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5廢物”不知道的那些事…_風聞

第一財經2023年04月16日 18:16:17 來自北京0人蔘與0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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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大學是個精心佈置的迷宮。

作者 | 第一財經 彭曉玲

“再忍忍，上大學就解放了”，“現在高中緊，等到大學就鬆了”。高三學習最辛苦時，不少老師會這樣安慰學生。

然而，90後青年學者鄭雅君通過對北京、上海兩所名牌大學畢業班62名學生的深度跟蹤訪談發現，進大學後非但不能“躺平”，還要面對一場激烈又隱性的挑戰：是否洞察大學“遊戲規則”、能否掌握上大學的技巧。否則，進校時分數差不多的同學，畢業時差距會變得越來越大。

鄭雅君把大學的“遊戲規則”寫進《金榜題名之後：大學生出路分化之謎》一書，希望“寒門學子”可以拿着她畫的“地圖”，在“遊戲”中順利通關。雖然這是一部學術著作，但鄭雅君更想把它比成“如何上大學”的科普，“規則其實很不復雜，只是一些同學不知道，有時候連他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自己不知道，也沒有人告訴他們”。

“985廢物”不知道的一些事

鄭雅君如今在香港大學教育學院讀博士，《金榜題名之後》脱胎於她的碩士論文，主要研究一個常見但又沒有確切答案的問題：為什麼社會出身弱勢的學生，即便進入最好的大學，畢業時劣勢依然明顯？

問題對應到現實中，就是網上很多人自稱“985廢物”，他們過五關斬六將，通過激烈的高考篩選升入名校，大學過得很迷茫，畢業後又很失望，覺得自己只是“小鎮做題家”。

鄭雅君也被類似困惑糾纏了很長時間。2009年，當她以甘肅省第40名的成績考入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時，還沒見過地鐵。和母親分別時，只會如從小給她的許諾一樣説：“媽媽，你放心吧，我會好好學的！”那是她第一次遇到大學教授，對於接下來該幹什麼、學什麼、怎樣學、學了有什麼用，一概不知。

選課是開啓大學生活的第一把鑰匙。鄭雅君現在還記得，坐在機房裏，翻看着那本厚達幾百頁、囊括幾千門課的《本科生課表》，茫然又窘迫。從小習慣了所有課都由學校來安排的她，第一次聽説“選課”這個概念，很難理解由學生自己來選課到底是怎麼回事，為什麼要選某門課？結果會是什麼？“完全都是懵的”，“當時直接就懵掉了”，時隔14年，她還是用了一連串“懵”，來表達當時的感受。最自卑時，甚至想過回去重新高考，然後去一所差一點的大學提振心情。

大學裏，來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同學就明顯不同。他們高中就讀的省市級一流名校，學校課程和大學銜接得很好，也有很多選修課，進大學後，這些同學不僅很快就選好課，而且很會“選”。其間暗藏的玄機，鄭雅君也是過後才明瞭——每門課對應的成績，將來會換算成績點，在某些時候決定了你是否能獲得一些關鍵的機會和資源。選課的關鍵在於如何通過“選”來鋪設一種戰略，讓自己更可能獲得高績點。

在機房選課時，鄭雅君從其他同學的隻言片語中隱隱發現，選課是有“門道”的，但她並不知道，也不好意思主動去問那些“門道”具體是什麼，“大學裏有些關於‘遊戲規則’和類似‘攻略’的東西，學長學姐知道，但老師在正式場合永遠不會告訴你”。

大學是個精心佈置的迷宮

讀了碩士後，鄭雅君還是難以忘懷本科時的周折和茫然。隨着在教育社會學領域的耕耘，她意識到，自己的經歷並非個案，而是一種結構性現象，來自社會出身帶來的侷限的見識。她很想知道，社會出身的影響，如何延續到大學階段，並造成同學之間的分化？

為了尋找答案，2015至2018年間，鄭雅君多次往返於北京、上海兩所著名大學，對畢業班學生做深度訪談。她從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城鄉、地域、父母教育水平四個維度，把訪談對象劃分為社會出身優勢和劣勢。根據受訪者對大學生活的體驗，以及她自己的切身感受，她把大學比作一個精心佈置的迷宮。上大學的過程，不是中學老師説的那樣無憂和舒適，而是一場挑戰很高，規則也很複雜的探險之旅，需要探險者有領悟力，早點認清迷宮的地形，儘早決定自己要去哪個出口，適時調整線路，才能順利抵達終點。

▲來源：受訪者供圖。雅君研究發現，自己初入大學時的迷茫非常普遍，是一個值得追問的社會問題。

訪談前，鄭雅君理所當然地認為，大學生畢業後的去向，是他們有意主動選擇的結果。隨着對方向她敞開心扉，她發現很多人並非如此，只是在全無計劃的情形下，臨時抓住一個恰好夠得着的機會。這個發現也與之前學者的研究對應上了——弱勢家庭學生的就業結果不及優勢家庭。

最需要工作的他們，為什麼沒有儘早做職業規劃？鄭雅君發現，學生參與大學生活的模式，可以粗略分為“直覺依賴模式”和“目標掌控模式”。“直覺依賴模式”也就是俗稱的“習慣性優秀”——在沒有任何具體目標的情況下習慣性保持優秀，這些學生不瞭解遊戲規則，僅憑感覺在“迷宮”裏摸索，甚至走了很多彎路。他們基本都來自社會出身弱勢的家庭。

而家庭條件更優越的學生，基本屬於“目標掌控模式”，從進校開始，彷彿就有一張“迷宮”地圖，他們看得清迷宮的全貌，知道如何闖關，會預先制定路線，最後獲得豐厚的遊戲獎勵——稀缺的好工作或進一步深造的機會。

鄭雅君認為，大學生出路分化背後，與他們是否瞭解大學和勞動力市場的“遊戲規則”密切相關。但是，這些“遊戲規則”又與家庭賦予的文化資本緊密相連，難以在課堂上學到。而當今大學的評判標準，以及職業競爭的遊戲規則，客觀上都有利於“目標掌控者”。“小鎮做題家”就算進入頂尖大學，也是弱勢羣體，被這些文化障礙困擾，不知怎麼做才能抓住機會。

人和人真的差距可以這麼大

一位家境優越，家裏父母、祖父母都受了很好教育的“目標掌控型”男生，和鄭雅君談了6個小時，説自己如何設計大學四年的目標、達成目標，如何求職。“和他聊天真的能學到很多東西，也真的會陷入沉默。他的生活和我的真的完全不同。”

鄭雅君印象很深的是，這位男生學習優秀又輕鬆，但他覺得，成績好只是一條及格線，自己還有很多別的目標和興趣，學習好只能證明智商正常。“對我來説，這些話聽起來都是在碾壓。”鄭雅君苦笑着説。

因為對“迷宮”遊戲規則很熟悉，自己也目標明確做了準備和努力，畢業時，他輕鬆拿到很多知名公司的面試機會，比如花旗銀行、麥肯錫、摩根大通、國內四大銀行等。他都去面試了，還給鄭雅君總結不同公司的面試規則，“你知道嗎，他是真的在玩，我從來沒有想過一個人還可以抱着這樣的心境去參加面試，去找工作。”最後他選了個薪水過得去，但有一定自由時間的工作。

來自湖南農村的冰倩（化名），一路走來經歷的坎坷，同樣令鄭雅君難忘。她是家裏老大，很小父母就外出打工，後來又離婚。高一時，冰倩因為種種原因不想上學，一度輟學到廣州打工。幾個月後她後悔了，經過很多波折和努力，終於復學，在功課落下整整一學期的情況下拼命學習，兩年後考進上海的名牌大學。

從小，冰倩的奶奶就説，考上大學就有出息了。可是來到大學之後，她不知道怎樣才是“出息”。她也經歷了鄭雅君有過的無助、茫然、自卑，但與鄭雅君的努力被系裏老師看到、認可不同，冰倩拼盡全力學習，專業課老師給的分數還是很低。系裏很多出國、出境交流的機會，她礙於英語口語不好，也不敢申請。

畢業時，冰倩在輔導員的鼓勵下，努力實習，在上海找到一份月薪8000元的工作。這時，外公外婆生病了，父母離婚後老人無人照看，她最後決定回老家工作。

訪談得越多，鄭雅君越感慨，“你會發現，人和人的生活真的差距可以這麼大”。冰倩的故事尤其讓人唏噓。“你真的能感覺到弱勢家庭出身的人，大學裏的努力要兑換成好的前途，會受多重障礙的影響，打很多折扣。家境更好的同學，他們的努力不是被打折，而是被‘加成’，同學之間的差距就拉大了。”

研究也是一種自我治癒

在國內學術評價體系中，學術著作的分量比不上在核心期刊發表論文。一年多前，鄭雅君在導師的鼓勵下，顧不上自己尚在哺乳期，襁褓裏的兒子也沒人帶，硬是利用碎片化時間，一點點為出版做準備。“我明明看到有些人因為不知道那些被默認的規則，而失去很多機會。不把自己知道的寫出來，會於心有愧。他們真的是吃盡了苦頭，才能來到這裏。”

《金榜題名之後》的研究，對鄭雅君來説也是一種治癒。她是甘肅張掖人，父母是那個時代的精英，雙雙通過高考跳出農村，在地方上有不錯的社會地位。除了父親不幸在她11歲時早逝，成長環境順遂，從小到大成績也很好。

可到了上海後她備受衝擊，在學校不適應各種“遊戲規則”，面臨文化障礙，乘坐出租車時，司機一聽來自甘肅，脱口而出就是“你們那裏很窮，是不是不洗澡？”很長一段時間，自尊的她都羞於談及家鄉，“我覺得好像很丟臉，把自己看得很低，嫌棄自己”。

訪談、寫作和出書的過程，前後時間跨度很長，從本科、碩士到博士，後來結婚，當了母親，“這個研究極大地豐富了我的生命，從很多人的敍述當中，體會到了生活和社會的重量”。鄭雅君説，雖然自己小時候有段時間在農村長大，對農村生活的艱辛有一定了解，但以前沒有真正體會到社會對人的結構性束縛。她開始像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在《實踐與反思：反思社會學導引》裏寫的那樣，反思自己的身份與作為研究者的角色。“我和訪談者也有很多討論，不覺得做‘小鎮做題家’是一個悲傷的故事，大家並不想要停在這兒，説世界真的好不公平。也有人會非常坦蕩地接受自己的過去，和過去和解，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

鄭雅君還説，可喜的是，近年來“寒門難出貴子”的現象被學術界指出後，在公共層面引發很大觸動，國家在高考環節採取了很多努力，重點高校繼續加大對中西部和農村地區的傾斜力度，實施招生專項計劃，很多大學也建立起對弱勢學生的支持體系。

對話鄭雅君：我研究的不是教育，而是每個家庭的希望

教育是社會希望的引擎

第一財經：你現在讀博士的研究方向與教育公平有關，為什麼會對這個方向產生興趣？教育公平説了這麼多年，還能在哪些領域有新的建樹？

鄭雅君：我經常覺得我研究的不是教育，是每個家庭的希望。教育在全世界都是至關重要的，承載了家長對子女未來的美好想象，包括我家也是這樣，從小我要是羨慕誰或者喜歡什麼東西，我媽就會説，“好好學習，以後你想要的東西就會有”。可以説，教育是社會“希望的引擎”，所以全世界都在説教育公平，因為不管是什麼階層，有孩子後，都希望孩子可以收穫一個豐盛的人生，這些都得靠教育去實現，教育公平就很重要。

的確，教育公平説了很多年，實際上沒有真正實現，只是在量上有所平衡。而且教育公平説起來好像也沒什麼新意，可是一旦遇到現實教育中的每個環節，比如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包括跟教育銜接的部門，比如勞動力市場、教育培訓、家庭教養等，能把經驗事實描述清楚、講清來龍去脈的研究還是比較少，我們對於教育不公平背後的機制、發生原理的理解也遠遠不夠，結果就是有些政策本來是想實現教育公平，卻導致了更加不公平的後果。

第一財經：很多從小地方考到大城市的60後、70後、80後，進大學時都經歷了無助、自卑、迷茫，靠你總結的“直覺依賴模式”摸索。我看了《金榜題名之後》，很意外的是這些經歷，在社會出身弱勢的90後身上依然存在。90後成長的時候國家經濟已經在高速發展，整體而言父母接受的教育也比之前幾代人更多，為什麼他們面臨的文化障礙，相隔幾十年還是沒有變化？

鄭雅君：其實90後面臨的文化障礙，與以前相比更大。原因是，80後、70後、60後上大學時，整個社會分層沒有那麼大，大學生的家庭背景差異也沒那麼明顯，各羣體還沒有形成明顯的文化上的區隔。一個表現是，70後、80後還能共享童年。90後不一樣，他們生長在經濟高速發展的年代，從小就有非常明顯的社會分層，很多同齡人已經不共享同一種童年了。

另外，進大學永遠是要篩選的，名牌大學篩選程度就更大。很多研究已經表明，大學擴招其實沒有導致平等化，只是把階層競爭推高到了重點高校層面，也就是説，名校更多吸納了家庭條件好的學生，而低階層學生在校園裏的比例在不斷下降。而大學的遊戲規則和非正式文化，往往是由條件更好的多數羣體定義的，很多規則都是他們所默認的“常識”，比如你一進來就知道怎麼選課，至少知道應該規劃你的大學生活，這些低階層的大學生之前根本就不知道，就很不適應。

道德批判是弱者的抵抗

第一財經：你做訪談的時間是2015至2018年，當時的國內外大環境都比現在好，所以哪怕有些學生沒有太多目標，因為有名校光環，最後還是找到了旁人看來不錯的工作。但是這幾年形勢完全不一樣了，大學生找工作、出國、考研、考公都競爭非常激烈。要是現在做訪談，社會出身優勢和弱勢的學生，畢業時的差距和之前相比會有變化吧？

鄭雅君：差距肯定是更加擴大。以前我訪談時，30%的人出國，30%的人工作，剩下的基本都保研了，那時周圍很少有人考研。實在保不了研，也能做選調生。當時，除了江浙滬之類的東部地區選調生比較熱門，其餘內陸省份的選調生，對名校學生來説基本沒有門檻，他們還有個保底的“安全網”。現在不是這樣，原本想出國的學生尋求保研，原本能保研的學生可能需要去考研，本來人少的選調生賽道都開始“卷”。經濟下行，肯定就有一部分人被擠下船，弱者的生存空間被擠壓得更厲害了。

第一財經：我在讀《金榜題名之後》《寒門子弟上大學》《“讀書的料”及其文化生產》這幾本書時，注意到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出身底層家庭的學生普遍不善於社交，很多人還把善於交際當成是“拍馬屁”。就像你訪談的那些“直覺依賴者”，普遍對實現目標這個行為有道德批評，認為“目標性強”。為什麼普遍會有這種現象？

鄭雅君：美國心理學家喬納森·海特寫過《正義之心：為什麼人們總是堅持“我對你錯”》，講人們免不了去做道德評判，而且往往從不同的出發點去批判，認為這是“人心的一種癌症”。低階層的人會傾向於和優勢階層劃定一個道德邊界，彰顯自身的道德價值，這種現象在全世界是有普遍性的。美國社會學家米歇爾·拉蒙特（MichèleLamont）在《工作者的尊嚴》（TheDignityofWorkingMen）一書中説，工人階級相信，他們的道德價值是中產階級和高階層的人所沒有的，他們特別勤懇，賺自己的勞動所得，很正直，這些是他們認為自己價值的很重要的來源。在加拿大、英國也有研究發現了類似現象。

從我的角度説，如何理解這種現象？我覺得可能是身為弱者的一種抵抗，通過在道德上建立優勢來對抗自己的弱勢地位、彌補自己的低自尊。所以他們通常會説，那些“目標掌控者”投機取巧，破壞規則，而他們至少保留着淳樸與正直。另外一個原因是我前面所説的，讀書這件事情對低階層的人來説，寄託着整個家庭對明天的指望，底層離大學場域太遠了，就容易將其神聖化。學校規則在他們心中是神聖不能侵犯的，也是不能利用的。當他們看到另一些人居然可以這樣利用規則，會有內心的神聖性被褻瀆的感覺。

優勢家庭的學生完全不同。他們的父母可能本來就是大學老師、幹部或其他專業人士，大學對他們來説是一個很“近”的地方，心理上沒有距離，自然不會產生神聖感。他們往往是帶着吐槽的、蔑視的、審視的、批判的態度去看待大學這套遊戲規則。

同情“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第一財經：桑德爾在《精英的傲慢：好的社會該如何定義成功？》裏説：“我們越是認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給自足的，就越不可能關心那些比我們不幸的人的命運。如果我的成功是我自己努力實現的，那麼他們的失敗一定是他們自己的錯。”你訪談的那些“目標掌控模式”的學生，他們做事理性、目的性很強，成功可能性當然更大。但會不會長期處在這種習慣性“規劃”和“成功”中，不自覺地成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做了這麼多訪談後，你對“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怎麼看？

鄭雅君：確實很多人有這種傾向，他們沒有確定的價值目標，但是很知道利用遊戲規則，也能看到機會，哪裏能讓他們成功，就往哪去。訪談的時候，很多同學都會提到他們身邊有這種現象，特別是那些低階層的“直覺依賴者”，會用鄙夷的口吻説自己身邊有很多“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我就看不上那些人”“我不想成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但是，我並不同意抨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或者從道德的角度去批判他們。它既已成為一個現象，就説明背後是有社會性原因的。據我觀察，很多可以稱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的同學，是有想追求的東西，有社會理想的。他們後來之所以變成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是因為早早認清了當下環境沒有條件讓他們實現自己的理想。我印象很深的是一個新聞系的學生，抱着新聞理想來讀大學，但畢業恰好很多紙媒關閉，對行業衝擊特別大。他説，反正都是“當狗”，不如找塊“有肉的骨頭”，就去了金融行業。我能感覺到，這條路本不是他想要的，但他很無奈，因為他要承擔生活的重量。

還有一個同學是教授家庭長大的，學政治學專業，很有社會關懷。他説，自己沒什麼物質慾望，不需要掙那麼多錢，家裏也不缺錢，就想先把自己的日子過好，再為社會做些事情。我絕對相信他是真心的。我到現在還記得，當時我們在一個非常喧囂的茶餐廳裏，他説話的時候眼睛都在發亮。可是前兩天我聯繫他，他説在“卷”金融、賺錢。轉折點是工作時碰到了一個非常“卷”的老闆，他媽又讓他背上了北京的房貸，現在他每天都懷疑自己生活的意義是什麼。

所以我認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是社會造就的，這一代的父母也非常實用主義。社會對成功的評判標準就是這樣，讓他們怎麼辦？這些同學也想離開所謂“精緻利己”這條路，但你得問問父母同不同意，社會怎麼看。所以，這歸根到底是社會的評價文化的問題。我對這些同學抱有非常深的同情，批評對他們來説也是不公正的。何況現在的社會環境中，很多罵他們的人，如果有了他們的條件，我相信一樣會成為“精緻利己”的人。

未來還將繼續跟蹤訪談

第一財經：未來你是否還會長期關注這些訪談者的發展和變化，讓研究時間跨度更長，研究結果呈現更多層次？

鄭雅君：如果我的生活沒有大變故，哪怕沒有項目支持，我都計劃每10年回訪他們一次，可以追他們一輩子，直到我離開這個世界。前兩天我因為寄書聯繫上他們，他們都很高興，也很有興趣今後繼續參與我的訪談。尤其是他們中的一些人，跟《人世間》裏的周秉義差不多，通過高考實現了向上流動，到一個新的階層，今後肯定還會遇到很多問題。隨着大家生活境遇的變化，我們也可以探討些更深的東西。

我現在寫的博士論文裏，已經開始討論人們如何化解這些文化障礙。我目前覺得，要化解文化障礙，至少分為個體和社會兩個層面。個體層面一是不斷嘗試，同時意識到你所經歷的不適應是一種正常的、結構性的現象而不是你的錯。二是自我協商，追問自己，如何安放自己過去的身份。雖然我們很強烈地被社會的聲音所影響，可你是自己的主人，自己仍然保有一定的自由度，也可以拒絕社會給你的聲音。借鑑一些古老的智慧或者一些創造性的方法，把心結解開，這是一個自我協商的過程。

從社會層面來説，越來越多的人應該意識到，或者去反思，社會提供的價值判斷不能單一，比如用賺多少錢來評價一個人的價值，而是應該邁向對個人的價值定義更加多元的社會。我們需要多織幾張“意義之網”，讓人們可以把自己的尊嚴和價值掛上去。這是一個複雜的、牽涉多方的文化轉型工程。教育界、媒體界、學術界、政策制定者都有自己可做的一份。當我們的孩子對自我價值的認知不用僅僅建立在考分和收入這些績效指標上，他們就會對自己的文化有更多認同，也會有自信去“平視”那些與自己不同的文化。

我非常期待我以後的訪談，希望可以把他們與自己和解的故事講好，讓更多的人看到他們的掙扎，從他們的解決之道中獲得啓發。其實我觀察下來，不管人先天稟賦有多好，不管出身什麼家庭，只要是社會人，都會承受結構性的束縛，都有自己的困擾，只是這些困擾在不同羣體呈現為不同樣貌，所以也沒必要過度美化中產階層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