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集體化背後的經濟學原理_風聞

關於農村集體化時期中國農村的經濟情況存在着嚴重的輿論分裂，支持的與反對的針鋒相對。

關於改革開放前中國農村和農業的實際情況我只引用最權威的資料。

根據杜潤生的回憶錄，他在1973年“解放”復出之後進行的全國農村調查，調查結果是全國的集體經濟中好和和比較好的，一般的，差的各佔1/3。杜潤生是誰？他是“包產到户”的操盤手，長期負責中國農村與農業政策的制定。他的調查具有官方的權威性。所以無論是像大寨，華西村，“窮棒子社”這樣好的集體經濟和小崗村那樣的差的集體經濟，你要是舉個例都能找出大把的案例。所以以個例作為證據説明當時集體經濟是沒有説服力的。要想説明當時農村的情況要以統計數據説話，數據是科學的證據。

按照統計數據，中國在大概1973年前後達到的温飽水平，不論是按照袁隆平先生的人均產糧300公斤的標準還是温鐵鈞先生的人均日攝入1900大卡或者2100大卡的熱量的標準都滿足。1978年前後是中國糧食產量高速增長的新階段，從1974年到1979年糧食產量增長了近5500萬噸，1974年糧食產量2.75億噸，1979年3.3億噸，1984年4.07億噸。所以並不存在因為“包產到户”造成了糧食大規模增產的情況，而是一個增產的過程的不同時間段。

在社會發展水平的標誌性統計指標中，1978年中國初中入學2260萬人，達到適齡學生入學率超過95%的水平。死亡率從1970年的千分之7.64下降到1979年的千分之6.21，人均預期壽命快速增長，達到70歲，這是接近當時發達國家入門的水平，比如意大利。教育的普及與人口預期壽命是一個國家人力資源的標誌性指標，是勞動力素質的核心指標。

這兩個核心社會發展統計數據，改革開放以後比1978，1979年都有比較嚴重的滑落，比如人口死亡率1983年是千分之6.9，1984年是6.82。在校中等教育學生數1989年比1978年少了1000萬。

根據科學的方法得到的結論是當時中國的農村正在蓬勃發展的道路上，是一片希望的原野而不是民生凋敝的農村。

根據曹錦清先生的田野調查報告《黃河邊的中國》，他走訪河南農村的情況，1970年代河南農村已經普遍解決了吃飯問題，玉米麪窩頭餅子隨便吃，用不着再農忙吃幹，農閒喝稀了。包產到户以後可以放開吃白麪了。

正是根據社會經濟統計數據，阿馬蒂亞森教授得出造成中國與印度發展差距的所有要素都是改革開放前造成的。

那麼中國的現代化實踐有什麼理論價值？這個要從經濟學的基礎和歷史説起。經濟學的基礎要從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之作《國富論》説起。

亞當斯密在對英國的經濟考察中發現了英國經濟的崛起是從分工開始，這個分工不是職業分工，職業分工中國在2500年前的春秋時代就有了，士、農、工、商四民分業。到英國的近代出現了勞動分工，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考察了英國的工場手工業，發現了分工導致了勞動生產率大幅度地提升，這是英國崛起的經濟前提。因為分工導致了生產效率和勞動生產率的大幅度提升從而形成擴大再生產；所以導致了生產與消費的分離，而生產與消費的分離造成了社會化大生產，而生產與消費的分離造成了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市場不同於自然經濟中的市場，而是一套由法律制度，主要是民法制度，這個是市場經濟必須的法律制度保證交易雙方的信用而使得背靠背的交易可以持續進行；由於生產與消費的分離導致需要一套物流體系和商業體系把商品從工場送到消費者手中；由於生產與消費的分離造成資金配置的需要，造成了金融服務的要求。這些市場運行的必要條件構成了市場經濟必須的公共品。這些市場經濟必須的公共品導致了市場體系是一個昂貴的公共品，這本來是經濟學的一個常識，但是許多的經濟學家不知道這個常識。勞動分工相對於自然經濟的勞動來説是一種更高勞動生產率同時也是更復雜的生產組織結構，也是組織成本更高的生產方式。勞動分工造成必須對於生產過程進行管理，產生對於勞動進行計量和管理，這也就發生了生產組織成本。因此分工是一種成本更高，對於組織能力要求更高的生產組織結構。

世界歷史就是這樣由分工導致了市場經濟，再加入工業革命就由農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這個過程就是近代化和現代化的過程。這個過程中最關鍵的步驟就是分工和工業化，是先有分工才有工業化現代化。這是世界近代以來歷史的過程。

但是這個過程有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分工帶來的生產成本，分工必須的管理與傳統的自然經濟的文化的衝突。市場經濟必須的市場是一個昂貴的公共品，這個公共品的建設和成本分攤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是所有經濟體由農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進入近代化和現代化進程的“攔路虎”。這兩個問題的任何一個不能解決都將導致工業化的失敗，現代化進程的失敗。這兩個問題歸結為從傳統經濟社會的組織結構向近代化現代化社會的組織結構的轉型問題。

西方國家是通過戰爭、掠奪和奴役解決的這兩個問題。當工業機器需要廉價勞動力的時候，國家就會驅動土地兼併，讓大量的農民成為無產階級，然後用國家的法律強迫這些無產階級進入工廠成為產業工人，這個法律在英國就是《流民法》。當工業機器需要原料的時候，就會出現“羊吃人”的現象。英國的軍隊就會開到埃及，印度和北美中北美洲，強迫哪裏種植棉花為英國的工廠提供原料，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在哪裏開闢牧場養羊提供羊毛。北美的南部的叢林缺乏勞動力開荒種植棉花，就從非洲擄掠黑人運往美洲充當奴隸。當資本主義的生產需要市場的時候，英國政府就會用“堅船利炮”轟開中國大門，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新的市場。這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血淚“原罪”，今天的西方經濟學不再關注這種現象背後的經濟學邏輯，而把市場經濟美化為"自由“的過程，鼓吹市場的天然合理性。把經濟活動從他的歷史過程中剔出進而得出的經濟理論就是庸俗經濟學的來源。當經濟學理論喪失了他的歷史基礎必然地不能符合現實經濟活動，因為任何經濟活動都是歷史上的經濟活動的延續，它都是活着的歷史性的活動。這也是現代的”宏觀經濟學“普遍不靠譜的原因。

蘇聯是採用計劃經濟的辦法解決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中的內生矛盾，造成了一個內生髮展工業化的現代化道路，這是一個偉大的創新。他用搜刮農民的方式為現代工業和經濟提供公共品和積累，創造了現代化工業，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然後工業進入自我擴大再生產循環。但是這種做法導致了比較嚴重的後遺症就是農業長期缺乏發展動力，工農業長期發展失衡，農業落後拖了整體經濟發展的後腿。

中國發展的道路是在引進蘇聯工業技術和工業化道路的基礎上作了創新，形成了新的現代化路徑。

中國的現代化的道路之初就是以工業化為核心，所謂的“一化三改”就是圍繞着工業化進行社會重新組織，包括對工商業，手工業和農業進行重新組織。這個工業化進程最初就是引進蘇聯的中央計劃經濟體制。但是在引進蘇聯體制的初期中國就在實踐中發現了蘇聯體制的弊病，管的太死，妨礙了下面建設者的積極性，造成投資效率不高。比如一個典型的案例就是首鋼擴建項目，當時按照中央計劃委員會的投資計劃項目投資1.2億人民幣，形成50萬噸鋼，120萬噸生鐵的產能。但是首鋼提出由他們自主建設同樣的投資可以形成100萬噸鋼，240萬噸生鐵的產能，資金效率提高1倍。這就提出了什麼樣的體制更能“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提出了探索中國道路的問題。

毛澤東主席在聽取了中央34個部委的彙報之後，寫出了《論十大關係》，探索中國式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道路。這個《論十大關係》和毛澤東的另一篇著作《論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是中國探索中國道路和改革的標誌。他們是中國探索擺脱蘇聯體制，走自己道路的思想和實踐的開始。這個道路最後成功形成了中國道路。

中國道路在農村農業發展上從一開始就不是蘇聯模式，這一方面中國革命是走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中共在農村建立了穩定的基礎，與貧苦的農民有血肉聯繫，不同於蘇共是一個城市黨，工人黨。第二個中共的政治路線已經比較成熟了，是實事求是的路線。他們已經認識到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與蘇聯完全不同。蘇聯在帝俄時代就已經發展了相當程度的資本主義農業，農村以富農經濟為主；而中國是一個自然經濟的農業，地少人多，人均土地佔有極少，農村經濟極度地不發展，土地產出僅能餬口，達不到温飽。國民黨統治時期，城市的吃飯問題甚至需要依靠進口糧食，僅有的輕工業原材料也大量依靠進口，特別是棉紗。而輕工業的發展對於農業的原材料的依賴程度達到86%。這就導致了農業是中國工業化發展的瓶頸，兩個根本的約束就是吃飯問題和工業原料問題。所以中國的工業化必須要對農業進行改造，大幅度地提高農業產量，解決吃飯問題和為工業提供原料，包括提供積累。這是中國農業走集體化道路的根本原因。根據薄一波的回憶，當時中央的基本判斷是自然經濟的農業在沒有得到化肥農藥等工業品的支持下增長潛力基本到頭了，必須通過組織起來更有效地使用勞動力，提高勞動力的使用效率增加農業產量才能支持工業化的需求。從經濟學原理上講，自然經濟的農業由於農民種植的自主性，無法與工業化對於農產品的要求相匹配，交易成本過高。工業化對於農產品的需求有品種、品質和規格的要求，而自然經濟的農業產出的農業產品缺乏一致性，難以為工業所使用。比如棉花的棉絨長度就直接影響到紡織品的品質和檔次，麪包對於麪筋的含量有着嚴格的要求等等。所以以支持工業化為目標的農業也必須通過集約化種植保證工業原料的品質要求。

中國農業的發展必須走集約化的道路，這是現代化和工業化的要求，全世界的發達國家都是這麼走過來的。但是中國通過互助合作，通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這種逐步提高集約化程度的道路是中國式的道路。這條道路最大程度地降低了歐美資本主義發展和蘇聯工業化過程中帶來的農村農民的痛苦和對於農村的破壞，走出了一條成功的道路。

歐美工業化過程中對於農村的破壞是在狄更斯的時代，不是現代的現象，這種情況在拉美至今影響巨大。農民大量破產，小農户無法適用資本主義的要求大量破產從而形成集約化的農業。破產農民進入城市成為無產階級，成為廉價勞動力的來源，形成大規模的貧民窟，成為社會的毒瘤。巴西和阿根廷擁有世界上最豐富的耕地資源，大量出口農產品，但是國內有大量的飢餓人口。印度是前現代國家不去説它，巴西、阿根廷是自然稟賦優越，已經完成近代化的中等收入國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仍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現代西方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之後，大量地向農業進行財政轉移，對農業實行相當程度地“計劃經濟”才使得農業和農民進入比較穩定的狀況。

蘇聯的情況要比歐美資本主義初期好的多，計劃經濟消除了貧民窟，也沒有破產農民，蘇聯一直是勞動力緊缺。但是蘇聯的集體農莊體制嚴重地制約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農業的發展，長期糧食產量比不上沙俄時期。農業一直是蘇聯經濟的瓶頸。蘇聯地廣人稀，烏克蘭有大片的黑土地，土壤肥沃，農業發展條件非常優越，但是長期需要進口糧食，進口糧食需要大量的外匯，嚴重影響到蘇聯的經濟，這是導致蘇聯經濟失敗的關鍵性因素之一。

中國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糧食一直處於增長中，從1949年的1.1億噸增長到1979年的3.3億噸，增長了2倍。農村和農業經濟都取得了巨大的發展，造成這個變化的是由集體經濟造成的。

中國農業和農村是一個處於重大歷史變革，從農業文明到工業文明的轉型過程中成功地實現了自己的歷史使命，不僅支持了中國的工業化；同時又完成了自身的社會化生產，產生了內生性的工業化進程走上了現代化的道路，這條道路是中國創新的發展道路，是具有普適意義的發展道路。因為依靠農業積累支持工業這個在世界上是已有的發展路徑，蘇聯就是這麼幹的，但是農民通過組織起來走上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則是世界上唯一的，而這個實踐對於現在世界上廣大的發展中國家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因為他們現在沒有可能走歐美曾經的通過對外掠奪發展的現代化道路，而蘇聯式的現代化實際上是失敗了。中國實踐提供了一個可行的現代化道路。

中國的國情是人多地少，自然稟賦並不優越，雖有平原，但是國土的2/3以上是山地和荒漠，可耕地僅有20多億畝，人均只有4畝多一點，而且包括大量的山坡地。吃飯問題2000多年以來就是中國的最大問題。自然經濟疊加土地約束導致中國是資本極度匱乏國家，經濟力量薄弱。按照薄一波回憶錄中説到的在根據地的經濟調查情況，每100個農民可以負擔的脱產人口是2人，3個人即無法負擔。按照這個比例，1949年時中國5億農民可以負擔的脱產人口僅1000萬人，這其中包括黨政官員，軍人，教師，醫生等等必不可少的社會職業人員。這種情況，按照常規國家的財政連維持社會正常運轉都不可能，更不要説擠出錢進行工業化建設，這種財政約束是發展中國家的常態。大量的發展中國家的常態是財政連維持政府的正常運轉都需要外國援助，更不要説建設資金了。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國也是同樣，需要靠美援才能維持政府的運行。而嚴重的通貨膨脹一直是國民政府的噩夢，伴隨着整個國民政府時期。而北洋政府從來就沒有建立起財政制度。國民政府“轉進”台灣以後，僅靠從大陸掠奪的黃金、銀元和外匯同樣無法維持其政權的正常運行，是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為了其戰略開始大規模地援助國民黨政權，這才穩住了台灣的經濟。據《顧維鈞日記》，1950年美國批准的對國民黨政權的援助達到4.1億美元，與當年台灣名義GNP相當，人均60美元。而當時大陸上人均GDP才20多美元。所以新中國的建設必須尋找新的發展道路，否則不論是走美歐市場經濟的道路，還是蘇聯計劃經濟的道路都是必然失敗的，因為財政就不允許。

中國要擠出錢發展，擠出錢來搞工業化。為此中國在國家政治結構，經濟結構上做出了許多創新新的實踐。第一個行政結構，在過去“皇權不下縣”的結構上向下延伸半級，鄉級政權成為國家政權的派出機構，承擔行政職能，但是不具有完整的政權結構。這樣儘可能地減少惡劣行政機構的人員，減輕了財政負擔。但是國家工業化要求對農業農村的改造要求國家權力直接延伸到最基層的村，只有這樣才能按照工業化的要求改造農業和農村。所以黨的組織延伸到村，“支部建在村上”，基層的黨組織是不拿工資的，不造成財政負擔。這樣構成了政治權力的二元結構，黨的組織系統與行政組織系統。通過黨的組織系統貫徹中央的決定，使得國家意志可以貫徹到最基層組織。這種國家能力的建設是中國特色的組織結構，是中國道路的組織基礎。中國的農村基層政權和經濟的組織主要是通過黨組織進行的，而不是行政組織進行的，這一點與城市有根本性的不同。計劃經濟城市中的經濟活動主要是通過行政體系中的業務部門進行組織的，這就是所謂的“條條”。

中國農村農業集體化發展是通過“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到人民公社”這樣由低級到高級階段發展的，互助組是在私有土地基礎上勞動力互換為主的幫工合作。初級社則是以土地私有基礎上的股份合作制，分配則是結合土地與勞動，大體上是勞7地3，以勞動分配為主兼顧土地分紅。高級社則是以土地集體所有制為基礎的更高公有制的組織形式，現今的中國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即是由此而來。高級社社員的生產資料包括土地，牲畜，農具能折價入社，分配實行按勞分配。高級社一般是由幾個初級社合併，一般是以當時的行政村為單位組成。人民公社是大躍進時期的產物，在所有制上並沒有更進一步的升級，只是將若干個高級社形式上合併，基本上是在原來鄉政府基礎上增加了經濟職能。這個人民公社體制爭議頗大，大躍進的時候這個經濟職能起到了不好的作用，像共產風，浮誇等等問題有公社的部分責任，如果沒有公社這一級的動員，僅僅是省縣很難動員到基層。但是公社這一級政經一體的組織在中國基層發展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比如興修水利、道路和農田基本建設等基礎設施工程往往是跨村跨鄉，這就需要有比村更高一級的組織來實施，這種情況公社一級組織就顯現出其價值。

中國農村的集體經濟一經建立即開始了中國農村與農業的近代化、現代化進程，首先是生產的組織化，通過對於生產的管理和勞動管理形成分工，合理調配勞動力使得勞動力的使用更加合理，一些輕活就使用弱勞力，而重活使用壯勞力，從而提高勞動力的使用效率。這個過程符合經濟的一般規律就是產生了分工。過去個體生產不論是什麼活都是家庭進行，勞動力的使用談不上合理，勞動效率因為土地數量的約束不可能提高，永遠處於簡單再生產水平。因為人多地少的原因，合理調配勞動力之後必然出現剩餘勞動力的問題，因而管理水平比較高的集體就開始將剩餘勞動力投入水利建設和農田建設，由於集體經濟的建立，農村逐步引入更先進的農業技術，這些措施提高農業生產力。由於生產力的提升，集體經濟產生了生產剩餘可以支持公共服務，這就有基礎教育逐步推廣，然後是公共衞生。更高的生產效率產生生產剩餘，集體經濟有了積累，有了公積金公益金，這種積累一方面提供了公共服務的資金，另一方面提供基礎設施建設，包括單不限於水利，農田基本建設，修路，通信（農村普遍建立了高音喇叭）溝通了鄉村與外界的信息交流，技術引進，外出學習等。這些東西都是自然經濟的鄉村不曾具有的進步因素，現代化因素。更進一步就是把集體經濟的生產剩餘和勞動力剩餘資本化，產生了副業和工業，從而走上了擴大再生產，突破了土地對於農村經濟的桎梏，進入通過資本組織生產的現代化發展道路。中國的農村工業化肇始於大躍進期間，著名的河南七里營公社小劉莊大隊史來賀帶領農民搞起了加工業，帶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這僅僅距離農村大規模集體經濟5年，公社化剛剛開始。當然農村工業化也走了彎路，比如“大鍊鋼鐵運動”。“大躍進”之後這一高潮退去。但是又經過不到10年，農民充分認識到工業與農業的效率差距，經過調整再次掀起農村工業化的高潮，引發了中國工業化道路的創新，一條自下而上的工業化道路。1960年代後期，農村的工業化進程再次啓動，這一次有了國家工業化的支持，終於發展成為一波波瀾壯闊的現代化和工業化進程。比如著名的魯冠球和他的萬向節廠就是1969年7月，魯冠球帶領6名農民，集資4000元，創辦寧圍公社農機廠。費孝通先生寫出《江村調查》的開弦弓村在1969年幾個村子集資2萬元開辦了絲綢廠。吳仁寶的華西村要晚一點，1972年開始搞工業。為什麼要在國際工業化的支持下？沒有機器是不可能搞工業的，大寨在初級社的時期，陳永貴的前任書記就想挖煤，國家缺煤，大寨有煤，挖煤窯，挖到一半出水了，沒有抽水機抽水礦洞只好報廢，勞民傷財導致失敗。

中國農業通過合作化和集體化進入現代化發展進程了邏輯和實踐都是成功的，首先是合作化集體化形成分工，相比歐美和俄羅斯形成分工的過程，中國形成分工的過程時間更短，效果更好，損害更小，這是中國道路的第一個創新。分工的形成為中國自下而上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創造了充分條件，這是中國道路的第二個創新。由於有了自下而上的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中國才能夠成功地引入市場經濟，而蘇聯的改革因為缺乏這個關鍵因素而歸於失敗。其他的發展中國家也因為缺乏這個關鍵因素而無法擺脱貧困陷阱。

許多對於集體經濟的抹黑是對於現代化進程的無知或者就是壞。因為他們拿出來批判的現象都是從自然經濟到社會化大生產，是形成分工必然的現象，是一種社會進步。比如説生產隊上工亂哄哄，自然經濟下勞動者的生產活動跟隨自然節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工業化生產要求必須按照科學時間組織生產，所以會有8點上班，5點下班。生產隊從自然節奏的生產活動轉變為科學時間進行生產，以敲鐘為號，集體出工這是生產方式轉變的必須。

另外批判集體經濟剝奪了農民生產的自主權。請問世界上哪一個發達國家的農民有他們所説的生產自主權？那種自然經濟的自主權是因自然經濟而形成的，消費與生產一體化，吃什麼種什麼。社會化大生產的形成要求農業必須按照社會需求組織生產，這必然要剝奪農民的“自主權”，這是社會發展的規律。因為有了生產的社會化的要求，所以必然要求農民按照社會需要組織生產的內容，就是種什麼養什麼是被要求的。然後是怎麼種怎麼樣也是被要求的，這樣才是達到社會要求的數量和品種品質。這是社會進步和發展的必然，同時也帶動農業與農村的發展與進步。

比如被批判為“大鍋飯”的工分制，這是分工之後對於勞動價值的計量，並且根據這個計量進行分配。這個東西是分工的有機組成部分，對於自然經濟生產活動中的隨意性是革命性的進步。因為對於勞動的計量是社會化生產的必須，是分工的必須，是工業化生產的勞動管理方式。

再比如農業技術改變了過去幾千年中國農業技術都是靠經驗，靠父子相傳繼承的模式，這種模式下農業技術幾乎是停滯的，到新中國建立之前的農業生產方式與秦漢時期差別不大，除了農作物品種引進了地瓜，土豆，玉米因此養活的人口增加到了5億，此前一直到明朝，中國土地供養人口一直無法超過1億。自從新中國成立以後，特別是農業集體化之後，農業技術獲得了大幅度的進步，各種農作物單產大幅度增加，比如小麥從1949年的畝產7、80斤增加到1958年前後的140到150斤，1970年前後增加到300到350斤，1979年後增加到700斤以上。這一方面是新的良種大量出現，另一方面就是水利建設解決了灌溉，化肥施用和新的耕作技術引入。而沒有集體經濟這個主體，農業技術進步就沒有抓手。像廣大的發展中國家的農業像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菲律賓，馬來西亞這些國家的農業都是私有制，他們的技術進步比中國差距幾十年。一個事實就是集體化極大地促進了中國農業技術的進步，這才讓中國人吃飽了飯。

科學分析之後的結論就是

中國農業的集體化是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它的歷史作用第一就是支持了中國的工業化，為工業化提供了原材料，提供了部分積累，提供了市場，而且因為產生了鄉鎮企業，它就是中國工業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集體化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核心，因為這是外國現代化模式都沒有的道路，而且是成功的道路，創造出新的現代化模式。這個模式就是由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造成生產剩餘，然後生產剩餘資本化產生原始資本解決了所有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程中原始資本來源的困惑。這個模式解決了蘇聯現代化模式的缺陷，發展出了一個自下而上工業化道路，結合蘇聯式的自上而下的工業化模式形成了新的成功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模式。

集體化是中國革命中產生的羣眾路線在建設時期的延續。由於有了農村集體化解決了所有現代化國家發展中的公共品供給問題。公共品是具有公共性的服務和基礎設施，它是所有現代化社會必須的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像教育，公共衞生，道路，水利，電力，技術等，但是由於這種服務不能提供私人資本高的利潤回報和回報期很長，在資本稀缺的經濟發展初期不能吸引私人資本，而公共服務對資金的巨大壓力又使得政府財政難以支持，這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面臨的發展困境。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是靠外國貸款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但是延伸到最基層的公共品卻是最稀缺的。中國通過農村的集體化解決了最基層農村的公共品供給，解決了教育，公共衞生，水利設施，道路，農田基本建設，農業技術服務和信息傳播等基本公共品供給，而且這些公共品是直接服務農民的，真正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東西，所以它是直接與農民利益掛鈎，因此最大程度地通過動員農民參加公共品的建設，極大降低了公共品的成本，這是中國道路的一個鮮明特色。而不論是私人資本提供公共品還是政府提供公共品都沒有中國通過集體化提供公共品的效率高，成本低和最廣泛的服務。

集體化帶來的農村工業化是世界歷史上速度最快的工業化，它解決了後發國家資本短缺難以形成積累而提高發展速度的難題。世界上所有國家在工業化現代化初期的經濟增長速度一般是比較慢的，因為積累不足。而中國鄉鎮企業發展速度驚人，根據柳隨年主編的《中國鄉鎮企業史》中國鄉鎮企業在1970年代裏增長了20倍。在1980年代中後期，鄉鎮企業已經佔據中國工業產值的1/3。這個工業化過程沒有依賴國家投資，僅僅依靠農民集體經濟的積累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

集體經濟帶動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給出了社會主義發展目標之一消除”三大差別“的辦法。所謂的”三大差別“即”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鄉鎮企業把工業化帶入農村，農民同樣可以搞工業，這就從根本上消除了工農差別。農村工業化發展之後，農村與農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組織形態逐步城市化，根據温鐵軍教授的調查，華西村和南街村已經探索新的城市化管理模式，一個自下而上去除官僚體系的城市管理系統正在試驗。這個事務的發展還要觀察，但是由於農村工業化的發展必然帶來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從而消除城鄉差別。

中國農村的工業化破解一個理論和實踐問題，那就是資本主義這個過程並不是現代化的必經之路，私人資本也不是工業化現代化的必要條件，資本的人民化是可以實現的。中國的實踐解決了這個馬克思沒有想到的問題。在馬克思那裏，工業化是資本主義的歷史使命，而所有的不發展國家都比然經過資本主義階段，這也是社會發展的“五階段理論”。但是中國的歷史打破了這個“五階段”理論，中國在戰國就走出了封建時期，而自秦漢之後的中央集權郡縣制國家形態並非封建制，是歐洲歷史形態中所不具備的一個形態。同樣新中國的實踐再次打破資本主義這個必經階段理論，走出了中國式的社會主義道路。

中國農村的工業化是市場經濟轉型成功的核心因素。蘇聯在美國學者指導下的市場經濟轉型徹底失敗了，這是困擾全球經濟學家的一個問題，中國何以成功？中國引入市場經濟成功的根本原因並非所謂的漸進式改革，而是因為中國有了大量的鄉鎮企業，城鎮集體企業，數十萬這種企業不受國家計劃管制，自主的生產者，他們有靈活的決策機制，根據社會需求組織生產，自負盈虧，這就產生了市場經濟的主體。當市場機制引入之後，他們自然就可以根據市場信號組織生產，創造出供給能力。而蘇聯模式沒有這種自主的生產者，在計劃體系解體之後，產業鏈崩潰，工業體系瓦解，經濟崩潰。

中國道路的理論探索和實踐最偉大的實踐者和理論家是毛主席。他最早在1950年就根據歐洲歷史先有分工後有工業化的歷史，提出中國可以在工業化之前就搞合作化，通過分工提高勞動生產率，提高生產力，推動工業化和社會主義發展。1955年9月至12月，毛澤東主持選編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總結合作化中成功經驗，引導全國農村的合作化運動。1956年聽取32個部委彙報，寫出了《論十大關係》，總結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已有規律性的東西。1962年在經過“大躍進”的挫折之後，總結了人民公社發展中的經驗教訓，提出了《人民公社60條》，把集體經濟發展的基本方法用條例的方式告訴農民。1959年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發出社隊企業是“中國農民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的指示，後來又多次批示鼓勵農民農村搞工業，比如1969年和1975年都有文件記錄。這些指示鼓勵了中國農民走工業化道路，造成了中國式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