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看待愛因斯坦凝視的中國人？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04-18 08:59
撰文 | 徐志凌
假想你是一位大學教授，現在有一個酬金不菲的講學機會，不僅能在跨洋郵輪上飽覽美麗海景，還能去向往的國度體驗異域文化，聽起來是不是很有吸引力？雖然愛因斯坦不喜社交應酬，但他也沒有抵擋住這份邀約的誘惑。1922年，他接受日本改造社的邀請，和夫人愛爾莎一起踏上了旅途。他們一路經過科倫坡、新加坡、香港、上海，在日本停留數週，返程時短暫拜訪了巴勒斯坦和西班牙，近半年後才回到柏林。可惜我們無法穿越回百年前，親眼目睹愛因斯坦在各地露面的盛況，跟隨他的腳步領略東亞、中東、西班牙等地的人情風貌。但《愛因斯坦旅行日記》或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遺憾。書中不僅包含愛因斯坦旅途中所寫的全部日記和部分信件，還有日方接待人員稻垣守克對愛因斯坦的觀察筆記；此外本書的編者羅森克蘭茲先生對旅行進行了詳實的考證，並撰寫了分析性的導讀，讓我們能夠在歷史的縱深之下，多層次地感受和觀察這趟旅行。
如果你想了解一個幽默風趣、富有人情味的愛因斯坦，這本書將是一個很好的窗口。大多數普通人可能無法完全理解愛因斯坦的理論，對這位科學偉人的認識更多地是通過名人名言和趣聞軼事，或許有人還看過傳記或是紀錄片，但説到底都是二手、三手或是N手途徑。一直以來愛因斯坦的作品集也出版了不少，彙集了編者們精挑細選的名篇，不過都是圍繞嚴肅的科學、政治、教育、哲學等議題，似乎過於“一本正經”，讀之讓人倍加崇敬，但親切不足。而在這本旅行日記裏，愛因斯坦大部分時候展現出的狀態相當鬆弛。他興致盎然地觀察着陌生世界，對新鮮事物充滿好奇，心態與一般旅人無異，在閲讀時很容易產生代入感。愛因斯坦的日記文風輕快，語言利落，對於人、事、景以白描為主，雖然都是簡單勾勒，但饒有趣味，像是在看一幅幅速寫漫畫。他筆下的海景、星空、山巒和熙熙攘攘的港口，都讓人心馳神往。
但愛因斯坦的旅行日記讀起來並不都是輕鬆愉快的，他對各國底層民眾生存狀態的描述顯得觸目驚心：黎凡特人“土匪般骯髒”、印度人“在大堆污穢和重度惡臭中棲身”、在哭牆禱告的猶太人“虔誠而骯髒”，但他最多描述的還是中國人——“勤奮、骯髒、遲鈍的人們”、（街道上）“擠滿了行人和苦力黃包車，上面沾滿了各種污垢，空氣中瀰漫着各種各樣的臭味”等等。此外，他印象裏的中國人“麻木遲鈍”，是“地球上最可憐的人民”“因為生殖力被無情的經濟機器殘酷懲罰”。即便愛因斯坦對於中國人民充滿同情，也表達過對中國人和中國文化的好感，這些描述還是多少會讓人感到不適。
需要説明的是，愛因斯坦的日記原本是自己和家人看，從沒想過要公開發表，他在日記中記錄的是直接觀感，本無意冒犯和傷害任何民族。從稻垣的記錄來看，愛因斯坦在言談中對中國習俗、衞生狀況和民眾的面貌都有相當善意的評價。所以愛因斯坦的想法可能更接近於一種無意識的偏見，當然他所持的偏見很容易滑向歧視，尤其是他會將對弱者的偏見合理化，認為其根源是所謂天性或是生物性因素。編輯羅森克蘭茲先生在書的導讀中詳細分析了愛因斯坦在“凝視”他者時帶有的個人偏見和優越感：在旅行中他會更多以歐洲人自居，雖然他稱讚東方自然的精神，但是認為西方在智力上高出一籌。他對中國的印象與刻板的模式與自19世紀50年代起在西方流行的關於中國的刻板印象高度一致。
有趣的是，在此次旅行剛開始時愛因斯坦閲讀了克雷奇默（Ernst Kretschmer）的《體型和性格》，他認為可以對許多旁人進行分類，但唯獨自己這種“絕望的混合型”是個例外。愛因斯坦是個相當自省的人，他已然意識到自我的複雜性，卻在看待他者時，還是傾向於把他們看作同質化的羣體。對於在旅途中遇到的各色人等，愛因斯坦幾乎都會按照國別和民族予以分類，比如“日本醫生”“法國公職人員”“印度乞丐”“葡萄牙中學教師”……熟悉一些的則會點出地域“漢堡出口商”“真正的維也納人”“真正的柏林人”。這些對地域和民族的總體性判斷很容易掩蓋人的個性，而這些判斷往往都是帶有偏見的。雖然旅行通常被認為是開拓視野、消除偏見的方式，但不夠深入的旅行反而會加深偏見，因為旅行者的頭腦中往往都帶有預設的觀念，所見所聞僅僅只是為原有觀念提供了新的佐證。在一定程度上，深入的瞭解與溝通有助於消除偏見。
相較而言，愛因斯坦對日本人的評價更加正面，但也是在與日本人的接觸中不斷改觀。在行程未敲定前，愛因斯坦對日本人的財務條款感到不滿，曾抱怨“日本人是真正的騙子”；在赴日的郵輪上，他感受到了日本人的友善，但他們面目還是缺乏個人特徵，尤其是日本的婦女和孩童“像從一個模子裏刻出來的”；等到在日本的行程過半，他在給孩子們的信中盛讚日本人的優點，表示相較於所認識的其他民族日本人更加吸引自己。
所以無論愛因斯坦對中國或褒或貶，我們都不必抱有太多執念。他對中國只有匆匆一瞥，只記住了抽象的羣像，他沒有與中國人深入交往，日記裏未出現過一位有名有姓的中國人。愛因斯坦沒有更多地瞭解和接觸中國固然是一種遺憾，不過，作為“被凝視的一方”，我們怎樣看待愛因斯坦筆下的中國人，以及用什麼樣的心態看待其他族羣，其實更是值得深思的。
假如愛因斯坦只在當時洋人出沒的租界裏安享奢華款待，留下些許對中國的恭維之辭，對我們而言倒未必是有價值的評論。他的見聞和想法可以被看做那個年代真實狀況的一種折射，它映照出了底層民眾貧困而悲慘的生活，也反映了歐洲人對中國的刻板印象。譬如骯髒與污穢，常被視為文明的反面和貧困的伴生物。1920年代初上海的華界，大部分人口聚居在簡陋的棚户區，環境衞生狀況的確極為惡劣，這在同一時期《申報》等刊物上也多有報道。造成這一現場的原因既有政府統治混亂下的社會治理不力，有民眾的公共衞生意識淡漠，也有工業發展與人口急劇膨脹帶來的城市衞生基礎設施建設難題。在19世紀後半葉的倫敦、柏林等歐洲大城市的快速發展階段其實也都面臨過，1858年夏天泰晤士河的臭氣，一度讓下議院不得不休會，後來是由於下水道系統的修建，以及政府對公共衞生體系的建設才讓環境衞生得到改善。
另外，還有關於中國人生殖力的迷思。18世紀英國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在《人口論》中提出了人口指數增長模型，他將人口增長視為社會前進的阻礙，同時認為中國為代表的亞洲民族沒有能力像歐洲人一樣，有意識地控制生育行為。愛因斯坦顯然與馬爾薩斯看法一致，他似乎還相信中國人會因為極強的生育能力而最終取代其他種族。但從全球生育率的情況看，生育與經濟水平、教育水平的關聯度顯然比民族更高。而且歐洲人也不是先天就能控制生育，18世紀前傳統的歐洲婦女平均育有7-9個孩子，是到了工業革命之後，中上階層的生育率才開始下降。之所以列舉歐洲曾經的情況，不是為了反駁愛因斯坦，而是站在今天的節點回望歷史，嘗試理解背後非民族性的原因，畢竟沒有一種民族文化、社會現象是固定不變的。
愛因斯坦的旅行日記呈現出一種毫不掩飾的真實，這份真實具有感染力，也令人深思。作為“凝視者”的愛因斯坦是如你我一樣的凡人，我們儘可以帶着批判去讀《愛因斯坦旅行日記》，同時也要把這份批判留給自己。反躬自省，我們在“凝視”他人時，是否會帶着偏見與優越感？是否會根據一面之辭或一面之緣，就做出結論性的判斷？
世間參差的背後有着極其複雜的成因，大部分時候人類都受困於自身的境遇。正如愛因斯坦所感慨的那樣“人類高級智慧之花得以盛開的條件似乎非常苛刻，赤貧導致粗陋，富裕導致空虛；嚴寒的天氣使人沉鬱，而熱帶的氣候讓人放縱慵懶”。文明的誕生實在是一種極偶然的幸運，無論是哪個國家和民族獲得了這份幸運，都不應讓其成為偏見與優越感的來源，更應該成為對人類的責任與擔當。
要知道，還有歷史這雙眼睛始終在“凝視”着我們。
本文受科普中國·星空計劃項目扶持
出品：中國科協科普部
監製：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中科星河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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