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盧沙野就這麼回答_風聞

盧沙野大使的話説錯了嗎？一點也沒有，但是並非在所有的場合都要講正確的實話。譬如對於病人來説，醫生就不應該將其病情和盤托出，甚至需要適當的善意謊言。現代的美西方在思維上就處於病態之中，正確的實話也會像刺激病人一樣刺激他們。

不久前刷到一個抖音視頻，在女兒的婚禮上，新娘的父親動情地對新浪説：“如果你不愛她了，就把她還給我，請不要欺負她。”儘管這是飽含父親深情的實話，但這樣場合講出來，顯然是不恰當、不合適的。

儘管盧沙野的話是沒有錯，但是卻沒有充分考慮到歐洲的病態心理，沒有考慮到對病態歐洲的刺激，因此造成前蘇聯國家的集體抵制。這對中國發展全球統一戰線，全力抵抗美國的大局是不利的。

歐洲陷入奴性和病態之中，是個基本事實，我們必須從這個事實出發，以最有利於中國的方式去講話和做事，而不能無視、否定和抱怨這個事實。

所以，儘管我認為盧大使沒有錯，但更支持官方的表態和做法。

中國駐法國大使館聲明説，“盧沙野大使關於烏克蘭問題的表態不是政策宣示，而是在電視辯論中的個人觀點表達，各方不應過度解讀。中國在有關問題上的立場沒有變化。”同時刪去了有關此次專訪的信息。

這篇專訪在網上已經很難找到了，但是我還是設法搞了一份，仔細閲讀之後，在對法國記者的傲慢和刁難感到憤怒之後，還是感覺有更好的回答。感覺盧大使已經有點被激怒了，這影響了他的判斷和回答。

當然，現在説假如我是盧大使該怎麼回答，是有點馬後炮的，有點紙上談兵的。但是，總結經驗還是有必要的：我們必須學會如何與處於病態之中的美西方建設性地打交道。

最刺激歐洲的是盧大使的烏克蘭，甚至所有的前蘇聯盟國的主權未定論。而在這個問題的前面，法國記者實際上是做了一個鋪墊的，或者説設了一個局，顯然盧大使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

記者的提問是：“請明確一下你們的立場，因為它似乎飄忽不定。首先，在您看來，克里米亞到底屬不屬於烏克蘭？”。

這實際上是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這位記者抱怨甚至指責中國的立場“飄忽不定”。第二個問題才是“克里米亞到底屬不屬於烏克蘭”。

但是遺憾的是，盧大使卻沒有意識到第一個問題的存在，而是接受了它，從而陷入圈套，導致急於證明中國的立場不是飄忽不定的，然後就去去明確回答和解釋烏克蘭的主權問題，不僅説克里米亞主權未定，甚至説前蘇聯所有國家的主權在國際法上都是無效的。

這不僅刺激了這些國家的神經，也沒有準確表達出中國的獨立立場，和尊重國家主權的一般原則。以致於中國駐法使館不得不出面澄清：“中方尊重各國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蘇聯解體後，中國是最早同有關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之一。……。中國尊重蘇聯解體後各加盟共和國主權國家地位。”

實際上，此時回答的重點應該放在第一個問題上，即對“飄忽不定”進行否定和解釋，而對第二個問題，即烏克蘭的主權問題則應該予以迴避和繞開。

當法國記者説中國的立場“飄忽不定”時，實際上已經涉及到對中國立場輕蔑和挑釁，而這又建立在無知和傲慢的基礎之上。

中國已經N次表達，在烏克蘭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以事實本身的曲直做出獨立的判斷，堅持和平的立場，並勸和促談。並在不久前發佈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立場文件。

在這種情況下，這位法國記者還説中國立場“飄忽不定”，就是他自身的問題。第一，他缺乏對中國立場足夠的瞭解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因為中國立場不符合他的胃口，而拒絕進行了解。

至於“克里米亞到底屬不屬於烏克蘭”，這個問題要立足於現實。現實的問題在於，它已經被俄羅斯佔領，烏克蘭要想拿回，那就必須戰勝俄羅斯。

所以這就涉及到眼下的俄烏戰爭的問題，涉及到是要和平還是要戰爭的問題。歐洲已經為支持這場戰爭已經付出了沉重代價，那麼如果繼續支持，代價將會更高，那歐洲能夠承受得起嗎？或者説，歐洲願意為此付出多大代價。

中國之所以要強調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斷，根源就在於，俄烏戰爭的產生是有複雜的歷史原因的。一方面，烏克蘭的主權固然要尊重，另一方面，俄羅斯的安全也要尊重。在兩者間存在密切的文化和歷史聯繫下，烏克蘭和美國和北約勾結，而侵害俄羅斯的安全，也實屬不妥。

既然問題是複雜的問題，就不是在某一點上進行明確能夠解決的。在主權原則上烏克蘭的確佔理，但在其他方面是不佔理的，抓住自己佔理的一點，而無視自己失理的其餘，無益於問題的解決。

同時，歐洲要求中國明確，實際上也是合乎其意願的明確。凡是不合乎其意願的，都視作不明確，根源還是在其思維上的教條化，和態度的傲慢。但是，盧大使卻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而陷入其話語陷阱，思路跟着他們走了，從而陷入被動。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盧大使沒有吃透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獨立自主”。

晚清時，中國學者視西方為蠻夷，並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他們是正確的，西方只是技術上暫時領先，而文化上卻是未開化的蠻夷。他們缺失義理，在思維上是教條的，且唯利是圖。

在技術和經濟領先於中國時，西方的文化上的蠻夷屬性被掩蓋，隨着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這個掩蓋也就是消失了，蠻夷屬性也就充分顯露。

所以在文化上西方無法做到與中國的平等，這絕對不是歧視，因為蠻夷屬性就包括思維的未開化，還做不到真正的理性思考，無法全局性把握複雜問題，而充滿教條和迷信和偏執。這就是上文所説的病態。現代的中國和古代的中國一樣，實際上依然肩負着教化西方蠻夷的責任。

從思維水平上來説，美西方還是一個並未充分發育的小孩子，中國對他們的講話和做事，就不應該是和盤托出的，而是要哄着，同時手裏還要有個教鞭，恩威並施地教化他們成長。

這也給我們的外交官提出更高的要求。實際上外交官已經處於中西文化衝入的第一線，這不僅要求他們需要對中國的政策有精準地把握，還要對中西文化有精深地理解。這對他們確是一個非常非常高的要求和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