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印度女性開始不願生娃_風聞

全球報姐

2023年04月12日 20:23:21 來自北京

2019年，印度總理莫迪在獨立日演講中曾對印度龐大的人口倍感憂心。他認為，印度人口增長太快了，是“人口爆炸”，影響了國家的持續發展。

◆2023年1月，印度金奈，民眾在海灘上慶祝豐收節。

而如今，印度總和生育率已降至2.1以下，低於維持人口所需的生育更替水平。以孟買為首的大城市，總和生育率早在2016年就低於美國、法國等發達國家；在錫金邦、果阿邦等生育率較低的地區，政府也開始採取生育激勵措施。

莫迪口中“人口爆炸”的印度，事實上是全球最早推行計劃生育且持續時間最長的國家。這段歷史凸顯了女性作為生育主體，在生育和節育上都是最脆弱的人羣。印度人口專家認為，該國仍應繼續採取措施以降低生育率，這不僅僅是為了延緩人口增長，更是為了保護女性和兒童的福祉，促進該國人口素質的提高，以推動國家經濟社會走向良性發展的軌道。

“印度人口已迅速穩定下來”

印度作家斯瓦露普（Swarup）懷孕四個半月了，如果一切順利，她將在今年8月迎來第二個孩子。斯瓦露普今年40歲，三年前有了第一個孩子，是個女兒。帶女兒出門時，她常常收到陌生人的祝福：“祝早日喜得貴子。”

斯瓦露普經常進行反思——自己的出身、受教育程度、職業和收入，讓她成為一個盡享特權的印度人：不用過早結婚生育，懷孕後能去私立醫院做產檢，家中也沒有長輩催她生兒子。她知道，周圍那些家境優渥、擁有高學歷的朋友也是一樣，不能代表絕大多數印度人。

斯瓦露普之前住在馬哈拉施特拉邦首府孟買。長達10年的時間裏，她常常和街頭無家可歸的孩子們待在一起，給他們義務教學。

◆2021年4月，孟買火車站附近，孩子們在一幅壁畫前玩耍。

如今身懷二胎的她，對“印度人口超越中國”的報道感到心情複雜——她向《鳳凰週刊》開玩笑説，“希望我的孩子不是給印度人口數添磚加瓦的那一個。”她直言，許多印度人不會為印度成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感到驕傲，“我們國家人太多了。人越多，機會和福利就攤得越薄，環境污染也更嚴重。”

得知一些國際輿論正熱火朝天討論“中國人口衰退或將拖累經濟”時，斯瓦露普開起另一個玩笑：“一些富人們抱怨家裏空調壞了，但窮人家裏根本就沒有空調。你們討論的是一個關乎第一世界的問題，而我們這裏是第三世界。”

孟買疫情封城期間，為了逃離在不算寬敞的公寓裏足不出户的生活，斯瓦露普和家人一起搬到印度最小的邦果阿（Goa）——這裏位於印度西岸，北臨馬哈拉施特拉邦，西瀕阿拉伯海，以沿海沙灘聞名。她住進一間帶着花園的小屋，享受海邊濕潤清新的空氣。

◆果阿是印度著名的濱海度假勝地。

斯瓦露普的家鄉孟買也是印度人口最多的城市，那是一座“很像倫敦、紐約和上海”的大都市，以海岸線上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金融中心、寶萊塢電影和擁擠貧民窟而聞名。

◆2023年1月31日的孟買天際線，當天下午天氣霧濛濛的。

孟買接納了全印度追逐夢想與繁華生活的人們，也是印度“人口爆炸”表象的縮影——截至2020年，孟買大都會區人口超過2000萬，其中半島上的市區居住着1200多萬人，人口密度高達每平方公里2.1萬人。

即將育有兩個孩子的斯瓦露普，已經超過了同地區女性的平均值。根據印度衞生和家庭福利部2021年的數據，果阿邦和馬哈拉施特拉邦的生育率分別為1.3和1.7。

作為印度最富裕的地區，果阿邦一直是全印生育率和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地區之一。即便是人口最多的孟買，出生率也在下降——根據國際人口科學研究所（IIPS）的一項研究，1993年至2011年，孟買的生育率從2.5下降到1.4。

這種情況在印度並非孤例：早在2016年，以孟買為首的城市生育率就普遍降至2.0以下，低於美國、法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發達國家，一度成為印度媒體熱議的話題。

這是因為2.0的生育率低於維持人口數量的生育更替水平，意味着在沒有農村人口流入的情況下，印度城市將出現人口衰減。通常來説，要維持人口數量，生育率需保持在2.1，但由於發展中國家出生嬰兒死亡率較高，生育更替水平應略高於2.1。

到了2021年，印度總和生育率已降至2.1以下。在錫金、果阿等生育率低於或等於1.3的邦，政府近些年來已在研究如何鼓勵民眾生育。印度人口普查局統計學家高拉夫·潘迪（Gaurav Pandey）接受《印度時報》採訪時説，古代生育率下降通常是瘟疫、戰爭等因素導致的，一旦這些因素結束，生育率就會恢復；但現代因收入和受教育水平提升而降低的生育率，目前不知道是否能恢復。

但對一些印度人口學家來説，不斷下跌的生育率並非到了“警笛大作”的時刻，而是印度建國以來計劃生育工作成效的顯現。

非政府組織印度人口基金會執行主任普納姆·穆特雷賈（Poonam Muttreja）向《鳳凰週刊》表示，印度人早就預料到本國人口會超過中國，只是中國2022年錄得人口負增長，讓這一天來得比預期更快。

◆印度人口基金會執行主任普納姆·穆特雷賈

她認為，印度人口增速顯著放緩，如今已降至生育更替水平以下，標誌着“印度人口已迅速穩定下來”，接下來應將生育率穩定至1.8的水平。“在我看來，這説明印度和中國一樣，在經濟發展和教育、醫療體系建設，以及計劃生育服務上的投入取得了成效。”穆特雷賈説，“這是令人欣慰的成果，印度應該繼續走這條路。”

目前，印度人口大邦中僅有比哈爾邦的生育率還維持在3.0，為全國最高，但相比於幾十年前也有了顯著下降。52歲的家庭主婦米塔麗·辛格來自北方邦諾伊達，她告訴《鳳凰週刊》，自己是在22歲結的婚，婚後生了3個孩子，同齡女性一般生育2-4個孩子。而她的母親15歲時就生了第一個孩子，長輩裏生育最多的人有8個孩子。

首個實施計劃生育的國家

印度次大陸人丁興旺的景象，到底意味着繁榮還是負擔？這樣的爭論早在莫卧兒帝國時期就已出現。

1784年，印度西南部的一位官員視察了德里和阿格拉邦附近英軍入侵後的焦土，憂心忡忡地説，“這裏已經看不到麥穗成熟的土地了……當地政府役務繁雜，加上天乾物燥，百姓凋匱，村莊寥然無人。”

到了英國殖民統治時期，來自東印度公司的官員認為，龐大而不斷增加的人口是英國治理有方的表現。然而，19世紀60年代起不斷髮生的饑荒，讓殖民地官員憂心起劇增的人口與有限資源間的矛盾。

隨後的近百年間，仰仗馬爾薩斯主義的英國殖民地官員秉承着“用饑荒消滅低端人口”的手段，通過指責印度人口過剩來掩蓋殖民統治的缺陷，從而激發印度民族主義者截然對立的思想，即應該用發展工業生產來抵消人口增長的壓力。

無論如何，從20世紀20年代到50年代，印度人口從每年增加1%飆升至2%。印度獨立後，當時的尼赫魯政府意識到控制人口的必要性：1949年，印度設立了第一個計劃生育協會（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1952年推出國家計劃生育計劃（The National Family Planning Program），宣傳少生少育的理念，還為民眾分發避孕器具。

◆1960年代，印度新德里街頭宣傳計劃生育的巨幅海報。印度是世界上最早推行計劃生育的國家。

孟買這座城市出發得更早：早在1921年，孟買就建立了印度第一家節育診所，與英國最早的節育診所同時開張。該診所創始人是前威爾遜學院數學系教授拉古納·卡維（Raghunath Dhondo Karve）。

這位出生於1882年的男士，父親是印度婦女福利領域的社會改革家東多·卡維（Dhondo Keshav Karve），後者一生倡導保護寡婦權益、反對歧視寡婦，還創建了印度第一所女子大學。

1891年，9歲的拉古納目睹了母親因難產離世。或是受到父母影響，拉古納常常公開表達對計劃生育和婦女權益的進步理念，還因此失去了學校教職。在節育診所開業兩年後，拉古納出版了著作《計劃生育：思想和行動》。1927年，他和妻子馬拉蒂出版了一本馬拉地語月刊，通過媒體倡導女性福祉議題，包括通過避孕藥具防止意外懷孕以控制人口等。

儘管拉古納有關節育的思想被印度國父“聖雄甘地”所抵制，他的月刊出版和思想運動一直持續到其生命的終結。1953年，拉古納在孟買逝世，而彼時的印度已在實施計劃生育的“第一個五年計劃”，在城市開展人口教育和節育工作。

印度計劃生育政策推行的前十年進展緩慢。上世紀60年代擔任世界銀行印度執行主任的K·S·拉詹認為，當時印度邦和州一級的官員在計劃生育上未有和中央政府相同的緊迫感，一個原因是印度人出於生育問題的私人性持保守態度，另一原因是當時缺乏安全、廉價、可靠又簡易的避孕方法，可供廣大農村人口採用，訓練有素的節育醫務工作者也非常有限。

因而，時任總理拉爾·夏斯特里親自掛帥，負責計劃生育的內閣委員會，計生成為僅次於農業生產的最優先事項。

但到了上世紀70年代，時任總理、被稱為印度“鐵娘子”的英迪拉·甘地宣佈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其子桑傑耶（Sanjay Ghandi）發起強制絕育運動，在印度的計生歷史上寫下了黑色一頁。有記載稱，1976-1977年，各地政府通過警察動員男性公民實施輸精管結紮術並對抗議者實施暴力。

◆桑傑耶（左）與母親英迪拉·甘地

在現金和食物的激勵下，當時的窮人和低種姓羣體或多或少成為了強制節育的參與者。今年38歲的媒體編輯莎魯（化名）來自北方邦貢提那加（Gomti Nagar），她向《鳳凰週刊》回憶説，由於她出身中產家庭，長輩們彼時的收入超過了能領取現金獎勵的收入標準，某種程度上“倖免於難”、未受影響。

強制措施推行的兩年間，印度絕育人口從270萬上升到830萬，絕大多數是男性，其中數千人死於拙劣的手術。民眾的不滿與憤恨不斷累積，導致英迪拉·甘地和國大黨在1977年大選中落敗，“絕育運動”宣告結束。但它給印度人留下的心理陰影，讓此後幾十年的計生工作遭遇重重阻力。

上世紀80年代，時任湖北省計劃生育辦公室副主任項金安曾前往印度考察，他在當時的見聞錄裏寫道：“印度朋友特別強調，他們的計生工作雖然開展得早，但因幾經反覆，使得這項利國利民的工作遭受不應有的挫折。因此直到現在（1980年代），全國接受避孕的人還不太多。”

絕育成為女性“上刑”活動

項金安在見聞錄裏記錄下上世紀80年代初印度計生工作的“形象化宣傳”。一部由計劃生育協會製作的科教影片，描述了四口之家（兩個小孩）和七口之家（五個小孩）家庭不同的生活圖景：四口之家養了一頭奶牛，每天清早擠出的牛奶，一家人喝不完，還有剩餘；而七口之家養了一頭同樣大的奶牛，每天清早擠出的牛奶只夠五個人喝，夫妻倆只好看着孩子們喝，自己喝不上奶。

影片中，四口之家一家人生活得很富足，逢年過節坐着小車上街，前往商店購買衣服、玩具等，總是滿載而歸；七口之家則生活得比較艱難，每逢節日，夫妻倆只能騎破舊的自行車上街，前面坐的是小孩，後面背的也是小孩。“到了街上，人們以為是玩雜技的來了，圍上去看熱鬧。在商店裏，給大孩子買了衣服，就不能給小孩子買玩具。回家的路上，孩子們哭的哭，叫的叫，好不憂愁。”項金安寫道。

影片想宣傳的觀念無非是“少生優生、小家庭生活更好”。但在實操層面，卻面臨諸多阻礙。印度婦產科學會聯合主席庫馬裏（S Shantha Kumari）認為，印度民間普遍存在一種錯誤觀念，即男性絕育或接受輸精管結紮術會影響男子氣概，因此男性普遍不願接受節育。項金安也記錄道，一些工廠當時為有意絕育的工人設立激勵機制，男性得到的獎金通常比女性多一倍，還額外附送假期。

◆視頻截圖，該宣教片旨在鼓勵女性在家庭最後一胎的同時接受絕育手術。

目睹了英迪拉·甘地時期計生運動失敗的印度政府，意識到給男性節育帶來的災難性政治後果，從那以後，節育工作的主要對象變成了女性。

2014年11月，印度中部恰蒂斯加爾邦的一處“絕育營”，發生了一起因手術操作不當導致15名女性死亡的事故，死者除了剛分娩不久的孕婦，還有貧血、哮喘和糖尿病患者，許多人來自貧困農村、身體狀況不佳，卻無人在絕育手術前為她們做體檢。儘管事件成因包括衞生條件差、藥物污染，以及執行絕育手術的醫生揹負了過高的指標，但外界認為，絕育工作成為針對女性的“上刑”活動。

◆2014年11月，恰蒂斯加爾邦比拉斯普爾地區，一家醫院內剛做完絕育手術的婦女們。

此類事件屢見不鮮。據印度官方統計，2017-2018年全國實施的147萬例絕育手術中，只有6.8%是男性。而在出現上述慘案的恰蒂斯加爾邦，女性絕育率為46.2%，男性絕育率僅有0.7%。

十年前，印度實施的絕育手術佔到世界總量的約三分之一，僅2012年就有460萬婦女接受絕育手術，其中77%從未使用過其他形式的避孕措施。活動人士説，印度沒能給女性提供一種現代且臨時的節育方法，這對女性來説是一種“脅迫”。

印度政府的數據顯示，2003年到2012年，全國有1434人因絕育手術而死亡。可以想見，死者中絕大多數是女性。

穆特雷賈對此批評道，包括印度在內的很多國家，男性在計生問題上根本沒承擔起和女性同等的責任。“每種避孕藥都有副作用，唯一沒有副作用的就是避孕套，但男性認為，使用避孕套會減少樂趣。這很荒謬。反覆墮胎、生育過多孩子卻養不起他們，哪樣不比性快感不足來得負擔要大？更不用説絕育手術，相比於男性結紮只要10分鐘，女性接受絕育手術要全身麻醉，比男性困難得多。”

印度“人民衞生運動”（Jan Swasthya Abhiyan）發起人南迪説，“如果政府計劃生育工作方向不發生根本性變化，不更強調男性絕育，女性就會繼續受苦。”

無論節育還是生育，受害者大多是女性。世界衞生組織等聯合國機構發佈的一份報告顯示，2020年每兩分鐘就有一名女性死於與妊娠或分娩有關的併發症，約70%的孕產婦死亡案例發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

而在2020年，印度的孕產婦死亡率為103/10萬。積極因素是，這一數據從2000年到2020年下降了73%，但仔細來看，仍顯示出巨大的不平等：在經濟發達的南部喀拉拉邦，孕產婦死亡率僅為19/10萬，比美國還低；北部的阿薩姆邦則高達195/10萬，是前者的十倍以上。

◆2015年4月，印度東北部阿薩姆邦提斯浦爾市的一家醫院，經受剖腹產的婦女在病房休息。受限於醫療條件，阿薩姆邦的孕產婦死亡率在為印度最高。

“生育應該由女性自主決定”

斯瓦露普提及的“第三世界問題”，指的是印度龐大的年輕羣體在分享到經濟紅利前，從未過上體面、有尊嚴的生活。儘管印度是當今世界經濟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但就業市場規模相比逐年增加的年輕人口數量，仍是杯水車薪。

新冠疫情加劇了這一現象：國際勞工組織（ILO）的報告稱，印度失業率從2018年的4.9%上升到2020年的7.5%。其中很多是大學畢業生。更不用提，如今印度65%的人口在35歲以下，18至35歲人口有6億之多。但印度年輕人的勞動參與率在全體勞動人口中的佔比僅為19%，年輕女性更是隻有5%。

◆孟買的女學生

讓斯瓦露普心情複雜的，是她看到許多孩子因虐待、毒品問題或不負責任的父母而流落街頭，眾多年輕人缺乏工作機會，經濟困難始終沒法解決，過剩的精力無處消耗，讓暴力和極端主義事件有所上升。“人畢竟不是牲口，要把這麼多年輕人轉變為國家的優勢，是要在他們身上投入資源的。”斯瓦露普説。

與這些孩子們打交道時，和後者產生的情感連結讓斯瓦露普不堪重負。她最喜歡的一個女孩名叫迪娜（化名），後者因為失去父親而流落街頭。斯瓦露普將迪娜送進兒童福利院，但迪娜不喜歡福利院的生活，逃了出來。除了志願者的課，迪娜沒有機會接受任何教育。後來，迪娜嫁給一個同樣流落街頭的男孩，生了孩子，卻經常被家暴，最終她離開了丈夫。如今25歲的她獨自撫養兩個孩子。

“迪娜是個很可愛的女孩，跟我認識的時候她只有8歲，可以説我是看着她長大。”斯瓦露普説，看到迪娜的遭遇，自己心都碎了，但很難責怪這樣一個女孩為何要嫁給如此糟糕的丈夫，“她是一個孤兒，你給她愛，她就會回應。她的生活看似是自己的選擇，卻始終源於貧困，她別無選擇”。

在斯瓦露普看來，印度在兒童和婦女福祉方面存在系統性缺陷，“人不是數字，是生命。額外的人口出生時，他們會被怎樣對待很關鍵。”

◆2021年6月16日，印度金奈，母親們帶着自己的新生兒來到一家政府兒童醫院，為孩子接種疫苗。

家住印度孟買的漢語教師潘美麗也常常思考，如果生兒育女，能給孩子帶來怎樣的生活。潘美麗1992年出生於孟買一個普通家庭，父母直到第四胎生了兒子，才停止生育。

潘美麗向《鳳凰週刊》回憶説，小時候父母收入不高，一家六口的生活很拮据。“我們一家人每年夏天會去印度北部，那裏是父母的老家，除此之外哪都不去。我母親總在路邊攤買衣服，商場什麼的就別想了。他們也不鼓勵我和同學出去玩，覺得浪費錢。我讀大學二年級時，家裏才有了第一部手機，我和雙胞胎姐妹共用，有時候家人們也會用。”

2013年，潘美麗來到天津師範大學學習中文，在校期間第一次吃上“過去覺得昂貴”的麥當勞。“現在我會和母親説，那時候你們經濟條件不好，養這麼多孩子，讓我們一起吃苦，值得嗎？”潘美麗説，她和上一輩人在觀念上有代際差異，“我不想讓我的孩子吃苦。我一個人吃苦就夠了。”

潘美麗面臨的代際差異，一定程度上是“印度當代女性不斷增長的見識和父母保守的傳統觀念”間的矛盾。潘美麗的家庭來自婆羅門種姓，儘管種姓制度在1950年就被廢除，但傳承兩千年的等級制度在老一輩人心中仍然根深蒂固。

讓她苦惱的是，父母曾提醒她不要找其他種姓、非北部出身的男友，否則可能會和她斷絕關係。這一警告，讓潘美麗在國外留學時拒絕了很多男生的追求，而回到孟買後，不同種族、階層混雜的都市生活，使她更加無法理解父母的執念。但無論如何，長年的防備與剋制，讓潘美麗與結婚生子的想法漸行漸遠。

父親的大男子主義做派也讓潘美麗對婚姻心生恐懼：平日裏家務事只有母親一人承擔；父親性格冷酷，脾氣不佳，家裏出了事似乎全是妻子的錯；母親作為全職主婦，沒有經濟來源，當父親失去收入，家裏便捉襟見肘。

“最近我母親生病了，父親不得不在家做飯。母親竟然對我説，你看結婚還是好事，生病了有人幫你承擔家務。”潘美麗對此嗤之以鼻，“我和她説，你不生病的時候，就不希望有人來幫你嗎？”

此外，孟買的養娃成本也高到令人咋舌。不久前剛從新德里搬來的同事，為孟買的住房成本叫苦不迭。她的另一位同事剛把孩子送去國際幼兒園，一學期的學費約合1萬多元人民幣，即便這位同事的丈夫是程序員，夫妻倆每月收入超過2萬元人民幣，依然直呼“壓力太大”。“要知道，除了學費還有其他開銷。孩子在學校也會和同學做比較，別人有的東西自己不能沒有。”潘美麗感慨道。

◆2022年5月8日，孟買街頭，一名婦女走過一幅母親抱着新生兒的壁畫。

如此一來，潘美麗的人生規劃更集中在自己的事業上。2023年9月，她將前往北京繼續攻讀漢語教育博士。談到長遠規劃——和母親口中“丈夫的房子就是你的房子”相反——她希望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穆特雷賈直言，相比其他避孕方式，讓女性接受教育，或許是最好的“避孕藥”，“教育能推遲女孩結婚的年齡，幫助女性擁有參與經濟的技能和知識，印度也能從年輕人口中獲得紅利。當更多女性開拓職業道路後，印度的生育率還能進一步下降。”她認為，在印度龐大的年輕人口基數上，即使每對夫婦只生育一兩個孩子，也會推動人口增長。

斯瓦露普認為，印度社會許多腐朽落後的觀念要通過未來一代又一代人改變。“未來生育應該由女性自主決定，不論生與不生、早育還是晚育。假如40歲的我被長輩勒令生孩子，還必須一直生，直到生出男孩，這種晚育有什麼意義呢？”

三年前大女兒出生後，斯瓦露普和思想同樣進步的丈夫決定給她創造一個新姓氏。“這是因為，我們夫妻二人的姓氏很大程度上透露了我們所屬的種姓和宗教，我不希望我的孩子未來還被這種可恥的、將人分化的標籤所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