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手機印度造，可能沒那麼簡單_風聞

110　　2023年04月22日 07:00 中國新聞週刊

“有的時候問題的嚴重程度可能會被誇大”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克雷格·艾倫發現，疫情結束後，外資企業CEO們非常積極地關注着中國市場，但視角發生了改變，“包括美國、歐洲、日本的CEO們，都在努力説服他們的董事會增加在華投資。”

　　這與疫情三年期間的情況截然不同。“他們以為在中國投資存在風險，而未來回報率有可能會降低，三年疫情讓很多高管無法到訪中國，沒辦法到中國看望他們的員工、訪問相關客户，這進一步惡化了董事會（對在華投資）的看法。”克雷格·艾倫在3月25日舉辦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3年年會上表示。

　　另據中國美國商會發布的《中國商務環境調查報告》，儘管約74%的受訪企業承諾繼續深耕中國市場，但自新冠疫情以來，正在考慮或已經開始將生產和採購等環節轉移至中國境外的企業數量首次增加了10個百分點。調查顯示，近六成受訪企業表示，風險管理和嚴格的疫情防控措施是其公司考慮轉移產能的主要因素。

　　面對諸多挑戰，外資企業仍表現出了增長韌性。據商務部統計數據分析，中國引資規模再創歷史新高，在2021年兩位數增長的基礎上，2022年吸收外資繼續保持穩定增長，實際使用外資首次超過1.2萬億元，按可比口徑同比增長6.3%。以美元計達到了1891.3億美元，增長8%，引資規模依然保持世界前列。

　　“大多數外資企業表示中國仍是他們供應鏈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大多數人喜歡在這裏工作。”中國美國商會總裁何邁可告訴《中國新聞週刊》，正在或準備擁抱新市場的公司是什麼類型、轉移了哪些產能或部門、他們為什麼離開，既有共性原因，也有企業自身的考慮，不能一概而論。

　　“孔雀東南飛”，未必是壞事

　　中印越電子協會（CMA）秘書長楊述成近期剛帶領一支120人組成的商務考察團結束在越南的走訪，團隊全員為中資企業，來自電子、手機、汽車、儲能、光伏等多個行業，甚至還有一部分想赴越考察的企業主因為滿員而未能成行。

　　“很多行業企業出海早已開始，並非疫情後才有的現象。”楊述成以智能手機為例介紹説，大多品牌從2015年前後出海，因為國內智能手機市場已趨於飽和狀態，而產品端又沒有革命性技術出現，不能刺激新的消費需求，因此要到海外尋找新的市場。相比之下，在中國運營的外資企業在其他國家進行市場佈局的時間更早、生產更具規模性。

越南海防市一家企業內的電動汽車生產線。圖/視覺中國　　早在2012年10月，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曾訪問越南，推動“越南第二工廠”的投資項目。三星電子一位公司高管曾在媒體上透露，在越南建廠的最大考慮因素是“成本”，當時中國的人工費用上漲，價格競爭力下降，而“新工廠設在越南北部的農業大省太原省，不僅與越南主要大城市交通方便，而且勞動力充足，能夠降低人力成本。” 

　　截至目前，三星在越南投資了約180億美元，擁有6家工廠，其中2家專注於智能手機的製造，產品用於供應北美和歐洲市場。2021年，越南產的三星手機佔該公司總產能60%，雖然近年來三星一再削減越南智能手機產量，但據越南政府人士消息，2023年越南三星工廠的智能手機產能佔比仍在40%。

　　與此同時，三星在中國的工廠接連關閉。2019年9月底，三星宣佈暫停在中國最後一座手機工廠的生產，這家位於廣東惠州的工廠成立於1992年，曾是三星全球最大的手機生產基地。隨後，2020年8月，三星關閉了在中國的最後一家電腦工廠，2020年11月底，三星又關閉了在天津的電視工廠，這是三星在中國的唯一一座電視工廠。

　　蘋果也在開展在中國以外市場的佈局。先是於2020年將部分Airpods的生產線從中國遷移至越南，去年6月，又將平板電腦“iPad”的部分生產由中國轉移到越南。另據路透社報道，蘋果將在“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機市場”印度生產iPhone 14。摩根大通分析師預計，到2025年，中國境外生產的蘋果產品佔比將提升至25%，這些產品包括Mac、iPad、Apple Watch和AirPods。

　　“中資企業到海外建廠更多是為了提升國際競爭力，而大多數外資企業將部分產能轉移到中國以外地區的目的明顯不同。”楊述成分析説，這些跨國公司大多將海外市場作為生產跳板，以便將產品出口到歐美日韓等國家。

　　繼佳能去年關閉部分中國產線之後，另一家相機大廠索尼也將大部分相機產線遷至泰國。據日本媒體報道，此前索尼從中國和泰國的2個基地向全球出口，但以後中國工廠將僅生產面向中國市場的產品，在日美歐等中國以外銷售的相機幾乎全部轉為在泰國工廠生產。

　　“最近一段時期，一些產業看上去有‘孔雀東南飛’的跡象，轉移到了東南亞等地區，這裏面有多重因素。”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3年年會上，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分析説，一是美國對華搞貿易戰，到現在為止，加徵的關税絕大多數仍未取消，很多原來“在中國、為美國”的產業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轉移，轉移到東南亞去了，目的是為了取得原產地認證，規避關税壁壘。二是東南亞一些國家的綜合要素成本短期內的確有一定比較優勢。這些年來中國的土地成本、勞動力成本的確有所上升，這是事實。三是東南亞一些國家如越南加入了不少自由貿易協定，自己也採取了很多力度比中國還大的税收優惠措施。四是《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生效後，利用原產地累加規則，一些企業即使搬到東南亞了，也可以免關税進入中國內地市場，即實現“在東南亞、為中國”。

　　除了電子行業，不少鞋服品牌也在轉向東南亞市場。2010年之後，越南逐漸取代中國成為阿迪達斯、耐克等運動品牌的鞋類最大生產地，到2020年，越南生產了阿迪達斯四成的鞋子，耐克一半以上鞋類產品來自越南。

越南河內市的一家運動品牌服裝工廠。圖/視覺中國　　“從長遠來看，這種現象未必是壞事。”黃奇帆分析，一是轉移出去的不少產業是中國自己的民營企業，出於規避關税壁壘的考慮，適當調整佈局，無可厚非。二是目前轉移出去的企業多以服裝鞋帽等對關税壁壘比較敏感的低附加值產品為主，雖有一些電子元器件，多以裝配組裝為主，這也是適應東南亞國家所處發展階段所需要的。而對中國主力出口的機電產品等具有一定科技含量的產品，關税壁壘不會形成大的影響。這幾年對美出口不降反升就是例證。

　　三星在關閉惠州手機工廠時發表的一份聲明也驗證了上述分析。三星表示，其在華產業佈局已經轉型為符合中國政府指導方向的高端製造產業，（到2020年）前6年在華高端產業持續投資，金額超200億美元，遠高於產業調整的金額，以後也將持續在華進行高端產業的投資。現實中，三星在大量關閉低端製造工廠的同時，陸續在蘇州、西安和天津等地部署半導體生產工廠，聚焦高科技領域。

　　“中國電子手機產業鏈並沒有所謂的轉移到海外。”楊述成也表示，走遍印度、越南等亞洲國家所看到的，還是中國的一些低端製造的外溢，高技術含量企業或獨角獸基本都在國內，並未到海外投資建廠。

　　黃奇帆在分析產業轉移現象時還表示，隨着東南亞這些國家經濟增長，本地的需求也會驅動“銷地產”的基本邏輯，即“在東南亞、為東南亞”，所以一些跨國公司在東南亞開展布局，也是合理的，自然也會帶動原來在中國的配套企業跟着走出去。

　　他還分析，RCEP產業轉移的目的地基本上是RCEP成員國。隨着RCEP的實施，中國與RCEP國家將形成日益緊密的產業鏈供應鏈聯繫，將來會出現“在中國，為中國”“在中國，為RCEP”“在RCEP，為中國”“在RCEP，為全球”等多種產銷模式。那個時候，中國大市場疊加RCEP大市場、中國的雙循環疊加RCEP大循環將深刻改變世界產業鏈供應鏈版圖。

　　“中國自2001年加入世貿到現在，對全球價值鏈的構建起到了核心作用。”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美國對外關係理事會成員尼古拉斯·拉迪分析説，在美企業無論是服務國內市場還是出口，都依賴於中國的一系列中間品供應、要素供應，所以還不能印證所謂的“全球價值鏈重構”的故事，“有的時候問題的嚴重程度可能會被誇大。” 尼古拉斯·拉迪説。

　　“為了增強企業供應鏈韌性”

　　去年第四季度初，中國美國商會和普華永道合作，徵詢了上百家在華美國企業的經營意見，55%的會員單位將票投給了“疫情防控措施”，認為這是2023年美國企業在中國市場面臨的第二大挑戰，僅次於“日益緊張的中美關係”。儘管防控政策在去年末已經調整。

　　“到現在為止，來中國的航班、簽證依舊沒有完全恢復，並且，很多企業在過去三年都經歷了供應鏈風險難關。”中國美國商會總裁何邁可舉例説，過去很多美國企業的關鍵零部件只從中國進口，甚至只由中國的一家企業供應，但因防控需要，供應鏈不得不中斷，那麼這家海外企業就只能停產，甚至面臨更大的經營風險。

　　“這些海外企業只是不想再僅僅依賴於一個公司、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那太冒險了。”何邁可説，大多數美商仍會繼續保留在華業務，但他們可能同時在考慮增加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投資，或是尋找新的供應商，讓供應鏈多元化。

　　美國企業在經營上的另一個變化是“增加庫存”，儘管這樣增加了生產成本。何邁克介紹説，一些企業因擔心再次出現供應風險，寧可提前從中國發貨運到美國存儲，來確保生產安全。

　　“全球價值鏈的空間佈局產生了顯著變化。”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校長趙忠秀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3年年會上介紹。橫向對比，全球價值鏈趨於區域化、本土化。以美國、日本、歐盟為代表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展現出強烈的本土化訴求，試圖通過推進再工業化解決國內產業空心化困境，降低在突發衝擊時對其他國家過度依賴導致的斷供風險。

　　而從縱向看，全球價值鏈正趨於短鏈化。趙忠秀表示，發達國家力主“產業迴流”，對全球價值鏈縮短形成了一定影響，同時，新冠疫情的波及面更廣、持續時間更長，對更長鏈條、更多環節的傳統價值鏈分工體系的衝擊更加嚴重和持久。為此，跨國公司逐步收縮全球價值鏈以保障其供應鏈安全穩定。

　　“防疫措施會對一個地區企業的運作和生產造成衝擊，而這個衝擊會沿着全球價值鏈像多米諾骨牌一樣進行上下游傳遞，使這個衝擊被擴大化。”日本國立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教授、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研究院海外學術院長邢予青表示。他和團隊的最新研究成果顯示，為避免上述衝擊，全球價值鏈正面臨重組，從“傳統的以純粹的經濟效益為目標變成多目標發展”，“因為需要考慮到價值鏈的韌性，即能夠抵禦自然災害或者類似新冠病毒這樣的災難的能力。”邢予青説。 

　　“在疫情大流行和地緣政治的多重壓力下，跨國公司不得不通過供應來源的適當多元化以及增加庫存來增強其供應鏈的韌性。”商務部原副部長、世界貿易組織前副總幹事易小準總結説，但他更擔心的是，“少數主要發達國家將經貿問題政治化和泛安全化，他們正在毫不掩飾地推出貿易保護主義措施。”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動用行政手段強推科技產業‘脱鈎斷鏈’、脅迫製造業的產業迴流和‘友岸外包’，號召盟友打造以意識形態和共同價值觀為基礎的供應鏈。”易小準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3年年會表示，這些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逆全球化舉措，只會使發達國家失去經濟全球化為其提供的低成本、高效率和技術創新的紅利，加劇全球性的通貨膨脹，卻不會保證其供應鏈的安全。

　　事實上，許多國家政府和企業已經開始了產業鏈重構。早在2020年4月，日本政府就推出了“日本企業的供應鏈改革”。邢予青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3年年會上介紹説，截至目前，日本負責產業迴流工作的經濟產業省已經批准了418個項目，日本的貿促會負責產業向東南亞的分佈，同一時期日本貿促會批准了103個項目，每個項目的補貼高達50億日元。

2023年4月11日，觀眾與日本參展企業工作人員溝通。第三屆中國國際消費品博覽會除中國外，有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泰國等10個《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成員國的企業積極參與。圖/新華　　美國去年通過了《芯片與科學法案》，強調強化美國半導體產業供應鏈安全和維護國家安全，為美國本土半導體制造和其他相關前沿領域的科研活動提供了鉅額財政撥款，以及税收抵免等產業優惠舉措。

　　以美資企業為例，《中國商務環境調查報告》顯示，亞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美國是目前兩大目標遷移地。另外，與中資企業在墨西哥市場落地尋求開拓北美市場機會呈現出反向趨勢，美資企業遷移到墨西哥、加拿大的會員佔比從2021年的17%下降到2022年12%，不同的是，有30%的會員企業考慮將產能遷回美國本土，提高了6個百分點。

　　WTO總幹事奧孔喬-伊韋阿拉曾指出，“貿易保護主義、供應鏈脱鈎和治理的碎片化具有極大破壞性，將會帶來非常大的代價。”

　　“當前世界經濟所面臨的通脹壓力已經太高，無論是推動供應鏈近岸化、友岸化還是產業迴流，都將進一步推高已經難以承受的通貨膨脹率，使瀕臨衰退的世界經濟雪上加霜。”易小準認為，面對當前各種全球性的危機，各國應當摒棄零和思維，回到多邊合作的正確軌道，共同維護一個相互依存、高效和穩定的全球供應鏈。

　　更激烈的國際招商競爭

　　一貫以農業著稱的越南北江省在今年前兩個月完成了7.919億美元註冊投資總額，在吸引外資方面，北江省領先越南全國，佔越南註冊投資總額近一半，同比增加9.7倍。

　　越南計劃投資部官網顯示，2023年前三個月，有67個國家和地區在越南投資，新加坡和中國排在前兩名。以北江省為例，前兩個月的投資總額中，僅新加坡富聯精密科技廠和來自中國的產能為3500兆瓦/年的太陽能電池板廠這2個外商直接投資（FDI）項目，總註冊資本已達約7.61億美元。

　　越南《人民報》報道稱，越南多地發揮基礎設施體系優勢，着力改善營商投資環境和實施有選擇性地引進外資的戰略。以海防市為例，各經濟區和工業區的FDI項目投資總額近210億美元，其中一半以上投資於電子產品、手機、計算機制造等高科技領域，22.3%投資於汽車、摩托車、機械設備、工具及零配件製造，將近10%的投資用於物流、基礎設施業務。LG、和碩、環旭電子、普利司通等許多世界龍頭企業赴海防市投資後，在供應鏈上吸引了更多衞星項目，形成產業集羣，如LG在長裔工業區的生產基地。

　　“很多中資企業到越南考察後，感覺當地產業鏈基礎還比較薄弱，但受越南招商政策吸引，隨着更多外資企業到來，如手機產業鏈很可能未來在3~5年得以完善。”楊述成預測説。

　　越南去年批准了《2021-2030年外國投資合作國家戰略》，旨在增加來自亞洲、歐洲和美國的外國投資資本份額，為提高外商投資合作效率，該戰略提出了“發展配套產業”等九項具體解決方案。

　　“亞洲發展中國家在放寬外國投資方面最為活躍。”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D）最新發布的《2022年世界投資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繼續採取放寬、促進或便利投資的政策，如精簡行政程序，實施或完善投資激勵機制、促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法律和體制改革等措施。

　　UNCTD報告數據顯示，2021年，全球各國採取的有利於投資的55項政策措施中，有48項由發展中國家提出，突出表明吸引外資仍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復甦戰略的一個關鍵因素。

　　另據中國商務部官網發佈的《2020年世界主要經濟體外商投資政策變化與影響分析》，在中東地區，總體上各國對於外商直接投資均持歡迎態度；印度在投資政策上除了對中國嚴加控制外，對外商投資總體上持開放態度，宣佈將努力打造一個投資環境友好的目的地。2020年4月到8月，印度FDI同比增長16%，至271億美元。

　　相反，發達國家對外資審查日趨嚴格。據UNCTD統計，基於國家安全原因進行外資審查的發達國家總數已高達36個。但招商引資仍是其重要工作，美國商務部主辦的國家級投資促進活動“選擇美國”（Select USA）2023年投資峯會將於5月初在馬里蘭州舉辦。該峯會於2011年創辦，致力於促進對美商業直接投資。美國政府羅列的投資美國的優勢包含了：美國是世界上最具有吸引力的消費者市場、每年18萬億美元的GDP、3.2億人口的市場、與20多個國家簽訂了自由貿易協議、透明公平穩定的商業環境等。

　　“過去三年，東南亞各國、印度，包括美國都一直在對外資企業進行持續招引。現在中國的疫情防控政策改變，外資企業會增加在華投資嗎？企業也在考慮。”何邁可説，發展中國家有成本優勢，而發達國家本就具備相對完善的法律制度、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和投資獎勵政策等基礎，在招商引資政策的加持下，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跨國企業的投資流動。

　　“歸根結底，

　　企業需要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

　　3月28日，商務部部長王文濤會見了荷蘭阿斯麥公司全球總裁温寧克，強調中國堅定不移推進高水平開放，願為包括阿斯麥公司在內的跨國公司來華髮展創造良好營商環境，並提供高效服務。

　　“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對廣泛的公司具有持續的吸引力，不論是汽車、飛機，還是咖啡、巧克力。”何邁可介紹説，“多數的商會會員企業仍將中國視為首選市場。”

　　“歸根結底，企業需要公平公正的市場環境，如果能做到，將為中國釋放巨大的增長潛力。”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克雷格·艾倫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提出了五點美國企業所面臨的問題，即需要更透明的監管、更透明的國際規則、更平衡的國有企業和私營企業之間的競爭，並希望中國能夠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實施更透明、更公平的政府採購機制。

2021年11月7日，第四屆進博會上的荷蘭阿斯麥公司展區。圖/視覺中國　　“經濟的條件還是向好的，政策可以進一步改革，來滿足美、歐、日，以及各國企業的需求，這樣外商也願意更好地在中國這樣一個好的市場加大投資。”克雷格·艾倫以固定資產投資變化為例對比説，2022年國有企業固定資產投資上升9%，私營企業上升了不到1%，而外企的固定資本投資是-5%。“希望隨着時間推移，有政府的指導和監管的引導，市場的條件會更加公平，能夠推動中國經濟的有效增長，以帶動全球經濟的增長。”

　　今年“兩會”上，國務院總理李強回答外國記者提問時表示，“今年還將對接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進一步擴大開放。”2023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擴大市場準入，加大現代服務業領域開放力度。

　　針對外商投資企業對營商環境的顧慮，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鳴在去年末建議，應更大力度改善營商環境，進一步擴大外資准入，提高外商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落實好外資企業國民待遇。

　　如何將歡迎外資的表態落地為公平營商環境的改善，更為重要。降低准入門檻方面，中國不斷壓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中的服務業條目，增加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中的服務業條目，增加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方面，中國積極推動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加入《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的談判也已啓動。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束珏婷近期也表示，下一步將會同各部門、各地方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不斷優化完善工作機制，為外資企業和項目在華經營建設提供全天候全流程服務，營造更優投資環境。

　　發於2023.4.24總第1089期《中國新聞週刊》雜誌

　　雜誌標題：“產業轉移”，中國如何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