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互聯網時代，陷入孤獨的自由_風聞

文/觀察未來科技

互聯網已經不再處於萌芽階段，互聯網以及數字技術的影響在全球無處不在。Facebook首席執行官馬克·扎克伯格曾表示，他之所以創建Facebook，是希望使世界更加“開放和互聯”。從某種程度上説，這是對自由的終極認可。

互聯網發展到今天，確實也讓我們看到，當信息和想法可以自由流動時，它的力量會有多大。不過，在後互聯網時代，科技與社會的碰撞也帶來了新的危機，社交媒體越來越使我們陷入孤獨的自由中。面對“一起獨處”的數字時空，人類會尋找到更好的辦法嗎？ 

陷入孤獨的自由

現代科技的進步突破了過去人們無法到達的距離，在給予人們越來越大限度自由的同時，也讓人們陷入了分裂的世界。

在美國的交通還停留在馬車時代時，直到20世紀初，美國農村居民通常在他們的馬和馬車能夠到達的20英里半徑內購物、工作、做禮拜、學習和社交。在小鎮中，雜貨店是中心，不同年齡的孩子共同在只有一兩間屋子的學校學習，一個小小的鄉村教堂為整個社區服務。

這一切在燃油動力汽車進入農村後徹底改變。從1911年到1920年，僅農場的汽車擁有量就從85000輛膨脹到超過100萬輛。汽車和現代化的公路開闢了新的前景，為偏遠地區帶來機遇，並縮小了城鄉之間的差距。

正如歷史學家所説，汽車使“農村居民從物質和文化上的孤立中得到解放，後者本是農村生活的一個特徵”。**不過，**更強的流動性也有其代價。人們花在別處的時間越多，與家人和鄰居相處的時間就越少。換言之，汽車雖然帶來了更強的流動性，拓寬了人們社會生活的範圍，也破壞了過去人們之間緊密的聯繫。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固定電話的出現對家庭產生了類似影響。對於青少年來説，單獨待在卧室現在意味着花時間和朋友打電話或者通過電腦聯繫。人們開始發現，即便是和家人在一起，也不過是在同一個屋檐下獨處。

又過了40年，智能手機的出現使孩子們重新回到父母身邊，但他們的心思顯然在其他地方。對於家庭來説，放下手機的爭論變得司空見慣，尤其是在餐桌上。隨着時間的推移，科技使世界變得越來越小，但人們與隔壁鄰居甚或同處一室的家人的聯繫卻越來越少。

如今，人們已經習慣了通過電子方式進行溝通。有時候，我們各自活在自己的世界中：早高峯時的地鐵，人們面朝手機，低下頭顱，彷彿新時代的禱告；朋友之間，用“點贊”重新勾勒友誼；家庭聚餐，晚輩將頭扭向自己的智能終端，置身於與遠方人的“氣泡”之中，留下長者的無名怨憤。

數字技術使世界變小，人們能更方便地彼此聯繫，但它也給相倚而坐的人帶來沉默。這種現象並不新鮮。從汽車的出現至今，一個多世紀以來，幾乎每一項幫助身處兩地的人更好聯繫的科技，都會為同居一室的人制造新的障礙。許多人也將此視為時代困境——由“陌生人”構成的社交網絡擁有現實無法比擬的吸引力，讓人近乎於“失控”地對身邊人選擇淡漠。

不可否認，互聯網帶來了開放，但也讓人們失去了“附近”，陷入了孤獨的自由裏。隨着數字化生存的深入發展，人和人之間的現實關係網變得鬆散，人們逐漸喪失了一種自信，不再覺得能夠構造出一種互相信任的關係。因此，人們持續着日復一日的生活，成為數據的組成，以一種在一個社會的、世界的浪潮之下，無力地被後面的人推着往前走的生活狀態生活着。

在單調且乏味的日常裏，人們很容易認為，個人與本質脱離了關係，以至於再沒有一種真實的、踏實的、充滿意義的個體感受。這種**“附近”的消失讓我們生活的真實感鋭減，不再有觀望“附近風景”的耐心，它不再是一種整體地、深入地感知。**這些“乏味”則隨着信息技術的發展被不斷加深、驗證、加冕為一種“事實”。

遠離“附近”而走向“遠方”的結果就是：人們逐漸發現，自己厭惡的東西越來越多，信任的人越來越少；需要的休閒與放鬆越來越多，專注卻越來越少；快感越來越多，但充實感卻不成比例地越來越少。 

因為孤獨，更加孤獨

互聯網的深入發展讓人們在現實中越發孤獨，而當人們在現實中越發孤獨時，往往又會試圖通過互聯網化解孤獨。於是，互聯網雖然暫時滿足了個體的感官體驗，卻無法化解孤獨的根源，而對互聯網的依賴反而強化了原有的孤獨感。人們因使用互聯網而孤獨，又因孤獨而使用互聯網。

在網絡世界裏，個體與周邊、社會、世界建立起了虛擬的信息聯繫，彼此分享信息，每個人都成為了自媒體，大量的信息傳入人們的頭腦中。然而，隨着信息網絡的頻繁使用，人們對網絡形成了巨大的依賴關係，生活的角落都被網路填塞滿，同時，也只有在網絡世界中個體才能找到並確證自我的存在。

虛擬化的網絡世界帶給人們的是一種短暫性的精神滿足，加上人們又十分渴求這種短暫性的精神滿足，於是，在一種無意識的狀態下，人們對網絡世界就產生了精神依賴。對於社會整體來説，無論是工作還是學習過程中，一些人的閒暇時間都被手機、電腦等新現代通訊設備所佔據，人與人之間的面對面交流在減少，情感在淡化，而這些情感的需求都需要藉助網絡世界來彌補。

從網絡娛樂信息來看，消費娛樂和八卦信息的圍觀成了網絡用户網絡生活的常態，各種社交軟件更是提供了這樣的平台，成為多種娛樂、八卦信息的聚集地和擴散地；碎片化的信息讓人們的專注力一降再降；而網絡遊戲則成為大眾所熱衷的娛樂消遣方式，智能化終端設備的普及擴大了網絡用户的涵蓋範圍，基於智能終端的手遊也因此走進大部分人的生活。

大眾的娛樂消費現狀已經呈現出全民娛樂的傾向，全民娛樂化更是讓我們邁向”娛樂至死“的年代。因此，社交網站難以滿足個體的個性需求，卻可能使人耽溺於一次次短暫的新奇體驗中，而每次體驗結束之後，又是對尚未發生的體驗的渴望。然而，對新奇體驗的渴望常在，但新奇體驗未必常有，結果要麼是無聊，要麼是孤獨，但共性就是無意義感。

事實上，互聯網時代下的孤獨問題正是現代性困境的代表，**個體獲得更多自由，但又陷入孤獨和與社會的疏離；個體試圖擺脱孤獨，卻因為無法消解孤獨****變得更加孤獨。**於是，在網絡空間中，我們體會到了全天候的在線狀態，個人能夠隨時向自己以及他人展示着自己的存在，並同時處理多種事情。但真正的情感卻隨着互聯網的發展被技術稀釋，弱連接擠佔了強關係，失去了手機我們感到徹底的孤獨，更加無所適從。 

未來應該怎麼做

數字科技已經創造了一個不同的世界，它並不總是意味着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不過，這種孤獨的自由也不是必然消失的。

作為被譽為“技術領域的弗洛伊德”的麻省理工學院心理學家，雪莉.特爾克認為，無論微信，facebook還是twitter，今天的社交網絡總令人感到冰冷，缺少温度。在一次演講中，互聯網研究者王煜全表示：“這是因為互聯網剝奪了面對面交流的情緒的部分，使得我在與其他人交流時像是和機器在交流，得不到那種從屬於某個羣體的安定感，目前還沒有辦法形成感情寄託。”而今天，與情緒相關的計算，已成為不少公司着重研究的對象。

另一個更為實質的問題是：一個人到底需要多少個朋友？畢竟，微博上動輒上千的“好友”可能連認識都算不上。理論上，這個問題已被英國人類學家羅賓.鄧巴解答。早在二十多年前，根據人類大腦新皮質的厚度，鄧巴提出了著名的“鄧巴數”，即“150定律”——150人是人類大腦建立彼此相熟的社交關係的上限。

在可以預見的未來，社交網絡也許會告別如今混亂的所謂“好友”管理，而是告訴每個人，誰才是你真正的150人好友，以及實現更多現實意義上的社交功能，而非漫步目的瀏覽一個與你不相關的人今天上午的早餐。

當然，無論“低頭族”還是“微信依賴症”的出現，都説明當下人們生活的某種分裂，而沒有人喜歡分裂。谷歌X實驗室負責人Astro Teller認為，設備應讓我們更人性化，更活在當下，總聯網並不代表我們應有兩個區分的生活——真實生活和數字化生活。而如今，“科技讓人們冷漠”的論調或許也****只是受當前科技水平所限，未來的手機肯定不會朝“兩個拇指交互”的方向發展，而是淡化其使用背景。

與此同時，二十多年前，卡斯特爾的信息時代三部曲雖然從信息技術出發提出了“網絡社會崛起”的必然**，但同時也提出了遠非技術決定論的論調。**

他認為，社會變革由技術本身引發，但是一旦成為系統，其內容就為發展的歷史脈絡所決定：“一個社會能否掌握技術、將技術內化，在充滿衝突的過程中決定運用技術的方式，相當程度上塑造了這個社會的命運”。

在第三部《千年終結》的結語中卡斯特爾就總結道，“人性非本惡。萬事其實俱可由提供信息、支持正當性、而為有意識、有目的的社會行動所改變。”

“假如遍及全世界的人們信息靈通、主動、能溝通；假如企業能承擔其社會責任；假如媒體變成使者而非信息；假如政治行動者對抗犬儒主義，以民主方式恢復新年；假如文化由經驗來重建；假如人類遍及全球感受到物種的團結；加入我們由於與自然的和諧相處確立世代間的團結；假如在我們之間已取得了和平，並啓程開拓我們的內在自我；假如所有這些都因我們的信息靈通、有意識、分享決策而變得可能，而時間之河仍在流淌，或許我們最終生活下去，愛同時被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