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規訓和説教的偏執愛好，是張朝陽和王石那一代人身上的一種集體意識_風聞

【本文來自《年輕人可以熬夜嗎？外賣都是過度處理過的垃圾食品？張朝陽、王石對談，你贊同誰？》評論區，標題為小編添加】

這不是張朝陽和王石兩個人的問題，是那一代人的問題，他們對規訓和説教的偏執愛好是他們那一代人身上的一種集體意識。

他們特別喜歡用自己從人生經驗中提煉出來的一套處世哲學來規訓年輕人，希望把年輕人變成他們的複製品，但他們意識不到一個問題，他們的人生經驗是極其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形成的，這個歷史條件放眼全世界你也找不出第二個，從這種極其特殊的歷史條件下提煉出來的處世哲學是毫無用處的。

至少是不具有普適性的。

他們那一代人經歷過諸如集體化，文革，下鄉插隊，計劃經濟，憑票供應，知青返鄉，改革開放，價格闖關，下崗，恢復高考，全民下海，入世，接軌，金融危機，樓市爆發，從農業人口超過八億到農業人口不足兩億，從人口過剩到人口負增長，從絕對匱乏，一切都供不應求到一切都相對過剩等等等等，這些事件中每一件都是滄海桑田式的變化，你把其中哪一件單獨拿出來在歷史上都是百年一遇的偶發性事件，但因為特殊的歷史條件，導致他們在自己短短幾十年的人生中把這些事情全都經歷了一遍。

這些巨大的社會變化集中發生在幾十年中，而這幾十年佔據了他們一生中的大部分時光，他們把這種變幻無常的社會視為一種常態，並認為從這種狀態中提煉出來的人生哲學是一種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基本準則，這雖然愚不可及，但其實是情有可原的。

大概來説，他們那一代人有三個特點：

1.漠視制度和法律，喜歡把規矩是死的人是活的掛在嘴邊，對潛規則的崇拜勝於明規則，且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他們那代人經歷了太多的社會變化，這些變化很多時候是全盤反轉和180°大轉彎式的，比如倒買倒賣，一年前還是明文規定要坐牢的投機倒把罪行，一年後就成了被支持和鼓勵的搞活經濟，致富光榮，站在時代前沿的弄潮兒，這種全盤反轉式的大變革在他們的人生中屬於常態。

在這種環境下，人很難對固定的，白紙黑字的，明確的社會規範產生任何信任，因為誰知道下一秒會不會又全盤否定走向另一個極端呢？這就導致他們對制度和法律極度漠視，而對人情往來這類在明文規定不斷變化的大環境下依然能夠穩定發生作用的潛規則頂禮膜拜。

畢竟在他們那個一日三變的時代，相比較白紙黑字的法律，確實是人情要更靠譜一些，比如王石津津樂道的他的發家故事，賒了一車玉米倒賣賺了第一桶金，他之所以能在當年那個環境下從鐵老大嘴裏摳出車皮來發家致富，是因為他在鐵路系統裏的親戚關係，在這種環境下，你讓他如何不崇拜人情往來而漠視法律法規呢？

2.迷信主觀能動性，忽略客觀條件，唯意志論非常嚴重。

社會形態變幻無常，客觀制約條件每時每刻都在消失和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人的主觀能動性就成了唯一的勝負手，或者説唯一一個可以讓他們在變化無常中找到自身價值的錨點，是一個複雜公式中唯一的常量，所以，他們對此極為迷信。

這種迷信是世界觀層面的，它不是一種策略，而是一種信仰，他們骨子裏實際上是堅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的，再加上倖存者偏差，活下來還混的不錯的人都是靠在主觀能動性方面投入了足夠多的努力，至於那些即使已經非常努力但依然沒有獲得成功的人的意見則無人關心，於是他們被裹挾進了自己親手編織的信息繭房中，堅信成功來自於主觀意圖，而非客觀條件，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把機會當本事，把風口當能耐就是這麼來的。

3.因為他們自己的人生經歷中，生活和工作之間沒有明確界限，所以他們對他人的私生活沒有距離感和邊界感，喜歡干涉，介入，參與到其它人的私人生活中，並且在這一過程中極其熱衷於指點迷津，答疑解惑，指手畫腳，做靈魂導師，搞人生相談。

他們的那個年代，人是在集體中生活的，城市户口有單位集體，農村户口有生產隊集體，集體關係深度介入到人的私人生活中，工作和生活高度重疊，人與工作環境是一種事實上的人身依附關係，談個戀愛都要組織批准，一切形式的人際關係都具有準官方性質，都被納入到集體環境中接受評估和審視。

比如他們那個年代的人，家庭關係出了問題，往往會訴諸於“鬧到單位上”這種方式，之所以會形成這種路徑依賴，主要是因為在他們那個年代，家庭關係依附於集體關係，家庭是工作的一部分，私人是集體的一部分，鬧到單位上實際上是讓家庭關係接受集體的審視和評估，以此獲取博弈優勢的一種方式，之所以熱衷於鬧到單位上，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鬧到單位上真的有用。

他們把那個年代這種個人生活與工作環境之間缺乏明顯界限，私人關係和集體關係高度重疊的特殊社會狀態留下的觀念帶到了當下這個時代，就表現出了這種強烈的干涉，摻和，介入他人私生活的偏執。

他們自認為居於領導位置，在組織關係和集體關係中居於上位，因此潛意識裏總是認為自己有資格有義務去其它人的私生活嗎，畢竟要是不這麼做，對他們來説就意味着背離了自己過去幾十年來的人生經驗，是一種世界觀層面的轉變，這對他們來説是十分痛苦的。

積極的去幹涉和介入他人的私生活，去好為人師，對他們來説是一種緩解自身痛苦的過程。

真正要解決他們那一代人的問題，靠説服和講理是行不通的，因為他們對這種特殊歷史條件下形成的世界觀是抱持着一種近似於信仰的態度，信仰這個東西和理性無關，和邏輯無關，和事實判斷無關，信仰只關乎虔誠。

這實際上是一個無解的問題。

只能等他們這一代人隨着時代逐漸消散，凋零，退出歷史舞台之後，這種狀況才能有所改善，在那之前，我們其實什麼都做不了，最多隻能儘可能降低他們的指手畫腳帶來的附帶損失，把不良影響降低到最小，同時避免傳染上這種思想流毒，形成社會危害的代際傳播。

唯一令人擔憂的是，等他們這一代人徹底退出歷史舞台之後，不知道時運還會不會給我們機會，這是一個未知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