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業監管的“之”字舞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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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無需着陸派,硬着陸派,軟着陸派
距硅谷銀行閃崩一個月,人們對於美國經濟走勢觀點不一,照例可以分成三派:無需着陸派,硬着陸派,軟着陸派,大致可以對應《三體》中的倖存派、降臨派、拯救派。
“着陸”這個詞本來是航空用語,指飛機從空中降落地面的過程。在經濟學中是指,經濟增長過快、通貨膨脹嚴重時,政府使用緊縮性政策以減緩經濟增長速度。
飛機降落是飛行中最危險的階段之一,大部分飛機失事都是出現在起飛或降落階段。着陸時,有的飛機甚至出現“海豚跳”,導致解體。
經濟中也一樣,如果減速操作不當,會出現大規模的通貨緊縮和大面積的失業,導致經濟下滑過快,出現衰退,這就稱為“硬着陸”。
相反,如果緊縮性政策能使經濟平穩回落到一個適度增長區間,沒有出現大規模的通貨緊縮和大面積的失業,就稱為“軟着陸”。
“無需着陸派”認為,硅谷銀行、簽名銀行倒閉是孤立性事件,銀行危機不存在,美國經濟並沒有過熱,更無需降温,一切安好。當然持這個觀點的人非常少,因為這需要無視太多信息,更需要一個強大的內心小宇宙。
“硬着陸派”則認為,銀行危機是現實的存在,而且會導致信貸緊縮,最終導致經濟衰退。這一派的觀點得到了最近發佈的一系列數據的支持。

4月3日,美國供應管理協會(ISM)發佈了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三月的數字降至46.3,低於市場預期47.5,已連續五個月低於枯榮線50。如果排除疫情時期,該數字為2009年以來的新低。3月非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為51.2,低於前值55.1,也低於市場預期54.4。該數據創三個月以來新低,不過仍高於榮枯線。
4月5日,美國自動數據處理公司(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 ADP)發佈數據(“小非農”數據),美國3月就業新增人數大幅低於市場預期。
4月6日,美國勞工部正式發佈了新一期非農就業數據(“大非農”數據),3月非農新增就業23.6萬人,略低於預期的23.8萬,但增幅為2020年12月以來最低。平均時薪同比增加4.2%,但增幅為2021年6月以來最低。
也就是説,絕對數還在增加,但增幅減少,增長的動力越來越弱。截至4月1日當週,美國首次申領失業救濟人數為22.8萬人,大幅高於預期。這些數據均表明招聘在降温,就業趨勢惡化。
不過,從靜態的角度來講,目前失業率意外小幅滑至3.5%,接近歷史低位,勞動力參與率提升至62.6%,這表明勞動力市場依然堅韌。
此前,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發佈3月銀行業狀況調查報告,銀行貸款降至2020年春季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的最低點,特別是消費者貸款大幅下降,連續五個月下滑。
這不是達拉斯特例,應該是普遍情況。這種現象也很容易理解,一方面消費者擔心銀行危機引發經濟衰退,不敢增加債務;另一方面,存款外流使得銀行被迫提高貸款標準,縮減貸款規模,增加了企業和家庭獲得貸款的難度。兩相結合,信貸緊縮不可避免。美國商業銀行信貸總額增長率已降至歷史平均水平以下,其中商業和工業貸款已經開始回落。
美國破產協會以及瑞銀實證所的報告顯示,小企業破產數量激增,超過了202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4月6日,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低於三個月期國債收益率155個基點,期限利差倒掛驚人。期限利差倒掛通常能為6至8個月內的經濟衰退提供預警。國債收益率在去年十月首次出現倒掛,然後越來越嚴重。某種意義上,硅谷銀行就死於國債收益率倒掛。
另一個指標是被市場戲稱為“鮑威爾的最愛”的“遠即期利差”,即三個月期的國債(也稱國庫券)的遠期利率與即期利率之差值。美聯儲認為“遠即期利差”比“期限利差”更能預示市場對未來利率走勢的預期。
4月6日,遠即期利差接近了負170個基點,刷新了自1996年以來的歷史紀錄。這一遠即期利差自去年11月以來一直處於負值的倒掛區間。
上週,美元指數(US Dollar Index,USDX)繼續下跌。該指數是綜合反映美元在國際外匯市場的匯率情況的指標,用來衡量美元對一攬子貨幣的匯率變化程度。而作為避險工具的黃金獲得了追捧,金價時隔三週再次站上了每盎司2000美元的關口。
這都表明,美國經濟正走向增速急劇放緩,甚至衰退,或者説人們預期美國經濟正走向增速急劇放緩,甚至衰退。這也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過程,對經濟來講,信心最重要。如果人們預期經濟將衰退,那麼他們就會減少投資和消費,然後經濟就真的衰退了。
人們現在似乎已成了驚弓之鳥,4月5日,西部聯合銀行因推遲披露存款餘額,引發投資者恐慌,股價盤中一度暴跌15%。第二天才緩過來,收漲4.8%。這周,銀行將陸續公佈今年第一季度財報,市場屏息以待。
種種數據和跡象都支持了“硬着陸派”的觀點,硅谷銀行、簽名銀行和瑞信事件,加上幾家地區性銀行評級下調,已經導致對銀行系統的信任危機,信貸緊縮已經開啓,拖累經濟下行,硬着陸難以避免。
用人體打個比方,“硬着陸派”認為,就算現在避免了失血休克死亡,然而造成的內傷一時是好不了的,必得生一場大病。
“軟着陸派”則認為,只是一時失血,已經輸血救治,不會導致內傷,後面不會有問題。也就是説政府會妥善應對,不會出現經濟衰退。
當然這不是不可能,不過難度相當大。4月2日,OPEC+(石油輸出國組織)又忽然宣佈減產,一反此前增產的表態。這個反轉加劇了人們對通貨膨脹的預期,使得美聯儲是否繼續加息的決策,變成更加錯綜複雜。
美聯儲面臨“三難”問題,穩物價、穩增長、穩金融體系,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總之,經濟既然已經脱離地面飛起來了,氣流又那麼強烈多變,要平穩着落就不那麼容易了。
02
美國銀行監管系統失敗,必須徹查
不管以後能否安全着落,當下必須查明硅谷銀行、簽名銀行倒閉的根本原因(美聯儲加息只是導火索),以免重蹈覆轍。
當地時間3月28日和29日,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分別舉行聽證會,質詢監管的漏洞。
美聯儲副主席巴爾(Michael Barr)、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主席格倫伯格(Martin Gruenberg)以及美國財政部國內金融事務副部長梁內利(Nellie Liang)等出席並接受質詢。美聯儲與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將於5月1日前遞交調查報告。
聽證會是一種把司法審判的模式引入行政和立法程序的制度。它模擬司法審判,由意見相反的雙方互相辯論,其結果通常對最後的處理有約束力。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後,美國政府也是第一時間舉行聽證會。2009年5月,奧巴馬總統簽署法律成立國會“金融危機調查委員會”,通過舉行聽證會等方式徹查危機發生原因。

2011年1月27日,該委員會發布了2008年金融危機成因的最終報告。報告認為,這是一場原本可以避免的危機,對危機釀成的嚴重後果,政府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都有責任。
在3月28日的硅谷銀行聽證會上,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布朗(Sherrod Brown)開場致辭,指出了這次事件的特殊性:“在風投人士和社交媒體的推波助瀾之下,不到一天時間(3月9日),硅谷銀行儲户就從該銀行提走420億美元,造成了有史以來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銀行擠兑事件。”
他此處説的“風投人士”應該包括“貝寶幫”掌門蒂爾(Peter Thiel),據説他是第一個指示旗下風險投資公司去硅谷銀行取錢的“風投人士”。
在社交媒體、金融科技如此發達的今天,一家銀行閃崩其實並不奇怪。你點開手機,臉書、推特上大家都在傳硅谷銀行要倒閉了,你趕緊打開銀行APP,把存款取出來。前後不過三兩分鐘的事。或者通知你的財務部同事馬上上網把公司的錢取出來,也用不了多少時間。
不過在事情發生之前,很少有人(包括監管部門)會去思考研究諸如“社交媒體與金融科技的結合將如何加快擠兑速度以及如何應對”等課題。監管總是滯後於市場。
美聯儲副主席巴爾在聽證會上説:“次日一早(3月10日),硅谷銀行告知我們,基於儲户提出的取款要求,資金流出規模將大得多,預計當天合共1000億美元存款將會撤出。”
而硅谷銀行存款總額也就1750億美元(截至2022年底),兩天之內要兑付80%多的存款,這是史無前例的危機。監管部門火速關閉並接管了硅谷銀行。
巴爾認為,硅谷銀行的倒閉是“管理不善的典型案例”。他列舉了該行的幾點失誤,例如未投保存款比例很高,證券投資組合損失嚴重。他説:“硅谷銀行之所以倒閉,緣於該行管理層未能有效控制利率上行與流動性風險,甚至在其崩潰前的幾個月裏沒有首席風險官一職。”
不過,這種規模的銀行危機,把所有責任都推到銀行管理層頭上,顯然説不過去,巴爾不得不承認硅谷銀行的倒閉不僅是“管理不善的經典案例”,同時也是“監管不善的經典案例”,美聯儲等監管機構難辭其咎。
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美國銀行監管系統失敗,必須進行徹底審查。
快速科普一下銀行監管體系。銀行監管體系包括市場準入監管、市場運營監管以及市場退出監管。對銀行的市場運營監管是指對銀行機構日常經營進行監督管理,主要包括:銀行資本充足和資本構成、資本質量狀況、流動性、盈利狀況和內部控制狀況等。
怎麼判斷某家銀行的風險情況呢?監管部門設有三類風險監管指標,好比體檢指標一樣。簡單來講,就是衡量三個事情:一是目前風險狀況;二是風險的變化趨勢;三是如果風險變成現實,產生損失,有沒有足夠的資金抵補善後。
第一類屬於風險水平類靜態指標,以時點數據為基礎,包括信用風險指標、市場風險指標、操作風險指標和流動性風險指標等。
第二類屬於風險遷移類動態指標,以時段數據為基礎,衡量商業銀行風險的動態變化,表示為資產質量從前期到本期變化的比率,包括正常貸款遷移率和不良貸款遷移率。
第三類屬於風險抵補類指標,衡量商業銀行抵補風險損失的能力,包括盈利能力、準備金充足程度和資本充足程度三個方面。
監管部門對銀行分門歸類,對於不同類別的銀行實施不同的風險監管標準。比如,目前美國根據銀行合併資產規模、交易資產和負債規模、表外暴露等指標將合併資產規模在500億美元以上的大型銀行分為五類。
在倒閉之時,硅谷銀行屬於五類大型銀行中的“第四類銀行”,受到的審核標準要比第一、二、三類大型銀行寬鬆很多,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監管部門對它的壓力測試頻次比較低,且不要求它自行進行資本壓力測試;
二、對硅谷銀行的風險監管指標要求也比較低,比如它不受流動性覆蓋率(Liquidity Coverage Ratio, LCR)、淨穩定資金比率(Net Stable Funding Ratio, NSFR)、補充槓桿率(Supplementary Leverage Ratio, SLR)的約束。
流動性覆蓋率(LCR)衡量的是短期償付能力(計算公式是合格優質流動性資產÷未來30天現金淨流出量);淨穩定資金比率(NSFR)衡量的是長期償付能力(計算公式是可用的穩定資金÷業務所需的穩定資金);補充槓桿率(SLR)是美聯儲針對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指標之一,與銀行準備金類似,簡單説就是銀行必須單獨拿出一部分資金用於應對突如其來的風險,比如擠兑。
三、硅谷銀行的資本水平也無須反映某些證券資產的浮虧(未實現損失),導致資本充足率仍保持虛高,問題不能及時顯露。
如此寬鬆的監管,導致排名全美第16的諾大一個銀行,在監管部門的眼皮子底下,48小時轟然倒塌,也就不足為怪了。
早晚是要出事的,的確不能讓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單獨背這個鍋,儘管這位“多做哥”的人生格言似乎是“你只管用力,剩下的交給奇蹟”。
那麼為什麼對硅谷銀行這類銀行的監管如此寬鬆呢?這跟前總統特朗普和他的華爾街朋友們分不開。

03
特朗普放鬆監管,為美國經濟埋雷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海嘯,對美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造成重創,全球對美國的信心搖搖欲墜。奧巴馬政府加強對金融業的監管,先後出台了《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以下簡稱《多德-弗蘭克法案》Dodd-Frank Act)以及極為嚴格的“沃爾克規則”(Volcker Rule)。
《多德-弗蘭克法案》被認為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以來最全面、最嚴厲的金融改革法案,堪與當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即大蕭條期間的《1933年銀行法案》)比肩,成為全球金融監管的新標尺,核心內容是保護消費者。
然而,隨着《多德-弗蘭克法案》和“沃爾克規則”的實施,金融業的合規成本急劇增加,資產規模增長也嚴重受阻,銀行資產增速從2013年約10%的水平進一步降至2018年的5%。
不少業內人士認為過於嚴格的監管阻礙了金融業的發展,抑制了金融創新,並降低了美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競爭力。放寬監管的呼聲日益高漲,特別是在華爾街。
特朗普應聲而上,當選總統之後不負競選時的承諾,迅速踏上了放鬆監管的征程。
行政方面,特朗普走馬換將,繞開國會限制為放鬆監管大開方便之門。2017年2月,曾在華爾街擔任高管、強烈要求革新《多德-弗蘭克法案》的史蒂文·姆努欽出任美國財政部部長。此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和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要負責人均被替換為奉行放鬆金融監管的人士。
立法方面,2017年6月,眾議院通過了以放鬆監管和控制風險為核心的《為投資者、消費者和創業者創造希望和機遇》(Creating Hope and Opportunity for Investors, Consumers and Entrepreneurs,簡稱CHOICE)法案。該法案旨在對《多德-弗蘭克法案》進行“推倒式”重建,但由於過於激進,未獲參議院通過。
2017年11月份,特朗普政府又提出了相對温和的版本《經濟增長、放鬆監管和消費者保護法案》(Economic Growth, Regulatory Relief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以下簡稱《放鬆監管法案》),獲得了參眾兩院多數支持,最終於2018年5月正式簽署生效。
《放鬆監管法案》的主要內容如下:
**一、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認定門檻從合併資產500億美元以上大幅提高至2500億美元以上。**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是指規模極大或在金融業中位於關鍵性重要地位的金融企業。
規定實施後,合併資產規模在500~2500億美元的金融機構將獲得一定程度的監管放鬆,主要體現在強制自行執行壓力測試的要求取消、監管壓力測試場景數量的減少、壓力測試頻率的降低等方面。
倒閉的硅谷銀行、簽名銀行,以及差點一蹶不振的第一共和銀行、西部聯合銀行都在這個區間。
二、大幅放鬆了對大型銀行的監管政策。
首先,新法案重新規定了大中型銀行的分類標準及監管要求。根據銀行合併資產規模、交易資產和負債規模、表外暴露等指標將合併資產規模在500億美元以上的大型銀行分為五類,並顯著放鬆了對第三、四、五類銀行的監管要求。硅谷銀行等屬於第四類銀行。
其次,新法案放鬆了對託管銀行槓桿率和補充槓桿率的監管要求。
再次,新法案較大程度上放鬆了對銀行流動性監管的要求。
最後,新法案將上市銀行設立風險委員會的資產閾值從100億美元提到了500億美元。
三、較大程度地放鬆了對中小銀行的監管。
2008年金融危機以後,政府對銀行業嚴格的監管措施使中小銀行付出了過高的合規成本。從2007年年初到2018年年末,美國區域性銀行的數量從約7750家縮減至4979家,而僅在2018年之前的八年裏,社區銀行的數量就減少了2000餘家。特朗普立誓扭轉這種局面。
四、該法案適度放鬆了對資本市場的監管標準,比如進一步減少了證券市場的監管主體,規定只要證券業務在經過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註冊的證券交易所中進行,就可以免除其受所在州的監管法規限制。
總之,該法案在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自營交易、中小銀行、資本市場等的監管均有不同程度的放鬆。
2019年,特朗普政府再接再厲,繼續放鬆金融監管,最重大的舉措是修改沃爾克規則。2019年10月8日,美聯儲和其他四家監管機構最終批准通過《沃爾克規則修正案》,該修正案已於2020年1月1日生效。
《沃克爾規則》的核心是禁止銀行擁有、投資或推出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基金,並禁止銀行從事自我投資業務。修正案則按照交易資產和負債規模將小型銀行排除在沃克爾規則之外,給中型銀行一定的監管豁免,給大型銀行一定程度的自營交易空間。
應該説,特朗普政府在放鬆監管方面的努力是相當成功的,短短兩年就讓寬鬆派掌控了要職,並通過了不少放寬監管的法案。
然而,放鬆金融監管是把雙刃劍,在為金融機構帶來活力的同時,往往也讓金融業風險激增,而金融業的穩定對整個經濟體的穩定至關重要。
當時就有不少中立的專家以及不中立的政敵指出,特朗普受華爾街遊説,成為他們利益的代理人,這樣大刀闊斧地放鬆金融監管,好比運動員打激素,是作弊,是犧牲長期的穩定與發展以獲取任期內短期繁榮的不義做法,實際上是在為美國經濟埋雷。
果不其然,這雷三年後在拜登的任上炸開了。

04
監管的“之”字舞
在3月28-29日的聽證會上,美聯儲副主席巴爾承認,硅谷銀行的倒閉説明對銀行業的監管急需加強,他指出了以下幾個具體方向:
一是,可能會對資產規模超過1000億美元的銀行實施更加嚴格的資本和流動性標準。
二是,計劃為非系統重要性的大型銀行提出長期債務要求,以便有足夠的緩衝吸收損失。
三是,增加壓力測試覆蓋的可能的情景,捕捉更廣泛的風險因子,比如加息,美聯儲的近幾次壓力測試,都沒有考慮這個風險因子。
四是,建立一個專門的創新活動監管小組,加強對類似硅谷銀行的銀行監管,當銀行採用非傳統商業模式時,規模並不總是風險的一個好指標。
硅谷銀行的商業模式相當創新、非傳統,它專門為科技公司提供銀行和金融服務,高度聚焦,投貸聯動,是銀行支持科創的典範,也是我們國內銀行進行科創服務學習的主要對象。這次轟然倒塌,讓人不知作何感想。
這次銀行倒閉事件後,美國對金融業的監管肯定會加強,而且大概率會像上次一樣有點矯枉過正,然後金融業的發展步伐又開始放慢,然後華爾街又開始四處遊説,然後總有政客出於拉選票等目的迎合華爾街的呼聲,然後監管再次放寬,然後美聯儲收緊銀根,天龍撞地虎,一片混亂中第一個愚蠢、貪婪、傲慢的倒黴鬼出事了,然後國會緊急召開聽證會……
**歷史不會重演,但總是驚人地相似。**好比一年四季的週期,地球繞太陽一圈,一年過去了,年年不一樣,年年都一樣。人類就在這歲歲年年中一代一代緩慢而快速地前進。
天體運行決定了不變的四季週期,人性決定了不變的金融週期和監管“之”字舞。左一下,右一下,扭秧歌,人類金融史就在這個“之”字舞中緩慢又快速地前進。

作者:曾在復旦學習、任教9年;曾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供職20年。微信個人公眾號:無語2022,微信視頻號:無語20220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