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雜誌丨英國到達不平等之巔了嗎？_風聞

（原圖版權信息不詳）

《展望》雜誌2023年5月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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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到達不平等之巔了嗎？

丹尼·杜林（Danny Dorling）

1936年聖誕節前兩週，加冕禮的計劃被改寫了。國王剛退位。一場低調的公務活動已安排好，第二天沒有列隊遊行穿過倫敦，也沒有名流雲集的盛大宴會。這個國家正處於拿破崙戰爭以來蒙受的最嚴重蕭條之中。 

1929年，時任威爾士親王愛德華取消加冕禮的七年前，他被拍攝到探訪礦工，表達對他們的貧困和那個十年的更早期工資大幅度降低的同情。直到1931年，工資才恢復，那一年，國民內閣政府將有保險工人的津貼削減了10%。不平等嚴重。最富有的1%人口養家的收入幾乎佔全國總收入的四分之一。 

到1936年，工黨因內部意見分歧而四分五裂。保守黨政府找不到出路。自由黨正在下沉，再也沒有真正東山再起。大英帝國的絕大部分仍由英國人掌控，但愈發明顯的是，那一局面不會持續太久。1937年5月12日，當愛德華的弟弟喬治加冕時，人們批評喬治六世和伊麗莎白的加冕禮花費是1911年喬治五世和瑪麗的三倍，儘管考慮到通脹，價格只貴出42%。 

但在這段不幸的歲月，一些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愛德華探訪礦工之際，恰逢英國上一次收入或財富不平等開始下降。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收入不平等和後來的財富不平等繼續下降。之後五十年都是這樣，直到1973年。一個世紀過後，我們將見證類似情形嗎？ 

查爾斯三世和卡米拉的加冕禮將於2023年5月6日舉行，比喬治六世和伊麗莎白晚了86年。這裏有過往歷史不可思議的再現。實際工資尚未恢復到2008年的水平，據估計在可預見的將來也不會。十四年前的2009年，還是威爾士親王的查爾斯提請人們警惕資本主義和消費主義，稱“僅靠經濟增長無法終結貧困、精神壓力、不佳的健康狀況和社會緊張態勢”。那一年，他的兒子威廉在倫敦街頭露宿了一夜，以示對無家可歸者的同情。

1929年，英格蘭杜倫郡（Durham），當時的威爾士親王愛德華探訪礦工。圖源：Illustrated London News Ltd / Mary Evans

更進步的薪酬協議：為更低薪員工更多加薪

1937年，最富有的0.1%人口的收入是全國平均收入的66倍; 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是全國平均收入的17倍; 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是全國平均收入的4倍。在大流行病襲來前的一年(我們有可靠數據的最後一年) ，最富有的0.1%人口的收入是全國平均收入的70倍; 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是全國平均收入的16倍; 最富裕的10%人口的收入是全國平均收入的4倍。

但相較於今天，到1937年，收入不平等已在減少，儘管幾乎沒有人意識到這一點。到2019年，假如你忽略那10%的最富有人口，你幾乎可以宣稱其他人口中的不平等早就降低了：就像幾乎每一位保守黨財政大臣在過去十年的幾乎每一次預算演講中都會宣稱的那樣。但收入最高的10%人口的份額依舊居高不下，且在2010年至2019年間實際是上升的。大流行病來襲時，我們正處於“收入不平等之巔”，而這場危機幾乎沒有削弱這種不平等。

但當我們走出大流行病最嚴重的日子，一些事情開始變化了。我們已開始見證收入分配上的迅速轉變：我們正開始以比我們經歷過的上世紀三十年代以來任何一年都要快得多的速度邁向平等，這或許是最先展露的跡象。 

最重大的變化發生在蘇格蘭。連同其他支持措施向每一個家庭發放的蘇格蘭兒童津貼(Scottish Child Payment)，已提高到每名16歲或以下兒童每週25英鎊。今年夏天，查爾斯和卡米拉在巴爾莫勒爾城堡（Balmoral）度假時，將在他們的王國中唯一一個地區這樣做。在蘇格蘭，有三個年幼孩子的貧困家庭2023年將比2022年多領到3900英鎊，這筆錢足夠那些家庭維持基本生計。在一年中最冷的幾個月，只要足夠節儉，貧窮家庭也負擔得起取暖費用。只有這一可説是她工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完成，妮古拉·斯特金（Nicola Sturgeon）才卸任。（妮古拉·斯特金，生於1970年，2014至2023年3月擔任蘇格蘭首席大臣。——譯註）

再想想最近在英國各地的薪酬談判中發生了什麼。過去的薪酬協議更簡單。例如，2010年，電信業工人工會(CWU)與英國電信公司(BT)達成了一項為期三年、每年加薪幅度為3%的協議。不管他們賺多少，每個人都能得到3%的加薪。目前，老闆和工會都在談論為更低薪員工多加薪，為更高薪員工少加薪。看上去，英國電信並不例外。包括更不透明的私人部門在內，在幾乎所有行業，我們都見證了一種達成更低薪工人獲得更多加薪的更進步協議的強勁趨勢。

與2010年協議可成對照的是，據2022年11月電信業工人工會與英國電信達成的協議，薪酬最低工人獲得了高於通脹16%的加薪，而薪酬最高工人獲得了低於通脹的6%加薪。幾乎所有私人部門的加薪都低於國家養老金的增加，且與通脹一致，低於津貼水平的增加(儘管最貧困人口承受的實際通脹率高於平均水平)。2023年初，在英國所有私人部門的加薪中，約有一半部門低於5%，一半部門高於5%，但幾乎總是低於通脹。 

公共部門薪酬的調整似乎更為進步。自2010年以來，初級公務員的實際薪酬下降了12%，但最高級別公務員下降了23%。今年3月，最大鐵路工會RMT的工人投票通過的一項薪酬協議將為他們當中薪酬最高的人加薪9.4%，為薪酬最低的人加薪14%。今年，國民醫療服務系統(NHS)員工得到的一項協議的內容包括，薪酬最高員工獲得3.5%的加薪，薪酬最低員工獲得9%以上的加薪。根據那些條款，醫療服務行業的最低加薪將為每年1400美元: 按實際價值計算，這是一次減薪，但對那些可能最無力負擔的人來説，減薪幅度會較小。在英格蘭，工會拒絕了這個提議。在蘇格蘭，公共服務業工會（Unison）和聯合工會（Unite）已接受蘇格蘭政府為國民醫療服務系統員工提供平均7.5%加薪的提議。同樣，那些薪酬較低的員工將得到更多加薪，而那些薪酬較高的員工將得到更少加薪。在威爾士，工會接受的一項提議將增加員工成本7.5%，但同樣，這一提議在附屬細則方面是進步性的。（RMT，全稱為“全國鐵路、海運和運輸工人聯盟”。——譯註）

其他地方的情況也類似。2023年2月，地方議會提議，為所有社會工作者加薪1925英鎊，這相當於為薪酬最高者加薪3.9%，而為薪酬最低者加薪6.4%。工會要求加薪12.7%，於是拒絕了這一提議。在倫敦以外的英格蘭學校，工會得到的提議包括，對職業生涯初期的教師加薪8.9%，使他們在教學第一年的年薪達到2.8萬英鎊。主要薪級表頂端的教師和較高薪級表中的教師將只獲得5%的加薪，使他們的薪水最高分別達到38810英鎊和43685英鎊。 

儘管所有這些薪酬提議都是進步性的，但並不是非常有進步性。例如，在大學，2023年1月的加薪提議從最低薪員工的8%到較高薪員工的5%不等。根據這項協議，只有年收入低於1.9333萬英鎊(略高於最低工資標準)的員工，才能獲得最慷慨的8%加薪，這相當於每年額外加薪1547英鎊。相比之下，5%的加薪將適用於目前年薪略高於3.1萬英鎊的員工，他們每年將多拿回家1570英鎊。有些人得到了該薪水的兩倍，幾乎有63000英鎊，他們的加薪幅度將多至兩倍: 大約每年額外增加3140英鎊。因此，哪怕是這樣的薪資提議，仍加劇了大學僱員之間的薪資差距。 

一個稍微更進步性的提議將給無論收入如何的所有員工發放同樣數量的獎金: 比如每年2000多英鎊，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一樣。在所有提案中，最具進步性的一項會是，削減最高收入員工的薪資，並加大對最低收入員工的加薪幅度。

2020年1月，紐約證券交易所，交易員們正準備應付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市場行情最糟糕的一週。圖源： Johannes Eisele / AFP via Getty Images

迄今為止，這些變化或許還不足以撬動天平斜向一個世紀前開始的那種收入不平等持續下降的趨勢。當時，超級富豪（1%最富有人羣中的1%）收入已持續下降十年。大流行病爆發期間，企業利潤下降，當代超級富豪的收入受創：2021年至2022年期間，企業利潤税佔 經濟總量的比重降至1.8%，而大流行病襲來之前為2.9%。其中部分利潤將得到恢復，但昂貴的能源、更高的工人工資成本，加上財政大臣宣佈2023年4月企業税率上調(從19%增至25%) ，將主要影響到非常富裕的人羣。儘管如此，哪怕那些擁有最高收入的人開始承受更多打擊，人們也不大可能太幸災樂禍。一個世紀前，富人最後一次被壓榨時，人們就沒有歡樂可言。每一次，我們變得更加平等時，通常會有更嚴重更猛烈的不幸伴隨。

政府更迭並非逆轉不平等趨勢的關鍵

工會經常指出實際工資近幾十年來下降了多少。但為確保達成更進步性的協議，它們專注於其他差距被允許擴大的程度，或許會有上佳表現。

英國一所大型中學校長的年薪，最高可達101126英鎊；警察總警司，91749英鎊；陸軍上校，104671英鎊；最低級別法官，93954英鎊；長期供職於國民醫療服務系統的高級顧問，基本工資最高可達119133英鎊。對擔負這些責任的人來説，這看上去並非不合理，但在其他歐洲國家，那些管理崗位人士的工資，並沒與他們管理的人士相差太遠。正如凱特·皮克特（Kate Pickett）和理查德·威爾金森（Richard Wilkinson）14年前在《公平之怒》（The Spirit Level）一書中闡明的那樣，當社會變得更加平等時，它們會運轉得更好。 

英國的高收入人士時常辯稱，因為這個國家的教育和住房成本高於歐洲大陸絕多數其他國家，若沒有加薪，他們就無法維持生計。與其他歐洲國家相比，他們更大程度上可以方便指向薪酬更高的一批人: 從大學副校長，到倫敦數千名年薪超過一百萬英鎊的銀行家，再到平均年薪約為400萬至500萬英鎊（這相當於中了一大筆彩票）的英國最大公司(在倫敦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一百家市值最大公司)的首席執行官。繼而，他們可以指向年收入數千萬美元的少量對沖基金經理、建築業老闆和其他不擇手段的個人。在這一過剩螺旋的頂端，你可以找到一些對保守黨更為慷慨的金主，他們佔到了英國億萬富翁的三分之一。

今天正如同上世紀二十年代，過往可以用來證明極高薪合理性的理由，聽上去都空洞乏力。倒黴的發言人用 “參照了同等市場地位”為高管薪酬辯護，同時胃中感覺有點不舒服。在某些領域，行業領袖感到有必要少拿一點: 2020年，最有能力的大學校長開始減薪，最高幅度達20%。他們仍是一少部分人，他們的薪資削減主要意味着通過税收和國民保險支付到政府金庫的大學資金減少了，但可能有更多大學校長這樣做。甚至《旁觀者》雜誌（Spectator）也建議，一些副校長可以考慮將他們的薪水減半。

不平等的世紀。1910至2019年，工薪階層收入為全國平均收入的倍數。紅色線條、橘黃色線條和紫色線條分別代表收入最高的0.01%、0.1%和1%人口。

有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有些東西正在傾斜，不只是在工資和津貼方面，還在公眾態度和投票方面。2017年大選是第一次，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保守黨收穫的選票沒有在地域分佈方面變得更加集中。2019年，這一趨勢加速了：在保守黨贏得了壓倒性多數的同時，他們在倫敦和英格蘭東南部得到的選票卻減少了。但正如我們的祖先沒有注意到他們周圍的政治波折或薪酬收縮一樣，這些最新的進展並沒有被廣泛留意到。

我們告訴自己，最富有人羣和最貧窮人羣之間的差距沒有縮小，是因為那些主張更平等的人士幼稚且愚蠢，不知道如何贏得選舉。但政府更迭或許並非傾倒不平等天平的關鍵。

1974年至2019年間，沒有一次獲勝的選舉曾帶來收入平等方面任何整體意義上的提高。五十年來，英國在經濟上變得更加不平等，在社會層面變得更加分裂，在政治方面變得更加極化。一些轉變發生在那一時期。1986年前後，收入最高20%人口的中位數收入與收入最低20%人口的中位數收入之間的差距不再擴大。衡量所有家庭不平等程度的基尼係數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達到高點，此後一直處於停滯中。新工黨無法打破那一狀態，一年也沒有打破。收入最高1%人羣的收入佔比可能在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達到最高值，但在此後的多年裏，那些比他們更富有的人繼續拿更多的錢。英國最富有的一千個家庭的財富穩步增長，直到2020年首次出現下滑。

總體而言，我們之間的差距在過去半個世紀裏一直在擴大，這是其他歐洲國家所不允許的。絕大多數國家變得更加平等; 到2019年，整個歐洲只有兩個國家——保加利亞和土耳其——比英國更不平等。

隨着當前一波進步性和低於通脹率的薪酬提議的提出，這一情況可能發生改變。結果可能是在最富有人羣當中實施一些自我控制，或者，假如他們無所作為，一些行動就可能發生。1929年金融崩潰發生後，英國最大抵押貸款機構的絕大多數的董事實施了實際減薪，至少持續了十年。1931年至1935年間，因經濟危機爆發，國會議員的薪水也暫時降低了。見證了1917年俄國發生的事情後，他們一定程度上是懼怕革命的。但社會責任感也日益增強。人們或許覺得議員們不會再次減薪，但今年他們的加薪幅度將達到2.9%，這比幾乎所有其他公務員的實際減薪幅度都要大(但每年仍會額外增加2440英鎊)。 

財富不平等不斷加劇的趨勢也可能開始改變。英國最富有的10%家庭擁有43%的財富，而最底層的50%家庭僅擁有9%的財富。房地產市場是英國第二大財富來源，在大流行病期間得到提振，但在截至2023年2月的一年裏，實際價格出現下跌。但還可能進一步下跌: 因絕大多數年輕人會上大學，其中90%的人需要償還高額貸款，學生貸款正開始蠶食房地產市場。因為通貨膨脹，整體財富也在縮水。

而作為目前最大的財富來源，私人養老金的未來價值在今天也更受質疑: 許多養老金都有使用上限，不允許未來(當通貨膨脹高於一定水平時)的實際支出增加。在英國，持有股份和股票的人比過去少很多，所以即使在養老金市場那裏也沒有救贖。2022年，決議基金會（Resolution Foundation）發現，目前，相較於收入最低的10%人口，收入最高的10%人口更不可能擁有相當於其月收入的儲蓄。 

我們得從歷史中吸取教訓

一百年前，英國最後一次見證收入或財富不平等開始下降時，這個國家已經歷一場戰爭，正邁向另一場戰爭。 

當下，間或有人認為，只有一場大災難才能真正扭轉不平等的趨勢，但不平等上一次開始縮小的原因是複雜的: 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不平等進程轉變的一個因素，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之後，既定的趨勢只是停滯不前。今天我們將進一步驗證災難理論。

英國各政黨往往步調一致，當不平等程度下降時，它們作為一個整體會從右向左搖擺，而當不平等程度上升時，它們會從左向右搖擺。近年來，保守黨成為世界上最右翼的主要政黨之一。一方面，麗茲·特拉斯(Liz Truss)抱怨左翼的“強大經濟建制派”瓦解了她的經濟議程，這很可笑。另一方面，她説的或許有幾分道理。有些條件和想法變得站不住腳了。道德情緒的確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改變，包括“經濟建制派”在內，沒有人能不受影響。上世紀三十年代，股票經紀人兼銀行家奧斯瓦爾德·福爾克(Oswald Falk)寫道，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和他的朋友們幫助改變了他們那個時代的道德情緒；但這是一系列遠為廣泛、更分散的事件共同作用的結果。

2008年的金融崩潰和隨後誤入歧途的財政緊縮; 英國退歐; 英國如何應對大流行病; 近年來全球物價上漲: 所有這些事情加在一起，造成了一場與我們一個世紀前遭遇過的沒有什麼不同的危機，當時收入最高人羣的薪資漲幅低於收入最低人羣。歷史從不承諾重複自己，我們目前所見可能只是臨時性的變故。但有跡象顯示，情況可能不止於此。 

站不住腳: 特拉斯政府的經濟議程遭到廣泛反對。圖源：Alberto Pezzali / AP / Shutterstock

英國可能迴歸趨勢：我們可能變得更不公平。或者，我們可能正處於一個長期過程的開始，這一過程最初是痛苦的，但會逐步變得更加平等。對絕大多數英國人來説，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絕不是什麼好時光，但在那個不幸的年代，不平等的差距縮小了。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回顧二十年代，出版講述剛剛過去的歲月是多麼不可思議、多麼駭人聽聞的《探長來訪》（An Inspector Calls）之類戲劇、《故園風雨後》（Brideshead Revisited）之類書籍，都是可能的。到二十一世紀四十年代，人們談論今天的英國時，他們能做同樣的事情嗎？[《探長來訪》，由英國劇作家J. B. Priestley（1894—1984）創作，1945年首演於莫斯科，第二年於倫敦上演。劇中故事發生在1912年英格蘭一個虛構的工業城市，原文這裏似有不精確的地方。《故園風雨後》，是英國小説家Evelyn Waugh（1903—1966）的作品，初版於1945年，講述的故事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延續至四十年代。——譯註]

自查爾斯的祖父1937年加冕到他母親1953年加冕，最富裕的0.1%人口的收入從平均收入的66倍減半至28倍。這個數字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的下降速度和戰爭期間一樣快。到1977年伊麗莎白女王的銀禧年時，最富裕的0.1%人口的收入再次減少了一半以上，為平均收入的13倍。但到2002年的金禧年時，突然增加了三倍，達42倍。到她去世時，幾乎又增加了一倍，回到了一個比她父親成為國王時稍微糟糕一些的局面。（銀禧年是指女王即位25週年，金禧年是指女王即位50週年。——譯註）

假如眼下我們正再度走上不平等水平下滑之路，我們得從歷史中吸取教訓。歐洲沒有其他國家像我們這樣不平等。我們不用再來一次了。在歐洲，所有實行君主制的更加公平的國家都有正常得多的君主制。它們不會舉行如此愚蠢的加冕禮，也不會允許不平等上升到如此之高。英國人沒有那種意味着我們註定永遠是地理上的怪物的天生缺陷。

（作者是牛津大學地理學系教授。本文原題“Have we reached peak inequality?”，見於英國《展望》雜誌2023年5月號，提前上線於4月5日。除截圖外的所有圖片和圖説均為原文所有。譯者聽橋，對原文有多分段，並加上小標題，對一個圖説有補充。無法保證理解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