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土爾扈特部大遷徙:為何主動西遷伏爾加河,百年後又迴歸中國_風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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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爾扈特部東歸
今年是土爾扈特部東歸252週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土爾扈特部首領渥巴錫率領在伏爾加河流域生活的20餘萬蒙古人,經過8個月的遷徙,完成了萬里東歸壯舉。土爾扈特人萬里東歸被稱為“人類歷史上最後一次悲壯的民族遷徙”。17世紀初,土爾扈特人因準噶爾部的興起和衞拉特內部的利益爭奪而遷徙到伏爾加河流域生活;18世紀下半葉,因俄羅斯帝國政府的壓迫與清帝國的招撫,土爾扈特人又回到新疆故鄉。
一、生活的抉擇:土爾扈特人西遷動因
土爾扈特部作為衞拉特蒙古四部之一,其西遷之動因與蒙古諸部的內部紛爭,尤其是衞拉特蒙古與漠南蒙古、喀爾喀蒙古之間的一系列矛盾有關。土爾扈特部西遷的動因或可在衞拉特蒙古的發展源流中找到端倪。
在正式故事之前,我們需要對蒙古各部有一個大概的認識。根據所處地域的不同,蒙古各部分為漠南蒙古、在漠北的喀爾喀蒙古和在漠西的衞拉特蒙古(又譯為厄魯特蒙古)三部分。今天我們故事的主角土爾扈特部就是衞拉特蒙古的四部之一,除此之外,還有準噶爾部、和碩特部和杜爾伯特部。

喀爾喀蒙古舊照
北元末期,蒙古分裂為東、西兩部分。作為西蒙古的衞拉特蒙古通過扶持蒙古大汗與東蒙古分庭抗禮,與東蒙古一直存在齟齬。1453年,衞拉特蒙古的綽羅斯·也先成為新的蒙古大汗,統一了整個蒙古高原。但好景不長,一年後,阿喇知院殺死也先,綽羅斯家族內部為爭奪汗位攻伐不止,衞拉特蒙古逐漸衰落,招來東蒙古的持續征伐。到了土默特俺答汗時期,東蒙古的勢力更是擴張到青海一帶,衞拉特蒙古的領地範圍被進一步壓縮。在這時,喀爾喀蒙古落井下石,也發動了對衞拉特蒙古的戰爭。

綽羅斯·也先
經過漠南蒙古和漠北喀爾喀蒙古對漠西衞拉特蒙古的多次戰爭,衞拉特蒙古失去了杭愛山以南、阿爾泰山以西的大片牧地,被迫遷徙至託博爾河流域(注:該河流主要位於今哈薩克斯坦境內,在俄羅斯托博爾斯克匯入額爾齊斯河)。我們知道,對於以畜牧業為基礎的遊牧民族來説,水草豐美的牧地是他們賴以生存的根本。而遊牧民族的首領也只有擁有對大片牧地的支配權,才能鞏固對部落的強有力的控制。因此,隨着人口的增長和牲畜的繁殖,失去大片牧地的衞拉特蒙古在內部爆發矛盾是必然的。
1625年,和碩特部發生了爭奪牧地財產的內部紛爭,並很快蔓延到整個衞拉特蒙古。儘管杜爾伯特部的達賴台吉出面調解了這場戰爭,但不久之後,衞拉特蒙古內部還是發生了大分裂。杜爾伯特部、土爾扈特部與和碩特部的楚庫爾為一個集團;準噶爾部與和碩特部的拜巴嘎斯是另一個集團。(注:拜巴嘎斯和楚庫爾是同母異父的關係,因為爭奪兄長青台吉的財產而爆發衝突)這一種事實上的分裂一直持續到噶爾丹建立準噶爾汗國為止。

《康熙王朝》中的噶爾丹
在這種情況下,土爾扈特部首領和鄂爾勒克不想捲進衞拉特蒙古內部的紛爭動亂中,同時也為避免被實力強大的準噶爾部首領、衞拉特蒙古事實上的盟主巴圖爾渾台吉吞併,於是他主動向巴圖爾渾台吉提出要率領本部牧民分離出去,到俄羅斯的伏爾加河流域生活。
成吉思汗的孫子拔都於1235年開始西征,攻佔了中亞、東歐的大片領土,並於1243年建立了欽察汗國。拔都以其高超的軍事智慧在蒙古民族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在祖宗榮光和拔都西征精神的感召下,和鄂爾勒克懷着像英雄前輩擴張領土那樣的豪情壯志,帶着自己的六個兒子,以及土爾扈特、和碩特和杜爾伯特三部的5萬餘户牧民踏上了漫漫西征路。他們放棄了準噶爾故鄉,朝着日落的方向進發,在沿途中不斷征服韃靼部落,最終於1630年到達自己的目的地——伏爾加河流域。

二、沙皇的壓迫:土爾扈特為什麼東歸
在西遷到伏爾加河流域之後,土爾扈特部也沒有忘記自己的蒙古人身份和中華民族認同。在中華民族向心力的吸引下,土爾扈特部與蒙古各部、以及後來的清廷保持了長期友好聯繫。
崇德五年(1640年),和鄂爾勒克從伏爾加河流域出發,作為土爾扈特王公參加衞拉特蒙古與喀爾喀蒙古的王公會議,將會議通過的《衞拉特法典》帶回土爾扈特部,以此作為鞏固統治的工具。順治年間,土爾扈特部首領書庫爾岱青向清廷上表,進貢駱駝與馬匹,並請求在歸化城(今呼和浩特)開展互市貿易。康熙年間,儘管準噶爾汗國強勢崛起,阻斷了土爾扈特部上表納貢的路線,但土爾扈特部還是取道西伯利亞,與清廷取得聯繫。清廷與土爾扈特部之間的交流更加頻繁,清廷還派出圖裏琛使團對土爾扈特部進行訪問。這一系列舉措充分表明了土爾扈特部雖然遷徙到遙遠的伏爾加河流域,但從未與祖國斷絕聯繫,在他們內心深處,一直存在着對故鄉的強烈歸屬感。

土爾扈特東歸路線
沙皇俄國自伊凡雷帝以來,從未停止過對周邊國家的武力征服。沙皇政府對生活在伏爾加河流域的土爾扈特部更是不遺餘力地滲透、分化,企圖加強對土爾扈特部的干涉與控制。此舉激化了土爾扈特部與沙皇俄國之間的矛盾,而隨着準噶爾汗國的滅亡,清廷逐漸控制了整個新疆,為穩固在帝國西部邊陲的統治,清廷招遠懷人。在這種情況下,土爾扈特部的歸國之心愈發強烈。
沙皇俄國見土爾扈特部久不馴服,加緊對土爾扈特的控制。當時,扎爾固會議是土爾扈特汗國一個由王公貴族組成的權力機構,類似於清朝初年的議政王大臣會議。沙皇政府試圖通過改組扎爾固會議,來限制土爾扈特首領的權力,培植自己的代理人,從而更好地控制土爾扈特部。1762年,沙皇俄國頒佈新的扎爾固會議條例,宣佈扎爾固會議的成員今後由沙皇俄國指定,土爾扈特部的首領不得干預。這些改組措施不僅極大地削弱了土爾扈特部首領的權力,還把扎爾固會議變成了一個可以與首領分庭抗禮的機構,在土爾扈特部內部產生了分歧。此外,沙皇俄國還對土爾扈特部的汗位繼承進行干預,他們不希望由渥巴錫繼承汗位,而企圖扶植已改信東正教的策伯特多爾濟繼承汗位。複雜的政治環境與沙皇的專制使得土爾扈特部面臨着嚴重的民族危機,這加速了他們擺脱沙皇俄國干涉與控制的決心。

渥巴錫
沙皇的瘋狂擴張與專制的農奴制使得農民大量逃亡至伏爾加河流域,為防止農民逃亡,順便推進對中亞地區的征服,沙皇在伏爾加河流域建立了臭名昭著的“察裏津防線”和“奧倫堡碉堡線”。察裏津,即後來的伏爾加格勒,這兩條防線採取了逐步蠶食的進攻策略,分割土爾扈特部原有的牧場,使得草場面積大幅度縮小。同時,為加強對農民的控制與鎮壓力度,沙皇鼓勵原先居住在頓河流域的哥薩克人遷徙到伏爾加河流域,在那裏建立自己的軍隊。伏爾加河流域人口激增,大量的牧地變成耕田,牲畜沒有食物,土爾扈特部的經濟遭到巨大打擊,土爾扈特人的生活愈發艱難。
與此同時,沙皇政府又向土爾扈特部推出“徵兵減税”的欺騙政策,為滿足沙皇俄國對外侵略所需的兵源,沙皇政府通過向土爾扈特部徵兵的方式來減少土爾扈特部的賦税,此舉既用減税的手段變相控制了土爾扈特部的經濟,又使得土爾扈特部的人口資源遭到巨大損失,從而失去了與沙皇俄國抗衡的實力。從1767年開始,土爾扈特部共向沙皇俄國提供了125萬人口,但沙皇俄國並未履行承諾,土爾扈特部陷入了青壯年人口流失與賦税日益增加的惡性循環之中。
除政治、軍事手段之外,沙皇俄國還試圖從文化滲透上改變土爾扈特部的民族文化習俗,改變土爾扈特部的民族認同。土爾扈特人信仰藏傳佛教,因為藏傳佛教有熬茶佈施的傳統,土爾扈特部不定時地派遣一些上層人物到西藏進行佈施活動,這成為土爾扈特部與內地加強聯繫的一個重要窗口。土爾扈特部的歷代首領還廣修寺廟,邀請蒙古和西藏的高僧到土爾扈特弘揚佛法。

藏傳佛教
為中斷這一途徑,沙皇政府多次派神職人員深入土爾扈特部進行東正教的傳教活動,向他們施加洗禮。沙皇政府還收買了一些上層僧侶,想通過他們在土爾扈特部的崇高社會地位和強大影響力勸説那些頑固的部民改信東正教。當時的沙皇葉卡捷琳娜二世還宣稱自己是活佛轉世,試圖以此加強與土爾扈特部的宗教聯繫。
三、土爾扈特迴歸大清:
民族融合的最好見證
1771年1月,趁俄土戰爭激戰之機,渥巴錫率領在伏爾加河以東地區的20餘萬土爾扈特人離開了生活140年之久的伏爾加河流域,開啓了東征的歸途。出於搜刮兵員、控制伏爾加河下游牧場的考慮,沙皇政府命哥薩克騎兵對土爾扈特部加以攔截。與此同時,沙皇政府也挑動與土爾扈特一直有矛盾的哈薩克汗國襲擊土爾扈特迴歸部眾。哈薩克大玉茲蘇丹艾拉里在巴爾喀什湖附近對土爾扈特人展開突然襲擊,土爾扈特人被迫轉道前往伊犁。
此時天寒地凍,土爾扈特部缺乏補給,飢餒而死者甚多。沙皇政府和哈薩克汗國又在土爾扈特的迴歸路上圍追堵截,土爾扈特部傷亡慘重。但就是在如此惡劣的條件下,渥巴錫依然堅持前進,最終於同年4月到達清朝邊境。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九月土爾扈特檔
乾隆帝得到署理定邊左副將軍車布登札布的奏報,得知土爾扈特東歸的消息。乾隆帝對此十分重視,決定接納回國的土爾扈特部,表現出了傑出政治家的遠見卓識。他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從全國各地向伊犁調撥馬牛羊20萬頭、米麥4萬餘石、氈廬400餘具、棉花6萬斤,幫助土爾扈特人渡過難關。

乾隆帝劇照
土爾扈特部穩定下來後,乾隆帝命欽差大臣額附(駙馬)色布騰巴珠爾等人護送渥巴錫到承德避暑山莊朝見。渥巴錫在避暑山莊住了接近半個月,受到了清廷極高的禮遇。乾隆帝用蒙古語與之長談,詢問邊疆局勢及迴歸情況。事後,乾隆帝封渥巴錫為卓裏克圖汗,其餘的大小首領皆有封賞。為紀念這一重大事件,乾隆帝在避暑山莊的普陀宗乘之廟內立了《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和《優恤土爾扈特部眾記》兩通石碑。

《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石碑
文史君説
土爾扈特人的東歸是多種原因綜合作用的結果,在政治上是擺脱沙皇的干涉與控制,及長期以來形成的對蒙古民族的認同感與歸屬感。在經濟上,伏爾加河流域人口激增,牧地面積縮小,給土爾扈特部造成了嚴重的生存壓力。而沙皇“徵兵減税”造成土爾扈特部青壯年人口流失,加劇了土爾扈特部對沙皇政府的不滿。文化上,藏傳佛教與東正教宗教信仰的不同及沙皇強行推行東正教信仰更是加劇了兩者之間的矛盾與齟齬。土爾扈特萬里東歸,彰顯了中華民族的強大凝聚力和向心力,這一事件所體現的不畏強暴、英勇抗爭精神更是成為後世的寶貴精神財富。
參考文獻
馬大正、成崇德主編:《衞拉特蒙古史綱》,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
馬汝珩、馬大正:《飄落異域的民族:17至18世紀的土爾扈特蒙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
烏雲畢力格:《土爾扈特汗廷與西藏關係(1643-1732)——以軍機處滿文錄副文件記載為中心》,《西域研究》2015年第1期。
(作者:浩然文史·神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