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山正明｜遊牧民世界的起源_風聞

作者｜杉山正明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教授

          何謂遊牧民

若就歷史上實際發展的意義來説，或許可説農耕與遊牧是兩個體系對等並立。關於這點，對於人類及中央歐亞大陸來説，狩獵雖不可忽視，但若與農耕及遊牧相比，仍相對遜色。

“遊牧”是漢文名詞，在中國，大約是於明代開始出現。英文的“Nomadism”也經常翻譯為“遊牧”，但嚴格來説並不正確。所謂“Nomadism”，原本指反覆地變換居住場所的人，並非專指畜牧的遊牧，例如因採集狩獵或較少見的農耕遷徙（雖然就字面意義看來有些矛盾，但在歷史上確曾有幾個例子存在，如古代的日耳曼等）等都可以使用。相對地，英文的“Pastoral Nomads”是指“帶着牲口放牧移動的羣眾”，與“遊牧民”的意義及語感幾乎相同，就用語而言，或許後者較為正確。

遊牧，僅是畜牧生活的一種形態，其中“遷徙”是此種畜牧生活的重點，特別是指隨着牲口追逐水草生長的足跡而將整個家搬來搬去的形態。關於遊牧的起源，沒有固定明確的説法，有由農耕分離而成、人類主動靠近有蹄動物羣居等説法，但不論哪一種皆是推測。

或許這樣的生活形態很多地方都有，但“在中央歐亞某處曾經出現過”的觀點，是無庸置疑的。至於何時開始，大約在距今4000年到10000年前左右，目前還沒辦法追溯更久遠，不能確知具體細節。

遊牧生活的形態，可根據乾燥度不同或地勢高低等條件，有各種不同的變化。簡略地説，就是一邊管理飼育羊、山羊、牛、馬及駱駝等家畜，一邊視草糧被動物吃得差不多時另覓草地、水源的居無定所生活，但並非毫無目的到處流浪，是確實地配合季節移動。

在夏天，家族羣體依賴散佈在寬闊山麓或平原的草地生活；到了冬天，為了躲避嚴寒或積雪，就會羣體舉家搬遷到山麓南面或山谷之間。在此提到的“羣體”，指遊牧民社會的基本單位——相當於過去曾經被使用的“氏族”（這也是概念用語，類似英文“Clan”，但若光靠對於詞語的想象來思考現實，可能會有偏差）。

夏駐紮地與冬駐紮地間的移動路線幾乎是固定的，交通要衝設有井，牧草地則散落其間。遊牧的生活相當有系統，在遷徙和紮營間持續重複，以規律的原則管理家畜，尤其是羊羣，春季出生、夏日茁壯、秋冬宰殺（以小公羊為例）和配種培育等，在廣大無邊的大地無盡地循環。

相對於四季的自然規律，遊牧生活極端不穩定。夏季有大旱或草原大火之類，草地瞬間荒蕪；情況最糟時若遇冬季寒流或大雪侵襲，險境環生之下，甚至有可能導致整個羣體滅絕。從日常生活用品到農業生產工具及各式戰鬥工具，亦常無法完全自給自足，綜觀以上，遊牧實在不是容易生存的經濟活動。

由於都市和聚落是經濟活動必要的聯繫，遊牧必須與綠洲共存共榮，在大草原逐水草為生的遊牧民族，需要帶着收成定期朝“點”狀的綠洲城市聚集。城市，既是人與物的交會處，也是集合生產、交易、移動、信息及文化的重要匯集點。從歐亞中間地帶人與物的流動來看，可見城市發揮了該具備的機能，更何況，人與人之間本能地相互需要，對住在人煙稀少之地的遊牧者來説，城市的意義實在重大。

若將遊牧當作生活的必然結果來看，遊牧及遊牧社會造就了幾個明顯的性格：機動遷徙、羣居，還善於射御之術。生活和環境的訓練讓遊牧者的危機應對極為優異，還能靈活自信統御團隊。且不論騎馬射箭是門高段的技術，馬匹也很重要，不論古代或現代，尤其在歐亞，戰鬥用的大型馬是相當貴重的財產，但對遊牧民來説，善騎的人與良駒都很普遍。

在近代槍火彈藥等武器從根本改變戰爭類型以前，遊牧民一向是世界上最優良、強悍的機動部隊，他們在世界史中的影響，多數都歸因於優越的軍事。

一般認為遊牧騎兵在公元前800年左右（約西周宣王時期）出現，直到17、18世紀中期左右為止，遊牧軍團的時代約長達2500年。他們以軍力所獲的區域納入版圖，其實不論綠洲大小，在版圖內的區域都該定義為“國家”，須特別留意的是，這些國家都不是由單一遊牧民形成，是跨越“民族”侷限的。

           “什麼”超越“民族”？

一般使用“遊牧民族”或是“遊牧騎兵民族”來定義遊牧族羣，有時稱“遊牧民族國家”或“遊牧騎兵民族國家”，這是耳熟能詳的普遍用語。

但真的是那樣嗎？若説“遊牧民”尚可理解，但説“遊牧民族”或“遊牧騎兵民族”時所使用的“（單一）民族”，真的存在嗎？真有“民族”這個羣體嗎？或“遊牧民族國家”“遊牧騎兵民族國家”中定義的“民族國家”真有這回事？後者或許不是將它當作“（單一）民族國家”的意思，而是單純地指“遊牧種族”或“遊牧騎兵羣眾”所建立的國家，但即便如此，由“民族”及“國家”兩個詞彙聯結所產生的誤解，是不可否認的。

現在日本大眾所使用的“民族”“國家”的概念，具有強烈刻板的語意印象，那是以距今200年前的法國大革命為契機，根基於近代西歐所創的架構及價值觀中的。

所謂“Nation”這個人羣的“實體”，是被視作超越地位或身份、財富或階級而存在的，而國家則是被定義為以之為基礎的人工產物。這其實是某種“神話”。如果不這麼做，就算有波旁王朝，“法蘭西”也不曾存在。這種論述獲得普遍認同，德國及意大利的統一，都是利用此種趨勢應運而生。

19世紀是西歐最輝煌的年代，世界在其手中分割、支配。它的價值觀、國家觀及文明觀更是至高無上的標準，今日學問、學術上的“知識框架”，幾乎都與之同時形成。

以“Nation”為基礎的“State”，像是“Nation State”，更被視為歷史的當然產物。在許多地方，人們為了追求那個“理想”而努力，流血流汗。結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許多稱為“Nation State”的國家接連建立，其中相當多數在實際上成為“區域國家”，而以特定族羣為政治核心的“Nation State”，其“國內”的對立，則是從一開始就結構性地存在。不過就一般而言，最大沖擊的還是在蘇聯解體前後開始的一連串轉變。

最初東歐有民主運動，也有許多人提倡西歐式民主的勝利，然而那都是短暫的黃花，“民族自立”“民族紛爭”及“民族純化”幾乎同時在各地頻繁發生、激變，多數人感到困惑，甚至彷徨不安。在“民族”“國家”“國界”及“社會”等既成概念傳遍各地前，近代西歐式的文明與思考模式便急速地褪色。

更直接地説，這也是必然的結果吧！只能説這種想法是一直以來都太不瞭解，或太不關注歐亞內陸的現實，或是歐亞世界史的實際狀態了。真是有點過於輕率的想法。

“回顧人類歷史諸多事象，西歐型‘民族’‘國家’的概念，雖然很完備，但充其量也不過是模式的一種爾爾。若能不要只將西歐文明作絕對、神聖觀，能夠更平易地重新檢視人類一路走來的步伐，就一定能夠意識到這點。”

對於那些將“Nation State”視作前提的美好故事，若是冷靜地觀察或可發現，大多數的事例都是先有“State”後才出現“Nation”。先有“國家建設”，才有“國民建設”，西歐的例子即是如此。（略）

在明治時期，日本人與中國人曾就“國家論”相互爭辯，但不管怎麼討論就是無法取得共識。後來仔細考慮，才知道是彼此對“國家”這個詞彙的認知不同，據説中國人的認知是“朝廷、王朝”，就是當時的統治王朝。

“國民”這個詞彙，是從“民族”及“國家”各取一字而來。第一個字是“國”，可推測是先有“國家”才有“國民”，若真是如此，就不是“Nation State”這個理念，反而是這裏所説的“國民”較切實際。

務必牢牢記住：絕不可輕忽文字和詞彙、翻譯用語產生的誤判。“Nation”及“State”這兩個詞彙，在日本翻譯成“民族”“國民”“國家”這類漢字，不管怎麼説，日本人在思考時，腦中總是會浮現與該漢字相關的印象。

話説回來，以“遊牧民族”或“遊牧民族國家”這樣的詞彙形容，可能有點言不及義。作者觀察世界史過程發現，數個創建堪稱“遊牧民國家”的案例幾乎沒有純粹僅由遊牧民建立的國家，或多或少都有些混合狀態，屬於多民族國家（Multi-ethnic State）。

作為國家核心的遊牧民集團，原本即是以集聚了各個團體、種族及勢力混合而成的“政治集團”或“政治聯盟”為一般形態。當它發展成類似“帝國”（在此只是為了敍述方便而用此慣用語）的統御廣闊疆域政治權力時，已可説是由多元種族或文化、社會並存一同混合而成的複合體。

不只在歐亞中間地帶，甚至以較寬鬆標準來看，這些曾於整體歐亞大陸的歷史中興起滅亡、生存毀滅的政治集團、王朝或國家權力，若以近代西歐型的國家觀為基準來看，都具有曖昧鬆散，輪廓與內容都不甚鮮明清晰的特質。不過，即便如此，那也是國家，也是政權。那是在悠長曆史中大致上的現實樣態。

若以近代西歐式的價值觀判斷裁定“這不是國家”，最後到底會剩下多少“國家”呢？反而可見近代西歐文明所描繪的國家樣貌，並不符合人類歷史的普遍性且嫌偏頗。觀察近代許多造成影響的“民族紛爭”可發現，西歐的“Nation State”觀念助長了“民族問題”，甚至讓問題更加顯著。（有一陣子，此用語被轉換為“地域”紛爭，應該是對“民族”這個詞彙語意困惑的緣故。）

因此，除了應該將歷史與現實確實釐清，更要避免被特定的價值觀侷限，換句話説，不是以身體去將就衣服，而是讓衣服合於身體。

歐亞歷史之於世界歷史，等於是構成了這個“身體”的大部分。尤其是聯結歐亞東西，成為歷史大幅開展中之主角的歐亞中間地帶遊牧民及其政治集團，正超越了“民族”的觀念。不論褒貶，他們都充分展現人類世界中“國家”的角色，至於這個超越“民族”的東西究竟為何，就是本書接下來要探討的。

可見於史料或隻字未提的文明

然而，所謂的歷史，實際上是有侷限的，在已知的史料當中，其實不太見得到遊牧民的姿態。一直以來，歷史之所以以西歐為首的文明圈為主體，也有其莫可奈何之處。

就如先前敍述的，遊牧民及其社會、與以其為核心建構的國家在歷史中的影響，都沒有以他們為敍述主體的敍述評價，不僅如此，反而常被片段歸類於負面形象，受到“野蠻”“破壞者”及“不文明”等貶詞稱呼，若論對錯，常歸咎於遊牧民。

其中的原因是至今留下以遊牧民為主體作史的記錄極少。即使有，也多是由居住在農耕或城市之民載記而成，因此總有些許漏失，且記錄的書寫方式也因立場不同而多有誤解或扭曲；即使確知來龍去脈，有時會以對記錄者有利的角度撰寫，甚至有時會顛倒是非。

雖然記錄者將自己當作“文明人”，然而真正的“文明人”應該不會侷限於特定的狹隘價值觀之內，但很可惜並非如此。不論古今，確實有時很難將自認是“文明人”的人與“偏見”“自傲”“自戀”等劃清界線。

遭受遊牧民攻擊、支配時所留下的文史，很容易受到被害者主觀意識左右；而在承平時期或自己發動攻擊時期的史料，又會透露過度的優越感或輕視。總之，從歷史記載可以發現，混合了驕傲、批判、抗拒或蓄意漠視等預設情緒以致下筆偏頗。

也許記錄或報道原本就難以做到中立，這一點從古至今都未曾改變。

書寫是可虛構的，或許也不該盡信書。因此，調查或研究歷史，會受限於既有的文獻，甚至更糟地刻意略過某些事件而不記錄，以其主觀武斷評論或自我膨脹。

留下記錄的史料與真實存在的史實之間，兩者的距離相當大，書寫者才是贏家。能留在史冊的是幸運，沒留下的便很容易就被後世妄下不合理的論斷。然而，是否要留下記錄事實上是根植於其生活中的某種價值觀。

那是隻要生存就會有的“形態”，也可説是“文明”的“形態”。至於留或不留下記錄，這件事本身就不是決定個人或人類集團之優劣的因素。

由於研究遊牧民有以上困境，在探討它所建構的歐亞史時，需要確實交叉比對原典及史籍之後還原史實，要達到此標準即具相當難度，因此必須從各類範疇和既存的眾多語言文獻中挖掘，遺蹟、古文物這類線索也不可放過。

這樣的研究不論在日本國內外，都刻不容緩地持續進行，只是距離目標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慶幸的是，原本進入蘇聯境內研究會遭遇的困難隨着蘇聯解體而相繼消失，中央歐亞的歷史研究，或許正迎向嶄新的光明遠景。

至少，遺蹟、文物或碑刻、出土文獻等的“原物”史料，讓研究視野有翻轉的機會，既有的史料在政治枷鎖解除後，或許可重新檢閲根源、平反及更新定義。歷史研究與政治並非毫無瓜葛，反而有根基的關聯或影響，一個自由的歷史研究，能否有自由的發想或空間？即是取決於這個國家或社會是否自由。

本書所要做的是，立足於以主要文獻為中心的知見，處理這段雖然或多或少有些新發現，但在根本上可能無法改變什麼的中央歐亞的歷史洪流。若要談到這對世界史有什麼重要性，我想關鍵就在它本身與其他“文明圈”歷史，在層次上有所不同。

這個世界，至今100年到150年間，都在奉近代西歐型文明為至上的價值觀中發展過來。然西歐文明僅是一種“文明形態”，觀察人類漫長的歷史可以發現，有各式各樣“文明形態”存在，價值體系也同樣有多樣性。

現在，以近代西歐型文明為極致而形成的“神話”，於現實上已面臨崩解的狀態，我們正站在文明史的轉換點，支撐近代西歐文明架構的“民族”“民族國家”及“國民國家”的思想，及其關連密切的“國界”概念，也該從基礎層重新檢視。

在這樣的架構下，本書以從古早之前就已存在的遊牧民及以其為核心的國家為中心，試着概括地討論其興衰及轉變。究竟是什麼超越了“民族”與“國界”的牢固框架？是什麼串聯起人類及地域而構成了“世界史”？本書希望可以從過去的歷史中發掘，冀求可以補充些許被遺漏的歷史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