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採訪過盧沙野大使，想從另一角度聊聊這次的事情_風聞

我想從另外一個角度聊聊盧沙野大使的事情，以下為純個人觀點：

今年年初，我採訪過盧沙野大使一次，當時他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點是，他對媒體和輿論的態度非常開放——不要小看這一點，即使在2023年的今年，在我國的官員哪怕是負責對外事務的外交官中，這種態度也不算常見，因為在體制裏，輿論和關注往往意味着“爭議和風險”。

在那次採訪中，盧大使在還沒有看到我們的問題前，就答應了我們的採訪請求；採訪期間，我們問了好幾個其實還有點尖鋭或敏感的問題，他也一一作答，沒有迴避其中任何一個；在採訪結束後，他和使館也沒有要求我們在刊發報道之前，把稿件或者大使回答的內容提前給他們審稿，我們自行走完了內部編審程序就刊發了。

外人可能並不瞭解，但體制內和媒體行業內的人士應該知道，以上的態度是多麼難得——從法國媒體披露的情況來看，“不審稿”這個事兒就連愛麗捨宮和馬克龍辦公室都還沒做到。

盧大使對法國媒體也同樣開放，他願意並經常接受法國電視台的直播採訪和辯論。直播本身就意味着更多的不確定性和不可控性，更何況西方媒體還習慣於在節目中展現“對抗性”，這意味着他們的提問一定是更加尖鋭和敏感的。

然而，就像我剛才説的，對輿論的開放態度就一定、確定以及肯定意味着不可控性和風險。但是，時至今日，我們又確實需要我們的官員，無論是對外部的世界還是對國內的公眾，展現出更大的開放性，有更多的交流、互動、信息披露、以及觀點釋放。

所以，此時此刻，我最大的希望，一是公眾不要對敢於冒風險同輿論以及公眾“面對面”的外交官和其他官員過於苛責，要求他們在不確定的環境下，每一句話都四平八穩、百分百絕對正確——這一點在實操中真的做不到，強行要求的話，最後的結果只能是官員更少面對媒體和公眾，更少披露信息；

二是希望我們的體制，不要因此更加認定，“要加強規避風險”，甚至出台種種規定，比如讓我們的外交官或其他部門，不得隨便發表言論，接受採訪必須背稿子，發言前必須經過怎樣怎樣的審核等等，那樣的實際效果一定是適得其反；

三是希望我們的環境有更大的“容錯性”，不要最後形成“説多錯多，做多錯多，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局面。願我們能包容更多有個性的言論，一些在某個語境下不得不這樣或那樣表達的言論，甚至一些可能不那麼符合國內“互聯網上政治正確”的言論。

畢竟，在我看來，無論是什麼失誤、偏差、風險，都不如“封閉”來得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