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業辛迪加丨尋找一種新的政治經濟學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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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一種新的政治經濟學

達隆·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

1989年發表其著名文章《歷史的終結？》時，弗朗西斯·福山捕捉到了當年許多西方國家首都的氣氛。

並非所有人都同意他的看法，即“人類意識形態進化的終點”已經到來，但很少有人能否認，他的口信引發了共鳴。在預言“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將迎來“不加掩飾的勝利”時，他既是在引導正在萌生的決策共識，也是在引導早已很大程度上成為學術界標準進路的一些主張。

二十世紀晚期的這一共識有賴於兩座截然不同但相互增益的支柱: 政治自由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在政治領域，民主機制處在有利態勢，其根深葉茂似已勢不可擋。

人類在其存在的相當長時間裏，受制於威權暴君和全然無法無天的狀態。但自現代形式的民主被“發明”以來，這一理念就一直在世界各地傳播。二十世紀，隨着各路替代方案(專制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消耗殆盡，許多西方人的結論是，他們的模式最終會在每一個地方都所向披靡，甚至在很少或根本沒有民主歷史的地方，如中東，也會如此。普通民眾會要求發聲，哪怕是鐵腕獨裁者也會無力抗拒這種“西方思想”的影響。

誠然，這一過程不會暢通無阻地展開。福山和其他許多有同樣見解的人都明白，民主要贏得勝利，會耗時數十年，會涉及叛亂、革命、內戰和整個社會的大規模動盪。即令如此，歷史的弧線毫無疑問仍是向民主傾斜的。

支持這一看法的人士很大程度上借鑑了上世紀五十和六十年代的“現代化理論”。這一學派的信徒認為，經濟增長實現之後，民主自然就會到來，而且，一旦一個民主國家變得足夠富裕，它就永遠不會被拉回威權主義。這些結論還鼓舞了古老的康德假設，即民主國家不會與其他民主國家開戰。這樣，一個由民主國家構成的世界將為國際和平和建立“基於規則的秩序”創造條件。

從政治上講，這樣的未來看上去一片光明，經濟前景也同樣樂觀。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晚期，一種自由市場的原旨主義已在“高奏凱歌”的自由民主國家佔據主導地位。畢竟，有清楚證據表明，市場經濟的表現遠遠優於中央計劃經濟。市場經濟國家顯得更善於培育創新，也更善於提供人們想要的各類商品和服務。對許多人來説，得出如下結論似乎只是一小步: 市場越是更少受束縛，就越是可以更多形成創新和經濟活力。

但如此論調不經意間忽略瞭如下事實：當其表現優於蘇聯時，美國是一個受到嚴格監管的經濟體。美國政府不只資助研究和開發，還為技術發展設定方向，由此積極支持了創新。強大的工會和最低工資幫助將一種互惠規範制度化，確保了工人的工資追隨生產率一併增長，同時，財政政策通過從富人向窮人和中產階級重新分配，確保了不平等受到約束。

反作用 

自那以來，反對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的意見廣泛而普遍地存在。在美國和世界各地，人們對民主越來越不滿，尤其是更年輕人羣，他們表達了對左翼或右翼威權政權越來越多的偏好。眼下，在大西洋兩岸，聽到提倡新形式的社會主義或完全放棄經濟增長的意見是稀鬆平常的。

這是一種危險的思想轉向。相較於經濟和政治自由主義不可避免的看法，這些倡議背後的核心假設甚至更加冥頑不化。正如我自己的研究展示的那樣，不論是從歷史上看還是在最近幾十年，民主國家的表現確實相當穩定地優於非民主國家。民主國家不只實現了更強勁的經濟增長，還為其公民(尤其是最不富裕的人羣)提供了更優質的醫療保健和教育。

這些效益是不可否認的，但它們並不意味着民主的興起不可避免。民主費時費力，維持它的程序又總會受到挑戰。民主機制必定削弱精英和獨裁者的權力，這些人進而會抵制它們。民主治理有賴於妥協，而在存在種族或宗教衝突遺留問題的社會中，妥協可能成為絕難之事。

民主還有賴於積極行動、見多識廣的公民。但當主要電視和社交媒體頻道習慣性散佈謊言，民眾忽視作為公民的參與時，這種情況就越來越難以實現。例如，在美國於阿富汗和伊拉克進行漫長而昂貴的“永久戰爭”期間，絕大多數美國公民被鼓勵繼續過他們的生活，就好像他們沒有利害關係。

我們也知道，中央計劃絕少能成功，尤其是在培育創新方面。因國家或有權有勢的行為者對創新施加了太多控制，經濟增長受到遏阻，這樣的例子在歷史上不勝枚舉。在一個貧困依舊普遍存在的世界，經濟增長仍是一項道德要求，因此市場仍是問題解決方案的關鍵部分。但這並不意味着不受約束的市場會可靠地引導創新進入社會期待的方向。事實上，假如監管適當，市場經濟的運轉會好出很多。

不論是無拘無束的經濟自由主義，還是某種開明形式的社會主義，極端人士提出的看似簡單的解決方案都不會奏效。但在我們有一個思考未來的新範式之前，它們將對公眾輿論和政策辯論產生重大影響。

尋找路線圖

經由許多利益相關者的持續努力，新的範例被集體地、逐步地建立起來。但在五個方面磨練我們的分析並豐富我們的思考，會便利這一過程。

首先，儘管效益廣泛，但民主不會很快戰勝獨裁。在一個擁有新的顛覆性技術、日益上升的不平等和全球化的時代，民主治理能夠蓬勃興盛的“狹窄走廊”(特定條件)可能變得更加狹窄。因之，夯實民主機制要求付出比以往更艱鉅的努力。

為通過這條狹窄走廊，我們必須放棄一種自負，即我們所有的最重大挑戰都可理解為工程問題，就好像我們可以用正確的技術解決一切難題。技術本身正在損害民主機制的運轉，並賦予獨裁者洗腦和控制民眾的權力，過往二十年已提供了這方面的充分證據。但對新的通信技術如何擾亂民主進程，我們目前既沒有很好的理解，也沒有一個講求原則的策略加以監管。

其次，民主的未來無法脱離全球背景。我們必須放棄這樣的想法，即：與威權國家的自由貿易將在它們境內“促進自由”，或令它們的政府看待民主能更友善一點 (如美國總統小布什曾經宣稱的那樣)。當然，這一觀察提出的問題比它回答的問題多得多。民主標準應如何影響經濟關係和國際外交？民主國家是否應避免嚴重依賴非民主國家的供應鏈？它們理當如何看待技術轉讓、聯合研究和相關事宜？對這些問題，學者和政策制定者都沒有明確答案。

第三，不能再假定經濟增長篤定創造共享收益。過去四十年裏，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享受着技術進步和生產力增長，但工人，尤其是那些沒有大學文憑和專業技能的工人，卻絕少從中受益。教科書上的經濟模型通常會暗示，生產率增長最終應轉化為工資增長，但這種情況沒有一直髮生。

標準模型往往忽略的是，生產率增長的來源極其重要，確定工資的方式甚至更重要。用機器去做工人過去常做的事情確實可能提高生產力，但不會自動帶來共同繁榮。當產出增加時，僱主和經理可能選擇將更多收益留給自己，不論何時，只要制度框架允許，他們就會利用自動化削弱工人的議價能力。因之，共同繁榮不只取決於生產力的增長，還取決於技術、制度和規範的適當組和。

市場原旨主義之後

我們還需要重新思考創新政策。

是的，我們西方人認為，我們的繁榮、健康、長壽和現代便利是三個世紀技術進步的結果，而假如沒有市場的激勵，那些進步是絕不可能發生的。但市場之於推動創新的不可或缺，並沒有使它們足以形成社會效益。市場引導投資流向會產生更多利潤的技術那裏，這與可以培育增長或改善福利的那些技術不總是一回事。

例如，在衞生保健領域，針對治療的高技術流程和藥物比改善公共衞生和疾病預防的創新更有利可圖，儘管這些創新可能帶來更多社會效益。市場過分偏好前者，導致後者投資不足。

同樣，假如放任自流，市場會繼續引導投資流向化石燃料。税收、監管和社會壓力都是引導更多資本投向可再生能源的必要條件。我還認為，市場可能正驅動自動化領域的過度投資，但代價是工人生產率提高所創造的社會和經濟效益。在所有這些情況下，我們都必須擺脱設計創新政策過程中的市場原旨主義。但，需要再次強調的是，為設計更好的替代框架，多得多的研究必不可少。

最後，放棄市場原旨主義意味着重新思考我們監管體制的一些關鍵支柱。經濟學中的一個慣用進路是，在介入考慮結果中是否存在太多貧困或不平等之前，允許市場進程展開。於是，標準的再分配財政工具——直接轉移支付和安全網計劃——就被認為是足夠的。但這個假設必須接受質疑。

新的監管框架必須承認，系統性扭曲可能伴隨市場進程。最近的研究表明，與學術界的普遍認知相反，像瑞典這樣高度平等的國家沒有僅僅通過税收轉移計劃實現更公平的結果。同樣重要的是，它們的税前收入分配遠較美國等國家平等。這反映出瑞典工人中的技能分配更加平等，而且，工資談判和更寬泛的制度框架進行了調整，為的是確保工人在經濟蛋糕中獲得公平的份額。

我們已駛入波濤洶湧的大海，卻沒有一張清晰的路線圖可以指引我們如何抵達風平浪靜的水域。但我們可以從新的社會科學研究和思想創新中學到很多東西，以幫助我們確定航道。

（作者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系教授，與他人合著有《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本文原題“In Search of a New Political Economy”，由報業辛迪加發佈於2023年4月7日。譯者聽橋，對原文有多分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