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國外生態社會主義研究新進展_風聞

 高澤 郇慶治 國外理論動態 2023-03-28 09:59 發表於北京全文載於《國外理論動態》2023年第1期

**提要：**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在挑戰與機遇並存的時代背景下，國外生態社會主義研究領域湧現出許多新的學術成果，主要體現為對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的深度發掘與闡釋以探尋其中有助於解決當代環境危機的生態思想；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態批判及其經濟政治替代方案等議題的拓展分析，以及對全球氣候變化等突出現實環境議題的“紅綠”理論審視等。國外學界在這些研究主題上的研究成果既承繼了20世紀末以來所形成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立場，比如以福斯特和伯克特為代表的北美學派對於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的深耕閲讀與積極詮釋，從而逐漸聚焦於一種綠色左翼的“紅綠”政治哲學視角、資本主義生態批判態度和“轉型政治”戰略，又呈現出因關注與回應現實環境問題而產生的多元化學術發展樣態。

**關鍵詞：**生態社會主義  生態馬克思主義  資本主義批判

**作者：**高澤 郇慶治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矛盾持續激化並使得長期佔據霸權地位的新自由主義理論與政治的內在缺陷進一步顯現。尤其是現實主導性的綠色資本主義的各種環境危機應對方案日益顯示出其有限的現實成效，這就使得致力於批判當代資本主義並尋求“綠色資本主義”替代戰略的生態社會主義理論獲得了新的發展機遇；而隨着全球氣候變化導致的災害性天氣增多、糧食安全形勢惡化、生物多樣性遭到破壞、商品化農業對本土農業系統造成破壞等新舊生態環境問題的加劇或凸顯，生態社會主義研究也需要做出相應的理論回應，從而實現理論關注視域和許多理論觀點的革新與拓展。基於此，本文對過去十多年來國外生態社會主義研究中所出現的新趨勢、新觀點和新理論做一個初步梳理與歸納，以期引起國內馬克思主義生態學界的更多關注和討論。

  

一、對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中

生態思想的新發掘與闡釋

研究闡釋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中的生態思想是生態社會主義理論研究的重要學術傳統。國外生態社會主義學界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延續了這一傳統，並在馬克思相關著述的生態意涵、人與自然關係異化及其超越的闡釋，以及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思想的研究等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從而推動了生態社會主義理論基礎研究的深化與拓展。

（一）對馬克思生態思想的再考察與闡釋

國外生態社會主義學界不僅繼續從《資本論》等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中尋找克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方案，還嘗試通過對馬克思其他重要著作中生態思想的發掘闡釋，來探尋應對當代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出路。繼20世紀末美國學者約翰·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和保羅·伯克特（Paul Burkett）等對馬克思著作所做的系統詮釋，以及英國生態馬克思主義者泰德·本頓（Ted Benton）和賴納·格倫德曼（Reiner Grundmann）圍繞馬克思思想的生態中心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傾向所展開的爭論之後，近年來，以日本學者齋藤幸平為代表的一批生態社會主義學者對馬克思經典著作中的生態思想進行了更為深入的文本考察與理論闡釋。齋藤幸平認為，對經典文本的深入考察可以澄清諸如“馬克思贊同社會對自然絕對統治”或“馬克思否認任何自然限制”等一些西方學界長期以來對馬克思生態思想的理論誤解。不僅如此，結合《馬克思恩格斯全集》歷史考證版（MEGA2）提供的文獻資料以及其中的馬克思自然科學札記相關部分，齋藤幸平描繪了一個具有生態社會主義者面相的馬克思。循着這種思路，齋藤幸平認為，馬克思晚年試圖將生態批判作為其資本主義批判的重要組成部分。通過聚焦於“新陳代謝斷裂”（metabolic rift）這一核心概念，齋藤幸平提出，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將有助於引領一種超越現行資本主義體系的激進變革。在他的代表性著作《卡爾·馬克思的生態社會主義》中，齋藤幸平再次強調了他力圖在伯克特等美國生態馬克思主義者先前文本考察的基礎上，澄清長期以來將馬克思視為一個“普羅米修斯主義者”的常見學術誤解，並進一步指出，晚年馬克思的思想中已出現了關於資本主義生態危機的思考。齋藤幸平從生態社會主義視角對馬克思經典著述所做的研究，有助於更為全面深刻地理解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批判理論。

（二）對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及其生態意藴的再考察與闡釋

恩格斯的著作中藴含着十分豐富的生態思想。近年來，一批生態馬克思主義學者基於文獻發掘與整理進一步分析了恩格斯自然辯證法理論中所藴含的生態思想以及它對克服當代生態環境危機的啓示意義。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地理與環境系的卡梅拉·羅伊爾（Camilla Royle）對恩格斯的生態思想做了全面深入的梳理。在《辯證法、自然與自然辯證法》一文中，她從恩格斯與19世紀自然科學的關係、自然辯證法視角下的辯證生物學家（dialectical biologists）以及盧卡奇的社會辯證法與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之間的異同等方面，系統分析了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思想，並認為，從辯證的立場來看，當前人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斷裂，正是階級社會所暴露出的一個固有弊病。因而，正如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階級社會可以得到改造一樣，從自然辯證法的觀點來看，階級社會中人與自然之間的“新陳代謝斷裂”也同樣可以被改變。

圍繞恩格斯自然辯證法思想對於解決當前生態危機的啓發價值，英國學者保羅·布萊克利奇（Paul Blackledge）認為，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為探尋當代生態危機的成因提供了一個有效的視閾，可以將當代生態危機理解為植根於“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異化本質，因為經濟生產本身就是一個與自然界進行交互新陳代謝的過程，而資本主義制度下異化了的生產關係必然導致人與自然關係的異化”。類似地，福斯特也對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思想以及其中藴含的對解決當代生態危機的巨大現實價值做了分析，認為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思想根植於一種對自然界普遍新陳代謝過程的深入思考，以及對自然和社會辯證法的全面理解。福斯特尤其強調，如果説馬克思的新陳代謝斷裂理論構成了歷史唯物主義生態學的思想內核，那麼恩格斯對自然界普遍新陳代謝的深入探究，則無疑進一步強化並拓展了馬克思的理論分析。在此基礎上，福斯特明確指出，恩格斯的自然辯證法思想有助於深刻闡明“人類世”（Anthropocene）這一概念的內涵以及生態危機給人類帶來的重大時代挑戰。

  

二、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態批判

及其經濟政治替代方案等

理論議題的拓展分析

國外生態社會主義研究進展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對既有理論流派或觀點的新拓展。這種分析拓展可以歸納為如下三個層面：一是傳統左翼理論日益展現出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關注，其代表是“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對生態環境問題的探討顯著增加；二是對“綠色資本主義”固有侷限性的反思批判，從而聚焦於一種“紅綠”政治哲學或“轉型政治”的理論建構，並提出了諸如激進的社會生態轉型理論、超越發展理論和民主生態社會主義等代表性觀點；三是生態社會主義研究在方法論與分析框架上的拓展和革新，例如一種葛蘭西式的政治生態學分析方法。雖然這其中的某些理論流派或觀點及其融合發展未必屬於生態馬克思主義或生態社會主義性質，比如近年來湧現出的諸如生態倫理研究、解放生態學、生態女權主義等理論流派中的新興研究分支方向，但本文認為，聚焦於上述三個層面的如下五個主流理論流派，即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激進社會生態轉型理論、超越發展理論、民主生態社會主義和葛蘭西式政治生態學，可以大致代表近年來國外生態社會主義研究對資本主義制度的生態批判及其經濟政治替代方案等理論議題的拓展分析。

（一）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與生態社會主義研究

在這方面，“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十分清晰地展現出了這一演進趨勢。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是1970年代興起於美國的新馬克思主義理論流派，其代表人物有伊曼努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喬萬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特倫斯·霍普金斯（Terence Hopkins）等。應該説，作為這一流派奠基人的沃勒斯坦已經注意到世界體系視角下的全球生態問題，並通過世界體系論的分析方法探討並反思了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生態危機。隨着世界體系論研究的不斷推進，這一流派對全球生態問題的關注度逐漸提高，突出表現為由該流派主辦的期刊《評論》（Review）上刊登的多期關於當代環境危機的專欄論文，並湧現出以美國學者傑森·摩爾（Jason Moore）為代表的一批領軍學者。作為該流派當前的代表性人物，摩爾從世界體系論、環境史和全球生態問題三者結合的視角出發，提出了諸如資本主義的“世界—生態系統”（world-ecology）、超越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的“奧伊蔻斯”（Oikeios）等新概念，指認了資本主義發展所掠奪的包括廉價勞動力、廉價食物、廉價能源和廉價原材料等在內的“四大廉價品”，並認為，一種後笛卡爾式的人與自然辯證統一的自然觀才是解讀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思想的正確方式。可以説，以摩爾為代表的世界體系的馬克思主義集中體現了傳統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流派通過不斷擴展其對生態議題的關注而切入到當代生態社會主義學術視閾之中的理論發展路徑，而這些研究成果也初步形塑了一種生態社會主義視閾下的世界體系論。

（二）作為“綠色資本主義”替代戰略的三種“轉型政治”理論建構

這方面主要是指在對“綠色資本主義”的固有侷限性進行批判性反思的基礎上形成的激進社會生態轉型理論、超越發展理論和民主生態社會主義等三個代表性流派。第一個代表性流派是以奧地利維也納大學的烏爾裏希·布蘭德（Ulrich Brand）為主提出的激進社會生態轉型理論或“批判性政治生態學”。作為與“綠色資本主義”相抗衡的一種“紅綠”政治哲學或“轉型政治”理論，布蘭德基於“綠色左翼”的政治立場，通過對“綠色經濟”“綠色資本主義”“帝國式生活方式”“社會生態轉型”等概念的解析重構，提出了一個“批判性政治生態學”的理論構架，其中主要包括如下三個方面：一是對“綠色資本主義”進行的批判性分析；二是闡明激進社會生態轉型的基本理念和主張；三是推動構建轉型視野下的“全球綠色左翼”。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布蘭德本人從未明確承認自己的生態社會主義者身份，但他曾特別強調了唯物史觀在其激進社會生態轉型理論構建中所起的方法論作用，並且表示對葛蘭西相關理論進行了吸納。因而，儘管布蘭德的理論構建也有其侷限性，尤其是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分析不夠充分，但他所開啓的批判性政治生態學分析仍具有重要價值，可以認為，這一理論構成了當代歐美語境下作為“綠色資本主義”對立物的“轉型政治”的一種前沿性探索。

“轉型政治”理論建構的第二個代表性流派是拉美的“超越發展理論”。這一流派與布蘭德嘗試在歐美語境下構建“轉型政治”理論的努力有所不同，它更多是在發展中國家語境下構建“轉型政治”理論的嘗試，致力於抗拒（綠色）資本主義及其在全球範圍內擴張所導致的不平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超越發展理論提出的背景是2010年在羅莎·盧森堡基金會支持下組建的“發展替代長期性工作組”。該工作組吸納了來自拉美和歐洲等地的學者，致力於在思想流派融合的基礎上，尋求實現一種更為公正和諧的社會—自然關係，並探索對當前霸權性發展模式和路徑的替代性選擇。雖然對“超越發展”所應包含的理念要素仍缺乏一種明晰的界定，但是，生態學、去殖民化、社會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女性主義、經濟學上的反資本主義、原住居民思想以及“好生活”等概念，無疑是其中的一些必備元素，因為這些理念在價值層面都質疑“發展”這一概念本身。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流派既肯定自然生態的獨特價值，並依此批評各種現代化發展項目，從而展現出一種生態激進主義或“深綠”的色彩，也對包括左翼進步政府所堅持的資本主義現代化政策以及當代資本主義的剝削性質提出了批評，從而體現出了其“泛紅”的政治性質。可以説，超越發展理論融合了“深綠”與“泛紅”這兩個方面的特徵。雖然作為一種“紅綠”變革戰略或“轉型政治”的超越發展理論還面臨着諸多基礎性難題，但基於對當代“綠色資本主義”的另一種替代性想象，這一流派集中體現了發展中國家對於“轉型政治”理論所進行的獨特建構。

“轉型政治”理論的第三個代表性流派是近年來引起國外學界廣泛關注的“民主生態社會主義”（democratic eco-socialism）。這一流派所體現的“轉型政治”，既不同於歐美語境下作為“綠色資本主義”替代戰略的激進社會生態轉型理論，也不同於全球南方語境下的拉美超越發展理論，而是源自對資本主義制度與蘇聯社會主義實踐中某些歷史侷限的雙重反思。這一流派的獨特之處在於，在它看來，鑑於20世紀以蘇聯、東歐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實踐存在着某些嚴重缺陷，對社會主義依然抱有信心的左翼進步人士必須正視理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並且應當嘗試將社會主義在集體所有制、社會平等、代議制和參與式民主方面的優越性，與激進民主、全球民主或地球民主等術語相結合，以便徹底克服蘇聯官僚化體制所帶來的歷史侷限性，在高度民主的意義上實現民主社會主義與生態社會主義的融合，從而構建一種建立在民主與生態可持續性基礎上的、全球範圍的朝向社會主義戰略轉型的“轉型政治”。應當指出，這一流派強調了生態社會主義中的民主元素，尤其重視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趨向代議制和參與式民主的政治架構。具體而言，近年來對民主生態社會主義的理論探索，主要聚焦在其基本原則與社會制度安排等方面。例如，邁克爾·洛維（Michael Löwy）在採納詹姆斯·奧康納（James O’Connor）所提出的生態理性、民主控制、社會平等和公平等生態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加了包括生產資料集體所有權、投資和生產目標的民主計劃以及新的生產力技術結構等三個實現民主生態社會主義的補充性原則。漢斯·巴厄（Hans Baer）也做出了具有學術前沿意義的理論探索。他認為，全球範圍內的自然資源緊張迫切要求推動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一種替代性變革，而民主生態社會主義正是這樣一種理想的替代方案，因為這一方案在承認環境可持續性作為社會制度優先原則的基礎上，也凸顯了社會主義在維護社會平等方面的優越性。此外，巴厄還指出，民主生態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建構必須充分考慮地球的脆弱性以及資源的有限性，其中的分配機制需要遵循兩條基本原則，即生產資料公有制和參與式民主。

（三）在方法論與分析框架上的拓展和革新

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所謂的“葛蘭西式政治生態學”（Gramscian political ecology）。政治生態學所採取的是一種對生態環境問題的政治學分析視角，或者説“生態學”與“政治學”的交叉結合。自20世紀80、90年代以來，政治生態學日益成為當代西方環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前沿領域。與此同時，國外一些持有馬克思主義立場的學者也觀察到了這一學術新動向，併力圖將這種西方環境社會學視閾下的政治生態學研究與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結合起來。這方面的理論進展突出反映在《地理學論壇》（Geoforum）出版的《葛蘭西式政治生態學》特刊中。該特刊提出並深化了“葛蘭西式政治生態學”這一概念，併力圖將葛蘭西思想中的一些關鍵性概念與當代政治生態學相結合。目前，國外學界圍繞葛蘭西式政治生態學的學術探討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理論框架意義上的方法論建構；二是在這種方法論指導下的實證研究。就前者而言，從方法論建構的視角來看，有學者認為，葛蘭西式政治生態學的提出體現了唯物史觀對於政治生態學研究的理論借鑑意義。應該説，這種方法論創新廣泛借鑑了葛蘭西理論中的諸如實踐、意識形態、霸權等概念，從而開拓出一種分析當代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方面權力鬥爭和反對文化霸權的微觀場域，並提出了包括“實踐的政治生態學”（political ecology of praxis）在內的一系列新概念，從而為研究環境政治提供了方法論意義上的新的分析工具。就後者來説，有學者運用這種新的方法論分析工具，開展了對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實踐中的權力鬥爭的實證研究，比如，對加拿大林業管理的政治生態學分析，對巴西土地權利的反霸權運動、墨西哥圍繞轉基因農業的抗爭活動等一系列具體案例的研究。這些研究普遍認為，葛蘭西所提出的“文化霸權”等概念對分析現實中的環境權力鬥爭具有高度相關性，並強調，葛蘭西的理論為分析諸如社會弱勢羣體如何在面對霸權的物質鬥爭中調動本土資源以及文化象徵力量等問題，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分析框架。

  

三、對全球氣候變化等突出現實

環境問題的“紅綠”理論審視

由於以全球氣候變化為代表的新型生態環境挑戰或危機日漸凸顯，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國外生態社會主義研究出現了一個新特徵，即逐漸超越傳統意義上偏重理論思辨的學術進路，而轉向一種理論與現實並重的新研究格局，尤其體現為對全球氣候變化等突出現實環境問題的“紅綠”理論審視。具體可以概括為如下三個層面或情形：一是對現實中社會運動特別是環境社會運動所進行的理論分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對勞工環境運動或“勞工環境主義”的研究；二是對新型生態環境挑戰的理論分析，主要包括全球氣候變化、糧食安全與反對生物多樣性侵蝕等議題；三是從更宏大的視角來把握人類社會或文明面臨的生態環境挑戰及其時代特徵，主要表現為對“人類世”等概念的探討。

（一）對現實中環境社會運動的理論分析

在這方面，一個被特別關注的主題或論域是當代勞工運動與大眾環境運動的政治聯合或融合，因為它集中體現了“紅綠”交融社會政治動員的現實可能性及其實際狀態。延承由傑夫·尚茨（Jeff Shantz）、丹·雅格波維奇（Dan Jakopovich）等在20世紀後期創設的關於綠色工聯主義研究的學術傳統，許多學者在金融危機後進一步探討了勞工運動與環境抗爭相結合的可能性以及這種結合的具體意涵。概言之，這些研究可以大致分為歷史分析與現實分析兩種研究路徑。就前者而言，從歷史回溯的視角出發，包括斯蒂芬·巴卡（Stefania Barca）等在內的生態社會主義或生態馬克思主義學者，對盛行於1960年代西歐和南歐的勞工運動、工人自治主義運動進行了生態維度下的案例分析，探討了20世紀中後期西歐勞工運動與環境運動相互結合的具體組織樣態，並提出了諸如“階級生態學”（class ecology）、“勞工環境主義”（labor environmentalism）等新概念。就後者來説，從現實分析的視角出發，一些學者聚焦進入21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社會出現的勞工運動與環境運動相結合而產生的新現象與新實踐，尤其是就拉美地區的社會政治運動展開研究。比如，美國學者阿維瓦·喬姆斯基（Aviva Chomsky）和史蒂夫·斯特里夫勒（Steve Striffler）專注於跨國公司破壞性掠奪背景下的哥倫比亞煤礦業，認為這些跨國公司在開採全球南方的自然資源的過程中損害了當地土著社區的利益，並造成了嚴重的生態環境破壞。而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當地具有激進立場的工會針對這些跨國公司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的環境批評與抗爭。由此可見，基於對跨國開採公司和全球北方發達國家在世界體系中帝國主義霸權地位的批判立場，以當地激進工會為代表的生態社會主義活動者已經致力於將土著權利、勞工問題與環境問題密切聯繫起來。這些案例及其研究表明，勞工環境主義的現實實踐對於促進分配正義與拉美替代發展具有推動作用，並凸顯出生態社會主義政治的實踐向度。

（二）對新型生態環境挑戰的理論分析

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無疑是全球氣候變化及其應對問題。不難發現，圍繞全球氣候變化所帶來的世界治理體系層面上的多重危機，綠色左翼學界開展了大量的相關研究工作。相應地，諸如“化石資本主義”“氣候資本主義”“能源民主”等新概念或新理論也不斷湧現。聚焦於氣候危機及其應對，許多學者明確提出，氣候資本主義或氣候帝國主義已成為晚期資本主義的新表徵或新動向，因而這方面的深入研究理應成為生態社會主義視角下的一個新批判視閾。具體地説，關於這一議題的討論可以概括為如下三個方面。其一，對系列國際氣候公約的理論分析。這些學者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出發，對國際氣候公約裏關於氣候危機監管與應對中的霸權形式、氣候政策機制與外交談判、技術控制論，以及這些機制對權力關係中的弱勢羣體，特別是工人、本土社區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展開了討論。其二，一些學者從氣候政治，特別是從西方政治譜系中各種派別應對環境議題的不同方式這一角度，探討了氣候變化及其應對等問題。比如，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在《新左翼評論》撰文指出，氣候政治已經成為一項跨越政治譜系的關鍵議題，當代西方世界中的諸政治行為體必須對此做出回應，並且表現出差異化的結合路徑與切入方式。其三，還有學者關注氣候變化研究與當代國際政治經濟學新趨勢的關聯性。比如，馬修·帕特森（Matthew Paterson）認為，過去10年間，全球氣候政治的發展給政治經濟學帶來了根本性的挑戰，氣候政治所牽涉的現實利益問題也變得愈益尖鋭。帕特森提出，應對這種現實變化亟需實現一種理論革新，而這必將影響人們對國家—市場—企業關係、全球化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國際政治經濟學等的理解。

此外，針對全球範圍內的自然資本化以及生物資源的商品化風潮所導致的糧食安全與生物多樣性危機，許多生態社會主義學者還對諸如生物多樣性保護、地方農業生態系統反抗全球資本商品化侵蝕，以及抗拒跨國公司對地方物種資源的商品化竊取等問題展開了探討。這種從自然商品化角度展開的對當代資本主義的生態批判，大致包含兩種不同的切入路徑：一種是從環境正義與環境民主的視角切入；另一種是從對資本主義發展話語的批判視角切入。就前者而言，代表性學者是印度左翼環境理論家範達娜·席瓦（Vandana Shiva）。作為一名生態女性主義者，席瓦近年來以環境正義與環境民主為視角，發表了多部探討糧食安全、反對生物多樣性商品化等問題的著作。她的研究建基於環境正義的理念，強調生物多樣性保護與農業領域的反資本化、重視地方性農業系統保護的價值、反對資本主義大型生物公司對種子資源的壟斷，以及反對資本化農業對本土農業系統的侵蝕，從而在自然商品化的背景語境下拓展了環境正義的政治與政策內涵。就後者來説，有些學者從質疑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推行“發展話語”的角度，展開了對自然商品化的生態批判。比如，同樣聚焦於全球農業與糧食安全問題，美國康奈爾大學的菲利普·麥克邁克爾（Philip McMichael）明確質疑資本主義體系下的發展話語，並認為包括世界發展、農業發展在內的一系列發展話語雖然具有吸引力，但必須意識到其背後隱含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表達。

（三）從更宏大視角把握人類社會或文明的生態環境挑戰及其時代特徵

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理論議題就是“人類世”概念。雖然仍存在着爭議，但目前圍繞“人類世”概念的主流性看法是，地質學家所指稱的地質時間尺度上的“全新世”已經結束，而1950年代標誌着新的“人類世”的開啓，這一新時期的主要特徵是人類活動成為足以影響整個地球演進的主要地質力量。目前，生態社會主義學界關於“人類世”概念或議題的探討主要集中在如下三個方面。其一，關注“人類世”與生態危機的成因及其應對措施的關係，認為“人類世”概念或議題討論對於解決當代生態危機具有啓迪價值。比如，卡萊斯·索里亞諾（Carles Soriano）認為，當前大部分生態環境問題的研究方法，都是“基於一種對社會再生產模式的非辯證和非唯物主義的理解”，這使得我們對於全球生態危機的理解不僅是不完整的，而且更多是唯心主義的。隨着人類進入“人類世”的行星危機時代，對於馬克思價值理論的正確理解將有助於我們解決當前全球尺度上的生態危機。其二，闡明“人類世”與“新陳代謝斷裂”現實之間的關係，比如齋藤幸平強調了馬克思的價值理論、新陳代謝斷裂以及一種非笛卡爾式二元論（non-Cartesian dualism）的自然觀對理解當代生態危機所具有的激進批判價值，並明確強調要在“人類世”時代運用馬克思的思想對資本主義展開生態批判，從而逐步走向一種基於“去增長”的後資本主義社會。其三，拓展關於“人類世”概念或議題的討論，進一步提出並闡發了“資本世”（Capitalocene）和“克蘇魯世”（Chthulucene）等關聯性概念。這些延展性概念都被認為在某些方面拓寬或修正了“人類世”概念或議題的理論意涵。

四、結語

總的來看，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的國外生態社會主義研究在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闡釋、理論議題觀點拓展和現實問題批判分析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進展，甚至可以説正在或已經進入一個新的發展節點或階段。這些新進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對該學術領域在20世紀末研究主題與方法的明確繼承，比如以福斯特和伯克特為代表的北美學派對於馬克思恩格斯經典著作的深耕閲讀與積極詮釋，就對齋藤幸平等新一代學者的研究議題與方法選擇產生了顯著影響。其二，由於更多理論學派加入或理論議題被納入其中，生態社會主義研究所涵蓋的論域明顯擴大，比如基於不同理論學派的對“人類世”時代的生態馬克思主義的討論。對此，一方面，這其中的積極意涵是不言自明的，與日趨複雜的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非（反）生態質性的文化理論解構與替代性變革實踐相對應的，只能是一種日益走向跨議題、跨學科、跨區域的全球性生態社會主義思潮與運動，任何偏執於簡單化的口號結論或地域性經驗的理論表達都無助於現實推進一場以資本主義制度替代為共同目標的“紅綠”重塑性變革。另一方面，面對越來越紛繁複雜的世界生態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我們必須保持充分的理論與思想開放性，對於世界各國人民與文化抗拒或替代資本主義制度的實踐及其支撐性政治與政策等有益經驗，更好地加以吸收借鑑，同時更加堅定地堅持與推進我國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為基本特徵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必須看到，許多當代國外生態社會主義學者或“綠色左翼”理論家的研究成果，不僅缺乏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和方法論，而且或多或少囿於他們所處的經濟社會制度環境或固有思維方式，因而，需要對他們的一些具體看法或分析方法持審慎態度。

［作者：高澤、郇慶治，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本文系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專項項目“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國際傳播的媒介、路徑、機制及其經驗研究”的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