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來，德國工業的七次轉折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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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賈銘 | 文·

德國工業的強大不在於流傳甚廣的“德國油紙包”故事——傳説德國企業在中國某市的下水道提前預留油紙包包裹的零配件（實際為杜撰）——而在於門類齊全而且技術先進，產品質量一直較高、製造業的比重一直穩定在發達國家前列，經濟韌性較高。

德國製造業佔GDP的比重在1995年以後長期保持在20%～23%之間，全球範圍看僅次於中國，與日本基本相當，遠高於美國等主要發達國家。

即使受到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衝擊，德國的經濟波動也較其他歐洲國家更低，危機後的經濟復甦也比其他國家更快。

考慮到德國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戰敗國，戰爭破壞、戰敗賠款、兩德分治對其國內環境的破壞性影響，德國為什麼還能保持全球領先的工業實力，是一個有意思的問題。

戰前的德國製造

在1871年德國統一以前，以普魯士為代表的德國工業實力遠非歐洲魁首。因為第一次工業革命起源於18世紀60年代的英國，而彼時德國還處於分裂割據和農奴制統治之下，是一個標準的傳統農業國。

19世紀30年代，英法等國的輕工業製品開始傳入德國，德國也開始派遣技術工人到英國“偷師”，回國後率先在輕工業，比如紡織業，開始仿製英國機器。

1834年，德意志關税同盟建立，德國進入以紡織業為開端的產業革命時期，到1846年關税同盟各邦中已經有313家紗廠和75萬機械紡錠。

為了應對英法等國輕工業的衝擊，以及隨着蒸汽動力的應用，德國的採掘業和冶金業等重工業也開始發展，高爐鍊鐵等新技術開始出現，煤、鐵的產量開始大幅增長，德國製造業重心開始以紡織業為主的輕工業逐漸轉向鐵路建設為中心的重工業轉移。

鐵路的建設極大地帶動了鋼鐵、煤炭、冶金、機械設備製造等其他工業部門的發展，並極大地加快了生產資料的流通，使得德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中後來居上。

到19世紀70年代，德國在世界工業總產量中所佔比重已經達到13.2%，超過法國的10%，德國在鋼鐵工業和採掘業繼續迅猛發展的基礎上，化學工業、汽車製造業和電力等開始崛起。

1866年，德國人西門子製成了發電機，電氣工業開啓迅速發展模式，電燈、電話等電力用品開始普及，從基礎電氣產業獲取的資本進一步被用於發電機、電動機、電車等的發展。

19世紀80年代，德國人卡爾·弗裏特立奇·本茨等人成功地製造出由內燃機驅動的汽車，內燃機的發明推動了石油開採業、石油化工等工業的發展。

早期，德國大量仿製英國機器，且頻頻出現質量問題，曾引發英國廠商抗議的1887年，英國議會修改《商標法》，特別要求來自德國的出口機械必須標明“德國製造”，以此來將劣質的“德國製造”和優質的“英國製造”區分開。

到1893年，在芝加哥世界博覽會上，德國的加工工具、刀具、機牀等機械設備已經差不多超過英國，贏得其他國家的認可。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德國已經逐漸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正式邁入世界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行列，成為歐洲的工業強國。

兩次世界大戰的戰後重建

2.1道威斯計劃

1914～1945年，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的工業發展與戰爭糾纏。

1914年6月28日，奧匈皇位繼承人斐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亞首府薩拉熱窩被塞爾維亞青年刺殺，猶如“多米諾骨牌”被推倒，第一次世界大戰拉開帷幕。

1918年11月11日，德軍簽署貢比涅停戰協議，一戰結束。

作為戰敗國，德國要進行戰爭賠款。

經過長達數個月的激烈討論，1921年4月29日，戰爭賠款委員會最終確認德國的賠款總額為1320億金馬克，66年內付清，從1921年5月1日開始，每年必須賠償20億馬克，5月31日前必須先付清10億金馬克。

由於普法戰爭的宿怨以及擔心德國復甦後再次成為歐洲的不穩定因素，法國一直想借機徹底打垮德國，所以一直給德國施壓。1921年5月5日，法國攛掇協約國給德國下達最後通牒：如拒不支付賠款，將出兵佔領德國的工業重鎮，魯爾區。

德國被迫接受了賠款協議，並幾乎耗盡國力支付了第一筆10億馬克的賠款。鉅額的戰爭賠款使得德國財政不堪重負，經濟每況愈下，魏瑪共和國的政權也十分不穩定。

1922年11月，新一任政府上台，公開抵制賠款。1923年1月11日，由於德國未能及時賠償，一心想要徹底削弱德國的法國，與比利時一起，趁機佔領了魯爾區。魯爾區是德國的經濟重鎮，被佔領後，使得本就脆弱的經濟雪上加霜，為刺激經濟，德國政府只能選擇貨幣超發。

俗話説，貨幣超發一時爽，一直超發很難爽。1923年末的馬克購買力跌為1921年末的1600億分之一。

物資短缺、超級通貨膨脹、超高失業率、工人工資的實際購買力腰斬，經濟崩潰必然伴隨着社會混亂，共和國危在旦夕。

如果任由事態發展，或許德國的工業實力又是另一回事了。

但任由法國和比利時佔領和瓜分魯爾區，不符合美國、英國和其他戰勝國的利益。英國當然不希望法國獨大，它希望德國保持一定實力，與法國制衡，維持歐洲大陸的“均勢”。其他戰勝國也不希望法國攪亂好不容易商討出來的賠償方案，瑞士、瑞典、荷蘭等國也紛紛抗議法國的軍事行動。

德國一戰戰敗除了軍事因素，實際上還有政治因素。如果國內沒有發生政變、盟友意大利不倒戈，一戰不會結束得這麼快。

此外，德國投降，還與美國總統威爾遜的“十四點原則”有關。所以，為了解決困局，賠款委員會任命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局長道威斯，尋求一個讓各方滿意的解決方案。

1923年11月，賠款委員會增設兩個專家委員會，第一委員會負責研究平衡德國預算和穩定德國馬克的方法，第二委員會則調查德國資本外流情況並設計引回的方法。

1924年，美國主導，推出“道威斯計劃”，主要內容包括：

第一，盟軍撤出魯爾區；

第二，德國在首年賠款十億馬克，然後在此後四年每年賠款二十五億；

第三，在盟軍監察下，充實德國國家銀行資本金，發行新幣收回舊幣；

第四，美、英、法等國為德國提供貸款來穩定經濟和償付賠款；

第五，德國的交通運輸、關税與貨物税等所得税款優先進行賠款。

魯爾區的失而復得加上一戰的主戰場並不在德國，德國的工業基礎實際上並未被摧毀，美、英等國的資本逐漸湧入德國。憑藉外國資本，德國大規模更新老舊的工業設備，淘汰落後企業，全面推行標準化、流水化生產，顯著提升了工人的勞動生產率。

據統計，1927年，德國的工業產值就恢復到了一戰前的水平，到1929年，德國的電力、煤炭、鋼鐵、機器製造、汽車、紡織等工業部門都達到了歷史最好水平，超越了英國和法國。

此後，賠款委員會又推出“道威斯計劃”的更新版——“楊格計劃”，但楊格計劃實際上並未真正實施，就迎頭遭遇了1929年的大蕭條。

湧入德國的資金大量外流，德國經濟開始重新陷入蕭條，失業率飆升。

2.2馬歇爾計劃

1933年，希特勒上台。1935年3月，德國撕毀《凡爾賽條約》，增加軍費，實行普遍義務兵役制，公開擴軍備戰。隨後，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等各種原因綜合作用下，二戰爆發了。

德國工業的發展路徑再次被戰爭扭曲，許多領域都打上了戰時計劃經濟的標籤，服務戰爭。但很多為戰爭服務的行業，客觀上也因此得到了發展。還有什麼比戰爭更高效的刺激方式呢？

1945年，戰敗的德國分為東西兩部分佔領區。英美等國大肆掠奪西德的科學家、技術人才和先進技術，蘇聯也忙着從東德拆運機械設備。他們的目的是“非軍事化”“非納粹化”“非工業化”。如果任由事態繼續發展，德國的工業基礎將被瓜分殆盡。但德國工業竟然又一次起死回生。

起初，大家普遍低估了戰後經濟復甦的難度，認為英國和法國完全可以依靠其殖民地“輸血”，完成重建。然而，到1947年，經濟依然不見起色。持續幾年的寒冬又使情況進一步惡化。失業率不斷飆升、食品短缺、罷工不斷、社會動盪，歐洲經濟依然徘徊在戰前水平以下（1947年的農業產值是1938年水平的83%，工業生產為88%，出口總額則僅為59%），毫無復甦跡象。

轉折在1947年3月12日。當天，杜魯門發表《國情諮文》，形成了戰後美國的外交政策核心，實際上拉開了冷戰的序幕。美國想遏制蘇聯在歐洲的擴張，但自己身在美洲，鞭長莫及。那“以歐制蘇”，幫助歐洲重建，就成了務實的選擇。

需要強調的是，在馬歇爾計劃出台前的1945～1947年間，美國已經對歐洲重建直接或者間接投入了大量資金。在1947年7月馬歇爾計劃正式實施時，蘇美的戰時同盟關係還沒有結束，冷戰也沒有真正開始。但後續歐美對蘇聯的恐懼，無疑強化了馬歇爾計劃。

據統計，馬歇爾計劃實施的4個財年內，美國為西歐各國提供了包括金融、技術、設備等各種形式的援助合計131.5億美元。據《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經濟史》，美國為德國提供了約15.6億美元資金用來克服永久性基礎設施和生產資料領域的難關，其中工業原料的援助物資合計7.3億美元，佔比近一半。

1949年，德國分為聯邦德國和民主德國兩個國家。

在美國支持下，聯邦德國走的是“和平工業化”道路，其製造業主要是為大眾提供各種消費品，主要發展民用製造業，剔除了各種為軍事目的的生產計劃；民主德國則按照蘇聯計劃經濟模式，以重工業為主，尤其是機牀製造業發展較快，製藥、電氣製造、紡織、運輸機械、冶金、造紙等工業也比較發達。

與民主德國主要以國有企業和聯合企業為主體的“大生產”不同，聯邦德國的私營企業開闢了一種小規模定製和特色規模生產的生產經營模式，主要關注於工藝密集產品的製造，這也奠定了德國精專制造和高端製造結合的製造業基礎；及時調整產業結構，把生產重點轉移到對技術和投資要求更高的機械工具的模具設計、大型工業設備、精密機牀和高級光學儀器等領域，儘可能製造出在質量、性能、用途和規格等方面獨一無二的產品。

隨着基礎設施的逐漸完備，1960年之後聯邦德國新一輪的“工業革命”開啓，持續投資進行設備更新，利用當時先進的科學、技術、工藝對整個國民經濟進行重建和調整，重工業部門開始收縮，製造工業開始高增。

小規模定製和特色規模生產，使“德國製造”找到了新的發展方向。大量的投資和設備更新，使得傳統製造業如機械設備、電機工程、鋼鐵、汽車、光學儀器，高新技術產業如化工、製造、電子和信息等產業等發展也較為迅速。

基礎設施和生產設備的恢復成為德國戰後經濟得以發展的前提，疊加朝鮮戰爭擴大帶來全球投資品和原料需求，德國迎來50～60年代的繁榮：1950～1965年，德國名義GDP平均增速達到11%，第二產業對經濟的貢獻佔比也從40%提升至45%。

2.3科爾政府改革

1973年是德國戰後經濟的又一個分水嶺。

1973～1974年、1979～1980年兩次石油危機，引發全球通脹，企業成本大幅上升，而需求回落。包括德國在內的全球主要發達國家經歷中長期的經濟增速換擋：1974～1983年的經濟增速鋭降為1961～1973年的一半，曾經驅動經濟高增速的引擎包括化學、汽車、電子、機械製造業和石油加工工業中，機械製造、電器電子和石油加工工業基本陷入停滯，化學和汽車只能維持弱增長。

1982年，聯邦德國科爾政府上台後，綜合採取財政、税收、聯邦資產私有化等一系列措施進行經濟轉型。

對鋼鐵等由於國內外環境變化而面臨短期衝擊的部門，壓縮生產、人員和設備，提質增效，提升現代化程度；對煤炭等產能過剩部門，進行整頓調整，對具有戰略重要性的能源部門，進行直接的財税補貼，同時輔以市場調節，保存核心實力，以備戰略之需；對電子、信息、航空航天等新興工業部門，並不直接干預產業發展，但通過政策扶持的方式，鼓勵技術革新，包括設立科研院所和研究基金等等，當時德國的研發支出佔比和人均專利數在全球都處於領先地位。

經過科爾政府改革，實際上達到了“傳統工業提質增效，新興產業進一步發展”的目的，落後產能逐漸淘汰，而真正適應市場需求的行業得以保留，並在石油危機後進一步發展。

1990年，德國實現民族統一後，對兩個“德國製造”的模式進行了調整和融合，逐步走出了一條以製造業為主的實體經濟發展之路。

經濟全球化加深階段

德國實際上是一個外向型經濟體。

1950～1973年、1974～1990年，德國的出口佔GDP的比重分別為15%和30%。90年代以來德國經濟的出口導向特徵更加明顯，1991～2020年，出口佔GDP比重上升到40%。

德國出口佔比最高的行業基本對應國內製造業優勢細分產業，機電產品、運輸設備、化工產品是其主要優勢行業，三者合計出口佔比近60%。

其中，機械設備主要出口至美國（11.0%）、中國（9.3%）、法國（7.1%）；汽車主要出口至中國（13%）和美國（11.5%）；醫藥產品主要出口至美國，出口份額達17.4%。

製造業具有核心競爭力、疊加經濟全球化加深，使得德國製造在全球主要發達國家中一枝獨秀。

儘管全球製造業產業鏈，在全球化加深時期不停轉移、重構，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的出口份額明顯下降，但2000年至2020年，德國的全球出口份額基本穩定在8%-10%，汽車行業在出口方面的優勢甚至仍在持續提升。

工業4.0

2011年，“工業4.0”被德國政府作為“高技術戰略2020行動計劃”的一部分提出來。此後，德國工程院、弗勞恩霍夫協會、德國聯邦教研部、聯邦經濟技術部、西門子、博世等產、研、學專家構成“工業4.0”工作小組，並進一步開展對本國以及全球相關工業化情況的研究。

2013年4月，該工作小組向德國聯邦政府提交了最終報告《保障德國製造業的未來：關於實施“工業4.0”戰略的建議》，進而在隨後由德國聯邦政府推出的《高技術戰略2020》中，把工業4.0納入到十大未來項目中，自此，“工業4.0”上升為國家級戰略。2013年12月19日，由德國電氣電子和信息技術協會細化為“工業4.0”標準化路線圖。

“工業4.0”提出的背後，是德國對其近年來的產業發展所面臨的危機感。

一方面，汽車等傳統優勢產業面臨電動化、智能化對整體商業模式的顛覆；另一方面，德國自“科網”泡沫破滅之後，在信息技術領域的發展逐步落後於美國乃至中日韓等亞洲國家。

在傳統優勢產業可能逐漸失靈再疊加新興產業已然落後的背景下，“工業4.0”的核心在於通過“智能+網絡化”，構建基於數字物理系統（CPS）的智能工廠，實現智能製造的目的。

這既是德國製造的突圍，也是順應潮流的選擇：美國幾乎在同時提出了“工業互聯網”概念，此後日本、中國等國家都有所跟進。但與美國的工業互聯網更為強調適應已有的互聯網架構不同，德國的“工業4.0”則更為強調對已有工業系統的適應。

為了實現從工業生產到工業4.0的轉變，德國需要不斷將信息和通信技術融入其傳統高科技戰略中，並努力保持其裝備製造業在全球市場中的領導地位，以便使德國成為智能製造技術的主要供應國。與此同時，德國將有必要為CPS技術和產品創造新的主要市場併為其提供服務。

這要求“工業4.0”具備以下特點：

（1）縱向一體化（vertical integration）：智能工廠內部通過聯網建成生產的縱向集成，邊界限定在車間和工廠，即網絡化的製造系統；

（2）橫向一體化（horizontal integration）：全社會價值網絡的橫向集成，邊界拓展至多條產業鏈組成的生態網絡；

（3）端到端數字一體化（digital integration）：涉及產品整個生命週期的價值鏈，從設計開發至售後維護不同階段的信息共享，邊界拓展至產業鏈；

工業4.0實施十年後，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也面臨諸多挑戰。

比如，投資數字化轉型的企業佔比較高的行業，如醫療、運輸物流、保險，已經取得一定成效。而數字化起點較低的傳統行業例如化工、能源、建築，數字化轉型投入的產出效率也相對較高。

儘管已經推出了十年，但“工業4.0”仍更像一個“科研議程”。從頂層規劃到實際實施，企業層面面臨挑戰：如何將CPS技術融合到現在的生產體系當中、員工如何適應新的生產形式、如何解決數據安全問題、以及缺乏具有相關領域附加資格的專業技術人才。據德國的諮詢企業調研，在2017年以前，對經營模式進行數字化改造的企業中有77%是失敗的。

2019年10月，德國經濟研究所（DIW Berlin）、德國伊福經濟研究所（Ifo）、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IfW Kiel）、萊威經濟研究所（RWI）和哈雷經濟研究所（IWH）等多家智庫機構聯合發佈了題為《德國經濟面臨停滯，工業可能已陷入衰退》的報告指出，德國的製造業狀況正在迅速惡化。

德國政府同樣認識到了再工業化過程中面臨的問題，也在採取各種解決措施。比如，增加應用導向的研發資金投入、強化對中小企業的支持等等。

工業戰略2030

2019年2月5日，德國發布《國家工業戰略2030：德國及歐洲產業政策的戰略指導方針》草案， 重新聚焦產業政策，希望進一步增強德國工業技術主導能力和產業鏈穩定性。

但同時強調遵循社會市場經濟原則，只有在市場力量不足以維護其創新與競爭能力的特殊情況下，國家才有理由實施激勵型、促進型和保護型的產業政策，這既是為了有效限制國家干預，也是為了證明出於總體國民經濟考量而採取國家干預手段是適當且合理的。

其實質目標是，在日益加劇的全球競爭以及數字化迅速發展的背景下，捍衞或重新贏回德國工業的競爭力。

第一，草案要求2030年工業在經濟附加值總額中的佔比從23%提高到25%；

第二，要求產業鏈從產品研發到基本材料的生產、製造、加工，以及產品的分配、服務都可以在歐盟內部完成；

第三，再次強化對中小企業的個性化支持；

第四，尋求重構德國和歐盟的法律框架，以符合提升工業企業競爭力的要求。比如，重審修改德國與歐洲的競爭法，重審並儘可能改革現行的補貼法；

第五，在對外貿易方面，德國希望加強和擴大多邊主義，減少乃至消除關税，但同時強調，抵制其他國家的不正當競爭；

第六，尋求改革歐盟內部過於分散的經濟政策決策理事會。

過去40年，經濟政策以“華盛頓共識”為導向，強調私有化、放松管制、自由貿易，也就是小政府、大市場，產業政策極具爭議，甚至一度成為自由經濟的對立名詞。

但實際上，德國從未停止實施產業政策。

無論是科爾政府改革，還是此後的施羅德政府、默克爾政府，都從未停止對產業發展的干預，只是在自由改革和產業政策之間搖擺。

為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西方國家紛紛採取諸如銀行國有化、經濟復甦政策和金融市場規制等一系列政策工具，默克爾政府也採取了類似的措施，尤其是經濟復甦計劃成為應對危機的一個核心手段。

但需要注意的是，從科爾到默克爾，德國國家干預經濟的活動能力不斷增強，但國家與市場之間的關係並沒有發生根本性轉變。

無論德國如何希望保持工業競爭力，其產業政策基本停留在水平產業政策階段，將國家行動限制在新技術的競爭性與基礎設施性框架條件的設置上。任何旨在針對特定產業有選擇地實施干預的垂直產業政策，都面臨廣泛的爭議，從未成為產業政策的主流。

未來德國是否會轉向垂直產業政策？如若轉向，垂直產業政策的利弊得失也未可知。但毫無疑問，在外部環境不確定性急劇增加的情況下，政府對經濟的干預能力會進一步增強。

在不確定性中前行

新冠大流行和俄烏戰爭為德國的再工業化增添了不確定性。

德國經濟在2020年由於受到疫情衝擊而急劇萎縮，國內生產總值（GDP）收縮幅度達3.7%。儘管隨着疫情緩解，2021年的經濟活動有所恢復，但增速分別只有2.6%，許多重要指標仍未恢復至疫情前水平。

2022年以來，德國經濟開始穩步復甦，失業率屢創歷史新低，但經濟增速仍然只有1.9%。

而且俄烏戰爭引發了新一輪的能源價格高漲和供應鏈震盪。德國對天然氣的進口依存度在90%以上，且俄氣進口占比超過65%。

此前歐委會預計，2022年冬天，德國的工業部門需要將天然氣消耗削減25%以上，特別在能源密集型行業。這意味着化工部門需要停擺，基礎金屬/金屬製品、紡織、機動車和運輸設備等行業產出均受影響。

調查顯示，作為側重於重工業、以汽車機械製造和化工為支柱產業的高度外向型經濟體，德國眾多工業公司將能源危機視為重大甚至威脅生存的挑戰，傾向於產業鏈外移。

後來，受益於暖冬氣候，2022年當年，德國對俄氣的削減較為順利，儘管對經濟增速造成了不利衝擊，但結果尚可承受。

從短期來説，高通脹、歐央行加息、削減天然氣消耗量均對德國經濟造成影響，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經濟衰退風險不斷升高。但得益於德國良好的財政狀況，實際上德國較其他歐洲國家有更高的政策空間來應對外部衝擊。

2022年以來，德國聯邦政府已出台三輪財政救濟方案，以儘可能地降低經濟運行的壓力。

從中期來説，俄烏戰爭使得能源問題被迫放在安全框架下考慮，這就意味着未來一段時間內，能源價格即使從高點回落，能源結構和價格基本也很難回到戰前。這就意味着德國的眾多產業可能會加速全球佈局。

去工業化和再工業化交織，產業鏈到底何去何從，如何重構？此外，歐洲經濟的衰退預期不斷升高，而德國對歐盟其他國家是淨出口國，未來外部需求的不確定性對德國製造業將產生何種衝擊？

有人認為，歐洲經濟土壤正已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社會環境和政治氛圍早已偏離工業傳統。

從長期來説，困擾德國經濟發展的關鍵問題，除了工業轉型，專業勞動力短缺也是掣肘德國經濟轉型的一個重要因素。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一代人已經逐步加速退休，根據德國經濟研究所的分析，德國勞動人口將在2022年達到頂峯（5310萬），之後開始逐年減少，預計到2035年將會減少300萬，屆時，德國勞動力短缺問題更加突出。

那麼，如何在不加劇社會負擔的前提下，吸引到更多有勞動技能的移民補充勞動力市場，或許是德國工業未來能否持續保持競爭力的關鍵。

總結

從全球已有的經濟發展經驗來看，絕大多數經濟體均遵循第一、二、三產業逐級演進的特徵，表現為第一二三產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佔比。

絕大多數發達經濟體，從工業時代到後工業時代演進，伴隨着第二產業佔GDP的比重下降和第三產業佔GDP比重的上升，這自然伴隨着製造業比重的下降。但唯有德國的製造業一枝獨秀，始終穩定在20%～23%之間，即使受到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衝擊，不被看好的製造業卻成為德國經濟逆勢復甦和率先走出衰退的主導產業。

“德國製造”從最初的技術模仿到自主創新，從追趕英美到跨越式發展，最後自成體系，成為德國經濟的世界名片；從追求規模到關注質量，最後集中於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塑造了一個不同於英國製造、美國製造和日本製造的“德國製造”模式——這當然是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與日耳曼民族的文化特徵有關，與德國的資源稟賦、區位特徵有關，與雙元制職業教育有關。

從一戰後的道威斯計劃、二戰後的馬歇爾計劃、科爾政府改革、全球化、工業4.0、工業戰略2030，德國工業化已經經過了六次轉折。

當前的逆全球化、德國的人口結構、俄烏危機導致的能源問題、歐洲地緣局勢的長期改變、中美技術競爭、人工智能對傳統產業可能帶來的顛覆性影響，使得德國工業面臨第七次轉折。

未來德國工業是否還能保持全球領先呢？中國又能從中取得何種經驗教訓？

作者：青年經濟學者。研究領域為行為與實驗經濟學，關注宏觀經濟、政治經濟、國際關係。

參考資料：

1.巫雲仙，“德國製造”模式_特點、成因和發展趨勢，政治經濟學評論

2.丁純，德國“工業4.0”：內容、動因與前景及其啓示，德國研究

3.德國製造，何以強勢，東吳證券

4.丁純，德國經濟增長對其他歐盟國家經濟發展影響的實證分析，世界經濟研究

5.鄭春榮，德國經濟政策調整的新動向：“國家迴歸”，歐洲研究

6.胡琨，德國經濟：在不確定性中艱難前行

7.歐洲能源危機與大國博弈下的中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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