最高。在“三聯生活週刊”的報道中，張家界這起相約自殺事件背後，“貧窮帶來的磨難以及不斷新添的變故或許是他們的共性”。

　　除了年齡和收入外，何日輝還從張家界自殺事件的相關報道中發現了其他細節，“其中有一名23歲男子，在出事前特意打電話告訴媽媽，説要去旅遊。另一名00後女生在媒體報道中，被稱不是內向的人，很愛笑，笑點低，也愛幫人忙。這些都是‘微笑型抑鬱症’表現。”

　　據他介紹，“微笑型抑鬱症”又稱“陽光抑鬱症”，是一種特殊類型的抑鬱症，或可稱為抑鬱症的非典型情況，有些患者會故意裝出理性、積極的樣子，還有人則隱藏得更為徹底，家人、朋友從始至終都無法察覺。

　　在不斷的偽裝中，“微笑型抑鬱症”患者承擔着巨大的精神壓力，崩潰或來得更快、更堅決，當家人回過神來、發現其情況不對，往往是傳出噩耗的時候。

　　“雖然其隱匿性強，但仍有早期識別的信號。”何日輝指出，一部分人在輕生前往往有自殘行為以釋放壓力和情緒，客觀存在的傷疤難以隱藏，父母可據此及時應對。

　　在他看來，這一事件對社會大眾最大的教訓是，要提高對這類抑鬱症的識別能力，“人們對抑鬱症存在刻板印象，覺得患者都是鬱鬱寡歡、情緒低落、自我封閉、喪失活力的，但他們也會隱藏起來，每日仍以微笑示人，融入忙碌的人羣、維繫日常學習和工作等。”

　　從醫學角度而言，何日輝解釋稱，存在強烈自殺念頭的人，其實是被症狀控制，從而陷於極度不理性的災難化思維中，此時需要專業、及時的危機心理干預，或是尋找合適的方法治療，讓其恢復理性，而絕非是與同樣悲觀、不理性者形成交集，互相產生負面影響。

　　他説，阻止自殺行為只是起點，關鍵是要應對其精神心理問題，包括精神心理醫生、諮詢師、社工等專業人員要及時跟進，展開相應治療。但目前，精神心理疾病仍存在被污名化的現象。比如張家界事件發生後，類似“好死不如賴活着，連死都不怕還怕活着嗎”等埋怨式評論頗多。

　　何日輝對此提醒，抑鬱症患者內心長期忍受着痛苦和煎熬，當這種痛苦超過對自殺的恐懼，他們就會行動。“大家要理性認識，在嚴重的精神心理問題前面，生命非常脆弱。”

　　網絡羣體自殺事件並非孤例

　　自殺原本是一種封閉性、個人性的自我行為，可上述疑似“相約自殺”事件發生後，卻將這一行為變成一種約定性和羣體性的行動。

　　早在2016年，“新華網”報道了一個相似案例。20歲的湖南大學生小偉通過QQ羣和網友相約去峨眉山跳崖，小偉父親假扮女網友卧底該QQ羣，成功救下另一名輕生者，但第二天，父親就收到警方消息：小偉已另約他人在長沙雙雙跳樓身亡。

　　這起悲劇揭開了一個不為人知的羣體：相約自殺羣。這是以自殺為主題建立起來的社交媒體羣組，形式可分為QQ羣、微信羣和其他網絡社交媒體等，羣成員在這裏討論死亡、相約共同赴死，成為不可忽視的社會問題。

　　同一年，《中國青年報》記者在網上搜索關鍵詞“自殺QQ羣”後發現，相關搜索結果約為216萬個。而卧底“自殺羣”的媒體報道也被廣泛傳播。在這些羣聊成員中，一些人還在討論階段，也有人像上述自殺者們一樣，把潛在風險變成了事實的悲劇。

　　不止是國內，網絡羣體自殺更是一個全球性問題。根據日本警方公佈的數據，從2003年1月至2004年6月，共有45名日本人簽定網絡自殺協議後死亡。日本警方稱，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通過在互聯網上籤定自殺協議而集體自殺的方式在日本屢見不鮮。

　　從2009年4月份開始，韓國相繼發生3起集體自殺案件，共有11人喪生。這些輕生者都是通過自殺網站結識後，聚眾在車輛或房間內點燃煤爐，導致一氧化碳中毒而身亡。

　　眾多網絡羣體自殺事件中，興起於2016年的“藍鯨遊戲”波及範圍最廣。這是一款死亡遊戲，有50個關卡，參與者主要是10-14歲的青少年，參與者加入後，會受到組織者的擺佈，挑戰範圍從獨自觀看恐怖電影到在手腕上刻下鯨魚圖像，第50個挑戰要求玩家自殺。

　　藉由網絡，“藍鯨遊戲”迅速從俄羅斯傳到世界其他國家，已致130名俄羅斯青少年自殺，包括英國、阿根廷、墨西哥等在內的多國都曾發佈警示。

　　2017年，我國四川地區的公安機關曾破獲一起“藍鯨”案件，52人蔘與“藍鯨”死亡遊戲，其中22人有自殘行為，2人因參與過深，精神出現異常被送精神病醫院治療。參與者年齡最小的11歲，最大的29歲，尤其以11-17歲年齡段的青少年居多。

　　何日輝分析，現實中的陌生人通過網絡溝通輕生計劃等細節，説明其自殺意願強烈，不願意被施救，“一般來説，這些人往往存在精神心理問題，患病根源是他們曾遭受大量的疊加性心理創傷，並且不斷自我否定。”他指出，這些疊加性心理創傷可能來自家庭、校園、社會、互聯網等多個方面。

　　“精神疏離症”和網絡的催化作用

　　曾有“卧底”自殺羣、充當“網絡勸生者”的志願者總結了自殺羣內成員的特點：抑鬱症患者、有其他精神疾病、情感受挫等，基本都和“病、錢、情”相關。

　　對有抑鬱或自殺傾向、深陷負面情緒的人來説，虛擬的網絡世界能夠提供抱團取暖的作用，但發展中國家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原所長張侃曾對此公開表示，這種抱團往往取到的不是暖，而是在羣裏相互碰撞交流後，負能量被進一步擴大。

　　2018年，北京體育大學心理學院的研究者在期刊《心理月刊》上發表了一篇研究論文，題為《對網絡羣體自殺事件的心理分析——以共同實施自殺和組織教唆他人自殺行為為例》。通過親自加入自殺羣進行調查，作者系統描繪了加入這類社交網絡的人物畫像。

　　一類是自身有自殺想法，但沒有勇氣和方法實施自殺的青少年。這時，“網絡自殺羣”會為其提供自殺方法及一個和他們有着同樣情緒的羣體，即使這個羣體帶來的是死亡，卻因為讓年輕人似乎找到了傾聽者和同類，減弱了對死亡的恐懼。

　　作者發現，在這類羣體中，大多數人都在生活中遇到了挫折，例如被親人遺棄，感情受挫，學業壓力，社交困難等，也都有着比較低的社會支持系統，擁有很少或根本沒有親密關係。還有一部分人有確診的中度到中度抑鬱症，雙相障礙等心理健康疾病。

　　對這類人而言，如果羣體中有人提出自殺是最簡單、最直接的解決辦法這一意見時，容易得到大家的一致認可。

　　“一旦這樣的情緒或方法得到認可，並有人實施了，別人看到了效果，真的是死了就一了百了，那麼那個人的自殺意念會通過網絡擴大化，產生一種從眾效應”，作者表示，這將導致其他人，或即使是旁觀者也在潛意識中加深了這一想法：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時，大不了一死了之。

　　另一類出現在網絡自殺媒體中的人是這些羣體的組織者，他們會以幫助別人擺脱痛苦的身份自居，在羣體中傳播消極思想和自傷自殺的方法，比如前文中提到的“藍鯨遊戲”。

　　除了盲目的從眾效應和網絡自殺思想傳染外，“精神疏離症”是此類人羣的典型特徵之一。2003年前後，日本出現了眾多類似的以徵集自殺“夥伴”為內容的網站，這一概念隨後由日本精神病專家提出，指那些與社會脱離，不參加社交活動和自我封閉的人。

　　當時在日本，大約有120萬人存在自我封閉的精神問題。日本精神分析專家奈本指出，這些患“精神疏離症”的人往往是因為他們難以與外界溝通，“通常來説，他們有着嚴重的精神問題，他們很難與他人面對面地交流，在別人面前討論他們心情時會產生恐慌。”

　　奈本還認為，患“精神疏離症”的人往往在登錄網絡或與陌生人交談時會產生一種極大的快感。他們可以在與網絡夥伴的交流中展示出他們最真實的想法，也正是這種“精神疏離症”和網絡的催化作用，使得一些有自殺傾向的年輕人傾向於通過網絡結伴尋死。

　　自殺如何實現早期干預？

　　事實上，自殺干預一直是全球公共衞生領域的重要議題，在《精神衞生行動計劃（2013-2020）》中，世衞組織會員國將致力於到2020年實現將各自國家的自殺率降低10%的全球目標，並在2021年發佈的《國家預防自殺實施指南》中，為加強自殺預防工作提供了明確的途徑。

　　比如，立陶宛自殺預防局每一個工作日都會在網絡媒體上，審核近700份關於自殺或自殺未遂的報告，他們會使用特定的關鍵字和媒體監測搜索引擎，來實現監測，然後分析標題、文本、視頻和照片材料。

　　還有國家將網絡自殺當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列入政府管控範疇。2003年，澳大利亞通過新法案，加強已有的禁止輸入或輸出與自殺相關信息的法律；2009年4月，韓國相繼發生多起網絡羣體自殺事件後，建立了“違法和有害信息報告中心”等投訴渠道。

　　我國也在不斷加強該領域的內容監管。如通過技術風控、用户舉報、人工巡查等方式進行主動防控，加強對不良羣聊的創建者和管理者的處罰力度，一旦發現永久停號。對於在羣內教唆他人進行自殺的行為，將向司法機關舉報。

　　此外，發展針對心理和精神疾病的醫療仍然是自殺干預問題的重中之重。早在2002年12月3日，我國首個經政府批准成立、面向自殺羣體的醫療機構——北京回龍觀醫院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正式成立，同時開通了中國第一條自殺干預熱線。

　　從那時起，全國陸續成立了十幾家心理危機干預中心，採用熱線、網絡、門診等方式，實施心理危機救助，更大範圍和層次地進行自殺干預。以北京市心理援助熱線為例，截止2020年，該熱線已累積為40多萬有心理困惑的來電者提供服務，成功化解高危來電1萬餘例。

　　“醫學界”發現，在新浪微博搜索框輸入“自殺”二字，置頂信息是“你並不孤獨，我們都在”，後附“全國24小時免費心理諮詢010-82951332”。在其他搜索平台中，鼓勵話語和心理援助熱線都會緊緊伴隨“自殺”相關信息第一時間出現在公眾眼前。

　　除了傳統的心理危機熱線外，科技也在介入自殺干預領域。2018年，“樹洞行動救援團”創始人、同濟大學附屬精神衞生中心特聘教授黃智生試圖用人工智能在每天新增數千條信息的微博“樹洞”留言中發現存在自殺傾向的用户，樹洞機器人隨之誕生。

　　該機器人通過算法篩選出需要被介入幫助的個體，再將監控報告發至救援羣中，由志願者們再自發開展援助，並依託心理諮詢專家團隊的資源，在北京市回龍觀醫院、北京安定醫院、北京大學第六醫院、武漢人民醫院、武漢協和醫院等醫院建立綠色通道，有精神障礙的輕生者可被推薦前往就醫。

　　即便預防自殺的渠道日益完善，但必須承認的是，自殺是一個相對複雜的問題，除了醫學外，從心理學、人類學、生物學到社會學，每一個學科都能對自殺給出詳細的闡釋。這也提醒我們，完善的自殺預警和干預體系是消解青少年網絡自殺羣體的應對之策。

　　2015年，時任世衞組織心理危機預防研究與培訓合作中心副主任李獻雲在接受“法治網”採訪時表示，缺乏自殺預防體系是我國相關自殺預防工作最大的侷限性。她建議，“如果能有國家自殺預防策略的話,或者把國家的自殺預防計劃納入精神衞生規劃中,對於整個自殺預防工作會是一個很大的促進和幫助。”

　　指導專家

　　何日輝青少年精神心理專家、晴日心理創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