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觀察｜“護台神山”的由來: 台積電與台灣經濟模式_風聞

走出去智庫觀察

近日，台積電高雄廠原定明年量產7納米芯片暫時延後，而計劃採購的28納米新工廠設備也全數取消，要將產線移往海外。同時，又傳出台積電考慮在德國建廠的消息，其被質疑“護台神山”的地位不保。

走出去智庫（CGGT）觀察到，被譽為穩定台灣經濟的“護台神山”——台積電，以其80多台EUV光刻機的高效率生產，長期穩坐世界最大的芯片代工廠之位。但在美國2022年《芯片與科學法案》出台後即宣佈赴美設廠，隨後還在日本建廠，如今又將赴德投資，其離台出海的措施引發社會和業內的廣泛爭議。

分析台積電的發展策略，需要先了解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和時代背景。今天，走出去智庫（CGGT）刊發中國台灣“中研院” 瞿宛文的文章，供關注台積電和芯片產業發展的讀者參閲。

要 點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1、近年來在美國反制中國過程中，在特朗普時代美國政府仍曾依據自由市場理論來批評中國的產業政策違反國際規則。然而，到了拜登時代，美國政府卻轉而高調地採取選擇性產業政策。

**2、**戰後普及的工程師教育，為台灣工業化以及1970年代開始的高科技業的發展，奠立了必要的人力資源的基礎。因此，在1970年代初左右，眾多本土訓練的工程師已開始設立科技公司，如今日台灣科技業的領先企業，包括鴻海、台達電、廣達、宏碁等。

**3、**台積電雖然是代工廠，但在張忠謀主導下，它的策略定位卻是明顯地不同於台灣一般普遍的“老二主義”，而是要做世界一流企業。它除了完善高標準的基本營運模式之外，並持續精進。

正 文

CGGT，CHINA GOING GLOBAL THINKTANK

**文/**瞿宛文

中國台灣“中研院”

近十多年來，台積電默默成為全球半導體的領先企業。在平日，高度專業的半導體業未必是眾所矚目的產業。然而，因為新冠疫情，更因為中美關係與國際局勢的急遽變化，台積電突然成為全球的焦點。重點是在美國將中國視為敵手之後，先進半導體主要由台積電在台灣生產這一現實，成為美國難以接受的風險。同時，既然半導體仍是中國相對落後較多的重要產業，遏制中國該產業的發展就成為美國重要的政策目標，而台積電置身於這困局之中。

在台灣內部，台積電也聲譽日隆，進而有了“護台神山”的稱號。除了因為它世界級的成就之外，也因為認定它對世界的不可或缺有助於保護台灣的現狀，雖説在博弈局中這是否屬實甚難預料。再則，這也無奈地呈現出台灣經濟近三十年來不平衡的發展。因為台灣近年來其他新興產業發展有限，電子業早已成為製造業的主體，其中半導體的比重，尤其是台積電的佔比，更是逐年增加。近幾年疫情影響下，台灣經濟能保持表面榮景，實依賴半導體一枝獨秀式的繁榮。

**台積電近年來技術與競爭力技術不斷精進，在全球半導體IC製造業中，與英特爾、三星爭前三名，在晶圓代工上領先世界佔比過半。**它無疑是目前台灣最重要的企業，第一大出口廠商，主要在台生產，提供高薪工作，並不斷升級。近兩年台股股價大漲之時，至2022年上半年，它在台股的市值曾超過16兆台幣， 佔比約30%左右，市值在全球市值百大排名攀升進到前十名。至今2022年下半年股價雖大幅下降，但在台股市佔比仍超過25%，全球排名仍接近前十名。

簡言之，近年來台積電市場地位日漸升高，中美對峙高度凸顯了台積電的地緣風險。一時間，台積電突然受到關注，而成了“讓台灣被世界看見”的招牌。如果僅在2022年來看，它除了被認為是代表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成果之外，也似乎被認為是代表了台灣在政治民主化、社會現代化的成就，也是自由市場經濟下民營企業的傑出代表。

然而，事實並不是完全如此。台積電成立於（台灣）解嚴之前的1987年2月，它的成績與基礎實源於台灣戰後前期的產業政策，源於當時經建主事者以及海內外華人，基於中華民族主義推動工業救國的驅動力。同時，它可説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公部門企劃案，是公部門推動成立的企業，只是為了規避僵固的國營事業的規範，而讓正式的官股佔比低於一半，同時對日後經營並未進行太多幹預。再則，自成立至2022年這35年中，在張忠謀領導下台積電成功發展為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領導者，他雖然居功厥偉，但是如他自己所言，他是一位專業經理人，而非創業的企業家，這是一個公部門推動的投資案。

總之，台積電今日的成功並不是1980年代後台灣政治民主化的代表性成就，也不是台灣民營經濟發展成就的指標。為了理解我們為何今日能享有這樣的發展成就，尤其是在中美對決、兩岸陷入困局之中，實有需要在此再次探討今日台積電成就的背景。

設立台積電的背景一：“20年後台灣有什麼新興產業？”

1987年成立的台積電是工業技術研究院（工研院）電子所的衍生公司，這已是經建部門推動的半導體長期計劃的第二期計劃，1980年成立的聯華電子是第一期計劃的成果。而承擔計劃的工研院更是在1973年就成立了。換言之，在台積電成立之前，經建部門早已於二十多年前即開始規劃推動發展台灣半導體產業的長期計劃，是典型的前瞻性產業政策。

經濟學界對於產業政策的角色是有爭議的。近數十年來居主導地位的自由市場學派主張自由放任，認為政府不應該干預市場，後進地區只須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就可以發展經濟。如筆者在拙作《台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 中指陳，在二戰後沒有任何後進地區依據自由放任而成功發展了經濟，少數成功發展的地區如東亞，都是依賴有效的產業政策，而這正是對自由市場派持批判立場的結構學派所主張的。結構學派認為在發展初期，後進地區的投資環境尚待完善，要發展經濟，要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實無法自行轉型，尤其是投資門檻高、風險高的新興產業，難以依賴私人資本來啓動，因此在發展初期政府必須擔負起推動者的角色，必須以產業政策推動工業化。

產業政策可以分為一般性的與特定性的。一般性的也稱為功能性政策，是指全面的改善投資環境，包括總體經濟、土地、税收、生產因素及金融等因素。特定性的也稱為選擇性產業政策，依據發展階段選定要扶植的新興產業為目標，針對這產業的特性而採取直接扶植的措施。這也是因為政府資源有限，必須選擇性地將資源集中投入到目標產業中。自由市場派特別反對這種選擇性政策，因認為其干預程度特別高。然而，成功發展的東亞地區正都是依靠這種產業政策來推動產業升級。產業政策要能成功難度較高，但卻是後進地區促進產業升級的必要手段。

近年來在美國反制中國過程中，在特朗普時代美國政府仍曾依據自由市場理論來批評中國的產業政策違反國際規則。然而，到了拜登時代，美國政府卻轉而高調地採取選擇性產業政策，例如於2022年8月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動用巨資來確保自身在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的領先地位。這轉變在事實上顯示了美國正式認可產業政策的有效性。

戰後台灣得以成功地發展經濟，除了一些有利的外在條件之外，實有賴持續性地施行前瞻性的產業政策。一方面極力穩定經濟秩序，逐步全面性地改善投資環境，另一方面則依據發展階段，陸續推動目標性新興產業，作為領導性產業。在1950年代初扶植棉紡織業，1960年代則進行外匯貿易改革，轉向施行出口導向政策，並扶植出口產業的上游，尤其是石化業與鋼鐵業。而到了1960年代後期，民生輕工業以及出口業已蓬勃發展，重化工業計劃也已啓動，初級工業化已初步達成。

這樣的發展取向政策，主要的構成成分包括政治高層堅定的發展意志，經建官僚體制擁有推動發展的能力與動力，並具有專業上的鑲嵌自主性，不受制於既得利益，以及社會持有追求發展的共識。

具體而言，在戰後台灣，蔣中正與陳誠等政治領導者把經濟發展當做主要目標，重用一些積極任事且有績效的經建官員，如尹仲容、李國鼎與孫運璇等，並高度授權給予經建體制專業性空間。台灣戰後產業政策的制度與組織，即主要是在1950年代初期由尹仲容領導建立的，他在1963年逝世後由李國鼎接手。最初是由跨部會的經濟安定委員會下的工業委員會負責制定並執行產業政策，以分配美援為重要政策工具，依據發展階段需要選擇產業的發展優先次序。在日後，這負責規劃的組織安排歷經多次重組，到了1960年代後期，部分功能仍屬於改組後的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日後再陸續改組為經設會、經建會、國發會），部分則納入經濟部，因而經濟部逐步設立了工業局、投資處等次級單位。而促進工業發展的目標此時已注入到這些組織中，成為它們的“制度使命”。

雖説到了1960年代後期，產業政策的規劃與執行已較為制度化與組織化，然而事在人為，驅動力與政策的品質，仍有賴主事者的主觀動力，同時動力也促進主事者持續的學習及完善政策質量。這即是我在前述拙作（2017）中指出的，即行動者的主觀動力也是重要的因素，就是如何有效推動發展涉及了主事者的能力，而能力也與驅動力有關，行動者積極任事，努力尋求解決問題的處方，摸着石頭過河，驅動力會增進學習促進能力提升。因此我對結構學派理論提出修正，即除了“如何”發展之外，“為何”發展也是關鍵因素。而當時那一代政治與經建菁英，承繼着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救亡圖存、工業救國的驅動力，這是他們堅定推動經濟發展的決心與能力的驅動力來源。

日本殖民統治剛結束時，台灣仍是一個依賴出口米糖的典型殖民經濟（米糖佔出口超過7成）。幸運的是，戰後藉由成功的產業政策，**到了1960年代末，台灣經濟已經成功地初步工業化。至1970年，出口之中工業品已佔到近8成，而米糖的佔比已降為3%。**在初級工業化階段，選擇目標產業較不困難，可以參考先進國家的發展歷程，先是以紡織業為主的民生輕工業，再來是中上游的鋼鐵與石化工業。

然而，再往下要如何走？當時經建主事者隨時都有着憂患意識，不時憂慮着：“20年後台灣有什麼新興產業？” 。此時，以先後任的“經濟部長”，李國鼎（1965-1969）與孫運璇（1969-1978，後接任“行政院院長”至1984年）為首，就負責帶領經建部門思考台灣下一個新興產業在哪裏， 而當時美國正在快速發展的、新興的電子信息業看來是有發展前景的目標。同時期韓國也已開始往此方向籌劃，並先行成立了類似工研院的機構，促使孫運璇等人推動工研院的設立。當時孫運璇力排阻力，花了一年多時間説服立法院，終於成功地以財團法人方式設立了工研院。同時，孫運璇等人也積極推動台灣電子業的發展，開啓了第一期RCA半導體技術移轉計劃。

當時推動產業政策的機構與制度已大致就位，政治高層也持續關注發展。不過，孫運璇與李國鼎等人積極任事、承擔責任的作風，使得事情得以及時推動，他們推動發展的決心，前瞻性的願景與規劃，高度有助於台灣在數十年之後得以享有高科技業發展的果實。在推動過程中，其實幾乎每一件事情都遇到相當大的阻力。包括工研院的設立，首次提出推動IC產業的建議，多年後提出設立台積電經營專業晶圓代工的計劃，都曾遭到強烈的反對，而他們仍能積極負責、抵擋阻力堅定推動。

同時，還有不少其他人也積極促進發展。例如，費驊任交通部次長時即已和留美的交大同學潘文淵合作，於1966年開始推動“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1969年起擔任行政院秘書長時也參與振興電子業的發展計劃。李國鼎從1976年開始擔任科技政務委員之後，更是積極推動高科技的發展，包括設立新竹工業園區，引進創投產業等，如促使1985年美國漢鼎創投來台設立子公司。伴隨着1980年代台灣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這位科技政務委員成為科技業的幕後推手，也是國外訪客來台必訪對象，故被稱為台灣科技教父。

以李國鼎為例應有助於理解他們這一代人的憂患意識與動力。李國鼎1930年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物理系。1934年考取中英庚子賠款公費，赴英國劍橋大學留學，進入最先進的原子物理實驗室。但是當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他立即放棄學業，毅然回國服務。日後參加了資源委員會鋼鐵廠，於1948年受邀來台任職台灣造船公司。1953 應尹仲容之邀加入經濟安定委員會工業委員會，從此開始負責推動產業發展的工作，可説是戰後經建計劃總工程師尹仲容的繼承人 。歷任“美援會”秘書長，“經濟部長”，“財政部長”及政務委員。

簡言之，1987年台積電的成立，是源於當時推動發展的架構已經設立起來，因此經建部門早已於二十多年前開始推動電子業長期發展計劃，也源於當時孫運璇、李國鼎等人不時憂慮着“20年後台灣有什麼新興產業？” 。

設立台積電的背景二：政府長期IC計劃的一部分

如前述，1970年代初，在高層授意下，經建部門已開始規劃如何推動高科技產業。因此，時任“經濟部長”
的孫運璇花了一年多時間，終於説服了立法院，於1973年用國家資金設立了工研院，合併了經濟部屬下三個既有的研究所，並隨後新設立了日後擔當重任的電子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電子中心），數年後更名為電子工業研究所（電子所）。這個由公部門支持的研發機構，是日後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的支柱性組織，擔負起移轉島外先進技術的任務，日後所培育的人才更是不斷外溢到產業界。從1974年起，推動電子業計劃正式開啓，工研院即開始負責承擔第一個電子工業計畫。

就台灣電子業的發展而言，於1974年2月7日在台北市南陽街小欣欣豆漿店舉行的早餐會已成為一個傳奇，這早餐會可説正式啓動了半導體產業計劃。留美學人、時任RCA研究室主任的潘文淵，應政府之邀到台灣共同商議推動電子業的可能方案。早餐會的出席者除潘文淵之外，還包括“經濟部部長”孫運璇、“行政院秘書長”費驊、“工研院院長”王兆振、“交通部部長”高玉樹、電信局局長方賢齊及電信所所長康寶煌。當時台灣的電子業主要是勞力密集的組裝產業，潘文淵認為亟需升級，建議發展集成電路工業，若能成功則將是台灣1980年以後成長的引擎（正如事後的發展）。他具體建議以生產電子錶為切入點，來引進技術，並以工研院來擔綱。但如何確保能在購買技術時做出合宜的選擇？潘文淵認為美國有一批對此學有專精的海外華人專家，可以組成一個電子技術顧問委員會（TAC），來協助幫忙篩選技術授權者。

在此之前，這電子業計劃已經醖釀多時，早餐會則是正式的啓動。雖然當時仍有甚多反對的聲音，但孫運璇決定支持這個建立台灣IC產業的規劃，並且立即以明快的步調大力推動。潘文淵隨之提出正式規劃，並且自己還提早自RCA退休，此後更是不計報酬地長期全力協助此計劃的施行。海外華人專家組成的美洲技術顧問團（TAC）順利組成，並決定選擇技轉RCA的技術。

於是在1976年，工研院組團赴美國RCA取經，全面學習相關的技術與經營知識。計劃順利進行，電子所成功興建了生產3寸晶圓的實驗工廠，隨後推動進入商業運轉，故於1980年將電子所與這計劃相關的部分獨立出來，成立了衍生公司 ，即聯華電子。之後為了持續推動產業升級，政府繼續推出進階的超大型集成電路計劃（VLSI）發展計劃，興建生產6吋晶圓的實驗工廠，就是成立台積電的基礎。因此1987年台積電的成立，已可依循之前已建立起來的政策運作模式，即由工研院承擔電子業發展的分期計劃，然後將工研院實驗工廠獨立成為衍生公司，並將官股比例壓低至半數以下。台積電是這長期電子業技術升級計劃延續性的成果。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經建主事者對於衍生公司的所有權形式構成並不執着於公營或民營，而比較是從何種形式能夠促進經營效率及競爭力着眼，呈現出發展成效優先的價值考量。

台積電的設立背景三：李國鼎做為主要的推動者、問題解決者

張忠謀於1985年8月從美國來台接任工研院院長，他以為台當局是希望他協助將工研院發展出來的技術予以商業化。然而，他上任後僅過兩個星期，當時負責科技事務的政務委員李國鼎就請他規劃並設立一家集成電路製造公司。於是正式開啓了設立台積電的計劃。由於李國鼎在設立台積電過程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張忠謀即曾説：“沒有李國鼎，就沒有台積電”。這其中的緣由及背景且解説如下。

張忠謀原先未曾在台灣生活過，他1931年生於寧波，在中國大陸歷經戰亂流離後，1949年從香港赴美讀書，後曾任德州儀器副總裁等職， 帶領德儀建立了半導體部門，在半導體業享有甚高的聲譽。在1960年代末他曾主導德州儀器來台設立封裝廠，認識到台灣優良的製造環境，同時也與孫運璇及李國鼎等經建官員相識。與此同時，台灣經建單位正開始積極推動高科技業的發展，因而張忠謀自然持續成為被積極網羅的對象，期待他能協助台灣建立這產業。孫運璇任行政機構負責人時，及李國鼎赴美訪德州儀器時，都曾提出邀約。不過要等張忠謀先因難以再進一步發展而離開了德州儀器，而在短暫主持通用器材之後又離職，因而暫時賦閒在家時，在工研院董事長徐賢修三次拜訪之後，1985年張忠謀終於接受邀約，決定離開生活三十多年的美國，來台擔任 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

張忠謀原先計劃以美國貝爾實驗室等機構為典範，將工研院提升成為世界一流的研究機構。然而，在他上任僅兩星期之後，科技政委李國鼎就給他一項任務，要他規劃並主持一家集成電路製造公司。李國鼎並詢問規劃需要多久時間，張忠謀回説大約一星期，李國鼎隨即就幫忙約定了他們於一星期後，向當時行政院院長俞國華做報告的時間，這故事具代表性的顯示李做為推動者的積極作風。而簡報之後，規劃基本得到認可，俞國華也立即指示五位財經首長與張忠謀共同成立籌備小組，籌劃這龐大的、投資額2億美元的投資案。

當時成立晶圓製造廠是有其迫切性的。在1984年已有三家留美學人返台成立的IC設計公司，要求政府設立IC 製造工廠為其代工，但設立代工廠卻不是一件簡單的事，並且他們的需求尚不足夠支持一個代工廠，因而此事成為主事者的難題。因此如前述，張忠謀上任工研院院長兩星期後，李國鼎就給了他這項任務。

張忠謀帶領工研院進行規劃時，他認為台灣當時在IC設計、技術開發及市場營銷上都相對落後，但是具有優異的製造優勢，工程師及作業員等都很優秀。**他因而提出瞭如今着名的“專業晶圓代工”計畫，即不做設計而專門為客户代工，有別於當時晶圓廠都兼做設計與製造的垂直整合模式。**此計劃得到了政府許可，也為台積電設定了致勝的經營模式，而日後在其成功之後，更進一步帶動全球包括台灣的IC設計公司興起的風潮，改變了全球半導體產業的運作模式。

在1970年代中期，美國學者卡佛·米德（Carver Mead）即已提出IC設計可以在技術上和製造分離的説法，甚至認為在企業經營上也可以分開。而張忠謀仍在德州儀器時就已理解到這想法，並曾於1976年向德儀高層提出設子公司代工芯片的企劃案，但未被接受，換言之，張忠謀的晶圓代工的想法其實醖釀已久。同時，工研院電子所因承擔超大型集成電路計畫，正在建造台灣第一座6吋集成電路實驗工廠。電子所人員在興建過程中已經納入新的思考，並曾邀請卡佛·米德來台演講。工研院因此也於1985年設立了共同設計中心，訓練IC設計人才。此時，張忠謀贊同電子所這投資巨大的實驗工廠應進入商轉才符合效益，但作為代工廠則必須也為國外公司代工，才能有足夠的需求支持產能，同時以專業代工模式經營更能取得客户的信任。因此電子所的實驗工廠移轉成為獨立的衍生公司──台積電，它也開創了專業晶圓代工的經營模式。

在1985-1987年的台積電籌劃設立期間，李國鼎持續擔任主要的推動者，並且負責不斷地解決問題排除障礙。當時外界都不看好在台灣設立半導體產業的前景，認為技術的門檻太高，所需的資金太龐大，而當時世界上獨立的IC 設計產業幾乎不存在，因此未來是否會有足夠需求來支持專業晶圓代工更是未知數。然而在李國鼎等人的推動下，這規劃案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同時如前述，政府為了規避國營企業的規範框架，因此刻意將自身投資比例設於48.3%，邀得外資飛利浦投資27.5%（下文再做説明），雖終得以招募其他民間企業投資 24.2%，但因他們多不看好前景，仍需李國鼎等人敦促再三才得以完成。同時如下文將提及，李國鼎與飛利浦董事長的熟識關係，也曾有助於事情的推動。

設立台積電的背景四：技術人才的培育與華人工程師網絡

必須要指出的是，這故事得以順利發展實高度依賴相關人才的協助與培育，而廣泛地來説，其實從一開始就延續繼承了中國時期的基礎。例如，前述的包括潘文淵在內的TAC顧問委員會，對購買技術的選擇提供了關鍵性協助，其中成員都是大陸出身赴美留學的專家，如潘文淵是1912年出生，1937年在日軍戰火到達之前趕赴美國留學，取得斯坦福電機工程博士學位。不過他們雖多未曾在台灣居住過，但都樂意並積極提供協助。

再例如，交通大學校友會的網絡也甚為重要。在民國時期，前身為南洋公學的交通大學成為中國培育工程人才的最重要學府，日後人才廣泛分佈於兩岸及海外，尤其美國。如費驊就是在1945年之後，拉了一批交大同學來台灣，承接了台灣行政公署下公共工程局的事務。而1958年交通大學在台得以覆校，就依賴校友的推動與支持，同時會具有遠見地立即設立電子研究所 ，正是因為一些在美的校友，包括潘文淵等，已成為此領域的專家，他們知道這領域的潛在重要性，因此建議覆校時一定要創建電子研究所，如此奠立了日後此方面人才培育的基礎。隨後交大即多次邀請在美的專家如施敏等來台授課。

此外，中國工程師學會的網絡也甚為重要，該會歷史悠久可上推至詹天佑時期。1966年6月在美工程專家來台舉行了第一屆的“近代工程技術討論會（METS）”，其實就是來台傳授新知。這會議的源起是前一年時任交通部次長的費驊剛接任“中國工程師學會”總幹事，他到美國訪問時找他交大的同學潘文淵幫忙，問説你們這些留美 的工程師們，可以怎麼幫助我們？而當時潘文淵正擔任“紐約中國工程師學會”會長。

為何諸多海外華人工程師願意花費時間精力，準備兩星期密集課程，遠赴一個沒去過的地方傳授知識呢？除張忠謀、潘文淵之外，海外華人對推動台灣電子業提供甚大幫助 ，且其中長一輩的多未曾在台灣居住過。**他們之所以會積極幫助台灣推動電子業，當是源於他們對中國的愛國情懷，他們雖身在美國但生長於中國內憂外患之際，故願意幫助國民政府工業化的努力。很多人未必有黨派立場，多年後也同樣遠赴大陸提供協助。**例如，張忠謀雖與台灣無淵源，但其赴美前歷經戰亂，尤其抗戰時期他在重慶就讀南開中學時，經歷了當時濃厚的愛國氣氛，或與他願意到台灣領導開創IC產業有所關聯。

此外，民國時期那一代知識分子會有如此高比例的學習工程學科，也是源於清末民初開始，中國知識分子要參與實業救國的潮流，他們認為那是責任，同時也可能是現實上的出路。

相比較，殖民統治的影響則甚為不同。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因為殖民政府無意讓本地人蔘與統治與建設，故在教育上及就業上基本以日本人為先，高度歧視本地人，因此幾乎沒有提供本地人工程師訓練的機會。具體而言，在日殖時期，台北帝大到了1943年才設立工學部，而配合軍需工業化，殖民政府於1931年設立了工業專門學校，仍以訓練日本人為主，累計只有162名台籍畢業生，佔比僅二成。再則，殖民時期雖説有不少本地人為尋求教育機會而出國留學，但他們在選擇專業時仍受制於台灣的就業機會，因而四分之三學習醫學與法科，學習理工科的不到5%。在當時，台灣的物質條件及穩定程度都優於戰亂不斷的大陸，但是卻因殖民統治的因素，而缺少工程人才的培育。

而這情況在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就立即有所改變。國府接收之後立即開始擴建高等教育機構，在1951年除了在台北帝大基礎上成立的台灣大學外，另有5家學院，它們在1951年的畢業生為1388人，其中即已有278人（兩成）是工程專業。到了1955年，高等教育機構擴增為14家，該年畢業生總數則增為2872人，其中學習工程的已達744人，比例也升至四分之一。換言之，在1945年國府來台接收之後，對台人的教育及就業上的歧視不再，而1949年國府遷台之後，立即推動普及教育以及理工科教育，稍後交通大學與清華大學也陸續在台覆校，兩校當時都以理工科為主， 交大也立即成立電子研究所。在1950至1970年，高等教育機構已累計培育出超過3萬名工程師，為工業化，尤其是日後台灣科技業的發展，準備了充裕的人力資源！同時，隨着戰後工業化逐步展開，就業機會也開始逐步增加。不過在戰後前期工業化仍在初步階段，高等理工人才的供給仍遠超過需求，因此大學理工科畢業生有甚高比例赴美留學。

無論如何，戰後普及的工程師教育，為工業化以及1970年代開始的高科技業的發展，奠立了必要的人力資源的基礎。因此，在1970年代初左右，眾多本土訓練的工程師已開始設立科技公司，如今日台灣科技業的領先企業，包括鴻海、台達電、廣達、宏碁等，都是如此。而當時正在啓動的第一期半導體技術移轉計劃，也能從本地與海外得到充裕優質的工程人力資源。

再則，在1970年代初發生的保衞釣魚台運動（保釣運動），再一次地引發愛國青年投入工業化的風潮。保釣運動對台灣戰後新生代，包括台港澳青年及留學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時留美學生中有眾多理工科學生參與其中，激發了他們為國效力的理想精神。而這時機正好與台灣推動電子業相配合，例如1973年《中央日報》海外版刊出台灣要發展IC技術的消息，就讓幾位普林斯頓大學的電機博士生（楊丁元、史欽泰、章青駒）主動地與相關主事者聯繫，開啓了他們對此項計劃的參與，而普林斯頓正是海外保釣運動的起源地。亦即一些受到保釣影響的人，他們放棄美國高薪發展的機會回台，加入到第一批赴RCA學習電子技術移轉隊伍，日後更成為台灣半導體業發展的領導人。1976年4月20日，“經濟部長”孫運璇召見第一批赴RCA受訓的成員，並將一面國旗授予該隊，同時提到他自己是在1942年抗戰時期美國參戰後，國府資源委員會第一批派往美國受訓的成員，而他是去美國田納西州TVA水利工程去學習電力工程（他於1945年來台參與接收台電），他認為此次去RCA技術移轉與他當年赴美學習一樣重要， 想來他的鼓舞更是加強了成員們的使命感。二三十年以後，當台灣電子業興盛發展之際，就業以及創業的機會成為吸引人才迴流台灣的主因，但在產業規劃及草創階段，則必須依賴眾多懷着理想的人來共同努力。

設立台積電的背景五：飛利浦、外資與投資環境

外資有助於還是有礙於後進地區的發展？這問題一直是發展經濟學中具有爭議性的課題。然而，台灣及東亞的案例顯示這問題的答案，其實不在於外資本身，而要看後進地區能否主動地依據自身需要來運用外資，而前瞻性的產業政策即是關鍵。在籌劃台積電時，俞國華即提出官方可出資近半，但要找一家國際大廠來入股，以利募集剩餘的民間投資。張忠謀也認同這做法，因為國際大廠可以帶來先進技術與專利保護。最終飛利浦同意參與投資。

荷蘭飛利浦成立於1891年，在戰後列名全球前500強公司，是全球電子行業的領先性企業。於台積電籌備階段，張忠謀雖得以前往他熟悉的美國電子企業英特爾與德州儀器做簡報，但它們卻都不確定此模式能夠獲利而決定不參與投資。然而，飛利浦則答應合作，投資27.5%的資金，轉移先進技術並提供專利技術 保護傘，有助於台積電初期的成功。而飛利浦為何願意參與？除了張忠謀在國際半導體業的聲望之外，飛利浦早年在台投資興建的建元廠表現優異應也是原因。早在1965年，李國鼎擔任“經濟部長”期間，他曾親自為來台的飛利浦董事長做簡報， 介紹台灣的投資環境與加工出口區，給對方深刻印象。因而次年，飛利浦就來台投資建元電子，生產電子零件、電視機等，至今仍是台灣最大外商之一。飛利浦在台營運績效良好，理解台灣製造能力的優異，應是它願意投資台積電的原因之一。而由此建立的人脈關係，日後也一再發揮作用。例如，台積電要開始設廠，飛利浦想插手替它蓋廠房，台積電則想要自己蓋，最後是由李國鼎親自打電話給飛利浦董事長説明，才讓台積電自己蓋工廠。

當初1965年，飛利浦董事長之所以會來台考察，是源於1964年美國通用器材公司已經來台設廠，生產電視零件。通用器材對結果甚為滿意，故建議相關上游企業也配合來台投資。這一波國際電視大廠來台投資的風潮，顯示了在這之前多年來，李國鼎等人積極改善投資環境的成果，推動通過了《獎勵投資條例》，藉此 修改了諸多不利於出口的相關法規，設保税工廠，外銷退税，簡化手續等。更於1966年設立高雄加工出口區，積極吸引外來投資。於是跨國電子加工企業陸續來台，並形成產業供應鏈。

因此，1970年代台灣成為世界電視產量的冠軍。當年外資電子業，雖是外資主導的組裝性工廠，但是為日後台灣承接美國高科技代工奠立了基礎。例如，1967年艾德蒙即應通用器材鼓動而來台，在中和生產彩色電視。鴻海於1974設立時，第一個客户就是艾德蒙，為它生產電視旋鈕。同時，在艾德蒙建議下，李國鼎進而説服康寧，來台設置映像管工廠，使得電視機的供應鏈更為完備。外資電子業培育了本地零組件供應商，並與歐美企業建立了聯繫網絡，鴻海就是重要案例。

這部分的故事再次佐證了產業政策的重要性。後進地區要工業化，要從農業社會轉型為工業社會，必須改善投資環境，在發展初期，這改革制度的大工程當由政府來領導推動。而當初李國鼎等人在努力改善投資環境、吸引外資之時，並非寄望於外資帶領本地經濟發展，而是階段性地期待外資帶來資本與技術，啓動第一波的產業發展，同時與之相配合地施行扶植本地產業的政策，持續推動由本地企業為主的產業升級。

台積電的專注與持續升級

台積電設立時，一般來説，最大的質疑在於是否有足夠的代工需求，來支撐這全球第一家專做晶圓代工的企業，即“有市場嗎？”。因為當時半導體產業主要由整合性大廠主導，它們未必會外包出足夠的代工訂單，而需要代工服務的獨立的IC設計公司甚為稀少，因為受限於整合性大廠只有自身有多餘產能時才會對外提供代工服務。但在台積電這家專業代工廠設立之後沒幾年，IC設計公司如雨後春筍般蜂湧而出，尤其在台灣及美國。因此台積電開拓市場尚稱順利，開始時也僅有兩年有虧損，之後就持續成長。代工“有市場嗎？” 這問題得到高度肯定的答案，並且它的成功，逐步迫使整合性大廠放棄自行製造半導體，改變了全球半導體的產業模式。

必須指出的是，**台積電雖然是代工廠，但在張忠謀主導下，它的策略定位卻是明顯地不同於台灣一般普遍的“老二主義”，而是要做世界一流企業。它除了完善高標準的基本營運模式之外，並持續精進，**高度投入資源與客户共同開發技術及先進製程，即其自身掌握了先進的製程技術。近年來在選擇技術路徑上多次的成功，使得它日益鞏固其在晶圓製造上的領先地位。想來這應是源於張忠謀的全球視野與戰略高度，他在美國半導體界發展時期打過無數商戰，有很好的成績，來台創立這新事業定也抱着做全球一流企業的決心，這較高的志向應也有助於它陸續吸引相關的優秀人才共同努力。同時，他年少時在大陸經歷抗戰等動亂的經驗，或也與他的志向有所關係。不過，張忠謀能有這個施展的機會，還是必須歸功於本文前述的各種歷史因素，國民政府的教育與產業政策，經建主事者的能力與決心，華人工程師及眾多相關人士的奉獻與協助。這個台灣戰後台積電的成功故事，説到底還是與整個中國的近代史有密切的關係。

來源: 文化縱橫（原載《思想》雜誌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