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工業化不是虛無縹緲的概念_風聞

早在20世紀80年代，電影學者邵牧君就曾提出“電影工業論”，強調中國電影亟需從觀念轉型與機制變革兩個方面着手改變。時至今日，“電影工業化”的命題非但仍不過時，甚至還需要進一步被強調。

在2023青島影視週中國電影工業化論壇上，來自全國各地的專家學者、業界頭部項目的組織者與參與者，圍繞“電影工業化”這一命題展開討論。這樣的討論過去並不鮮見，但在電影市場迎來新起點的2023年，年初被視作電影工業化嘗試的標杆之作《流浪地球2》的上映，都給這一議題的討論帶來了新的時代背景和關注切面。

對工業化的幾種誤解

乍聽上去，“電影工業化”是一個宏觀且抽象的詞彙，很多從業者都聽説過，但很難講清楚它具體意味着什麼。於是，對這一概念的誤解也紛至沓來。

中國電影家協會副主席、清華大學教授、澳門科技大學電影學院院長尹鴻，集中提到了對“電影工業化”的幾種主流的誤解：比如，電影工業化並不代表着高成本大投入，也不僅僅體現為高新技術，高新技術只是它的一部分；單個頭部項目在工業體系的建構上做出的努力，還遠遠沒法成為整個行業的電影工業體系建設；工業化和標準化並不必然意味着對個性化和藝術價值的損失。

在尹鴻看來，電影工業體系，應該是一個分工明確、專業化程度高，而且能夠在全國和全球有效地配置資源的電影生產和傳播系統。

要形成這樣的工業體系，為的無非是三個核心好處。一是利用其提高生產能力，增加電影的總供給。二是利用其提高電影的製作質量，他提到，目前全國每年生產的幾百部電影當中，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的量，能進到電影院進行放映，但卻達不到基本的工業水準。三是利用其提高電影的生產效率，比如利用虛擬拍攝等手段降低項目拍攝難度。

而要實現這三大好處，需要從分工化、專業化、集約性三個方面入手。

首先，隨着電影工業的不斷發展，工種的劃分在變得愈發詳盡，以視效為例，光這一個工種，各種不同名稱的崗位有好幾十個，隨着人工智能的加入，將來還會有更多的交叉性分工。

但光做好分工還不夠，《流浪地球》系列製片人龔格爾提到，在籌備《流浪地球》的時候，面臨的主要挑戰是分工細化的問題，因為科幻片有一些傳統劇組不具備的需求，所以劇組架構需要進一步細分。但到了《流浪地球2》，主要的挑戰變成了協同，因為分工越細緻之後，各部門各工種之間的同步運行就會變得越困難。

比如郭帆屢次在採訪中舉例的劇組吃飯問題，一個常駐人口2000人的劇組，前面的人吃上飯了，後面的人未必能排上，他表示，“能不能吃口熱飯有時候就會影響到士氣。”

其次，細緻的分工要求從業人員專業化，而行業中普遍面臨着學校教育滯後適應不了行業要求，依靠企業自身從生產環節開始培養人才的窘境。而如果這些企業沒有足夠的產量支撐，其收益的穩定性就會受到影響，從而導致辛苦培養的人才向其他行業流失。

如倍視傳媒副總裁謝寧所述，“我們新鮮的血液大部分都不來自於院校，這是最需要解決的問題，原來一直從培訓機構來人。我們跑到最前面的時候，回頭一看，培訓機構在原地踏步，一直沒有辦法快速地跟上我們的步伐。”

因此，保障專業性的一大基礎便是集約性，指通過達到一定的生產規模來攤平工業化體系的建設的成本，從而使得專業度得以持續升級。

龔格爾直截了當地指出，“如果世界市場沒有得到拓展，或者説從票房營收之外的其他渠道回收投資成本的話，可能我們的製作水準也就卡在這了。因為再往上，就需要進一步增加成本，這個是有困難的。而且從另一方面講，如果每年都有幾部這麼高投資的大體量電影，那麼一些中等體量或者是小體量的影片，融資就會更困難一些。因為給電影投資的企業沒有那麼多，大家都是有經驗的投資者。”

《三體》的總製片人白一驄也有相同的感受，“我們在做《三體》的時候，也有機會了解奈飛《三體》的情況，他們的預算是我沒有想到的，差距不是一點。這不是我們有錢沒錢的問題，是我們沒有那麼大的市場，在做不到全球發行的情況下，我們只能把成本控制在比較低的水平上。在很低的成本下，怎麼建立自己的標準化？我們把自己的流程管理好，就很困難了。”

尹鴻一直把電影形容成一個雷聲大雨點小的行業，“直接經濟價值是雨點，但是影響力價值是雷聲。”只有讓“雷聲”轉換為價值，才能讓電影和其他的媒介和行業充分融合，完成電影工業化體系的建設。

到工業化的距離

事實上，目前的電影行業即便有了《流浪地球》這樣的標杆性項目，但全行業距離工業化仍有長足的距離。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這個距離是由多種因素所導致的。

互聯網在國內高歌猛進的二十年，基於其技術與思維，改造了許多傳統行業。但電影行業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當互聯網遇上電影，改造之路上有着重重阻力。

比如，各劇組之間習慣的操作方式大不相同，難有共通的行業模板。阿里影業雲尚製片總經理衡曉靜提到，光是一項財務管理功能，就整整做了三年時間，“最開始做了一版，技術員特別開心，覺得是個完美的作品，結果拿過去根本用不了。因為劇組有各種各樣的靈活處理方式，是他們完全無法適應的。比如劇組的財務，一個大合同下面能掛幾十個小合同，正常公司不會有這種情況。而且每個公司給我們提的需求不一樣，每個公司有自己的管理方式、管理方法、表，管理的顆粒度也會差很多。”

白一驄也提到，所有劇組管理流程化的經驗，是集中在人的身上，而不是在一套體系身上，“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假如哪天製片人身體不適，情緒不好，這一天一定會帶來很多的問題。”

除此之外，電影創作中需要臨場性的部分，也決定了它很難完全遵循標準化的設定而展開，需要體系的建立者既做好工業化的籌備，又保留靈活的空間。

《獨行月球》製片人張莉提到，“一開始我們以為，因為做喜劇已經有一些經驗了，做科幻應該是我們最大的挑戰。”於是，《獨行月球》在籌備時做了一些製作流程上的拆解，拆解到每一天要拍攝的鏡頭，各個部門也做了精細化的分工和協同。但做完了非常詳細的準備工作之後，到拍攝現場卻發現，因為喜劇表演特別依賴喜劇演員現場的靈光乍現，以及置身於場景內與其他演員和導演碰撞出來的火花，所以很多時候事先做好的安排也需要隨機應變。

除了客觀屬性上的困難之外，電影行業長期以來的慣性也讓改造變得難以推進。

白一驄提到，最早萌生出想要做SaaS系統管理劇組的想法，就是因為在全國各種基礎行業都被互聯網改造之後，劇組還會有一些讓人無法忍受的低級失誤經常出現，“一個投資一個動輒三五億的戲，所有的通知都是靠吼和發單子。還有吃飯，每天浪費的飯非常多，因為你不知道哪些人會吃，哪些人不會吃。如果叫了大量的羣演到現場，羣頭可能會虛報人頭，飯也同樣浪費掉。”

直到今時今日，劇組中仍有不少與工業化背道而馳的現象存在。青島東方影都產業控股集團總裁孫恆勤表示，“在好萊塢，哪月哪天拍哪個戲，三年前就定好了，今天拍到哪一行，任何人沒有權利改。而在國內拍戲時的情況卻是，一點半拍戲，很多人一點一刻還在剔牙。”

提到劇組亂象的成因，白一驄表示，很大的原因在於一個劇組裏面的絕大部分人員組成，不是高學歷的人，而都是非常基礎的工作人員，他們很難理解你要做一項改變的目的，“我曾經希望劇組的工作人員坐下來吃飯，而不是端着蹲在路邊吃飯，這件事大概花了7年時間才達成一個標準。”

可見，“標準”人才的培育與優化，是達至工業化目標的重中之重。

適應發展的人才體系

對於影視行業來説，適應工業化要求的人才之匱乏，是全方位的。

在謝寧看來，最缺乏的產業入門級別的人才，“有工業思維的，又懂技術又懂藝術的人才十分空缺。中高端人才在不斷流失，底層的人才又不進入，就沒有人可以用了。”而衡曉靜認為，綜合素質特別高的管理人才非常缺乏。

而人才匱乏的核心原因，當然離不開院校培養體系相對於行業發展的滯後性。

謝寧以工業化的代表行業汽車製造業舉例，院校教育為汽車製造業輸送了方方面面的人才。這是因為院校培養汽車製造業人才時，是以工業體系的思維來培養的，學生知道要專業化、流程化管理、規模化生產。而電影院校培養出來的學生，在觀念上就沒有形成工業化思維，“疫情前我參加過一個論壇，也是講工業化的，大家居然還在爭論電影是一個藝術還是一個技術。”

院校培養體系的滯後也有其結構性的難題，《刺殺小説家》執行製片人趙陽表示，學校要想改變一套培養方案和改變一套課程體系建設，需要非常繁瑣的手續，要經過組織和論證。而電影行業本身也沒有形成一套標準化的共識，因此學校也很難自己單方面改變所有的教學體系，“所以我認為，現在的當務之急應該是制定標準。”

如前所述，電影行業中不同企業、不同劇組的工作方式大不相同，要形成統一的行業標準道阻且長，因此在衡曉靜看來，先把優秀的案例分享到學校和學生羣體當中，或許是一種起步的方式。

比如，《流浪地球2》劇組在拍攝的過程中，請了20位北京電影學院的常駐片場實習，實習的內容就是記錄團隊在過程中所犯下的錯誤。在數次覆盤與提煉之後，壓縮成了名為“工業化管理流程”的兩張紙，郭帆希望之後積累更多的項目經驗，能把它最終編成教材。

這就是一個值得推廣的案例。衡曉靜補充道，不同的劇組的案例，都可以拿到學校裏和學生們分享，“既能看到兩個億的項目一般怎麼管，也能看到幾千萬的項目、幾百萬的項目甚至幾十萬的項目怎麼管。不同類型的項目，不同公司的風格下，都是用什麼樣的形式來管理劇組。”

儘管徹底改變人才培養體系尚且困難，但倡導愈加頻繁的產教結合，在言傳身教中扭轉學生的職業觀念和產業思維，或許能成為撬動改變的一點點縫隙。

至少如同與會嘉賓所言，在2023青島影視週中國電影工業化論壇上，要達至“電影工業化”的最終目標已成共識，“方向之爭”不再成為問題，唯求更切實可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