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臘和土耳其的人口置換_風聞

土耳其和希臘這兩個國家可以説是千年的宿敵，當年的拜占庭帝國雖然説是羅馬帝國的繼承者，可實際上在後來的歷史演變之中，拜占庭早就是希臘人的國家了。

而土耳其的前身，奧斯曼帝國不僅攻滅了拜占庭帝國，還將榮耀的君士坦丁堡改名為了伊斯坦布爾，甚至就連聖索菲亞大教堂這一中世紀奇蹟建築，也被改為了清真寺。

滅國之仇在前，“聖所改宗”在後，因此希臘獨立之後，兩國矛盾重重，屢屢開啓戰爭。

然而在1923年，兩國卻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在國際社會的斡旋下，簽訂了一項人口交換協議，將各自境內的本民族進行強制遷徙。

而這一事件，就是彪炳史冊的“希臘土耳其人口互換”——也是20世紀最大規模的人口交換之一，涉及至少160萬人。

帝國征服與衰落

15世紀中葉，當時的奧斯曼帝國橫跨歐亞非三大洲，正處於鼎盛時期。而帝國調治多元社會的政治秘訣，叫做“米利特製度”——這是一種給予不同民族和宗教團體自治權。但是，非穆斯林臣民必須繳納人頭税，並受到一定程度的歧視和壓迫。

希臘人雖然失去了拜占庭時期的主體民族的政治地位，但在經濟和文化上仍然保持了活力。他們成為了藝術家、商人或者手工業者，並通過商貿和歐洲諸國保持着聯繫——這也為希臘的復國埋下了伏筆。

然而，隨着奧斯曼帝國的衰落和民族主義的興起，希臘人和土耳其人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19世紀初，希臘人發動了一場反對奧斯曼帝國的獨立戰爭，得到了歐洲各國的支持，最終在1829年建立了現代希臘王國。

這是奧斯曼帝國第一個失去的歐洲領土，也是第一個建立民族國家的巴爾幹民族。希臘王國雖然獨立了，但是其領土只包括了南部和中部的一小部分，而大多數希臘人仍然生活在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下。這些散落在奧斯曼帝國各地的希臘人，對於加入希臘王國有着強烈的願望，而希臘王國也希望恢復拜占庭帝國的榮光。

這就導致了希臘王國與奧斯曼帝國之間的不斷衝突和戰爭。

1918年，同盟國戰敗投降，站錯隊的奧斯曼帝國被迫簽訂了《色佛爾條約》，承認了巴爾幹半島上各個民族的獨立，並將小亞細亞西部沿海地區，劃給了希臘王國的管轄。

這一條約引起了土耳其人的強烈反對，他們認為這是對土耳其民族和領土完整的侵犯和屈辱，被土耳其人視為亡國滅種的先聲。

而希臘人由於沒能通過條約收復君士坦丁堡，也因此大為不滿，並決定出兵強行收復君堡！

面對民族本部領土的喪失，以及希臘的大舉恢復之舉，土耳其因此爆發了凱末爾領導的世俗化革命，試圖“救亡圖存”。而在凱末爾的領導下，土耳其革命軍組織了反對奧斯曼帝國和佔領軍的武裝抵抗，並最終在奧斯曼帝國的遺蹟上，建立起來現代土耳其。

1922年9月9日，土耳其軍隊攻入伊茲密爾（古稱士麥那），結束了希臘王國在小亞細亞的統治。可在隨後，在伊茲密爾發生了一場大火，導致城市大部分被毀，數十萬希臘人和亞美尼亞人死亡或逃離。

而這一事件，也因此埋下了希臘和土耳其人口互換的前因。

人口交換

1923年1月30日，土耳其和希臘在列強的斡旋下籤訂《洛桑條約》，新條約宣佈廢除《色佛爾條約》，土耳其得以保全核心本部領土，收回士麥那地區和東色雷斯地區，同時土耳其的希臘人和希臘的土耳其人進行人口交換。

根據《希土間交換居民專約和議定書》第一條規定：1923年5月1日起，在土耳其領土定居的信仰東正教的土耳其希臘族國民，和在希臘領土定居的信仰伊斯蘭教的希臘土耳其族國民，將進行強制交換。

沒有土耳其政府和希臘政府各自的授權，這些人將不能返回土耳其或希臘居住。

根據協議，交換人口的標準是宗教信仰，而不是語言或民族——這是因為土耳其人和希臘人在數百年間早就混同如一了，除了宗教信仰以外，基本難以區別。

西方列強之所以沒有堅持《色佛爾條約》，即是需要一個強大的土耳其，遏制正在崛起的蘇聯。又是因為，希臘人的生活方式，跟荷馬史詩、拉丁史料裏的拜占庭帝國裏的生活方式，完全沒有相似之處。

事實上，希臘人也好，土耳其人也好，在當時他們都戴着毛氈，穿着土耳其的服飾。

所以，在奧斯曼帝國時期，就將信仰東正教的土耳其居民視為“希臘族”。

而在彼時，希臘境內一共有人口450萬左右，其中有80多萬土耳其族。而土耳其的總人口則為1500萬，其中約有200萬人為希臘族。

但由於奧斯曼帝國內根深蒂固的宗教化影響，土耳其國父凱末爾，為了展示效法西方，徹底世俗化的決心，所以對於伊斯坦布爾、愛琴海的伊姆羅茲、特內多斯兩座島嶼上的希臘人族不參與到人口強制遷徙之中。

希臘則同樣允許西色雷斯的土耳其族，不用強制遷徙到土耳其境內。

根據官方統計，從1923年到1930年，共有約120萬名希臘人從土耳其遷往希臘，約40萬名穆斯林從希臘遷往土耳其。而這些數字並不包括在1922年之前就已經逃離小亞細亞的約90萬名希臘人。

但多達160萬人的遷徙，其帶來的影響，對於希臘和土耳其兩國來説，都已銘刻於現實。

 一場雙贏

人口交換對於希臘和土耳其來説，都使得國內的主體民族人口大幅增多，而“異質化”的國民則大為減少，從而加強了兩國各自同質性和一致性。

而對於人口原本只有四百多萬的希臘來説，這前後超過二百萬土耳其希臘族的湧入，固然當時在經濟給了希臘極大的壓力。畢竟和土耳其的三年戰爭，早已讓希臘國庫耗費一空，負債累累，甚至就連社會上，也百業蕭條。

可只有目光短淺之人，才會抱怨本族人口太少。

希臘雖然地狹人多，可在兩次巴爾幹戰爭之中贏得“新希臘”地區上，希臘族的人口並不佔居絕對優勢，尤其是在馬其頓和西色雷斯地區。而這兩百萬人口的遷入，對於希臘來説，無異於是雪中送炭。

希臘政府就將當時先後遷入的，二百萬人土耳其希臘族，安置到了“新希臘”地區。

這值得一提的是，由於新希臘地區，除了少數城鎮外，整體相對希臘雅典等“本部”，要窮困的多。所以，在二十世紀的屢次經濟動盪之中，也成為了社會的不穩定因素，並在民主化運動之中，出力甚巨。

可以説，希臘的民主化和經濟振興，都離不開這一場人口交換的影響。

對於土耳其來説，失去希臘族其實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因為土耳其境內的希臘族，主要從事工商業、教育和藝術活動。而從希臘新遷入的土耳其族，則主要是農業人口。

土耳其在這場人口交換上的文化損失不提，光是經濟上就讓土耳其備受重創。

但由於希臘族離開，留下了大量的不動產，新遷入的土耳其人口也只有四十萬，所以土耳其安置的壓力，遠小於希臘。而一時的經濟萎縮，相比於土耳其在一戰之後，謀求的“去帝國多元化”大政推進，則不值一提。

畢竟，希臘族在土耳其境內，曾多達200萬人，且把持着工商業、教育、藝術等影響力巨大的行業。如果留下如此之多的希臘人，對於土耳其的政局穩定，必然是巨大的影響——不過，這也就意味着土耳其將擁有堅定的世俗化基本盤，不至於在如今面對宗教化席捲重來的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