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首先要感謝土耳其學者，還她執教的中東技術大學更進一步學習了突厥史”_風聞

內亞淵源：中古北族名號研究

羅新  

      惶恐地呈在讀者面前的這本小書，是我近年來在中國中古史與內亞史（Inner Asian History）的交叉領域學習心得的小結。書以《中古北族名號研究》為名，“中古”是中國史分期一般用法中的中古（medieval）階段，主要指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北族”即北方民族，主要是阿爾泰語系諸民族；“名號”則主要指政治名號（political titulary），以及從政治名號衍生出來的其他專名（proper names），如人名、地名和族名，等等。專名及政治制度是北族史研究者歷來關注的問題，但過去的研究分屬於並往往各自侷限於歷史比較語言學（historical comparative inguistics）、語文學（philology）和歷史學等不同的領域。我的興趣和目標都是歷史學，但我願盡力跨越這幾個領域之間的圍牆，瞭解和學習其他領域，特別是所謂阿爾泰學（Altaic Studies）的成果，努力把中國中古史有關北族的史料，置於內亞史的背景中重新認識。本書所致力分析的北族政治名號，就是在這樣的觀察之下才顯現出自己的價值。

      我相信，一切出現在歷史視野裏的所謂民族，都是政治體（polity），都是以政治關係和政治權力為紐帶構建起來的社會團體，儘管這種團體總是要把自己打扮成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具有生物學意義上緊密聯繫的社會羣體。進入歷史學研究範疇的北方民族，都是一個又一個的政治集團，而不是通常理解的一個又一個在“種族”意義上彼此區別的“族羣”。只有把所謂民族理解為政治體，我們才不至於深陷在古代史料所佈下的有關起源和遷徙的迷魂陣裏難以自拔，才有可能填平民族史與一般歷史之間的鴻溝。為真正説明這一理解對於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意義，需要在許多方面做許多工作。以中古北族的政治名號為對象所進行的這些專項分析，只是我們的嘗試之一。

      本書的基本方法是對中古北族的政治名號進行結構與功能的分析。一個完整的北族政治名號通常由兩個部分組成，比如毗伽可汗，“可汗”無疑是一個制度化了的政治職務，“毗伽”則是一個修飾性的美稱。我們把職務部分稱為“官稱”，把修飾性的美稱部分稱為“官號”。任何獲得一個政治職務（官稱）的人，都會同時獲得只從屬於他個人的、與官稱一起使用的官號。政治名號=官號+官稱。官號使官稱的獲得者具備了唯一性，因而官號就具有了與“姓名”一樣的標誌個人身份的功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通常是名號中的官號而不是官稱代替政治人物的原有名字（或前一個政治名號），成為他的新身份標誌。其中一些領袖人物的官號（或官號的一部分）逐漸變成他所領導的政治體（部族）的名稱，即史籍中的族名。同樣的道理，這些政治名號還會沉澱在地名等其他專名上。因此，對這類名號的研究就可以使中古北族史原本十分有限的史料得到拓展。

     《北史》解釋柔然官制中的官號傳統説：“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中國立諡。既死之後，不復追稱。”《通典》也有一段有關突厥名號的重要記錄：“其初，國貴賤官號凡有十等，或以形體，或以老少，或以顏色、鬚髮，或以酒肉，或以獸名。”

       與柔然的官號致力於表達官員個人的“行能”相同，突厥官號也是為了反映官員個人的形貌或氣質特徵，具有本質上的個別性、獨一性。雖然對於柔然和突厥汗國已經進入高級形態的政治發育水平來説，這種描述並不那麼洽切。《魏書》記道武帝建國時期的制度特徵，有一段過去沒有被準確理解的話：“初，帝欲法古純質，每於制定官號，多不依周漢舊名，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或以民事，皆擬遠古云鳥之意。諸曹走使謂之鳧鴨，取飛之迅疾；以伺察者為候官，謂之白鷺，取其延頸遠望。自餘之官，義皆類此，鹹有比況。”

      其實這並不是道武帝時期拓跋制度的特有情形，而是拓跋鮮卑以及其他北族共有的古老傳統。“或取諸身，或取諸物，或以民事”，即柔然之所謂“行能”，也即突厥之“或以形體，或以老少，或以顏色、鬚髮，或以酒肉，或以獸名”。這些出自華夏人士的觀察和敍述，雖然未能精確傳達中古北族制度傳統的基本精神，但畢竟突出了北族制度中那些明顯不同於漢魏制度的地方，對於我們理解中古北族的官號、官稱的傳統，是有很大幫助的。

      官號與官稱都源自早期政治組織（較低級政治體）的名號，這種名號是真正表述和標誌個人“行能”的稱號，完全依據個人的人格特徵、形貌特徵或功德經歷，只與個人相關。原始政治體的政治性稱號是繁雜豐富的，每一個政治人物都有專屬於他個人的稱號。隨着政治體的發育（主要體現為規模的擴大和層級管理的複雜），其中一些稱號會凝固下來成為制度化的官稱，而配合官稱使用卻仍然保持早先的“專屬”性質的，則是官號。當然，被反覆使用的官號也會有一部分凝固下來變成官稱，而已經成為官稱的名號也有可能會保留其美稱性質，在某些場合被用作官號。無論如何，官稱相對來説數量較少並且較為穩定，而官號則數量較多而且很不穩定。早期官號較為單一的情況也會隨着政治體的發育變得越來越複雜，一個官稱可能會與一組複雜的官號配合使用，但可能出於實際使用中的方便簡潔的要求，事實上一組複雜的官號中只有其中某一部分會具備身份標誌的功能。例如，根據暾欲谷碑，暾欲谷的名號全稱是Bilge Tonyuquq Boyla Bagha Tarqan（毗伽暾欲谷裴羅莫賀達幹），其中達幹是官稱，其餘都是官號。但從碑文來看，只有 Bilge Tonyuquq 是暾欲谷用以自稱的名字，而在漢文史料中，更是隻有“暾欲谷”發揮着人名的功能。一長串複雜的官號中，被凝固下來成為標誌性符號的也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正是運用這樣的名號分析方法，本書各部分的寫作才可能進行。但僅有這一方法還是不夠的，儘可能地瞭解和學習國際阿爾泰學的相關成果是本書的另一個基礎。提到這一點我首先要感謝土耳其學者塗逸珊（İsenbike Togan）教授。她於2004~2005學年來北大訪問，在北大中古史中心主持了“古突厥文暾欲谷碑研讀班”。在她的鼓勵和具體指導下，我開始學習土耳其文和古突厥文，而且還在2007年到她執教的中東技術大學（Orta Doğu Teknik Üniversitesi）講授“Inner Asia and China”的課程，更進一步學習了突厥史。這些學習給了我粗淺涉獵國際阿爾泰學所必需的信心和勇氣，其結果則是大大擴展了自己的知識面。當然直到現在我對阿爾泰學也談不上入門，也許將來我也無法達到入門的水平，但是哪怕是十分粗淺的涉獵也給了我極大的幫助。

      雖然我對自己並不真懂的阿爾泰學充滿敬意，但就中古北族史的研究來説，我很想強調對漢文史料進行深入解讀的重要性。古代內亞史最重要的史料就是漢文史料，而掌握漢文史料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即使對以漢語為母語的人來説也是如此。無論是在國際突厥學界，還是在國際突厥史學界，儘管漢文史料的重要性從來沒有人否認過，但研究中的確存在着更依賴古突厥文碑銘的傾向。出現這種傾向固然有學科屬性的內因，但也與漢文史料的難以掌握有關。或許以護雅夫為代表的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能夠取得卓越成績，就是因為較好地掌握了相關漢文史料。中國學者如果不能發揮出掌握和解讀漢文史料的天然優勢，那麼在這個領域就難以做出真正的成績。我自己是學習魏晉南北朝史的，本書雖然涉及漢唐，但重點還是魏晉北朝。而我能夠較多地使用魏晉南北朝史料，全拜近二十年來田餘慶先生和祝總斌先生兩位恩師的教誨。特別是田餘慶先生十多年前開始思考北魏早期歷史（其成果就是2003年出版的《拓跋史探》），我有機會觀摩他的研究過程，這對於我重新思考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北族問題及相關史料，是一個巨大的促進和提高。

      我開始關注中古北族問題以來，得到很多師友的指點和鼓勵，其中王小甫、吳玉貴、榮新江、劉浦江、羅豐、張帆等，更是我經常請益求助的對象。本書各章基本上曾以論文形式單獨發表，在論文的構思、寫作和修改中，他們都提出過寶貴的批評意見。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古史方向的研究生有很多是我這些篇章最早的讀者和批評者，他們的批評對我的意義之大恐怕是他們自己不太瞭解的。顯然在這裏盡數羅列那些對本書寫作發揮過重要作用的人的姓名，是容易造成這篇“前言”佈局失衡的，因此我把感謝的話埋在心裏。當然我知道，我這本小書並不足以答謝他們對我的幫助，但我寧願給出遠在未來的承諾，但願今後的工作配得上那些温暖的友誼和快樂的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