糾偏降噪，共赴未來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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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朔 | 文·

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中央領導明確指出，民營經濟是我們黨長期執政、團結帶領全國人民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重要力量；引導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正確理解黨中央關於“兩個毫不動搖”“兩個健康”的方針政策，消除顧慮，放下包袱，大膽發展。

國務院領導在履新後的首次記者招待會上説，“兩個毫不動搖”是我國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容，是長久之策。“確實，去年有段時間，社會上有一些不正確的議論，使一些民營企業家內心感到憂慮。”

據鳳凰衞視報道，領導在博鰲亞洲論壇中外企業家對話會上説，我們從來沒有改變過對外開放這個基本國策，但我們注意到，“這幾年在輿論上確實有一些帶偏，包括我們對某一些民營企業的不合規行為的處罰，本來只是對某一個企業、某一個不合規行為的處罰，但是有些輿論帶偏到好像是對哪一類企業。我們從來沒有這樣。我們處罰的是不合規的行為，不是針對哪一類企業，包括外資企業。我們現在強調的是，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

如何看待民營經濟？如何看待對外開放？這些説法驅散了霧霾，指明瞭方向。

作為一個長期的調研者，我對一部分民企、外企的顧慮、憂慮，是深有體會的。黨中央國務院提出要“消除顧慮”，十分必要，也十分重要。

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切實增強企業家的信心，穩定其預期，這關係到中國經濟的長治久安和民族復興的前景，是一項系統性工作，需要長期堅持，久久為功。而對於過去一段時間出現的“不正確的議論”和“帶偏”的問題，也要加以反思，糾偏降噪。

“帶偏者”

對於民企，近年來輿論上出現的帶偏，有各種表現，比如：

片面地根據某一局部現象或某一具體行為來猜測和推論整體，以偏概全；

立場先行，不顧真實，裁減和曲解“事實”；

為了博流量，唯恐天下不亂，假借一些抽象的口號，煽風點火，巧言偏詞，隨意扣帽子，把原本正常的事情變得“異常”；

對於社會經濟發展進程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如貧富分化），不做辯證分析，一股腦地歸因於民企和富豪們……

我們的社會需要自由的討論空間，對企業存在的問題提出質疑批評也是一項正當權利。但任何質疑批評，都要基於事實、邏輯，而不是用歪曲、渲染、意氣作為武器。

而對少數“帶偏者”來説，他們要的是攻擊的效果。這種效果來自於對企業“攻其一點不及其餘”，把水攪得越混越好，把聲勢弄得越大越好。而事實、常識、邏輯並不是那麼重要的。

比如，某品牌旗下既有控股公司又有集團公司，控股公司主要進行投資，集團公司主要生產商品和服務，但“帶偏者”從不進行區分，而是不斷糾纏於該品牌的大部分利潤為什麼都來自金融投資？其實這只是控股公司某一些年份的情況。控股公司通過集團公司生產商品和服務，在此之外還進行了其他投資，包括金融投資。它的主業就是做投資的。它投資政府批准設立的金融機構有錯嗎？

又如對於控股公司的一次股權轉讓，事實是控股公司上一層的母公司把對控股公司的一部分股權經過產權交易所公開掛牌，完成了交易。如果要質疑，質疑對象應該是母公司，因為是它進行股權處置的。但對“帶偏者”來説，他一貫的攻擊點並不是母公司，大概是因為其不出名，帶不來流量。

再如一家互聯網公司辦了一所面對創業者的“大學”，入股了一些媒體的經營性資產公司，原本是正常的企業行為（儘管“大學”的名稱用的可能不當），卻被“帶偏者”刻意誤導為居心叵測、染指輿論等等。我本人就應邀參加過“大學”的開班儀式，參與過教務部門關於如何優化課程的討論，我過去所在的媒體的經營公司也被入股過（去年已退出）。事實是，“大學”講的都是創新和管理的問題，當年我們被入股，也不是該公司要入，而是我們作為傳統媒體，為了更好地實現數字化轉型，主動邀請企業來入股。入股的也不是頻道、頻率和版面等國家賦予的資源，只是經營性公司的部分，這也寫進了簽署的合同裏。但凡對媒體有點了解的人都知道，企業入股傳統媒體很不容易，要經過嚴格報批，資本方主要扮演投資者，並在非內容的經營方面提供助力。可是“帶偏者”故弄玄虛造成的印象是，某某公司要通過控制媒體實現什麼目的。

還如各地方官員説要做好招商引資的服務，當好“店小二”。而“帶偏者”則言之鑿鑿地在視頻上説：“相當級別的幹部想要做‘店小二’，要心甘情願地給資本家當‘店小二’，這種東西它和共產黨的宗旨能捏到一塊去嗎？”事實上，共產黨的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而廣大市場主體通過踏實奮鬥，創造消費者價值、税收和就業，幹部自然要為他們服務，為人民服務和為市場主體當好“店小二”、做好服務是完全統一的。但“帶偏者”通過“資本家”一詞的導入，“巧妙”地在兩者間造成了分離。

我絕不是説，凡質疑企業的都是“帶偏者”。持之有據的質疑就不存在“偏”的問題。如有的質疑引起了證監等監管部門的重視，責令企業進行必要的整改。企業自身被質疑後也會根據“民意”進行一定調整（如高管薪酬）。這種以事實為依據的監督和互動，是法治化的市場經濟的常態，應予尊重和肯定。

但“帶偏者”並不是這樣，他並不是為了建設性地解決企業的問題，而是恨不得挖的問題越大越好，讓企業的聲譽越糟越好，讓企業家摔得越狠越好，因為這樣才能吸引流量，為此便隨意勾連，誇大其詞，喋喋不休，煽動情緒，“流氣+流量”，不惜以傷害企業的形象和員工的心為代價。

互聯網是有記憶的。你説過什麼，寫過什麼，都有痕跡，都在那裏。令人詫異的是，在“帶偏者”那裏好像這一切都沒有發生，好像自己從來都沒有偏過。其實不過是因為政府有了明確指向，不得不有所收斂而已，至於給企業造成的傷害和明明白白的事實錯誤，則一點道歉和更正也沒有。

誤導

“帶偏者”所產生的危害，並不只是對某些具體企業和企業家的傷害，而是對於整個企業發展的輿論生態的誤導和傷害。

在這個過程中，“帶偏者”的大量言辭、觀點以及引發的跟帖響應，不僅惡氣傷人，也違背了“兩個毫不動搖”“三個不變”“自己人”等方針政策，違背了《憲法》中關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製度的規定，違背了關於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規定。

“帶偏者”經常使用“資本家”這一説法。實際上，國家的大政方針和根本大法是堅持“多種分配方式並存”且“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因此那種舊社會意義的“資本家”一説今天從根本上就是不成立的。國家認可資本（包括人力資本）可以作為一種重要的生產要素參與分配，國家也重視產權保護，並大力發展資本市場。

所以，在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前面是有定語的）的大框架下，今天資本的屬性、資本所有者的屬性和馬克思經典著作中描述的資本已經完全不同了。這當然不是説對資本的過度擴張就不需要法治化的規範，而是説，我們決不能再用舊的思維定勢看待非公資本，對非公資本及其所有者進行對立化、妖魔化、意識形態化的曲解。如果這樣的曲解肆意氾濫，甚至變成一種“無意識”，有多少市場主體心裏會不慌呢？被直接誤傷的是少數企業，看到這一切而間接受到負面影響的則為數甚多。

“帶偏者”所產生的危害已經超出了經濟範疇。他們的很多説法、做法違背了《民法典》中關於保護民事主體的人格權的規定，傷害了企業家的人格尊嚴。而誰要對他們提出批評，他們就會煽動，對你進行攻擊，用各種簡單粗暴的“口水”陷你於不義，讓你退避三舍。

我們國家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深入推進中，書寫了兩大奇蹟，即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在我看來，兩大奇蹟是互為支撐的。沒有市場主體的預期穩定、心態穩定，經濟不可能發展好。過去一段時間“帶偏者”的危害恰恰在於，惑亂了市場主體的心，使其更多地不是着眼於發展，而是着眼於偃旗息鼓太平無事。

而對那些數量廣大的“帶偏者”的粉絲來説，帶偏之後，能不能解決他們希望解決的問題呢？不能。比如，不少粉絲被帶偏到“平均主義”“殺富濟貧”等思維中，但黨和國家“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的方針並不是這樣的。而在粉絲們罵罵咧咧的潮水般跟帖中，很多企業家會覺得“是不是政策真要變了”，心裏不穩，腳下就不穩，那如何更好地發展和帶動就業呢？就業不充分，又怎麼致富呢？靠口水和意氣能夠“罵贏”，能“罵富”嗎？

也許“帶偏者”最大的危害還不是讓一些企業和企業家寒了心泄了氣，而是誤導了“粉絲”，讓不少“粉絲”的思維越來越單一化刻板化，讓那種侮辱人、上綱上線、簡單化一刀切、不加思考隨意泄憤的東西，脱口即出，在社交媒體上嚴重氾濫。或許很多粉絲認為，我也不過是隨口跟兩句，並不是真要怎麼樣，但當這些隨口彈射的言語“成勢”“成習慣”後，就會造成經濟環境的污染，影響企業的投資和發展意願。

我們不是要回避市場經濟的問題。中國的市場經濟在其活力四射的發展過程中，的確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的確有一些企業法治意識淡薄，缺乏商德和社會責任，不擇手段“割韭菜”，給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不良影響，這是要規範、整肅、不能容忍的。黨和政府提出“在高質量發展中促進共同富裕”，也要求合規合法經營的企業家要進一步提高站位，增強愛國情懷、勇於創新、誠信守法、承擔社會責任和拓展國際視野，自我提升。但是，對於貧富分化等聽起來簡單、事實上非常複雜、很易於觸發社會情緒的問題，社會各界都應平衡而辯證地仔細剖解，找出正解，綜合施治，而不是像“帶偏者”那樣刻意渲染挑事。

對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貧富分化問題，國家是清醒的，也有明確的政策取向，有些已在實施中，有的將會逐步實施，如完善個人所得税制度，規範資本性所得管理，積極穩妥推進房地產税立法和改革，加強公益慈善事業規範管理等等。

而“帶偏者”不是認真全面準確地理解國家的方針政策，而是“猜”和“賭”，覺得既然要“促進共同富裕”，肯定要拿誰誰誰“開刀祭旗”，於是高頻猛力“下注”，聲嘶力竭“呼籲”，裹挾“民意”，濫用“民氣”，想製造一個“大事件”。殊不知，我們的國家正致力於成為法治國家，各項政策也有着基本的連續性，政府不會對“某一個企業、某一個不合規行為”視而不見，不做處罰，但也不會不尊重事實，不尊重歷史，把具體問題抽象化、擴大化，推而廣之。相反，“帶偏者”整天拿着“正確”的大棒喊打喊殺，政府反倒會警惕其誠意和用心。

“民意”

在企業界、知識界，也包括很多政府部門，對“帶偏者”的行為早就看不慣，看不下去了，但“帶偏者”還能呼風喚雨，主要是因為其裹挾了相當的民意，造成了《烏合之眾》中所説的“數量，即是正義”的多數效應，故此一般人不願意下場硬碰，免得陷入渾水，或引火燒身。

今天政府對“帶偏者”的明示和告誡説明，我們的政府當然高度重視民意，但也不會簡單地把任何民意都當成施政指揮棒。

社交媒體的透明化、智能推薦的放大與加強效應的存在，讓政府官員從穿戴到言語動輒被監督，讓企業家説話越來越小心和仔細掂量，但那些網上的暴力、戾氣卻不斷滋生，又該如何監督和化解呢？這樣的“民意”要不要限制和規範？這個問題到了該直面的時候了。

靠強壓是不行的，還是要雙向多維溝通。對於“帶偏者”，如果大家都懾於其威，都愛惜羽毛，是不行的。對於受“帶偏者”誤導的人羣，也要提醒、交流，該指出其問題的就指出來。

馬克思、恩格斯曾經刻畫過在舊社會中受到壓迫、失去了土地和職業的一部分人的形象，説他們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好勇鬥狠”“懶散怠惰”。毛澤東在早期著作中稱之為“遊民無產者”，即“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並認為“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處置這一批人，是中國的困難的問題之一。這一批人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如何引導？他提出，要“加緊反流氓意識的教育”。

今天我們的情況和馬克思、恩格斯、毛澤東所看到的當然有根本的不同。在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中國，絕對意義的無產者已基本不存在了，在農村，廣大農民也有基本的財產權利（“三權”）。分析今天中國的社會階層和社會問題，必須用新時期的思想和方法，不能簡單援引過去的框框隨意來套。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那種遊民色彩的“好勇鬥狠”的破壞性現象依然存在，並在網上蔓延。若是短期個別現象忍忍也就罷了，但如果長期化聚眾化板結化，就會漸漸構成一種帶有危險性的力量。歷史上我們是有教訓的，不能聽之任之。

同時，我們也必須承認，我們身邊有很多中低收入者的生活並不富足，不少人存在着生活、就業、養老、醫療等等壓力。這一羣體的規模可能還不小，而且還會因為疫情等因素的襲擊，加劇其窘迫感，因此他們有一些不滿情緒是正常的，即使是偏頗的、片面的情緒發泄，我們也要將心比心地加以理解和研判。他們的聲音應該被認真地傾聽，他們的問題應該得到全社會的重視。如果從政府到社區、社會、知識界，不做好引導、教育、溝通、疏解的工作，防止其“破壞性”的那一面集聚，他們就有可能在“帶偏者”的利用下，成為“易受暗示和輕信”的烏合之眾。

勒龐在名著《烏合之眾》有這樣兩段論述：

“個人一旦成為羣體的一員，他所作所為就不會再承擔責任，這時每個人都會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約束的一面。羣體追求和相信的從來不是什麼真相和理性，而是盲從、殘忍、偏執和狂熱，只知道簡單而極端的感情。”

“羣眾沒有真正渴求過真理，面對那些不合口味的證據，他們會充耳不聞……凡是能向他們提供幻覺的，都可以很容易地成為他們的主人；凡是讓他們幻滅的，都會成為他們的犧牲品。”

對這樣複雜和深層次的問題，有識之士應該直面，並建設性地發出自己的聲音。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為什麼那些複雜的創造，比如航空發動機，光刻機，操作系統，工業軟件，我們的差距都很大？是不是存在一種原因，就是我們容易把複雜的、精微的東西簡單化，非此即彼化，淺嘗輒止，不求甚解，缺乏平心靜氣長期深耕的氣氛。

這背後，是不是意味着科學意識、求真意識、文明意識、獨立思考意識的缺乏？

我們提出要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強國之前，也許還要加上文明二字。

從糾偏到建設文明生態，文明的人，文明的社會，文明的輿論，需要我們共同努力，共赴活力經濟、普惠民生和美好社會。

結語

我在這篇文章中批評了“帶偏者”，是基於我對某些“帶偏者”其言其語其氣息的觀察。是一己之見，一家之言，可能也有偏頗。

我之所以要寫，是在近年來，面對“帶偏者”的歪風邪氣以及對中國民企、企業家和中國經濟的負面影響，我總體上也是採取了迴避的態度，沒有做出應有的澄清。應該進行彌補。

我並不主張剝奪“帶偏者”的發言權，但我想説，現在的中國經濟和廣大的市場主體，太需要一個安靜的環境，降低雜音和噪聲，聚精會神謀發展，強信心。“帶偏者"們不要再無端生事，小事化大，把正常問題極化，唯恐事不大了。及時回頭，切實按照中央關於發展民營經濟的主基調發聲，才是正確的選擇。

按照新發展理念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按照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的要求，讓企業的歸企業，不再用那些似是而非的“非經濟因素”干擾企業的正常發展，干擾人心和穩定。這個共識需要形成，也應該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