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反腐風暴席捲,有人甘被企業圍獵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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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圖蟲
作者 | 張羽岐
編輯 | 温斯婷
2023年,國內醫療領域再掀反貪風暴。而隨着醫療系統反腐工作逐步進入“深水區”,醫療機構的“關鍵人物”成為本輪醫療反腐聚焦的重點。
一季度以來,多地紀檢監察機關密集通報了多起醫療系統領導幹部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的信息。據界面新聞、人民日報健康客户端等媒體不完全統計,2023年前四個月,全國落馬的醫院黨委書記、院長、副院長級別的幹部已經超過50人,其中有46位為在任或離休的醫院黨委書記或院長。
今年2月6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佈《高壓震懾下醫藥行業風腐問題不斷變異升級 嚴查醫療領域隱蔽利益輸送》一文,揭開了醫療行業貪腐的更多細節。
“近期,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通報了5起反不正當競爭專項執法行動典型案例,其中2起是發生在醫療衞生行業的以科研贊助、支付回扣形式進行的商業賄賂事件。通報稱,隨着對商業賄賂案件查處力度不斷加大,一些醫藥企業採取更為隱蔽、複雜的手段,為其賄賂行為披上‘合法外衣’。如,有的企業以贊助科研經費、學術會議費等名義,進行不法利益輸送;有的在醫藥購銷環節給付醫院工作人員回扣;有的通過生產環節虛抬藥品價格、流通環節虛假交易等方式套取資金進行賄賂。”上述文章顯示。
此前的1月3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多部門加大聯合懲處力度 形成強監管震懾力綜合施治遏制商業賄賂》一文亦指出,與百姓民生息息相關的重點領域,也是商業賄賂問題較為集中、多發的領域,醫療領域的商業賄賂問題則是其中之一。
“任何領域都有滋生腐敗的土壤,以及反腐的鬥爭。”中部某綜合醫院副院長劉元(化名)告訴時代財經,在醫療口,尤其是公立醫院,腐敗多集中於分管基建、藥品耗材、設備採購等領域。儘管在醫院招標、採購的過程中,有完備的招標小組、採購小組等按程序作業,但在整個流程中,實際上可操作空間大,薄弱環節也較多,同時部分地區監管依舊不到位,在這種情況下,分管副院長、院長是有能力、有權力干預正常的招標程序和採購流程的,致使“錢”流入自己或者相關利益人的口袋中。
醫改專家徐毓才則對時代財經表示,近些年來,醫療領域的腐敗行為變得花樣繁多,如通過提供服務、為當權人買房、買車或助其子女上學等方式返還回扣等,在這一過程中,腐敗的情況變得隱秘,涉及人員也變得冗雜。
“隨着集採等醫療改革政策的逐步推進,一定程度上擠掉了存在於藥品交易中的‘水分’,但消解整個醫療系統內的腐敗,還需要更長的週期。”徐毓才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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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個月超40位一把手落馬
2023年1月9日,宜賓市第一人民醫院(下稱“宜賓市一醫院”)原黨委書記、院長謝明均,以及黨委委員、副院長楊利先後落馬,拉開了新一年醫療反腐的序幕。
公開資料顯示,謝明均與楊利此前都曾在普外科工作過,後均從醫護技術崗、科室管理崗升遷至醫院管理者,並搭檔合作了11年。值得注意的是,謝明均在擔任院長期間,一手推進了宜賓醫聯體的建設,推動了宜賓市及下轄縣、鎮6家醫療機構組建宜賓醫聯體管理委員會。
謝明均、楊利所在的宜賓市一醫院正是醫聯體的核心醫院,對基層醫療的行政、人事調配權和經營決策權可進行集中統一管理。因此,核心醫院對其他成員單位在醫療器械、藥品、設備的使用和採購等方面也具備了一定調控能力和可操作空間。
此外,謝明均領導下的宜賓市一醫院曾在醫養領域投入85億元資金,以建設宜賓·長江國際醫養中心。但從2016年發佈招商至今,該項目仍處於建設階段。
“一個新醫院的基建項目,往往需要數十億的費用支撐,在這中間往往就會出現不合規的情況。”劉元告訴時代財經。
目前,謝明均與楊利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正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而兩者的落馬,僅僅是宜賓市醫療系統反腐的開端。
2月15日,宜賓市第二中醫醫院黨委書記龍海兵、宜賓市第五人民醫院原黨委書記、院長石駿雙雙落馬。4月3日,“廉潔宜賓”公眾號再發兩則通報,通報顯示,宜賓市第一人民醫院屏山院區(屏山縣人民醫院)黨總支書記蔡培強、宜賓市高縣人民醫院黨委書記鍾遠倫均因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
不足4個月,僅四川宜賓市當地醫療系統就有6人被查。
據界面新聞、人民日報健康客户端等媒體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全國落馬的醫院黨委書記、院長、副院長級別的幹部已超50人,其中有46位為在任或離休的醫院黨委書記或院長,涉及江西、山東、四川等多個省份。這些落馬的醫院管理人員中不乏醫院“一把手”、核心成員,亦或者是業界不可或缺的骨幹。而據人民日報健康客户端不完全統計,2022年前11個月,全國各地共有55位醫院院長、書記被查。
這意味着,2023年前4個月,中國醫療圈被查和落馬人數就已接近2022年前11個月的總和。
放眼全國,醫療系統人才輩出,但同樣躲不過錢、權的誘惑與企業的“圍獵”,其中就包括安徽省內赫赫有名的“神外一把刀”、中科大附屬第一醫院(安徽省立醫院)原副院長傅先明,以及曾在哈爾濱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擔任院長一職長達15年的原院長周晉。
據大慶市人民檢察院指控:2004年3月-2019年9月,周晉利用其哈醫大一院院長職務便利,非法收受的財物摺合人民幣共計2204萬餘元。
在上述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2月6日發佈的文章中,也透露了近年來醫療行業更隱秘的貪腐細節。
譬如,黑龍江省大興安嶺地區呼中區人民醫院原院長賀憲偉與企業見面商討回扣、收受回扣時,均選擇沒有攝像頭的地方單獨見面,且使用不同號碼,交易過程僅需幾十秒,無語言交流,收錢即走;其回扣均為現金,並通過親屬存入外地銀行。
醫院醫生貪腐形式變得多樣且隱蔽,從側面也反映出醫療系統腐敗的複雜性。
“醫療行業是有技術壁壘的。”徐毓才對時代財經表示,在城建工程中,發包是簡單、清晰的,但在醫療領域內,一台設備的採買,就型號、參數本身而言就十分多樣,價格也不是統一定價。“諸如‘只有這家企業的參數可以滿足我們的醫院和醫療技術,它是無可替代的’這類話術頻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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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資金池龐大,院長“超自由裁量權”?
醫療領域反腐力度加大,監管政策持續收緊,在系統內流傳的“倒查20年”的説法不僅成為在職醫務人員的緊箍咒,亦給醫院退休人員敲響警鐘。
2021年8月12日,國家衞健委和中醫藥管理局聯合印發《關於印發全國醫療機構及其工作人員廉潔從業行動計劃(2021-2024年)的通知》(下稱“廉潔從業行動文件”),明確指出反腐將針對所有醫療機構的全體工作人員。
換句話説,上至大三甲醫院,下至基層醫院,反腐行動將逐步延伸至整個醫療行業。
進入2022年,醫療反腐高壓態勢持續。2022年6月,國家衞健委、國家醫保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等9部門聯合印發《2022年糾正醫藥購銷領域和醫療服務中不正之風工作要點》,劍指醫藥購銷領域和醫療服務中不正之風。
強監管下,醫療系統的腐敗亂象逐步被清除。以由來已久的“收紅包”現象為例。劉元告訴時代財經,隨着反腐力度的加強,近十年來,“收紅包”的現象明顯減少。
上述廉潔從業行動文件中就着重提到,禁止醫務從業者利用職務之便,非法收受、索取患者及其親友的禮品、禮金、消費卡和有價證券、股權、其他金融產品等財物。
“隨着社會進步、技術迭代,以及疾病的信息也變得越來越透明,患者主動送紅包、醫生主動向患者索要紅包的現象變得越來越少。” 中部某基層醫院院長黃安(化名)對時代財經稱。
但醫療行業緣何滋生腐敗,貪腐現象又為何頻頻出現,仍困擾着很多人。多位受訪的醫療系統人士對時代財經表示,在內部,醫院行政“一把手”及核心成員權力過大,且沒有節制與制衡是其核心原因;在外部,醫院與監管部門的關係也有些微妙。
多位受訪的醫療系統人士指出,一般來講,各級人民醫院書記或院長在當地都擁有極大的社會影響力,而從地方衞健委角度講,同期的衞健委主要負責人的任期一般少於醫院書記、院長的任期。換句話説,醫院書記、院長在當地紮根時間更長。此外,衞健委主要負責人或為系統外調入,未必專業,也不一定懂醫院。因此,各級衞健委黨組對下屬各大型醫院的管理也存在一定缺失。
除此以外,醫院利潤、營收這筆“財務賬”也是十分複雜。“醫院是一個龐大的資金池,也是一個經濟規模與體量非常大的單位,多則像鄭大一附院掌握年入200億元的營收額,少則像基層醫院也要管理年均3億~7億元的營收。儘管醫院有一層一層的採購、招標小組,但實際上是由一把手最終決定醫院的採購、基建,以及其他的項目資金分配。”黃安對時代財經表示。
黃安告訴時代財經,多數情況下,醫院的院長、副院長直接從科主任選拔、調任,儘管其飽讀醫療理論知識和高超的醫療技術,但從技術崗位轉至行政管理崗位不僅需要上述能力,還需要具備一定的管理能力及對基本財務知識的瞭解,這些恰恰是這些科主任所缺乏的。
“他們更多欠缺嚴格的財務預決算理念,及對財經紀律的敬畏。”黃安評價道。
多年來,國家層面陸續出台了《內部會計控制規範──基本規範(試行) 》(財會〔2001〕41號)、《行政事業單位內部控制規範(試行)》((財會〔2012〕231號))、《關於全面推進行政事業單位內部控制建設的指導意見》(財會〔2015〕24號)、《公立醫院內部控制管理辦法》(國衞財務發〔2020〕31號)等文件,以加強公立醫院運營監管,防範和管控醫院內部運營風險,提升醫院運營合規水平。
“按照財務的流程,財務的預算、決算、審計也是醫院運營的一環。醫院也有自己的財務科,每年也會進行內部財務審計,但如果形同虛設,就無法發揮作用了。”劉元對時代財經稱。
黃安也對時代財經表示,很多科主任、副院長、院長等沒有經過嚴格的財務管理制度培訓,在科室內已經有隨意的安排合規或不合規的經費的苗頭,升遷至醫院管理層,在花錢方面也就變得更加隨意。再加上企業“定點投餵”、醫保基金的大力扶持,其胃口也變得越來越大。
在反腐鬥爭的背後,強監管與醫改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擠壓掉了醫療系統中渾濁的水分。近些年強力推行的集採政策正是手段之一。
“集採一定程度上減少了貪腐或灰色收入的空間。”黃安指出,但當下集採也只覆蓋了一部分,未來還需要更廣泛推進才能得以從真正意義上降低虛高的價格。此外,還需要其他醫改政策同步配合,才能真正意義上地解決醫療系統長久以來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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