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史85 | 張國燾最後的餘熱_風聞

西方朔-04-14 09:18

2023-04-14

原創帶刀客躬行客 2022-08-22 20:23 發表于山東

原創帶刀客躬行客 2022-08-22 20:23 發表于山東收錄於合集#教員系列114個#抗日篇54個注意！本篇文章為我個人在收集資料時，生出的一點推測和想法，閲讀時，請抓住核心問題“為何在形勢最緊張的關鍵期，大張旗鼓批鬥張國燾，教員有何深意？”

內容涉及西路軍和張國燾，主觀成分嚴重超標**，但值得一讀，可以為大家提供一個觀察“批鬥張國燾路線”的新視角。**僅供參考。僅供參考。僅供參考。

全文共計15000餘字，閲讀需28分鐘。

因為最近準備將張國燾的事收尾，查閲了不少相關資料，順帶也回顧了一下西路軍的資料，再加上前段時間對共產國際和教員之間的關係做了不少研究，還回顧了一下六屆六中全會。

幾部分聯合起來看後，結果竟對張國燾和西路軍的一些事，有了新思路。

我突然感到，從1937年1月開始準備，3月正式發起對張國燾的第一次大規模批鬥背後的目的，好像沒有我原來想的那麼簡單。

這種不簡單是從批鬥張國燾的時間節點和處罰結果兩方面的體現的。

順着這兩條脈絡，我發現了一些不能寫在明面上的暗流。

1937年3月，對張國燾的批鬥，在延安正式開始了。

張國燾的錯誤很嚴重，是要批鬥，但選在這個時間點對張國燾大批特批，總感覺怪怪的，有點轉移注意力的味道在裏面。

為什麼這麼説呢？

因為這個時間點對於延安來説，實在太過重要了，也實在太過緊迫了，需要處理的事情極多還急。

換句話説，我認為這個時候單純批鬥張國燾的重要性，還比不上處理西安事變後續、八路軍改編和西路軍的營救、答覆共產國際的責難等問題，因為上述問題都事關紅軍生死，是當下最急迫的事。

這幾件事，不論哪一件都是火燒眉毛的事，需要教員等人打起十二分精神去解決處理一系列問題和後續影響。

最關鍵的是，這一時期延安最需要的是團結，而不是大張旗鼓批鬥一個影響力巨大的領導人。

但在這個混亂關鍵的時期，教員等人卻偏偏先把張國燾的問題提到了前面，優先處理張國燾的問題，從邏輯上來説，是值得推敲的。

張國燾和朱老總、劉伯承等人帶着紅軍總部，於西安事變爆發前10天到達延安的。

張國燾本人已經到了延安，其實就已經失去了大部分能量，他的錯誤也已經有了大致定論。

換句話説，菜已經下鍋了，什麼時候起火開煮，主動權全在延安這裏。

清算張國燾這個事什麼時候都可以開始，主要看時機合不合適。

1937年初，西安事變後續各種問題還在扯皮中，老蔣也可能會反撲報復；西路軍即將失敗的消息也已傳來，可如何營救、減少損失的周全方案還未有眉目；延安的物質條件極為困難，紅軍生存問題還沒有解決；關東軍蠢蠢欲動，全面抗日戰爭一簇激發；共產國際還對中共在西安事變中的處理感到不滿，等待延安一個答覆。

緊急事項這麼多，內外部壓力都很大，明顯不是一個批鬥張國燾的好時機，為何卻偏偏開始對張國燾展開第一次批鬥呢？

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裏説：

我又笑着對張聞天説：**“張國燾已經被打倒了，用不着在這緊急關頭，大張旗鼓鬥爭一番。"**張聞天當時一言不發，後來也沒有再提起這件事。接着反對張國燾的鬥爭就轟轟烈烈的展開了。

對於張國燾的錯誤肯定是要批鬥的，但在何時以何種規模去批鬥，卻是有講究的。

一般像這樣很重要的批鬥活動，時間要充分，規模要足夠大，參與人數要多，討論要全面，這樣才能起到很好的教育效果，才能徹底將張國燾的錯誤講明白，畢竟張國燾是元老級人物，追隨者很多，黨內外的名聲和地位都很高。

要搞這樣一個批鬥會，起碼要有充足的時間，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員也要有時間參與，內外部條件都要成熟。

但在1937年3月下旬，在延安召開的徹底清算張國燾錯誤的擴大會議，卻顯得準備不夠充分，這個時間點，周恩來等很多大員都在外面處理緊急事項，沒有時間來延安參會。

就連張國燾自己也説：“召集反張國燾的鬥爭會議，這個會議當時雖是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的名義召開，但實際上多數重要人物，如中央政治局委員周恩來、秦邦憲、王稼祥、任弼時等，以及董必武、林伯渠、林彪、羅瑞卿、莫文驊等主要當事人都沒有參加，參加會議的二十多個人，多是抗日軍政大學的學生。”

張國燾對此的解釋是，他認為之所以在這個時間點批鬥他，完全是教員等人想向“失意者發揮一下鬥爭的殘忍性。”

這顯然是張國燾的臆測，因為他的視野不夠高。

如果要説召開這個會議是為了徹底打倒張國燾，羞辱張國燾，那也太小看教員等人了。

一來，就算不是緊急關頭，在平常教員也不會浪費時間做這麼無聊的事。而且在批鬥張國燾前一個月，教員在給彭老總的電報裏也表示：“兩星期前批評國燾一電，昨日整頓紀律一電，原則上完全正確，但在措詞上有一二句頗為刺目，在今天是不相宜的，請留意及之。”

這個時候教員對張國燾還用“國燾”的稱謂，言語間，也表示出要壓一壓部隊對張國燾抵制情緒的意思。並沒有要狠批張國燾的苗頭。

二來，雖然此次會議達成了一個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議案**，可並沒有對張國燾做大的處罰，連張國燾的中央委員職位都沒有取消，會後一段時間，教員還經常讓張國燾去參加中央會議，沒有進一步的懲罰舉措，反而推舉他當邊區政府主席。**

批鬥時聲勢鬧得很大，但錘子卻是輕輕落下，典型的雷聲大雨點小。

又聯想到，第一次大規模鬥爭張國燾的主要背景是西路軍即將失敗，我就回過點味來了。

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在這個關鍵時期，教員看到了他人沒有看到的，潛藏在暗處的巨大危機。

此時，急需將張國燾推出來，一來當一個靶子，為共產國際和蘇聯擋箭，二來轉移因為西路軍失敗而產生的悲觀情緒和不利影響，三來張國燾的錯誤也的確要批鬥。

批鬥張國燾會牽扯到西路軍，這很容易理解，但張國燾的事跟共產國際和蘇聯又有什麼聯繫呢？

我們繼續往下聊。

眾所周知，後來組成西路軍的紅 5、紅 9、紅30軍在會寧會師後西渡黃河，是為了執行中共中央及軍委的《十月份作戰綱領》 ( 又稱寧夏戰役計劃 ) ，從寧夏方向打通國際路線，接受蘇聯從外蒙提供的700噸軍援物資。

然而， 1936年11月3日，共產國際突然改變了主意，將軍援的方向從外蒙—寧夏方向改為新疆。這是一個極大的變動，也是要命的變動。

電報如下 :

中央書記處 : ( 一) ( 二) 略

( 三) ……**在詳細研究之後，我們堅決認為從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 ( 1 ) 在嚴寒和沙漠環境之下，你們派數千紅軍到外蒙邊境護送運輸是不可能的 ; ( 2 )日本飛機有對紅軍和汽車轟炸的可能 ; ( 3 ) 有引起日本與蘇聯嚴重衝突的可能。因此，現已決定目前不採用從外蒙援助的方法。同時，我們正在研究從新疆幫助的方法。

如果我們將約一千噸貨物運到哈 (密) ，你們能不能佔領甘肅西部來接運 ? 並請告如何接收辦法及你們採用何種具體運輸方式。……

教員等人於11月8日覆電共產國際説：

“從哈密輸送物資的辦法對於我們紅軍已沒有用處了，這個改變已經太遲了。

已經過河的紅軍大約兩萬一千人，我們可以讓他們向哈密方面前進，但要通過五千餘里的路程，戰勝這一帶敵人與堡壘，需要許多時間，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了。而且，除非你們用汽車將物資送到安西，否則要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

因為哈密、安西之間是一千五百里荒無人煙的沙漠。”

從答覆電報的口氣中，能感到教員等人對這一指示是不滿的，共產國際給出的辦法，是明顯辦不到的事，這不是逗人玩嘛。

有關西路軍的問題，我寫了很多篇文章，前因後果也基本講清楚了，但當時我們都將注意力放在了西路軍是聽誰命令的這一點上。

這一點其實沒啥好爭的，西路軍在執行中央命令上有遲疑，雙方之間有分歧，這是很明顯的，也是很正常的，但你要説西路軍背離了中央，有繼續執行張國燾另立中央路子的行為，完全就是臆測。

還有人扯出了多年後發現的大印什麼的，但凡動點腦子，也不會將這兩件事混為一談。

大量史料和原始電報電文都表明，西路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陳昌浩和徐向前的指揮有問題，根本原因是共產國際給的援助路線指示不對頭。更別説中間還發生了共產國際指示更改、西安事變等問題，是一件很複雜的事。

但其中內情，在當時是不能直説的。

1937年3月31日《中央政治局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議》中説**“西路軍向甘北前進與西路軍的嚴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

該怎麼理解“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呢？

一般帶有“路線”的錯誤都是指思想路線不對頭，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就是指以張國燾為代表的錯誤思想。

張國燾的錯誤思想是什麼呢？

這在1935年9月的俄界會議上，已經指明瞭：

“四方面軍的領導者張國燾同志與中央絕大多數同志的爭論，其實質是由於對目前政治形勢與敵我力量對比估計上有着原則分歧”。

簡單點説，一場戰爭真打得膠着，一位決策者判斷形勢正在轉向，可以勝利，但要小心謀劃；另一位決策者卻判斷形勢已經很明朗了，再打下去肯定輸，要趕緊撤退。這就是張國燾與中央絕大多數同志的分歧點。

張國燾“喪失了在抗日前線的中國西北部創造新蘇區的信心，主張向中國西南部的邊陲地區 (川、康、藏邊)退卻的方針，代替向中國西北部前進建立模範的抗日的蘇維埃根據地的布爾什維克的方針。”

那陳昌浩等西路軍的領導人有沒有被張國燾的思想影響呢？

肯定是有的，而且比較明顯。

張國燾作為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為了實行貫徹自己的方針，會通過訓斥、開會、文件、電文等方式，將自己的判斷和見解都灌輸給下屬，長此以往，四方面軍的幹部就會被影響，慢慢就接受張國燾的思想和見解。

四方面軍和一方面軍剛匯合，還沒來得及做一些政治工作，在形勢逼迫下，就再次分兵了。

這導致，陳昌浩等人雖然已經認識到了錯誤，也與張國燾公開叫板了，知曉要服從中央，但思想上的路徑依賴，可不是這麼好克服的。

有什麼樣的思想，就會有什麼樣的行動。

決策層和執行單位之間有思想分歧，就會導致執行上效率低，溝通上有阻礙，貫徹不徹底。換句話説就是，手腳總比腦子慢半拍。

比如陳昌浩等西路軍領導人，對東返命令執行不痛快，因為陳昌浩等人對向東的困難估計過大，一向東就總請求外援；卻在執行西進命令則迅速堅決。

還有高台失陷後西路軍東返半途而廢，重返倪家營子建立“戰略後方”，走上不歸路。

這都説明，陳昌浩等人的確受到張國燾思想的影響，在敵我力量對比和政形勢的判斷與中央有分歧，下意識的不想到河東與老蔣直接對抗，想要往西走，在河西建立根據地。

這一點從1937年2月24日20時徐、陳致中央軍委的電文中，就能看出：“究竟戰略後方是否此地，究竟戰詳情前途是否存在，如果甘北必須佔領，戰爭前途不免，即望實現此議。”

陳昌浩等人很想在河西建根據地，很期望河東的紅軍能來河西，不看好紅軍在陝甘寧邊區的發展前途，一直想避免與老蔣的大軍硬碰硬，行動上下意識的就要躲避，這種思想其實跟張國燾當初非要南下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都是想逃避。

一旦中央給的命令與這種思想有嚴重分歧，西路軍在執行上就會出現猶豫，下不了決心，執行力度上會打折扣。

所以説“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是造成西路軍失敗的內在主要原因，是完全站得住腳的。

但這裏不能將張國燾路線和張國燾本人劃等號，一個是思想路線，一個是大活人，是兩碼事。

上下思想存在分歧，沒能克服張國燾路線是西路軍失敗的原因之一，但並非唯一原因。

西路軍的成立和目標制定，都是基於共產國際的指示，結果搞到一半這個目標卻突然沒了，核心方向沒了，卻又沒有一個新的核心方向確立起來。內外部環境又如此惡劣，不出事都怪了。

西安事變發生後，西路軍又需要配合延安對西安事變的處理，根據西安事變發展態勢和國軍動向，聽從延安指令，牽制部分河西敵人，防止國軍的突然報復。

渡河後的核心目標被共產國際單方面更改了，結果又好巧不巧的趕上了西安事變，搞得進退失據，又加上沒有老練的核心人物領導坐鎮，外加四方面軍渡河時被分兵了，情況極為複雜，一系列原因疊加在一起，才造成了這一悲劇。

這些事不論哪一件，對於棋盤上的棋子來説，都是不可控的，誰要是有能力在這麼複雜的局勢下，在這麼多突發事件下，還能搞陰謀，那可不是一般的厲害，小説情節都不敢這麼編。

很多時候其實就是被逼無奈，被現實推着走，尤其是紅軍初到陝甘寧那段時間，形勢就更為複雜急迫了，老蔣根本不給你細細規劃的時間，軍情一日三變，都是走一步看一步。

誰都不想看到這一悲劇發生，但革命不是在自家的後花園玩耍，不是你想怎麼玩就怎麼玩。

只要做過詳細查證，有從多角度看問題的能力，就能明白不論是有意失敗論還是造反論，從前後邏輯上看，從事實上看，都根本説不通。陰謀論固然有極大的吸引力，但也不能什麼都往陰謀論上套。

那共產國際那邊為啥會出現這檔子虎頭蛇尾的事呢？

説白了，就是因為蘇聯的利益和中共的利益出現了分歧，蘇聯想犧牲我們的利益去滿足蘇聯的利益，結果中共還被矇在鼓裏，不知道內情。

就算一開始就知道了內情，其實也沒啥好辦法。

當時西路軍成立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打通國際，想通過西北的國際通道，獲取蘇聯給的軍事援助。

前文也提到，共產國際最後給出的獲取軍事援助的路線和獲取方式，實在有點扯淡。

就算西路軍完成了自己的軍事目標，沒有後顧之憂的去新疆領取軍事援助，基本也是不可能的事，因為這中間要穿越千里無人戈壁，況且還沒有車輛運輸，這怎麼拿？

可共產國際的指示是至高命令，私下可以有異議，但沒有人敢直接反對，那時中共都是為共產國際馬首是瞻，就連教員那個時候也沒有對共產國際懷疑過什麼。

當時教員等人也對這個問題，向共產國際發了電報，很委婉的説這個軍事援助的路線，我們辦不到。

儘管表示了質疑，可怎麼也不可能想到，更不可能意識到，蘇聯可能會利用我們，在特殊情況下會犧牲我們的利益，去達成自己的目標。

從長征路上就開始説要給我們軍事援助。

紅軍也將翻盤希望都寄託在蘇聯的軍事援助上，一直想辦法打通國際通道，主力會師後，籌備寧夏戰役計劃主要還是想佔領西北，打通西北國際通道。

當時的日子實在太難了，隨時都有可能覆滅，實在想不到可以活命的法子。

只能無條件信任共產國際和蘇聯，就一門心思的，想着打通通道，拿到蘇聯給的軍事援助，就能徹底解決紅軍的軍事危機，結果最後連一顆子彈都沒有見到。

共產國際一開始的確想給紅軍軍援，因為陳雲都親眼看到援助的軍事裝備了。

但之後情況發生改變，1935年希特勒公開擴軍計劃，1936年初希特勒又悍然宣佈廢除《洛迦諾公約》，公然將軍隊派到非軍事區。

希特勒是最反共的，他的種種行動，讓斯大林不得不提高警惕，加上當時關東軍也是蠢蠢欲動。

故此，組織中國抗日力量這個事，優先級就被蘇聯提的很高，變成一件異常重要，關乎蘇聯國防安全的大事。

1936年蘇聯和老蔣私底下在談合作，想讓老蔣牽頭抗日，解決蘇聯遠東的軍事安全問題，為了表明自己的態度，蘇聯方面也就暫緩了對紅軍的援助，但這件事又不可能直接跟教員等中共負責人説。（共產國際和蘇聯要分開來看，他們互有影響，但不能將他們各自的意圖混為一談）

共產國際、蘇聯因為中國抗日的問題，與延安的利益產生了分歧，分歧對很多事都造成了極大影響，軍事援助和西路軍是一件，西安事變又是一件。

在西安事變期間，據張國燾在回憶錄説，事變發生後，中共高層有個基本共識：要是讓老蔣活下去，無異於養虎為患。

有人主張要將其公審，然後槍斃，有人主張要將他關起來，作為人質，逼迫南京政府抗日，讓西安取得軍事上的優勢。

從其他當事人的回憶錄中，也可以看出，雖然對如何處理老蔣有爭議，但剛開始的確沒人主張要釋放蔣介石。

這裏其實是一個大坑，因為延安高層一開始對老蔣的處理方案，跟之後共產國際的指示基本是相反的。

一個要殺，一個要保。

西安事變事關蘇聯國防安全，斯大林對西安事變是很重視的，事變發生後沒幾天，延安就收到了莫斯科回電，大意為三點：

1、肯定西安事變是日本陰謀所製造，並説張學良左右和他的部隊裏，暗藏着日本間諜，利用抗日的口號，製造中國的混亂。蘇聯決不能聽之任之，並表示反對。

2、中國當前急需建立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要團結，不能搞分裂。並説明張學良不能領導抗日，中共也沒有足夠力量，如果老蔣回心轉意是個不錯的抗日領袖。

3、延安應該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並利用這一時機和老蔣進行談判，達成一些條件後，就要釋放老蔣。

1937年12月，王明回國後，曾解釋過這封電報的由來，大意是説斯大林與他交談，老蔣雖然是個可憎的人，但他是中國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領袖，在抗日背景下，老蔣可以是我們的合作者。

但莫斯科給出的指示，與中共此前的計劃有很大分歧，這就給教員等人造成了很大麻煩，計劃都被打亂了不説，莫斯科那邊的態度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很多事情都不好交待了。

如果解釋不好這件事，很容易被扣上一個反國際的大帽子，扣上這個帽子是什麼下場，看看李立三、瞿秋白等人就知道了。

宋慶齡後來回憶：“曾替斯大林轉過一封很兇的電報給延安，內容是要求中共必須（對張學良）施加壓力放蔣”。

在西安事變期間，共產國際和蘇聯的露骨表現，估計讓教員等人大吃一驚。

怎麼都沒有想通，為何共產國際和蘇聯不站在自己這一邊，卻站在老蔣那一邊，前後表現如此不一致。

明明，張楊共三方策劃的西北國防政府計劃已經通報給共產國際了，就連張學良入黨請求的機密都發給莫斯科審批了；

明明共產國際是知道這些事情的，為何西安事變事發後，蘇聯卻一口咬定西安事變是日本的陰謀？

現在想不通不要緊，只要明白“共產國際就是天”這一點就行。

蘇聯《真理報》還對外發表社論，“（張學良）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國之統一，破壞日益高漲的人民抗日運動……實際上則助日本使中國分裂。”

蘇聯的發聲，基本就給張學良的性質定了性。

這個性質還是挺嚴重的，誰要是撇不清，沾上了，誰就在共產國際那裏有了政治污點。就算共產國際不知曉內情，暫時不算賬，但架不住有王明這樣的人打小報告啊。

所以這件事，必須得有一個對共產國際的合理交待。

當時開會時，就屬張國燾喊得最歡，叫得最兇…

西安事變對外得有解釋，而西路軍失敗對內也得有解釋。

從西安事變和西路軍，很多跡象都表明，在斯大林和老蔣的私下協商裏，紅軍的利益可能也是交換籌碼之一。

起碼教員等人明顯認識到，共產國際和蘇聯並不是完全站在中共利益這一邊的。

西安事變因為知道內情的人不多，對將士們還算好解釋，但西路軍失敗這件事，就不能不給個交待了。

這多人犧牲了，這麼大一股部隊被成建制的消滅，是從未有過的事，這個事要是解決不好。將會引發很大混亂。

關鍵西路軍這個問題根本就不好深究，一旦深究，怎麼都避不開打通國際通道拿軍事援助這件事，西路軍成立原本就是以共產國際指示為基礎的。

避不開這個事，就無法解釋共產國際和蘇聯在這件事前後的各種反應和指示。因為經過西安事變這一鬧後，共產國際和蘇聯偏袒老蔣的立場是很明顯的。

再深究下去，就要找共產國際和蘇聯對峙了，而陳昌浩的帽子還不夠大，背背執行上的責任還行，再深一點就不太行了。

這個猜測是很可怕的，一旦引起聯想，引發討論，那延安上下的信心就將徹底沒了。

紅軍長征最大的信心來源是什麼？不就是來自共產國際和蘇聯給的軍援承諾和支持嘛。

好不容易完成了兩萬五千裏的長征，大家都期待以後的日子會更好，武器會更新換代，飛機大炮等該有的都會有，結果這個時候西路軍失敗了，蘇聯給的軍援也沒了，老蔣的大軍也圍上來了，隨時都有覆滅的危險。

這個時候要是大家聯想到，共產國際不是完全支持我們，老大也可能靠不住。

再放開討論西路軍失敗的事，革命悲觀情緒將徹底被激發出來，那就徹底完了。

人心散了，隊伍就不好帶了。

但西路軍失敗這麼大一個事，瞞是瞞不住的，只能想辦法引導輿論方向，將爭論的角度和方向放在一個可控的範圍裏，既能讓大家的情緒有一個釋放和轉化，也能轉移大家的注意力。

批評張國燾路線的錯誤，還能起到一定教育作用，搞好團結。

所以在1937年3月下旬，在西路軍失敗的結局不可扭轉時，將張國燾提溜出來，就顯得很有必要了。

在這個節骨眼上，也只有張國燾的事才能有這麼大的話題性和正當性。儘管對張國燾的問題，共產國際再三強調，要團結，這個時候不適合搞批鬥。

但事不由己，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了。

對張國燾開出第一炮的是凱豐。

凱豐洋洋灑灑寫了一萬多字的報告，總結了張國燾十幾條錯誤，然後在會上將張國燾罵的狗血淋頭。

當時凱豐是管宣傳口的，他又召集了不少次小規模討論會，讓主要幹部都知道了張國燾犯了哪些錯誤，然後這些人又回去了，傳播給更多人。

弄了一段時間後，下面的人，基本上就都知道了張國燾犯了哪些嚴重錯誤，延安批鬥張國燾錯誤的氣氛是越來越熱烈。

西路軍失敗的悲傷情緒，也被轉化成了對張國燾的批鬥熱情。

尤其是那些剛到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沒多久的各地幹部和年輕學生們，大傢伙就在一起討論，光討論還不夠解氣，還要找人進行批鬥。

張國燾那段時間，日子不好過，走到哪都有人指指點點。

**張國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表現出了對凱豐的極大不滿，説“身材矮小的凱豐，無論做事或寫作，都顯得極為低能，卻自詡為黨內鬥爭專家。”**也從側面説明凱豐的工作確實起到了很大效果。

同仇敵愾的氣氛營造起來後，的確能快速統一羣體的思想，但壞處也顯現出來了。

張國燾只有一個，還經常不露面，而紅四方面軍在抗大的幹部卻很多，激起的怒火無處宣泄，批鬥的範圍就逐漸蔓延到了這些幹部身上，替張國燾捱了罵。

有人憤憤的説：“在張國燾手下當差，真是投錯了孃胎！”

紅四方面軍的幹部被整的太厲害，各個都是一肚子委屈，最後鬧出一個許世友拖槍逃跑案，涉及幾十個原紅四方面軍中高級幹部。

逃跑的行為雖然過火了，但情有可原，而且教員定的調子也是為了打張國燾這個靶子，並沒有想把事情搞大，最後這羣人接受審判，有的被判關禁閉一年有的被判關禁閉六個月不等。

但凡延安高層有一丁點清算張國燾老部下的意思，這些人一個都活不了。

當年張國燾在鄂豫皖蘇區時，要是碰到了這檔子事，就算是有一百人，也不夠他殺。

更別説，事後教員親自去關押處，看望許世友等人，多次跟許世友等解釋，給予他們信心。

批鬥張國燾這件事過後沒幾個月，當年7月份，延安就撤銷了對許世友等人的禁閉處分，到了1938年1月，還撤銷許世友等的黨內處分。

還有西路軍失敗後，歸來的將領戰士們，依據歸來的時間異同，都給予了不同安置，晚歸的在排除奸細等嫌疑後，也都得到了妥善處理。

至於張國燾本人，經過一番批鬥後，除了捱罵多一點，也沒有掉一塊肉，中央領導人的位置依舊還在，會議也都邀請他參加，開會時依舊做高位。

而且在此期間，教員為了安撫張國燾，還曾現身説法，説自己參加革命以前，曾三次被開除中央，受過八次嚴重警告。勸張國燾看開一點，不要在意這些罵聲。

這一點，張國燾在自己的回憶錄中也有過描述，但他對此的解讀是“偽善”。

只能説，張國燾這個老機會主義分子，的確很難理解教員的高度和胸懷。

從批鬥結果上來看，張國燾雖然犯了分裂中央的嚴重錯誤，但也就是批評的音量高了一點，姿態擺足了一點，並沒有什麼嚴厲懲罰，中央領導人的位置還在。各種重要會議依舊有張國燾的位置。

板子是高高舉起，輕輕落下。

所以我説，這個時間點將張國燾提溜出來，有點轉移注意力的味道在裏面，並不是真的要將張國燾徹底打翻在地。

正式批張國燾前，延安專門給共產國際發了一封電報（64號電），大意是我們已經對張國燾的錯誤定性了，要開會討論，定一個決議出來。

3月23日正式開始批張國燾，結果前一天共產國際發來電報説：

“我們認為，無論如何現在不宜就張國燾以前的錯誤作出專門決議並就此展開討論。要千方百計避免激化黨內關係和派別鬥爭，時局要求團結黨和紅軍的一切力量來對付敵人，並有必要準備齊心協力地反對無論來自何方的對紅軍的打擊。”

“建議今後不要再讓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實際上面對已成既成事實的這類問題，這一點從你們要求在一天內作出答覆就可以看出來。”（《共產國際、聯共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

從這封電報，其實就可以看出來，正式討論張國燾的錯誤是一個比較倉促的決定，延安就張國燾問題達成共識後，就給共產國際發了請示電，還要求一天內答覆，説明心情很急迫，希望抓緊落實。

而且在共產國際的視角里，當時紅軍的處境的確十分危險，需要千方百計避免內部矛盾激化，要保持高度團結，才能應對可能來自各方的打擊。也並不同意這個時候批評張國燾。

但延安這一次並沒有聽從共產國際的指令，而是頂着壓力，堅持要將生米煮成熟飯。六屆四中全會過後，中共還沒有出現過直接與共產國際指示對抗的情況，是比較反常的。

這也進一步佐證了我的觀點。

按照正常的邏輯，這個點單純批鬥張國燾的確不合時宜，內部條件還很不成熟，外部還有極大的威脅。

換句話説，批鬥張國燾的錯誤自然很重要，但在1936年前後，從時局的緊迫情況來看，這件事的優先級還不夠高。

所以在這個時候將張國燾提溜出來，絕不是教員無聊到要對一個失意者發揮鬥爭的殘酷，大概率是另有所指。

正如我前文分析的，之所以違反常規的，頂着共產國際的壓力，冒着紅軍覆滅危險的巨大風險，犧牲寶貴的時間和精力，也要在這個時候批張國燾，是另有所指，主要有三方面：

一為避免西路軍失敗後深究到共產國際和蘇聯，掩蓋雙方的裂痕，以免動搖紅軍的基礎。同時也給西安事變在黨內的爭論畫上一個句號，對莫斯科有所交待。

**在這個點戳破雙方利益的分歧極不理智，壞處極大。**雖然遲早要捅破的，但不是這個時候，六屆六中全會過後，才是幹這件事的時機，那個時候的教員，一定會讓這些“天人”們大吃一驚；

**二是減輕西路軍失敗造成的影響，避免悲觀情緒蔓延，通過大規模批鬥張國燾的錯誤來轉移大家的注意力，以保持部隊的凝聚力和團結。**同仇敵愾是最能凝聚人心的方式，也是轉移大家注意力的好方法，儘管會有一些後遺症；

三是批鬥張國燾路線的錯誤，可以讓各級指戰員從思想上，認識到張國燾路線的危害，從而起到教育警醒作用，也為後面的工作開展奠定基礎，打開局面。

如果我的分析不是特別離譜，還算摸到了一點門道，那我只能説政治鬥爭遠比我們想象的要殘酷無數倍，革命要想取得成功，空有一腔熱血是遠遠不夠的，還得有做事的手段和本領才行。

通過這件事可以看出，教員的政治智慧不是一般的高，一石好幾鳥不説，還充分發揮了張國燾的餘熱，讓各方大佬都沒有察覺，將事情走向控制在一定範圍內，真乃神人也。

那難道張國燾捱了罵之後，板子就不打他了，事情就這樣算了嗎？

自然不是。

惡人還須惡人磨，張國燾的“好日子”還在後面。

PS：本篇文章是對“為什麼在1937年3月這個十分緊張的關鍵時期，發起對張國燾的大規模批評，究竟是單純的批評，還是隔山打牛另有所指？”的一點個人分析和想法，僅供參考，歡迎留言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