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起源與工業幻想（下）_風聞

    任何迅速強化的生產體系，無論其貼着何種主義，水利的還是草原森林的，都面對着一個共同的兩難選擇：每單位時間內投入生產的能量的增加勢必使生態環境自新、自淨、自生的能力負擔過重。無論其涉及何種生產模式，避免生產力衰退的災難性後果的唯一方式：採取更有效率的技術。過去500年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科學技術一直在和人類歷史上最迅速、最無情地強化着的生產體系抗爭着。

    依靠科學和工業技術，工業國的平均生活水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高。這一事實最有力地支持了相關進步不可阻擋的信念——或許是巧合，共產國際和美國商會都同樣執守這一信念。然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只是在近兩百年裏才開始的，而迅速的技術變化和生產強化之間的競爭卻至少已進行了500年之久。在封建社會後的大多數時間內，儘管不斷引入一系列節省勞動的精巧機器，生活水準卻徘徊在貧困的邊緣，經常還跌入前所未有的低谷。

    理查德•威爾金森指出，在1500年至1830年期間，英國所採用的一切技術改變都是出於無奈，都是對資源短缺或人口增長以及無情生殖壓力的直接反應。在這一全程的背後，存在着日益緊迫的耕地短缺，它迫使人們轉向製造業，轉向以城市為基礎的謀生手段。這個偉大的技術革新時代也是人口增長最快、生活費用最高、窮人受苦最甚的時代。

    16世紀中，歐洲人口自黑死病大瘟疫後首次繼續增長，採礦業和製造業的發展可與18世紀工業革命時相提並論。制銅業和金屬貿易規模快速擴張。鍊鐵業經歷了從鐵匠爐到大型吹風爐的轉變，開啓了規模量產的新階段。玻璃製造、製鹽、釀酒和制磚業都得到迅速的發展和強化。英國停止了粗羊毛出口，轉向了成衣製造。建築和燃料的需求使木頭和炭的消耗大大增加，英國的森林難以維持現狀。為了緩解17世紀的大“木材饑荒”，人們加快了煤炭的開採。為了獲得煤，礦工們開鑿了更深的礦井。為了排水，他們在礦山腳下挖了排水洞。當礦井太深不能排水時，他們試着用馬拉水泵抽水，後來又採用水輪泵，繼而用上了蒸汽真空泵。

    這一期間，大多數工廠繼續依靠水利為其動力。隨着土地的日愈緊缺，羊毛價格上漲了。不久，從印度進口棉花變得比在英國養羊更合算了。為了開辦棉紡廠，人們需要更多的水力。但沒多久，適合安裝水輪機的地點就很難找到了。此時此刻，詹姆斯·瓦特和伯明翰的馬修·博爾頓（1728年—1809年）才合夥改良了蒸汽機，目的是產生棉紡機所需要的旋轉運動。

    隨着製造業的擴展，貿易量增加了。馱畜已難以負擔這一重任。商人們更多地使用了四輪或二輪的運貨車。然而車輪卻把道路搞得坑坑窪窪，有如泥沼。於是人們組織了公司，想提供可供替代的運輸方式。他們建設了運河網絡，並試驗了馬拉車的鐵路。為了拉運河中的船和路上的貨車，人們需要大量畜力，但可以種草的可耕地卻繼續縮減。不久，飼養馬匹吃草的成本超過了向蒸汽機車供煤的成本。只是在此時此刻——即1830年——蒸汽機車的時代才真正開始。

    用威爾金森的話説，所有這一切“從本質上説只不過是努力應付一個擴張社會所面對的日愈增多的生產困難而已”。在1830年以前，英國一些偉大天才所精心創造的技術從未真正超越該體系對自然資源的貪婪渴求。在黑死病大瘟疫後的500年中，英國工人階級的貧困悲慘狀況基本上依然如故，這些都為馬克思和他的密友恩格斯思考完善他們的理論提供了直接素材。

    對18世紀生活水準的傳統估計方法一味強調一個城市中產階級的興起，給這一時代塗上了玫瑰色的油彩。誠然，自1500年以來，中產階級在絕對人數上在穩定增長，但在19上世紀中葉以前，中產階級在歐洲人口中並不佔重要比例。在此之前的財富分配同當今許多不發達國家的狀況並沒有太大差別。人們看到18世紀的倫敦或巴黎後，不免為其喧鬧和文雅的氣氛所惑，恰如今天人們看到墨西哥城或孟買的摩天樓後不免要上當一樣。然而，在10%的人所享受到燈紅酒綠背後，是其餘90%的人勉強餬口的悲慘生活。

    在美國，中產階級的成長速度比歐洲更為迅速，因而其興起常被用來曲解我們的歷史觀。但是，美國殖民地時期的經驗只能算一個反常之例。美國人攫取了一個以前不存在稠密人口的大陸。在一個土壤、森林、礦物資源如此富有的蠻荒之地，即使青銅時代的民族也能努力維持一百年生活節節高的好日子。真正檢驗頭三個世紀技術迅猛變化之後果的唯一地方是舊大陸。在歐洲，科學進展不僅沒有解脱農民和莊園的困境，而且產生了一種城市貧困和墮落的新形式。

    某些事實似乎不容爭辯。機器變得越大，操縱機器的人就必須幹得越久越累。到了公元1800年，工廠工人和礦工一天要幹12個小時，其勞動條件之差，任何有自尊心的人都難以忍受。新型省工設備的操縱者們在輪機和礦井中持續的嘯叫噪音中，在灰塵、煙霧、臭味中苦撐一天之後，回到了滿是蝨子跳蚤的破爛小屋。和以前一樣，只有財主才吃得起肉。由於缺少陽光，食物中缺少維生素，一種使骨頭扭曲的新疾病，即佝僂病在城市和工廠區蔓延，塵肺和肺結核及其他典型的營養不良症也在增加。

    人們繼續直接和間接地“減少”嬰兒，其規模或許不亞於中世紀。許多被法律視為無意或有意“人為減少”嬰兒的事件被當作偶然事故輕輕放過，人們還在杜松子酒或鴉片的幫助下從肚子裏拿掉不想要的孩子，或者不小心生下來就有意讓它死於飢寒。用《世界史編年手冊》的著作者威廉·蘭格的話説，“在倫敦和其他大城市的街頭或糞坑裏，看見嬰兒的屍體已經是司空見慣之事了”。人們本該將嬰兒扔到教堂門口，但這被人發現的可能性太大了。最後，國會決定出面干預，建立了各種體制的棄兒醫院以收容棄嬰。並讓棄嬰父母並不為之擔風險。在歐洲大陸上，棄兒醫院的牆上裝有一旋轉小箱，嬰兒可放在箱內送進去。

    然而，政府卻無力承擔將孩子培育成人的費用，棄兒醫院迅速成為事實上的“屠宰場”，其作用只是證實了唯有法定機構才具有生殺之權。在公元1756年至1760年期間，倫敦的第一棄嬰院收容了15000名嬰兒，其中只有4400人活到老青少年時代。其他上萬名的棄嬰葬送於教區習藝所僱用的保姆之手。為了節省經費，教區官員機構的收容人數仍穩定增長。在法國，收容人數從1784年的每年4萬人上升到1822年的每年13萬8千人。在1830年，全法國共有270個旋轉小箱日夜在輪轉。

   “那些將嬰兒丟在小箱裏的母親知道，這幾乎和把孩子扔到河裏一樣，肯定會讓他們送命的”。在這些機構中，約80%到90%的嬰兒在人生的第一年就夭折了。由導演湯姆·提克威執導、2006年上映的影片《香水》開頭即為我們重現了這些陰暗的歷史場景，如果不瞭解過去，也就無法看懂現在。

（影片《香水》劇照）

    公元1770年以後，歐洲某些地區進入了人口學家所謂的“早期轉折”階段。這時期人的死亡率顯著下降，而出生率卻幾乎沒變。這並不一定意味着生活水平得到了改善。有關不發達國家“早期轉折”時人口的調查表明，死亡率的下降及相應人口的增長同健康福利水準的持平甚至惡化往往並行不悖。

    例如，本傑明·懷特在上個世紀70年代調查“共同貧困”且“內卷化”的印尼中爪哇農民時發現，多養孩子如能帶來超過其撫養費用的一點點收益，父母就願意多養孩子。孩子數量和收入之間的關係有助於説明，許多不發達國家和地區何以對自願的家庭計劃生育如此不感興趣。只要養孩子的純收益大於費用，養更多孩子的家庭就會比其鄰居過得稍好一點，即使在這個時期，人們總的生活水準可能會下降。

    在歐洲，18世紀末是個大量需要童工的時代。在家庭中，孩子們參加了各式各樣的“茅舍工業”活動。他們根據和大老闆訂下的合同，幫助大人梳理羊毛，紡棉花，製造衣服和其他物品。當製造業的地點轉到工廠，兒童常常成為勞力的主要來源，因為他們比大人更順從，支付工錢也比大人少得多。可以確定地説，工業革命早期死亡率的下降起碼在某種程度上是因為對童工日愈增長的需求，而不可全歸之於食物、住房、健康的實質性的全面改善。以前被忽視、丟棄、“消失”的孩子們現在卻被賦予一種意義不明的特權：活到能幹活的年齡。

    在封建時代之後的頭三個世紀中，機械化和科學技術的失敗已是盡人皆知。在歐洲大陸，日愈深廣的痛苦和慘況觸發了法國革命。1810年，英國工廠區的工人們唱起了“或者麪包，或者流血”的歌曲。越來越多的貧民不得不靠偷盜以求一餐。在1805年到1833年期間，英國每年對偷盜案的判決增加了540%，在1806年至1833年期間，至少有26500人被吊死，其中多數人只因偷了一點點錢。

    1798年，英國牧師托馬斯-馬爾薩斯看到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中工人階級的極其悲慘的境況，出於對革命的恐懼，他闡發了一套貧困痛苦不可避免的著名理論。人類生存手段甚至是越來越多了。馬爾薩斯並未宣稱人口永遠不能和食物供應達到平衡，他只是警告説，人口如不實行自我節制，那麼就只能通過戰爭，殺嬰，瘟疫，流產和人們不樂意的避孕方式來節制。如果只就以往的狀況而言，馬爾薩斯是完全正確的。他的謬誤之處在於，未能預見到工業生產和新式避孕方法將很快使生活水準獲得迅速的史無前例的提高。

    馬爾薩斯和其他19世紀經濟學家的預言後來被統稱為“悲觀科學”，他們受到了卡爾-馬克思和其他改革派、激進派的挑戰；後者的根據是：歐洲農民和工人所陷入的貧困悲慘境地只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中特殊法則作用的結果，並非人類存在普遍法則的必然。依照馬克思的理論，資本家靠剝削工人謀取利潤，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管人口是增加還是減少，工資總被拉到僅能餬口的水平。馬克思説，資本主義的內在規律不可避免地導致財富集中於少數寡頭之手，並導致其他所有人的貧困化。不過，他和馬爾薩斯一樣，未能預見到很快即將發生的生活水準改善。

（影片《香水》劇照）

    馬爾薩斯執迷於生殖的規律，馬克思則執迷於生產的規律，兩人均未把握這個事實，即工業革命正為生產和生殖之間創造出一種全新的關係。

    和以往一切生產方式的重大改變不同，19世紀的工業革命在導致勞動效率大幅度提高時，伴隨而來的並非人口增長率的提高而是降低。人口增長率從19世紀初年約1%的高峯在一個世紀後下降到0.5%，儘管每人所能得到的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數量增加得更為迅速。儘管對美洲的移民有助於降低整個歐洲人口的實際增長，但出生率從45%降低到不足20%才是人口增長降低的主要原因。

    這一現象被稱為人口學上的轉折。全世界的經濟學家和政治家們都把經濟發展的希望寄託於這樣一個估測，即出生率的降低是對高效率技術的採用的正常反應。然而，從人類學的角度來看，再沒有比這更不正常的事情了，迄今為止，勞動生產率的每次重大改變都伴隨或導致人口急劇增加。在舊石器到新石器的轉變中，在從石器到鐵器的轉變中，在中美洲從刀耕火種法到填海造地（也稱“浮動種植園”）耕作法的轉變中，在中國從靠天降雨到運用灌溉的轉變中，情況似乎都是如此。就歐洲而言，自青銅時代以降，特別是自中世紀初葉到19世紀開端，情況尤為如此，技術迅速變革的每一時期同時也是人口迅速增長的時期。

    為何會發生人口學上的轉折？我以為，它是在三個特別的文化事件——燃料革命、避孕方式革命和職業革命——的共同作用下發生的。

    所謂燃料革命，是指通過在農業、工業、採礦業和運輸業上應用蒸汽機、內燃機、汽油、電力和噴氣發動機成百上千倍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這些發動機應用的規模之大，足以補償過去人口的緩慢增長，其應用也完全有賴於以前以煤和石油的形式完整儲存於地球內的巨大能量的突然釋放。不難想象，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利用瞭如此巨大的能量，怎麼可能不給相當數量的人的生活帶來起碼的改善。

    所謂避孕方式革命，是指運用機械的和化學的手段發明出安全而廉價的減少懷孕的方法。在18世紀，避孕套曾被廣為宣傳，但它是用羊腸製成的，主要用於防止梅毒感染。隨着1843年橡膠硫化工藝的發明，人們可以運用工業技術大規模生產“膠皮避孕套”了。與此同時，中產階級於19世紀末開始使用陰道灌洗器和陰道塞，到了20世紀初，工人階級家庭也仿而效之。“人為減少嬰兒”的現象少了，出生率也同樣下降了。

    當代的避孕降低了干預生殖進程所需付出的代價，但同時必須推動家庭具有干預這一自然過程的願望。人們必須有少養孩子的願望。只有在此時才會出現職業革命。限制受孕的動機基本上是父母對利弊得失綜合考慮的結果。隨着工業化的進程，養育孩子的成本提高了，因為一個孩子為了獲得足以謀生和孝敬父母的技能，必須用更長的時間來學習。與此同時，人們謀生的環境和方式也發生了改變。家庭僅僅是做飯和生兒育女的地方罷了。工作不再是在家庭農場或家庭企業以內或附近，由家庭成員完成的事；相反，它成為在辦公室、倉庫或工廠和其他家庭成員一起完成的事情。因此，養育孩子的回報利益越來越依據孩子作為工薪者所獲得的經濟成就而定，越來越看他們是否願意在年邁父母遇上可能的疾病和經濟困難時助一臂之力。

    無痛苦避孕法的廣泛運用和職業結構的改變，為解釋現代社會生活中許多令人不解的問題提供了一把鑰匙。壽命的延長以及醫療費用的持續提高使年邁的父母期待孩子給予舒適安定生活的希望日益變得不切實際了。因此，我們正在用老年保險和醫療保險的辦法取代工業化以前孩子照看老年父母的習俗。當這一過程完成之後，父母孩子之間真正反哺關係的遺蹟也將一併抹去。

    在美國或中國，目前把一個上中學的孩子培養至上大學時需要的支出可謂耗資巨大，其中只有極少部分會以金錢、物品或服務的方式回報給出資人。當然，我並不否認，精神上的收穫，譬如看到孩子成長時所感受的歡樂也會讓人有所值得。但誰又能説，如今看到三個孩子成為騎手跑堂比看到一個孩子成為醫生律師能感受到更多的快樂呢？這就是許多發達國家和地區生育率持續下降、離婚、非婚協議同居、丁克族等均在增加的原因。這也是新的家庭生活的試驗模式，性“解放”和“代溝”日益轟動社會的原因。

    簡言之，技術在和生產強化，資源枯竭和效率降低的競爭中如何佔領上風。與此同時，工業世界開發出新的，巨大的廉價能源，而人口增長卻遠低於其生殖潛力，於是工業世界就能在人民中分配這樣一財源。然而，這樣一競爭還遠沒有結束。技術看起來的優勢只是暫時的。我們正面對着，對耗費大量燃料的機器的崇信，正在導致資源枯竭，低效率和低利潤率。

    煤和石油不能循環再生，它們只能以或快或慢的速度消耗殆盡。殼牌石油公司曾估計，1995年是石油生產的最高點，而煤炭生產的最高點將在2100年。問題不在於何時最後一滴石油流乾或何時最後一塊煤被開掘出來。遠在最後一片草，最後一匹馬或一隻馴鹿消失以前，資源枯竭對生活水平的影響就已讓人不能承受了。我們對石油和煤炭的探尋越廣越深，一切工業活動的成本就會越加昂貴。在這種狀況下，物品和服務的成本日益提高，在食品和其他能源生產中投入更多的能量只不過加快了效率明顯降低的速度。

    事實上，工業社會的所有產品和服務均有賴於從上述資源中獲取的大量能源的投入，因此，通貨膨脹勢必逐步降低一般人購買這些物品和服務的能力，而這一切卻被視為當今人的健康和幸福所不可或缺的。

    在工業國家中，生活水平將以多快的速度下降，下降到怎樣低的水平，這個問題全看人類向替代能源轉換的過程要延遲多長時間。人們需要考慮陷入極度貧困的可能性了。面對緊迫的，勢不可免的礦物燃料的緊缺，我們仍為降低浪費這些資源的速度。我們仍加快擴大采用礦物燃料的技術規模，將大量的礦物燃料大手大腳地投入“省工”的機器和生產流程，試圖以此彌補燃料價格上升帶來的損失。

    一個最突出的例子，美國的食物生產現已完全依賴於石油供應。農業方面的牽引、提揚、運輸等工作首先離不開石油。土壤狀況要靠化肥調節，通過除草、殺蟲、殺菌進行的植物保護完全依賴於日益增加的石化產品的供應。所謂風靡的“綠色革命”就是一場革石油的命，專門培育出適應石油化學產品的植物品種，然後在其生長中不斷投入大量的礦物燃料資源，這才使單位面積的高產量成為可能。如果全世界農業都效仿美國模式，那麼世上已知的全部石油儲量將會在10年內消耗乾淨。

    這一事實是否足夠説明這種生產方式所具有的肥皂泡式的性質。或者我們換個角度來闡述，不發達世界工業化的進程越快，工業國家就越急迫地需要走出一條生產上的新路子。（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