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不起房就去搶，我又被歐美人刷新了_風聞

南風窗

2023年04月19日 13:48:06 來自廣東省

作者 | 南風窗記者 何任遠

設想你是一處房產的合法擁有者。但一個陌生人，一分錢沒花，就闖了進去，並且長期住在裏面。久而久之，陌生人就成為了你的房產的合法主人。

這不是什麼奇聞軼事。擅自闖入一處房產，並且長期居住或者佔有的行為，在西方社會有專門術語，叫“squatting”，由“squat” （深蹲）引申而來。

更離譜的是，在一些國家或者地區，“squatting”竟然是合法的。在那些被視為非法的國家，佔有閒置房屋的人，也理直氣壯地説，自己有“squatter’s right”，然後不費一分錢，就成為房產的主人了。

新冠疫情以來，占房運動在歐美社會越演越烈。就在最近，有一些海外華人，被盯上了。

回不去的家

“這太離譜了，他們把我鎖在我自己的屋子外。”

美國華人Linda Giang正面對一件她所不能理解的事情。起因是，今年年初，她收到休斯頓當地業主委員會的郵件，説需要清除她家車道上的樹葉。身在加州的Linda，開車載着母親，回到了休斯頓，看看自己能做什麼。

她掏出鑰匙，打開自家房門，令她震驚的事發生了，這裏竟然住着一家五口，他們把屋子搞得一團糟，堆滿了雜物和各種生活用品，完全不是她離開前的樣子。

美國華人Linda Giang的家被佔

占房者是一位黑人女性，她聲稱，他們手上有租約。但所謂租約，並未將Linda或她丈夫列為房東。而這所房屋，的的確確是Linda Giang所有的。他們一家人搬去了加州，雖然貼過出租公告，但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租客。

她原本以為，房屋應該一直空着的。

但眼下，Linda趕不走他們，周旋了一個多月，對方索性把門鎖換了，這下Linda徹底回不了自己家了。

她和她的鄰居打電話給休斯頓警察局，還有第5區的副警長辦公室。兩個機構告知，這是一個民事問題，他們沒辦法逮捕占房者。

在德州，擅自佔地者，可獲得房產，但有一個原則，占房者事先不知道房產有人，而且必須依照誠實行事。

走投無路，Linda帶着ABC的記者，試圖用輿論來捍衞自己的權利，占房者卻大大方方地接受媒體訪問，稱自己不知道發生了什麼。

美國華人Linda Giang接受媒體採訪

後來，警方總算調查清楚，佔住者偽造了租約，這才下達了最後搬離期限。這場漫長的驅逐戰，讓Linda心力交瘁，她下定決心，把屋子賣掉，不做房東了。

Linda這樣的受害者不在少數。

美國一位名叫Brian Cweren的律師接受媒體訪問稱，近年這類欺詐案件越來越多，一些人闖入好房子，想賴着不走。我在這行25年了，過去幾年確實增加很多。

美國之外，歐洲更是占房者的天堂。

占房還有理了？

打開搜索引擎輸入“squatter”，會出現一大堆詞彙，比如，“戰術性佔有”“戰略性佔有”“抗議性佔有”“建設性佔有”…..

無一例外，它們都在教人如何“合法”佔有一棟空房子，而且不被原主人或者當局驅趕。

在諸多歐洲城市，譬如阿姆斯特丹、倫敦、米蘭、雅典、巴塞羅那和柏林這些大城市，都有各色占房組織，打着各種旗號，給各路占房活動者支招和提供幫助。除了佔有長期無人居住的房產之外，squatter也會佔有廢棄的公共建築，譬如閒置的劇院、辦公樓或者醫院等。

擅自佔地者接管廢棄房屋

在不同歐洲國家的語言裏，還有專門的詞彙：在西班牙，占房行動被稱作“okupa”；在荷蘭，它則被稱為“krak”；德語相對應的詞是“instandbesezten”，希臘語裏則被稱為“Chrisoktisia”。

這種在中國人看起來純屬犯罪的行為，在西方社會，有着極其複雜的語境與傳統。

把人家房子佔了，怎麼還能理直氣壯？其實在“squatter”們看來，他們才是站在道德高地的一方。

在他們的羣體中，有這樣一個口耳相傳的“英雄故事”，其主角一直是他們的楷模：

在1921年，從一戰戰場上回歸英國的老兵哈里·科裏（Harry Cowley），在布萊頓郊區看到昔日並肩作戰的同袍退伍後，居住在破敗潦倒的棚屋裏，生活質量非常差。

科裏決心幫助他們找到一處有瓦遮頭的居所。在布萊頓，他闖入了那些空置的中產別墅，組織其他擁有相似理念的人，把那些最潦倒的傷兵和無家可歸者安置進去。

幫助佔屋的哈里·科裏

2003年，科裏的追溯者們，成立了一個無政府主義性質的組織——科裏俱樂部，逐漸發展成英國布萊頓當地一個龐大的社羣。今天，在其官網上，人們還可以找到科裏發動英國本地人找房屋的照片。

“初代squatter”的任務，不僅是為了找到一所空置的房子，還要提供一個“配套”服務：保證無家可歸者的飲食供應、在附近街區設立“哨站”提防警察、跟房屋原主人周旋……

今時今日，“科裏俱樂部”還會面對失業者和無家可歸者，組織講座、讀書俱樂部和電影分享會。

歐債危機、新冠疫情，接二連三的社會動盪，加速了占房運動的出現，尤其是新冠以來，由於許多人的生計受影響，連房租都交不起來，一些國家的政府採取“隻眼開隻眼閉”的態度，默許一些流離失所的人住進一些空置的物業。

如今，占房者運動在全世界遍地開花，占房組織，也變得越來越複雜。

女市長帶頭占房

在美國媒體《Vice》的一部紀錄片中，一個倫敦的占房組織，佔據了市中心的一座空置酒店，讓當地無家可歸者住進了客房。

組織者有着鮮明的行政架構和公共職能小組。

在酒店大廳，占房者還專門設立了公共議事大廳，定期舉辦讀書會和講座。

旅館被占房者佔為己有

這段短紀錄片還拍到了組織者對抗街頭小混混打砸的過程：他們有專門的“安保小隊”，用滅火瓶作為武器，向小混混們砸去。

在酒店的最高處，組織首領舉起了“旗幟”，面對人流如鯽的倫敦大街，宣示了對這片土地的“控制權”。

自我標榜為“左翼佔領者”的squatter們，把佔領空置的酒店、劇院和商場，視為反抗商業社會和資本主義邏輯的抗議。

還有很多佔房者，沒有那麼旗幟鮮明的運動綱領，純粹為了非法獲利，佔領一座房產，轉手出售，或者利用荒廢房屋，做其他非法勾當。

歐債危機影響下，一些南歐國家的社會貧富分化問題更加尖鋭，一些淪為底層或者無家可歸者，也就更加有佔據空置住宅的理由了。

在過去10年，飽受歐債危機困擾的西班牙和意大利，也就成為了“squatting”組織最喜歡光顧的“聖地”了。

其中，西班牙是占房運動野蠻生長的典型案例。

在2003-2005年期間，西班牙修建了70多萬套公寓。曾幾何時，對於英國、德國和法國這些更發達的國家而言，這裏簡直是度假和置業天堂。但房產泡沫開始越漲越大。

在歐債危機的打擊下，西班牙住房的空置數量達到了340萬，幾乎是整個歐盟的總數量三分之一。原本未能投放到市場中的大量閒置住宅，成為了西班牙國內外“squatter”們最先選擇的目標。

西班牙空置的住房

尤其是西班牙著名旅遊城市巴塞羅那，在過去10年，更是占房者心中的“麥加”。佔領閒置房產的行為，也叫 “okupa”，是當地年輕人面對高房價問題表達不滿的抗議行為。

這些年輕人不一定沒有工作，也未必流離失所，他們選擇佔領一座屬於銀行或者大公司的物業，以抗議大資本、大企業在金融危機期間不僅沒體恤普通百姓的疾苦，還囤積房產以獲取價值。

一些來自左翼民粹組織的市政廳議員，本身就是“okupa”運動的一份子。最著名的，要數巴塞羅那女市長Ada Colau。

巴塞羅那女市長Ada Colau

這位社會運動家，早在2009年就名聲鵲起，成立了“按揭受害者平台”，效仿南美洲的貧農，專門“圍攻在大型地產商辦公樓總部的大門。在她的競選綱領中，占房不是犯罪。把房子起好了卻不讓其投入市場使用才是犯罪。

這位常年組織佔領空置住宅的活動家，居然把巴塞羅那一座屬於市政廳的大樓讓給了一些青年藝術家，整棟大廈的租金一年只有象徵性的666歐元，但願意交租金的人寥寥無幾。

法律的微妙

一邊廂是日益增加的無家可歸者，另一邊廂卻是大量任由其閒置的房產。

《空間的道德性》作者、西班牙佔領空屋組織者馬丁內茲（Miguel A. Martínez）認為，讓那些無家可歸者進入居住，不失為一種盤活荒廢資產的手段。對於眾多“squatting”倡導者和實踐者來説，一個核心的理念，就是城市空間的公平分配。

“squatting”在一些國家或者地區是合法行為，在有些國家則是非法行為。在很多時候，人們經常把“squatting”和“trespassing”（非法闖入）混為一談。簡單地來説，“squatting”是在知道一處房產沒人居住的情況下入內居住或者使用，而“trespassing”則是明知裏面有人居住或者使用的時候依然闖入這些地方。

非法與合法之間，有着極其微妙的邊界。

一棟房子被侵佔者刷漆佔有

在美國的一些州，要佔領一座空置民宅，首先得確保沒有人居住。在搬進這座空置住宅的時候，還要通知鄰居，讓鄰居知道，自己是這座房產的居民。

在居住過程中，這些“佔領者”們不得毀壞或者盜竊房子裏面的財物，否則就變成了入室盜竊。

住滿了2到3個月之後，獲得了鄰居的首肯，房子的主人，也就合法地易手了。

在占房法律最悠久的地方——希臘，占房者能夠獲得房子產權的居住時間卻要長得多：居住者要不簡單地居住20年，才能把空置的物業據為己有。

對於原業主來説，定期巡視物業，發現裏面有沒有陌生人進駐，是自己的職責。

實際上，隨着疫情的結束，各國的經濟活動又開始頻繁起來。在疫情封控期間對“占房者”網開一面的市政當局，開始重新收緊了對待“佔領者”們的處罰措施。

就在今年4月5日，法國國會計劃重新修訂非法佔領空置民宅的處罰條例，計劃把佔領空置民居的最長監禁刑期延長到3年，處罰金也從原先的1.5萬歐元上調到4.5萬歐元。

主導草案修訂的法國國會議員、國會經濟委員會主席吉約姆·卡斯巴里安認為，現行的法律法規讓許多原先的業主要通過民事訴訟消耗2-3年，才最終把不交租卻佔着房子的居住者趕走。

但是，“占房運動”是否大規模發作，還取決於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城市空間與資源分配的不公平，應該如何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