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角度看冷戰後的世界_風聞

冷戰結束後，世界將如何發展？當時有兩種思潮興起：第一種是以福山為代錶的歷史終結論，或者叫普世價值論，認為民主自由資本主義將整合全世界。第二種是全球化，1980年美國作家托夫勒出版了暢銷書《第三次浪潮》，該書預測跨國投資和跨國企業將把全球融合成地球村；電腦普及帶來的信息革命將和數千年前的農業革命和數百年前的工業革命一樣啓動人類社會的第三次發展浪潮。無論福山的普世價值論還是托夫勒的全球化，都把西方的制度和文明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藍圖。

然而哈佛教授塞繆爾·亨廷頓唱起了反調，他在1993年提出了文明衝突論，然後在1996年出版了《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亨廷頓認為冷戰後，雖然人類不再像冷戰時按照意識形態劃分成不同的陣營，但人類社會仍然以文明的差別構成不同的板塊。冷戰後國際衝突主要表現為不同文明之間的衝突。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是基於他對冷戰前後世界形勢演變的觀察提出的。

首先是波斯尼亞戰爭。1992年隨着南斯拉夫聯盟的瓦解，前南斯拉夫聯邦中的波斯尼亞穆斯林和克羅地亞人要求獨立而塞爾維亞人予以反對。不斷激化的衝突最終導致波斯尼亞戰爭爆發。1994 年 4 月 ，兩千多波斯尼亞穆斯林在薩拉熱窩集會。薩拉熱窩曾是南斯拉夫聯邦的波斯尼亞-黑塞哥維納共和國的首都。當時的薩拉熱窩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和信奉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差不多一半對一半。參加薩拉熱窩集會的波斯尼亞穆斯林高舉的旗幟是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國旗，而不是聯合國的、北約的、或者美國的旗幟（當時的西方支持波斯尼亞獨立）。顯然這些薩拉熱窩穆斯林要和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穆斯林聯繫起來，並告訴全世界誰是他們真正的朋友。

在波斯尼亞戰爭中，同為東正教的俄羅斯向塞爾維亞人提供各種支持，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伊朗和利比亞等穆斯林國家則向波斯尼亞穆斯林提供資金和武器。亨廷頓指出波斯尼亞戰爭的根源不是侵略、暴政、經濟利益和意識形態，而是因為不同文化和種族的衝突。

亨廷頓認為建立在相同文明基礎上的國際組織，例如歐盟，要比那些跨文明的組織成功得多。蘇聯和東歐國家的華沙條約組織曾經是一個按照意識形態建立起來的國際集團。這個集團僅僅存在四十五年後就分崩離析了。橫亙於歐洲大陸的東西方分界線也因此向東移動了數百英里。歐洲新的東西方分界線很大程度上與基督教和東正教的分界線重合，換句話説新的歐洲分界不再以意識形態為基礎而轉向以文明和宗教為基礎。

文明和文化的衝突不僅發生在國際層面，也發生在國家內部。1994 年 10 月 16 日洛杉磯7萬墨西哥裔就187號公投案進行示威，這些人揮舞的墨西哥國旗在洛杉磯匯成一片海洋。他們抗議加州政府拒絕向墨西哥非法移民提供國家福利。這些抗議者首先看重的是作為墨西哥人的種族特性，而不是美國人的國籍屬性。

相對於美國的拉美化，西歐同樣受到穆斯林化的威脅。在巴黎的非裔和阿拉伯裔集聚區，法國警察甚至難以正常執法，當地儼然成為非裔和阿拉伯裔的國中之國。德國有大量的土耳其移民，這些土耳其移民收看土耳其電視和廣播，竭力維持土耳其人的特質特徵。

根據上述分析，亨廷頓推論到：以文明為基礎的世界秩序在後冷戰世界中正在形成。人們根據血統、宗教、語言、歷史、價值觀、習俗和制度來自我定義，並在這個基礎上形成國際聯盟。現代化不同於西方化，世界不存在普世文明，全球政治必然是多種文明的共存，世界必然是一個多極的世界。

亨廷頓指出當今世界文明之間的力量平衡正在發生變化：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裏，西方仍然是世界上最強大的文明，但其實力和影響力正在下降。 亞洲文明正在迅速壯大。伊斯蘭人口爆炸式的增長，一方面造成伊斯蘭國家內部不穩定，另一方面也向相鄰國家輸出不穩定。西方文明分別與伊斯蘭文明和中國儒家文明的衝突正在加劇。

基辛格認為21 世紀的國際體系中至少出現六個舉足輕重的大國。它們是美國、歐盟、中國、日本、俄羅斯，可能還有印度。這六大強國屬於五個截然不同的文明。此外，鑑於伊斯蘭世界的人口數量、擁有的石油資源和地理位置，一些重要的伊斯蘭國家和組織，例如沙特、伊朗、土耳其和歐佩克，在世界事務中也具有重大的影響力。

任何一種理論的提出都必須接受實踐的檢驗。那麼亨廷頓提出的文明衝突論，是否能有效和全面的解釋冷戰後世界發生的重大沖突呢？

首先看2001年的9-11事件。毫無疑問9-11事件是文明衝突的一次典型的展現；也被廣泛認為是亨廷頓文明衝突論的一次成功證明。

9-11事件的一幫主謀，包括本拉登，他們即是沙特的富家子弟，也是狂熱的伊斯蘭原教主義者。他們既反對蘇聯以社會主義名義出兵阿富汗，也反對美國和以色列在民主自由旗號下在中東的所作所為，他們要的是在中東地區實現以可蘭經為宗旨的政教合一。

9-11事件本質上是阿拉伯以色列矛盾以及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在中東地區博弈的產物。

亨廷頓認為文明內部的種族部落衝突，例如發生在非洲的索馬里和盧旺達的種族衝突和大屠殺，雖然慘烈但不會構成世界性的衝突。但不同文明參與的國家和種族衝突則可能升級為世界性的危機。

從2011年開始直到今天並未真正結束的敍利亞內戰就是一個例子。敍利亞內戰的起因包括貧窮，民眾對政府貪污腐敗的深惡痛絕和宗教派別的矛盾。但因為敍利亞內部種族部落和宗教流派眾多，敍利亞內戰迅速演變成敍內部各個部族在外來勢力支持下的代理人戰爭。這種代理人戰爭又因為敍利亞的重要地理位置而具有國際戰略意義。

俄羅斯的戰略是通過支持敍利亞阿薩德政府從而穩固其在中東的影響力。伊朗支持阿薩德則意在鞏固經過敍利亞到達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什葉派之弧。沙特，作為遜尼派的帶頭大哥，試圖支持遜尼派的反政府軍達到遏制什葉派老對手伊朗的目的。土耳其則試圖通過支持佔領敍利亞北部的反政府軍以獲得一個橋頭堡，從而遏制敍利亞和土耳其境內的庫爾德人聯手建立庫爾德國。美國、以色列和西方雖然知道遜尼派反政府軍根本上不是他們的同路人，但這不妨礙他們聯合反政府軍打擊親俄羅斯的阿薩德政府。

敍利亞戰爭各方勢力錯綜複雜，各方的戰略目的五花八門，但衝突的底色仍然是文明衝突。敍利亞戰爭的起因就是阿拉伯之春，是美國運用西方文明的軟實力實現戰略訴求的一種努力。美國推動阿拉伯之春和小布什政府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一脈相承。美國最冠冕堂皇的口號就是要在伊拉克、阿富汗、敍利亞包括整個中東根除獨裁建立民主。

但這兩場戰爭都以美國失敗而告終。最近美國總統競選人小肯尼迪甚至指出是美國創造了恐怖組織“伊斯蘭國” 。美國在中東的失敗驗證了亨廷頓對文明衝突的一項定義，既一種文明試圖強行改造另一種文明的企圖是不可能成功的。

近來，沙特和伊朗、沙特和敍利亞等一系列中東國家迅速和解。這似乎驗證了亨廷頓的伊斯蘭文明正在抱團和西方基督教文明對抗的觀點。

下面再把焦點轉向歐洲。當前的俄烏戰爭是不是文明衝突呢？

1991年蘇聯瓦解時俄羅斯自由派精英已經準備全盤西化，葉利欽和普京都表示過俄羅斯加入北約的意願。但美國和西方對幅員遼闊、資源豐富、人口數量可觀，科技和工業基礎良好的俄羅斯並不接受。為什麼呢？這隻能從文明衝突的角度分析。

古代歐洲的文明源頭是地中海區域的古希臘-古羅馬文明，而俄羅斯則長期遊離於這條歐洲文明脈絡之外。俄羅斯在歐亞平原發展起來，不僅受到歐洲文明也受到蒙古文明的影響。在西歐人眼裏，俄羅斯是非我族類，是“白色韃靼”。歐洲有個流行的説法：剝開一個俄羅斯人的皮就能看到裏面蒙古人的靈魂。

既然是非我族類，就必然加以防範。俄國人對拿破崙軍隊和德國法西斯對俄羅斯的入侵記憶猶新；西歐國家則始終擔心俄羅斯裝甲鐵騎碾壓整個歐洲。美西方和俄羅斯都想在烏克蘭建立有利於己方的中間地帶。雙方對烏克蘭日趨激烈的爭奪終於釀成大戰。

目前，俄羅斯主流意識已經把俄烏戰爭定位於以俄羅斯代表的歐亞文明對西方文明的文明戰爭，是世界多極化對單極化的挑戰。然而美西方卻刻意淡化俄烏戰爭文明衝突的含義，相反竭力渲染俄烏戰爭是民主對專制的戰爭。關於這點已經作古的亨廷頓不知會作何等評論。

需要指出的是無論在西方還是東方，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都沒有成為主流的理論。這也許和各國當局都不願直面內部或外部的種族和文明的衝突有關。至少在表面上政府都愛説和諧、統一、權力平等，不願説對立、分裂和衝突。

當然文明衝突論不可能對當今世界衝突和動盪做出全面的解釋，有許多問題值得深入研究。為什麼南斯拉夫在鐵托時期能夠維持民族團結？那時的南斯拉夫跨種族的婚姻非常普遍。這種情況也適用於蘇聯。

冷戰後迎來了資本主義的高漲期，文明衝突和資本主義的社會和經濟結構有沒有內在的聯繫？也許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最大的貢獻在於點出了在金融資本主義階段文明衝突不可避免並且愈演愈烈，儘管他沒有提及文明衝突和資本主義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