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我是盧沙野就這麼回答_風聞
甲骨书院-以义理逻辑看世界,公众号同名04-26 13:34

盧沙野大使的話説錯了嗎?一點也沒有,但是並非在所有的場合都要講正確的實話。譬如對於病人來説,醫生就不應該將其病情和盤托出,甚至需要適當的善意謊言。現代的美西方在思維上就處於病態之中,正確的實話也會像刺激病人一樣刺激他們。
不久前刷到一個抖音視頻,在女兒的婚禮上,新娘的父親動情地對新浪説:“如果你不愛她了,就把她還給我,請不要欺負她。”儘管這是飽含父親深情的實話,但這樣場合講出來,顯然是不恰當、不合適的。
儘管盧沙野的話是沒有錯,但是卻沒有充分考慮到歐洲的病態心理,沒有考慮到對病態歐洲的刺激,因此造成前蘇聯國家的集體抵制。這對中國發展全球統一戰線,全力抵抗美國的大局是不利的。
歐洲陷入奴性和病態之中,是個基本事實,我們必須從這個事實出發,以最有利於中國的方式去講話和做事,而不能無視、否定和抱怨這個事實。
所以,儘管我認為盧大使沒有錯,但更支持官方的表態和做法。
中國駐法國大使館聲明説,“盧沙野大使關於烏克蘭問題的表態不是政策宣示,而是在電視辯論中的個人觀點表達,各方不應過度解讀。中國在有關問題上的立場沒有變化。”同時刪去了有關此次專訪的信息。
這篇專訪在網上已經很難找到了,但是我還是設法搞了一份,仔細閲讀之後,在對法國記者的傲慢和刁難感到憤怒之後,還是感覺有更好的回答。感覺盧大使已經有點被激怒了,這影響了他的判斷和回答。
當然,現在説假如我是盧大使該怎麼回答,是有點馬後炮的,有點紙上談兵的。但是,總結經驗還是有必要的:我們必須學會如何與處於病態之中的美西方建設性地打交道。
最刺激歐洲的是盧大使的烏克蘭,甚至所有的前蘇聯盟國的主權未定論。而在這個問題的前面,法國記者實際上是做了一個鋪墊的,或者説設了一個局,顯然盧大使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
記者的提問是:“請明確一下你們的立場,因為它似乎飄忽不定。首先,在您看來,克里米亞到底屬不屬於烏克蘭?”。
這實際上是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這位記者抱怨甚至指責中國的立場“飄忽不定”。第二個問題才是“克里米亞到底屬不屬於烏克蘭”。
但是遺憾的是,盧大使卻沒有意識到第一個問題的存在,而是接受了它,從而陷入圈套,導致急於證明中國的立場不是飄忽不定的,然後就去去明確回答和解釋烏克蘭的主權問題,不僅説克里米亞主權未定,甚至説前蘇聯所有國家的主權在國際法上都是無效的。
這不僅刺激了這些國家的神經,也沒有準確表達出中國的獨立立場,和尊重國家主權的一般原則。以致於中國駐法使館不得不出面澄清:“中方尊重各國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蘇聯解體後,中國是最早同有關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國家之一。……。中國尊重蘇聯解體後各加盟共和國主權國家地位。”
實際上,此時回答的重點應該放在第一個問題上,即對“飄忽不定”進行否定和解釋,而對第二個問題,即烏克蘭的主權問題則應該予以迴避和繞開。
當法國記者説中國的立場“飄忽不定”時,實際上已經涉及到對中國立場輕蔑和挑釁,而這又建立在無知和傲慢的基礎之上。
中國已經N次表達,在烏克蘭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以事實本身的曲直做出獨立的判斷,堅持和平的立場,並勸和促談。並在不久前發佈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立場文件。
在這種情況下,這位法國記者還説中國立場“飄忽不定”,就是他自身的問題。第一,他缺乏對中國立場足夠的瞭解和理解,更重要的是,因為中國立場不符合他的胃口,而拒絕進行了解。
至於“克里米亞到底屬不屬於烏克蘭”,這個問題要立足於現實。現實的問題在於,它已經被俄羅斯佔領,烏克蘭要想拿回,那就必須戰勝俄羅斯。
所以這就涉及到眼下的俄烏戰爭的問題,涉及到是要和平還是要戰爭的問題。歐洲已經為支持這場戰爭已經付出了沉重代價,那麼如果繼續支持,代價將會更高,那歐洲能夠承受得起嗎?或者説,歐洲願意為此付出多大代價。
中國之所以要強調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做出判斷,根源就在於,俄烏戰爭的產生是有複雜的歷史原因的。一方面,烏克蘭的主權固然要尊重,另一方面,俄羅斯的安全也要尊重。在兩者間存在密切的文化和歷史聯繫下,烏克蘭和美國和北約勾結,而侵害俄羅斯的安全,也實屬不妥。
既然問題是複雜的問題,就不是在某一點上進行明確能夠解決的。在主權原則上烏克蘭的確佔理,但在其他方面是不佔理的,抓住自己佔理的一點,而無視自己失理的其餘,無益於問題的解決。
同時,歐洲要求中國明確,實際上也是合乎其意願的明確。凡是不合乎其意願的,都視作不明確,根源還是在其思維上的教條化,和態度的傲慢。但是,盧大使卻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一點,而陷入其話語陷阱,思路跟着他們走了,從而陷入被動。
從這個意義上來説,盧大使沒有吃透中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獨立自主”。
晚清時,中國學者視西方為蠻夷,並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他們是正確的,西方只是技術上暫時領先,而文化上卻是未開化的蠻夷。他們缺失義理,在思維上是教條的,且唯利是圖。
在技術和經濟領先於中國時,西方的文化上的蠻夷屬性被掩蓋,隨着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這個掩蓋也就是消失了,蠻夷屬性也就充分顯露。
所以在文化上西方無法做到與中國的平等,這絕對不是歧視,因為蠻夷屬性就包括思維的未開化,還做不到真正的理性思考,無法全局性把握複雜問題,而充滿教條和迷信和偏執。這就是上文所説的病態。現代的中國和古代的中國一樣,實際上依然肩負着教化西方蠻夷的責任。
從思維水平上來説,美西方還是一個並未充分發育的小孩子,中國對他們的講話和做事,就不應該是和盤托出的,而是要哄着,同時手裏還要有個教鞭,恩威並施地教化他們成長。
這也給我們的外交官提出更高的要求。實際上外交官已經處於中西文化衝入的第一線,這不僅要求他們需要對中國的政策有精準地把握,還要對中西文化有精深地理解。這對他們確是一個非常非常高的要求和考驗。