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見！醫生因醫療事故被刑事審判，雖“僅負次要責任”_風聞

　　“醫療事故罪”入刑26年來，極少有醫生因“醫方負次要責任”而被批准逮捕、進展到審判階段。

　　撰文 | 凌駿

　　週三（4月12日），一樁因醫療事故引發的刑事案件在廈門市思明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若“醫療事故罪”罪名成立，被告人温紅將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吊銷執業醫師證。

　　温紅是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兒科主任醫師，2015年她所在科室接診了一位急性白血病（高危）患兒，患兒後因多器官功能衰竭經搶救無效死亡。

　　家屬認為診療過程存在嚴重過錯，遂於2016年提起民事訴訟，將廈大附一醫院告上法庭，2017年法院一審判定承擔“次要責任”。此後，家屬又向當地派出所報案，公安機關受理並刑事立案，檢察院在2019年2月27日批准逮捕並移至法院。

　　一位熟悉該案件的法律人士告訴“醫學界”，該案不尋常，“醫療事故罪”入刑26年來，極少有醫生因“醫方負次要責任”而被批准逮捕、進展到審判階段。

　　一名高危白血病患兒

　　死亡引發的案件

　　根據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官網信息，温紅仍在醫院參與工作。她是福建省醫學會兒科學分會血液組副組長、中國醫師協會兒科分會血液腫瘤學組委員，擅長小兒白血病及各種腫瘤的化療、地中海貧血、再生障礙性貧血等疾病的診治。

　　根據“中國裁判文書網”披露的2017年一審民事判決書，“醫學界”瞭解到了案件詳情。

　　2015年12月7日，患兒在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就醫時被診斷為急性淋巴細胞白血病（T細胞，高危），曾前後三次入院治療，並在第三次化療時出現發熱、膿毒血癥伴感染性休克，後因多器官功能衰竭經搶救無效死亡。

　　家屬的控訴包括，擅自提前化療療程、第三次化療時盲目使用化療藥物甲氨蝶呤，未及時進行血藥濃度監測、患兒出現毒副反應後未及時採取有效的診療措施等。

　　醫院則辯解稱，化療療程的制定、化療藥物的選擇及使用劑量符合診療常規，治療中不存在未經同意而跳過治療療程的問題。“原告之子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因自身疾病發展不可逆導致的。”

　　審理過程中，思明區人民法院委託湖南省湘雅司法鑑定中心進行了司法鑑定，鑑定書認定醫生化療方案、用藥均合規，但第三療程未按時監測（甲氨蝶呤）血藥濃度、未採取充分水化治療等，建議醫方過錯參與度為次要原因力。

　　最終法院認定，患兒所患疾病本身即屬高危組，綜合全案各方因素，在精神損害撫慰金單獨計賠外，認定廈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應當對原告的全部損失承擔40%的賠償比例，合計賠償532008.7元。

　　但民事賠償終結後，該案又轉為刑事案件。除了被訴“醫療事故罪”，温紅還面臨140餘萬的刑事附帶民事索賠訴求。

　　庭審焦點：次要責任到底

　　要付多大責任？

　　為進一步瞭解案情，“醫學界”向思明區法院審管辦提出旁聽申請，截至週三（12日）開庭前未收到回覆。但據瞭解，這次審判前後持續了6個多小時。

　　據《醫師報》此前報道，針對該案件，一位律師曾透露，相關專家進行過專項學術論證，並表示“本案甚至不構成醫療事故，醫方也不應承擔次要責任。”根據我國刑法，“醫療事故罪”是指醫務人員由於嚴重不負責任，造成就診人死亡或者嚴重損害就診人身體健康。

　　據“醫學界”瞭解，此次庭審，雙方爭論點之一，正是温紅是否嚴重不負責任，與患兒死亡存在強烈關聯。公訴方認為，“次要責任”也可以算是（醫生）嚴重不負責任。

　　對此，前述法律人士對“醫學界”分析，相比於其他類型的刑事案件，醫療事故中要麼案情極其簡單、黑白分明，要麼屍檢確定，患者死亡主要是由醫生“失職”導致，否則醫生的醫療行為，應該更多地受到法律的保護。

　　一位廈門當地的醫療律師告訴“醫學界”，如果有新證據，比如説再次鑑定，結論改變，認定醫療事故主要責任或者認定醫療過程嚴重違反診療規程，可能會立案。

　　如果沒有，或再次鑑定結論沒有改變，依舊是“次要責任”，一般不會刑事立案。“不然誰還敢當醫生。”她説。

　　温紅在求助《醫師報》時提到，原本公安機關依法初步偵查，便可獲得本例‘非罪’的邊界即‘次要責任’，兩次“次要責任”鑑定也意味着“非罪”鐵證，思明區檢察院本應糾錯止步，卻依舊批准逮捕並移至法院。

　　針對“次要責任”，“醫學界”查閲發現，今年年初“醫法匯”曾發佈《全國醫療損害責任糾紛案件大數據報告》，顯示僅2019年至2021年，判決醫方需承擔責任的案件共計達6467件，其中醫方責任級別至少是“次要責任”或以上的，佔82.97%。

　　“根據這個數據，最終被定罪的醫生卻少之又少，就是因為大部分情況下都不宜刑事追究。”前述法律人士分析，“尤其是疑難雜症，有的還涉及院內不同系統合作，影響因素多。若疾病本身特點是導致不良臨牀後果的最主要因素，在刑法處置時對待個體醫者更應該‘寬泛’，而不是‘寬濫’。”

　　庭審結束後，“醫學界”在週四（13日）聯繫上温紅，對方表示，“案件拖了這麼多年，從司法到單位被對方（家屬）不停控告，身心俱疲，相信司法會公平公正。”而關於更多案件細節，温紅方表示因個人身心狀態，以及案件仍在審理中，暫時不宜多談。

　　何種情況下，醫生會構成

　　“醫療事故罪”？

　　上一次引發全民關注的醫療事故罪案，是福建長樂市醫院婦產科李建雪醫生一案。

　　作為福建省首例“醫療事故罪”涉案嫌疑人，李建雪歷經開除黨籍、被吊銷醫師職業執照，先後6次取保候審、半年多的監視居住。直至受到醫療屆多位專業人士的聲援和法律援助，2020年6月11日，二審判決書最終宣佈李建雪無罪。

　　該案的辯護律師、知名專業醫療律師鄧利強曾解釋説，認為（死亡）屬於患者身體特殊原因，及當時醫院和相關醫師的整體水平與認知的侷限問題，而不是具體某個人的不負責任。

　　在醫療糾紛中，何種情況下醫生可能被認定刑事責任？2019年發表的《違反醫療核心制度行為在醫療事故罪認定中的作用》一文曾做過統計，在2012年至2018年檢索到34份判定為“醫療事故罪”的案件，共涉及醫務人員62類行為對20項醫療管理制度的違反。

　　具體行為包括“明知超範圍執業，未轉診”“ 未進行皮試”“擅離職守”等，“醫學界”梳理發現，其中的案件邏輯多數較為清晰，以基層醫療機構為主，涉及的疾病本身並不“複雜”。

　　如在（2014）望刑初字第41號案中，出現了較為罕見的醫方負“次要責任”，卻被認定罪責的情況。該案中，患者死於罕見的藥物過敏反應，是自身特異性體質所致。但醫生在用藥過程中，解熱鎮痛藥+激素+抗生素同時肌肉注射和靜脈點滴，未遵循藥物説明書的配伍禁忌，被法院判定為“嚴重不負責任”。

　　事實上，多年來“醫療事故罪”一直是醫療法律界討論的焦點。由於醫療活動具有較高的風險性、未知性和專業性，醫療事故中的因果關係、注意義務和損害等認定較難，而“嚴重不負責任”雖有相關條款解釋，但始終缺乏明確界限的裁定標準，相關痛點始終存在。多篇相關論文都提出，應吸納具有醫學背景的陪審員加入審判組織，通過更專業的角度對醫學案件進行判斷。

　　其實，我國自1997年設立了“醫療事故罪”以來，在法學界和醫學界取消“醫療事故罪”的呼聲就從未間斷。

　　此前在“李建雪案”時，專業醫療律師趙因就向“醫學界”表示，醫療過失不僅要慎用刑罰，還應當修改刑法，廢除“醫療事故罪”。這名律師表示，對於那些由於嚴重不負責任導致的患者傷亡，可以依據刑法的過失致人重傷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追究其刑事責任。然而，醫務人員在治療每一個患者時都擔負着很大的風險，如果將醫務人員的一般醫療過失行為入罪，勢必會加重他們的責任和思想壓力，影響醫學發展。

　　近年來，温紅一邊參與一線醫療工作，同時歷經被控告、民事庭審、後又被刑事立案，批准逮捕、取保候審。此前，她曾寫信向《醫師報》求助，稱“身為醫療組長，被以涉嫌醫療事故罪刑事立案，不堪幾年來‘準戴罪’身份的煎熬和愈來愈烈的折磨，特借業界媒體向行業同仁求助，以阻止此錯案‘最後一步’的鑄成。”

　　就像鄧利強曾經説過的那樣，“如果每位患者死亡都要醫生承擔刑事責任的話,誰還願意做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