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札記——必須走出歷史的“死衚衕”_風聞

宋史札記

 

宋新濱

 

2023年4月24日中午

飯後散步時在路邊用手機寫成

 

一

北宋戰略上的主要失誤:先南後北、先易後難的統一步驟；沒有及早解決西夏問題，以致造成長期兩線作戰（防禦）的被動局面（真宗負主要責任）；慶曆新政無疾而終（仁宗負責）；到王安石變法時實際上已經難以改變了。根源還是階級基礎，把官僚地主集團作為統治基礎，又沒有收復幽燕河西走廊，不僅軍事被動挨打，經濟上疲軟，而且以皇權為代表的政治也是軟弱無力的——整個統治階級因為和人民的尖鋭對立而軟弱，作為地主階級總代理人的皇權在官僚地主面前同樣軟弱。這個技術層面上的皇權集中、專制加強並行不悖。至於此後太后和小皇帝以及黨爭“烙燒餅”也就是必然的了。宋徽宗等人荒唐亡國亡天下就是其苦果。

二

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的困局在於變法的力量只是少數進步官僚和知識分子缺乏組織起來的社會基礎。從道理上講，他們代表了中小地主階級的利益，客觀上有利於農民。但是，農民是分散無組織的，中小地主在官僚地主集團面前同樣是軟弱渙散可欺的。畢竟，無論是當時的“聖人之言”這樣的思想資源和組織力量主要掌握在官僚地主集團手裏。范仲淹是了不起的政治家，一度組織了革新的力量，但卻被“朋黨”這個符咒緊緊釘住，迴天無力。王安石是偉大的，他在相當程度上突破了官僚地主集團的思想防線，但卻在組織上遇到難以克服的困難。這是歷史條件造成的，最終只能落得“任用小人”的結局。其實，他們的困境在唐末的“永貞革新”時王叔文、柳宗元就遇到了。

這種情況下只能藉助皇權。作為地主階級總代理人的皇帝也不想國家被官僚地主集團搞垮——官僚地主誰都可以投靠新主子，唯獨皇帝一家要做炮灰。

唐順宗是支持革新的，落得被幽禁的下場（革新派自己也有失誤）。仁宗因為當時壓力不大，所以既想變法，又遲疑不決，與西夏和議一旦達成就迫於壓力撤回了對范仲淹等人的支持。其實，范仲淹提出了改革的目標和具體舉措。他提出了恢復府兵制。這就要求，改革土地制度。當然，仁宗不會也不敢接受，只是採取了一些淺層次的措施。這倒為范仲淹贏得了好評，避免了王安石的下場。神宗時，北宋已經病入膏肓，神宗的壓力遠遠大於仁宗，加之個人等原因，他一度十分支持王安石變法。王安石也在當時條件下試圖對北宋做“結構性”改革。但沒有羣眾基礎，只靠一個三心二意的皇帝是靠不住的。當文彥博説“陛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非與百姓共治天下也”時也就“圖窮匕見”了——不僅是圍繞王安石變法各方力量的攤牌，實際上也是北宋開國以來地主階級內部、統治集團各方力量的攤牌。神宗退卻了，他不能不退卻。

這裏的教訓就是無論王叔文還是范仲淹、王安石都沒有可以依靠的社會力量，只能寄希望於皇帝。而已經邁過頂峯，逐步喪失了歷史先進性的地主階級總代理人皇帝，特別是那個時候中原漢族的皇帝已經被商品經濟腐蝕的官僚地主挾制之下“無能為也”。這裏商品經濟對整個社會的瓦解腐蝕是很重要的一個歷史因素。商品經濟的發展非但使得官僚地主可以通過權錢結合、士大夫特權、高利貸等迅速壯大自己的力量，而且把整個社會變成“一盤散沙”，除了官僚勢力外再無組織力量（基層的宗族恰恰是官僚地主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唐順宗、宋仁宗和神宗在政治上軟弱無力、無法真正全力支持革新派的根本原因。經過宋元大亂，底層出身的朱元璋和明清大亂以後少數民族的清王朝，皇權一度真正加強。原因也在於商品經濟在大亂中被破壞，所謂“明清之變”很大程度上是背離兩宋以後的發展趨勢，而“復古”——“封建”回潮。

中國古代歷史發展到兩宋，商品經濟已經不可遏制的要發展。但是中國歷史卻走進了死衚衕——商品經濟的發展非但沒有產生推翻封建社會的新生社會力量，卻使得官僚地主膨脹為實際上主宰社會的力量。從而迅速腐化，直到中原王朝在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和農民起義的風浪中傾覆，然後開啓新一輪的循環。這個宋以前雖然都表現為“歷史週期律”但仍有不同——一個是螺旋上升，一個是螺旋下降。

明代中葉以後，隨着經濟的恢復，兩宋的問題再度重演。更為嚴重的是外國資本勢力已經通過白銀貿易進入中國。於是，官僚地主集團開始向着官僚買辦集團蜕變，到清末以李鴻章的“東南互保”為標誌急劇膨脹，蔣介石集團則是達到了登峯造極地步。

三

革新派的悲劇不僅在於他們必須靠一個根本靠不住的皇帝，更在於他們還必須靠實際上反對他們的原有官僚隊伍。范仲淹、王安石都意識到了這一點，併力圖改變但卻無能為力。無論是范仲淹的“君子之交”還是王安石更為徹底的從教育、選拔入手，都在強大的社會經濟基礎和以官僚地主勢力掌控的上層建築面前“粉身碎骨”。由此可見，上層建築一旦形成是有多麼大的力量。實際上，一開始提到的北宋前兩個戰略失誤，歸根結底也是由北宋的經濟基礎和官僚地主集團控制的上層建築決定的——經濟上壓迫剝削人民，必然只能依靠官僚地主集團，政治上也就軟弱無力，戰略上就不可能做出正確的抉擇。即使做出了也落實不了。

四

就拿統一步驟來説，其實難和易哪個先行也無定法。但考慮到北宋的政治情況如果先解決幽燕問題會好的多。但正因為北宋是依靠官僚地主集團的王朝，所以只能“先易後難”也就是欺軟怕硬遺禍蒼生。

唯其如此，我們對范仲淹、王安石當然還有王叔文、柳宗元等人才更敬佩。因為他們用自己的犧牲去摸索歷史的道路，喚醒後人。今天，不僅官僚主義仍然頑固且強大，有人吹宋朝、吹宋仁宗，甚至還有人赤裸裸地在鼓吹“花錢買和平”！所以，研究宋史，總結教訓就有特別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